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我去勒克瑙出席國民大會黨的大會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說：「請到三巴朗看看吧，律師先生會把我們的不幸告訴你的。」所謂「律師先生」就是布拉吉索爾·普拉薩德巴布，後來他成為我在三巴朗的一名可敬的同事。現在他是比哈爾公眾工作的靈魂人物。拉茲庫瑪·蘇克拉把他帶到我的帳篷，當時布拉吉索爾巴布穿著黑絨衣服和褲子，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還以為他就是一個欺詐老實農民的律師呢。聽他談了一些關於三巴朗的情況以後，便習慣性地回答道：「在我還沒有親眼看到三巴朗的情況前，不能發表任何意見。請你先到大會上提出議案，現在請讓我離開。」拉茲庫瑪·蘇克拉當然想要得到國民大會黨的支持。布拉吉索爾·普拉薩德巴布果然在大會上提出了對他們表示同情的議案，獲得了全體一致通過。
拉茲庫瑪·蘇克拉對這個結果很高興，但是並沒有很滿意。他希望我親自去三巴朗看看那裡的農民們的困苦處境。我答覆他，我會去三巴朗住上一兩天的。「一天就夠，」他說，「你會親眼看到那裡的情況。」
我從勒克瑙去康埔。拉茲庫瑪·蘇克拉還在跟著我。「這裡離三巴朗很近了，請你去那裡住一天吧。」他堅決請我過去。我對他說：「非常抱歉，請原諒我這次真的不行。我答應你我一定會去。」我再次對他許諾。
我回到學院了，拉茲庫瑪也跟到那裡。他懇求我：「現在請定下去三巴朗的日子吧。」我說：「好吧。某天我會去加爾各答，你就到那裡去找我吧。我跟你去三巴朗。」其實那時我不也知道要到什麼地方、要幹什麼。
我還沒到加爾各答的布本巴布的家，拉茲庫瑪就已經在那裡等我了。這個率直、無知但很堅決的農民朋友就這樣征服了我。
1917年初，我們離開了加爾各答去三巴朗。我們看起來非常無知，連坐什麼火車去都不知道。他把我帶上車，和我坐在一起，一大早我們就到了巴特拿。
我是第一次到巴特拿，這裡沒有朋友或熟人可以投宿，我原以為拉茲庫瑪·蘇克拉這位老實的農民在巴特拿總該有點兒影響，其實不是的，一路上我跟他聊天，發現他什麼都不懂。他太天真了，以為那些律師朋友們是真的想幫助他，其實他們只是在利用他。可憐的拉茲庫瑪倒像是律師們的奴僕，在農民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之間，有著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拉茲庫瑪·蘇克拉帶我去了拉金德拉巴布（RajendraPrasad）[即印度共和國第一任總統拉金德拉·普拉薩德。
]的家。拉金德拉巴布好像是去普裡或別的什麼他方了，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他到底是去哪兒了。當時他家裡有一兩個用人，對我們不理不睬的。我身上只帶了一點吃的東西。我想吃點棗，隨行的人便到集市上去幫我買來了。
比哈爾的不可接觸制度非常嚴格。當用人們正在井邊打水時，我不能去那裡汲水，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屬於哪個種姓，怕我桶裡流出來的水會玷污他們的水。拉茲庫瑪帶我去屋裡上廁所，用人立刻把我帶去屋外的廁所。我並不感到驚奇或憤怒，因為早就習以為常了。用人這麼做是在行使他們的職責，或許我們想這正是他們的主人拉金德拉巴布希望他們做的。
如此待客之道使我更加敬重拉茲庫瑪·蘇克拉的為人，同時也讓我更加瞭解他的單純和本分。我明白拉茲庫瑪·蘇克拉已不能再指引我了，要由我自己掌舵了。
一百三十七文雅的比哈爾人
我在倫敦時就認識大毛拉·馬志魯爾·哈克先生，當時他正在那裡學習法律，再見到他時，已是在1915年孟買的國民大會黨大會上——他是那一年的穆斯林聯盟的主席，再見面後我們都覺得很高興，他說下一次再到巴特拿時一定要來他家做客。我想起了他的邀請，就給他寫了一個條子，並把我此行的目也告訴他。他很快就坐著他的汽車來接我，請我去他家。我向他致謝，並請他告訴我該乘哪一班火車才能最快到達我的目的地，因為像我這個生客，火車時刻表對我並沒有用處。他同拉茲庫瑪·蘇克拉談了一會兒，建議我先去穆扎伐埔，當晚他還把我送到了車站。
