於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大病給了我一個絕好的機會來考驗自己是否遵守這些原則。有一天晚上，我完全絕望了，感到自己已走到了死神的門前，就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也朋夫人。她立即趕到學院，瓦拉白和康努加醫生也來了，醫生摸了一下脈搏說：「你的脈象很好，我認為不會有危險。這是由身體極度衰弱而引起的一種神經衰弱症。」但是我還是不相信他的話，那一夜沒有睡著。
天亮了，死神並沒有光顧，可我依然覺得死期將近，於是只要我神智清醒，就讓學院的好友給我念《薄伽梵歌》。我已無力閱讀了，也不願意開口講話，稍一講話，腦子就緊張起來。我已沒有生存的慾望了，也不願苟活。自己什麼都不能做，還要周圍的朋友和同事們來侍候，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身體慢慢地垮下去，這樣無可奈何地生活著，實在夠痛苦的。
就這樣我躺在床上等死，有一天，塔瓦爾卡醫生帶了一個客人來找我，這位客人是馬哈拉斯特拉人，我一看到他便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別人眼中的怪人。他是來為我治療的。他曾在孟買的格蘭特醫學院上學，畢業了但沒有取得學位，也沒有什麼名氣。後來我才瞭解到他是梵社的會員。他個性獨立而又固執，最擅長用冰來治病，他想要在我身上做實驗。我們都叫他「冰醫生」。他以為自己發現了連某些有資歷的醫生都沒有發現的新東西。可惜的是，他的話並不能使我信服，我相信他的辦法會產生一些效果，可是我認為他的某些結論下得過早了。
不管他的發明怎樣，我願意讓他在我的身上做實驗。他給我全身敷冰，我雖然不敢肯定他的治療會產生他說的那種效果，但我的確有了一種新的希望和新的能量，而且這種心理自然對健康是有益的。我開始有食慾了，每天還可以緩慢地散步5—10分鐘。現在他建議我改善飲食。他說：「我敢保證如果你能吃幾個生雞蛋，你的體力可以恢復得更快。雞蛋和牛奶對你的身體都絕無害處。它們當然不能歸為肉類。而且你是知道的，並非所有雞蛋都有生殖作用，市面上是出售消過毒的雞蛋的。」我是連消過毒的雞蛋也不會吃的。不過健康的好轉已足以使我重新對公眾事務感興趣了。
一百五十三勞萊特法案和我的窘境
朋友們和醫生們都建議我去馬特朗休養，那樣可以更快地恢復健康，於是我便聽從了他們的建議。然而馬特朗的水質很硬，這又給我帶來了新的困擾。我剛害了痢疾，肛門極為敏感，再加上我有肛裂病，所以每次大便時都痛不可當，於是我非常害怕吃東西。在那裡住了不到一周，我就連忙離開了。尚卡拉爾·班克先生認為自己是我的健康監護人，他極力勸我咨詢一下達拉爾醫生，於是我去找了那位醫生。我非常佩服尚卡拉爾當機立斷的能力。
醫生說：「要恢復健康，只有喝牛奶。如果你還願意注射鐵質和砷酸，我可以保證你能夠完全康復。」
「我接受注射，」我答道，「但是我不會喝牛奶，我立誓不喝牛奶。」
「究竟為什麼發這樣的誓？」這位醫生問。
我告訴他整個故事的始末以及我發誓的理由，還有自從我知道母牛被擠盡牛奶的狀況後，就再也不願意喝牛奶了。再加上我始終認為牛奶並非人類的天然食物。所以我發誓再不喝牛奶了。我說這一番話時，嘉斯杜白也站在我床邊聽著。
「那麼喝羊奶總可以吧，」她說道。
醫生也趁機說道：「喝羊奶也可以。」
我讓步了。我熱切希望早日恢復健康，以盡快投入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出於對生存下去的強烈要求，我暫時滿足於遵守誓言的字面含義，而犧牲誓言的精神。我發誓時，說的雖然只是牛奶，但是其實際的含義應該包括所有動物的奶水。更何況既然我認為奶類並非人類天然的食物，就不應該再飲用任何奶水。我明白這些道理，但我還是答應喝羊奶了。生存的慾望戰勝了對真理的虔誠，而一個信奉真理的人居然為了組織非暴力不合作的運動，而違背了他神聖的理想。至今我依然對此念念不忘，心中充滿了懊悔，我一直想不再喝羊奶了，然而始終無法擺脫那種不可思議的誘惑，以及那種為人民服務的強烈願望。
我很看重飲食方面的實驗，並把它當成非暴力主義的一部分。這些實驗讓我覺得精神舒暢，非常快樂。然而喝羊奶這件事一直讓我無法釋懷，倒不是因為這違背了不殺生的信仰，主要是從真理的角度看這樣做是違反誓言的。對真理的理想與對「非暴力」的理想相比，我更瞭解前者，而且經驗告訴我，如果放鬆了對真理的理想，就永遠解決不了「非暴力」的問題，而真理的理想要求人們既遵守誓言的字面意思，也遵守其精神內涵。