克裡巴蘭尼校長那時正在穆扎伐埔，而自從訪問過海德拉巴後，我就常聽人提起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對我講過他的犧牲精神，他的簡樸生活以及他資助蔡特朗博士辦學院等事情。克裡巴蘭尼曾是穆扎伐埔公立學院的教授，而我到那裡時，他剛剛辭職。我給他發了一個電報，通知他我要去那兒，儘管火車是在半夜抵達的，他還帶了一大群學生到車站接我。他自己沒有住處，寄居在馬爾康尼教授家，所以是馬爾康尼先生招待了我。一個公立的大學教授收留像我這樣的人，這在當時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克裡巴蘭尼教授將比哈爾的一片絕望景象，特別把狄哈專區的惡劣情形都說給我聽，並且給我指出此行可能遭遇的困難，他與比哈爾人已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聯繫，還把我這次到比哈爾來的目的也告訴了他們。
第二天早上，有一小群律師來找我。其中就有蘭納密·普拉薩德先生，他的熱情特別令我感動。
「如果你繼續住在馬爾康尼教授家中」，他說，「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任務。你得搬過來與我們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這一帶有名的律師。我是代表他來請你搬到他家去住。我承認我們都有些害怕政府，不敢公然與之對抗，但我們會盡力幫助你的。拉茲庫瑪·蘇克拉說的大多是真實的。今天我們的領導者不在這兒，不過我已經分別給布拉吉索爾·普拉薩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巴布兩人發了電報。他們會盡快趕回來，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把你需要知道的全都告訴你，能給你帶來很大的幫助。請搬到伽耶巴布那裡住吧。」
盛情難卻，可是我有些擔心這會令伽耶巴布為難。然而他讓我放寬心，於是我便搬過去和他一起住了。他和他的家人都熱情待我。
布拉吉索爾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分別從達爾班格和普裡回來了。布拉吉索爾巴布早已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見過的他了。這一次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謙遜、簡樸、善良並擁有非凡的信仰，而這些全都是比哈爾人的特徵，比哈爾的律師也都非常尊敬他，我感到又驚又喜。
不久後我便與這幫朋友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布拉吉索爾巴布原原本本地告訴了我這件事情的本末。他常受理貧苦佃農的案子。當然他也是收費的，我在那兒時剛好遇上了兩宗這樣的案子。他一打贏窮人的官司，便會自慰於替窮人做了好事。律師們覺得如果自己不收費，就沒有辦法生活，也就無法給窮人提供有效的幫助了。但是三巴朗縣的律師收取的費用與孟加拉省以及比哈爾省的律師的收費標準比較起來，差異實在很大。
「我們會花10000盧比請某位大律師。」有人告訴我，隨便打一場官司的收費很少低於四位數字。
朋友們耐心地聽取了我和藹的譴責，也沒有誤解我的意思。
「研究完這些案子後，」我說，「我的結論是，我們不能告上法庭。去法庭沒什麼好處，農民們既然受到這樣的欺壓，又是如此畏懼政府，上法庭對他們沒有作用。要想真正解救他們，就得消除他們的恐懼。除非我們廢除比哈爾的『3卡塔』制，否則就幫不了農民們。我原以為在這兒待兩天就差不多了，現在看來可能需要兩年的時間才能做成這件事。現在我覺得心有底了，但需要你們的協助。」
我發現布拉吉索爾巴布頭腦非常冷靜。他泰然地說道：「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但是請你先告訴我們，你需要我們提供什麼幫助。」
於是我們坐下來一直討論到深夜。
「我不太需要你們的法律知識。」我說道，「我需要你們做一些文書工作和翻譯工作。可能我們還會有牢獄之苦，要不要做由你們自己決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你們都要負責文書這樣的工作，放棄你們律師的職業，這一項就已經不算是小事了。另外，我聽不懂本地的印地方言，而且凱達語和烏爾都文寫成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需要你們幫忙翻譯，然而我付不起薪水給你們，做這一切全憑愛和服務的精神。」