就現在這件事而言，我只遵守其外表形式，卻沒有遵守其精神內涵，也就是誓言的靈魂，這就是我苦惱的真正原因。儘管我心裡非常明白，卻沒有好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也許是我還沒有勇氣採取斷然拒絕的措施。歸根結底這二者是一回事，懷疑就是缺乏信仰或信仰脆弱的結果。所以我日夜禱告：「神啊，請賜我信仰吧！」
喝羊奶後不久，達拉爾醫生便為我做了肛裂手術，手術很成功。當我逐漸恢復健康時，想活下去的慾望更強烈了，尤其是因為此時神靈已給我安排了很多工作去做。
養病期間，我偶然在報紙上讀到勞萊特委員會[該委員會的任務是對付正在孟買展開的風起雲湧的革命運動，報告書中建議對群眾採取嚴厲手段，「犯人」不經審判即可抓進監獄。
]剛發表的報告書。報告書的內容讓我深感震驚。尚卡拉爾·班克和烏瑪爾·蘇巴尼（現已故）都建議我要在這個問題上迅速採取一些行動。大約一個月後，我去阿赫梅達巴把我的憂慮告訴瓦拉白，他幾乎天天都來探望我。我對他說：「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可是在目前這種情形下我們能做什麼呢？」他問道。我又說：「如果我們可以聯名抗議，哪怕人數不多，如果他們不顧我們的反對就把議案變成法律，那我們就馬上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如果我沒有生病的話，一定會全力鬥爭的，也會號召其他人起來鬥爭的。但現在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實在堪憂，擔當不起這項任務。」
這次談話過後，我們決定召集少數幾個同我關係密切的人舉行會議。我認為勞萊特委員會的建議缺乏現實的依據，報告書裡所列舉的少數證據不足以讓人信服，而且每個有自尊心的人是絕不會接受這樣的建議的。
會議在非暴力不合作學院裡舉行了，參加這個會議的不足二十人。我還記得除瓦拉白外，還有沙瑞珍尼·奈都夫人、洪尼曼先生、烏瑪爾·蘇巴尼先生、尚卡拉爾·班克先生和安娜舒也朋夫人。在這次會議上我們起草了非暴力不合作宣言，而且我記得所有與會者都簽名了。當時我還沒有擔任什麼刊物的主編，不過我常常通過報刊來發表我的看法。這一次也不例外。班克對這次鬥爭非常熱心，我也是第一次發現他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工作很踏實。
我認為要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種新的鬥爭形式，依靠現有的組織是不可能的，我建議另外成立了一個非暴力不合作大會。由於它的主要會員都在孟買，因此也就把總部設在孟買。有不少會員已經在誓約大會上簽了名，我們還印發了傳單，到處召開群眾大會，一切組織都像凱達運動那樣有條不紊。
我當選非暴力不合作大會的主席。不久後我便發現自己與很多會員之間似乎有很大的分歧。我堅持用古遮拉特文在大會上發言，此外我提出的其他工作方法有些看起來很特別，使他們覺得不可思議，也很是為難。不過說句公道話，大多數人很寬容地遷就著我的個性。
雖然新活動在開始時紅紅火火的，運動發展得也很迅速。但我從一開始就能看出這個大會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因為有一部分會員很不喜歡我所強調的真理與「非暴力」。
一百五十四奇觀
一方面反對勞萊特報告書的人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政府將這個建議變為法案的決心日益堅定，於是勞萊特法案公佈了。我此生只參加過一回立法議會，就是為了討論這個法案。薩斯特立吉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鄭重警告政府不要逆民意而行。總督似乎在聚精會神地聽著薩斯特立吉的滔滔雄辯。他的話是那麼實際而又充滿感情，我以為那一刻總督也會深為所動。
然而只有當一個人真正熟睡時，你才能喚醒他；如果他只是假裝睡著了，無論你怎麼叫也是不會有結果的。當時政府就是在假睡，它打定主意要立法，開立法議會聽取代表的意見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所以無論薩斯特立吉的演講有多麼好，政府根本是充耳不聞的。