布拉吉索爾巴布馬上明白了我話中的意思，他現在輪流問我和他的同伴一些問題。他要弄清楚我想做什麼——他們的服務期限，需要多少人，是不是可以輪流工作等。隨後他又問在座的同伴們究竟能做出多大的犧牲。
最後他們給了我這樣的保證：「我們會全力以赴。有一部分人任你差遣。至於準備坐牢，對我們而言那是一件新鮮的事，我們願意努力照你說的做。」
一百三十八面對著「非暴力」
為調查三巴朗農民的生存狀況，以掌握他們對靛青種植園主的不滿程度，我需要拜訪成千上萬的農民。不過我覺得，在進行調查以前，有必要先瞭解種植園主的情況，並見一見當地官員。我聯繫了這兩方，他們也都給了我答覆。
種植園主聯合會的秘書坦言相告，他說種植園主和佃農之間的糾紛與我無關，如果我堅持要插手這件事的話，盡可以將意見寫成書面材料提交給政府。我客氣地回答他，我並不覺得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農們想要我來管這件事，我當然有權瞭解事實的真相。
我又去拜會地方官員，可是他卻恐嚇我，讓我立即離開狄哈特區。我把這些情況都告訴我的同事，並跟他們說政府極有可能阻撓我的下一步活動，也許我會在預料的日子到來前就被捕，我告訴他們，最可能在莫提哈里、貝提亞被捕。因此我要盡早趕到那些地方去瞭解情況。
三巴朗是狄哈專區的一個縣，莫提哈里是它的縣城。拉茲庫瑪·蘇克拉的家就在貝提亞附近，而那裡的「料提人」是整個三巴朗縣最窮苦的一群佃農，拉茲庫瑪·蘇克拉要我去那兒看看他們，我也正想去看看。
於是當日我就和同事們動身去莫提哈里。我們得到戈拉克·普拉薩德巴布的招待，他的家都要變成旅館了，房子幾乎裝不下我們了。就是在那一天，我們聽說離莫提哈里5英里的地方有一位佃農受到了虐待，於是我們決定第二天一早在達郎尼塔·普拉薩德巴布的陪同下去看看他，第二天我們就騎著象去了那裡。順便說一句，在三巴朗騎象就像在古遮拉特坐牛車那樣平常。還沒走到半路，警察局派來的人就趕上來對我們說，警察局長問候我們。我當然懂得他的用意。於是就讓達朗尼塔巴布先走，我則坐上了警察局雇來的車子。後來他通知我離開三巴朗，並把我送到住處。警員要我寫張收條，以證明我已收到離境的通知，我在收條上寫下：在完成我的調查前，我不會離開三巴朗。於是我便接到法院的傳票，讓我第二天去受審，因為我違反了限期離開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眠，忙著寫信，並給布拉吉索爾·普拉薩德巴布一些必要的指示，以防萬一。
我將受審的消息傳遍了整個地區。據說莫提哈里從未出現過那種場面，戈拉克巴布家中和法庭都擠滿了人。幸虧我在前一天夜裡忙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才能應付這麼多人。我的同事們一直忙著幫我維持秩序，因為我走到哪裡，人群便跟向哪裡。
那些官員——稅務官、縣長、警察局長與我產生了一種友情。從法律的角度上，我可以拒絕接受通知上的要求。然而事實上我完全接受了，而且非常尊重那些官員。他們現在才明白，我並沒有冒犯他們的意思，只是文明地抵抗他們的命令而已。因此他們就放心了，不但不為難我，反而幫助我們維持秩序。然而這充分地證明了：他們的權威已經被動搖了。在那一刻，人們暫時忘卻了對刑罰的恐懼，而折服於他們的新朋友的愛的力量。
讀者朋友們應當記得我曾說過三巴朗沒有人認識我。這裡的農民不太關心外界的事。三巴朗離恆河北岸很遠，正好在喜馬拉雅山腳，靠近尼泊爾，與印度的其他地區是隔絕的。在那些地方沒有人知道國民大會黨。即便他們聽說過國民大會黨的名字，也不敢參加，有的人甚至連名字都不敢提。然而現在國民大會黨及其黨員卻來到這裡了，雖然不是以國民大會黨的名義出現的，但卻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
我與同事們商量後決定不以國民大會黨的名義做這項工作。我們需要的是做事而不是名利，重要的是實質而不是形式。因為大會黨是政府及種植園主不喜歡的名字，他們認為它不過是一個代名詞，代表著律師們互相爭吵的地方，它是律師們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來破壞法律的工具，代表了炸彈和無政府主義，代表了外交辭令與訛詐。我們必須想辦法消除他們這種偏見。於是我們決定不提大會黨的名字，也不讓農民知道有這個組織，只要他們能夠瞭解並遵循大會黨的精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