在此種情況下，我的話沒有什麼份量。我曾誠懇地請求總督不要將其立法，我曾給他寫過許多私人的和公開的信，明確告訴他，如果政府還是一意孤行的話，我們會採取非暴力不合作行為。然而這一切都無補於事。
那時法案還沒有登在政府的公報上成為正式的法律。我的身體也還是很衰弱，但是當我接到來自馬德拉斯的邀請時，便決心冒險做一次長途旅行。當時我無力在大會上高聲講話。時至今日，我還不可以在大會上站著發言，如果要長時間站著發言的話，我就會全身發抖，脈搏異常。
我能夠適應在南方的生活，多虧我當年曾在南非工作過，泰米爾人和德魯古人對我有某種特殊的好感，而善良的南方人民也從未令我失望過。這個請帖是由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現已故）發出的。後來我在赴馬德拉斯途中得知，出主意邀請我的是拉賈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督，他與尼赫魯、普拉薩德、瓦拉白被稱為甘地的四大金剛。
]。這可以算是我們初次相識，無論如何我們要親自面談，好好瞭解一下彼此。
拉賈戈巴拉查理離開沙列姆到馬德拉斯來當律師沒有多長時間，他是被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等一干朋友再三邀請來的，也為了便於積極參加公眾生活。我們在馬德拉斯就和拉賈戈巴拉查理一起住。我原以為我們住的房子是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的，所以艾揚伽先生是主人。我們一起住了兩三天之後，幸而摩訶德弗·德賽糾正了我的想法，我才發現原來拉賈戈巴拉查理才是主人。摩訶德弗很快便和拉賈戈巴拉查理混得很熟，而因為拉賈戈巴拉查理是一個羞澀的人，一直不大出面，所以才讓我們產生了誤會。摩訶德弗提醒我：「你應當好好培養這個人。」
我覺得摩訶德弗的話有道理。於是我每天都去找拉賈戈巴拉查理，我們一起討論有關鬥爭的計劃，但除了舉行公眾集會之外，我想不出別的什麼辦法。如果勞萊特法案最終被議會通過而成為法律，我也不知道該如何採取非暴力不合作行動來加以反對。如果要不服從它，總得政府先給大家一個不服從的機會。如果壓根就沒有這種機會，我們能否文明地不服從其他的現有法律呢？如果可以，那界限又在哪裡？這樣的一大堆類似的問題便是我們討論的主題。
喀斯圖立·蘭格·艾揚伽先生召集了部分領導人參加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威加也羅卡瓦恰立先生。他建議我起草一份明確的、科學的關於非暴力不合作主義的說明，甚至要把詳細的細節一併寫上。我認為以我的能力是難以勝任這項任務的，就毫不保留地向他坦誠了這一點。當我們還在這樣躊躇不決地商討對策時，便得到了勞萊特法案已公佈為法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依然苦苦地思索著這件事，想著想著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我便醒了，就早起了一會兒。那時我還介於沉睡和清醒之間的朦朧狀態，忽然迷迷糊糊地想到一個主意，簡直像做夢似的。然後我便急急忙忙地把我的想法告訴了拉賈戈巴拉查理。
「昨晚我夢到一個主意，我們可以號召全國舉行罷工運動。非暴力不合作是一種自我淨化的過程，而我們的鬥爭又是一場神聖的鬥爭，所以在開始鬥爭之前，我們需要一個自我淨化的行動。我們可以號召全體印度人民在那天停止工作，並把那天作為絕食和祈禱的日子。穆斯林絕食不能超過一天，所以我們絕食的時間也不超過一天。我不敢保證各省都會響應我們的這個號召，不過我認為孟買、馬德拉斯、比哈爾和信德是可以保證的。所以即使只有這幾個省份實行了，我們也應當滿意了。」
拉賈戈巴拉查理當即認可了我的意見。其他的朋友也無不表示贊同。於是我便起草了一份簡短的倡議書，最初我們把總罷工的日期定在1919年3月30日，後來又改為4月6日，因此人民只得到了這份緊急通知。由於必須馬上採取這個行動，所以不可能寫一份很長的緊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