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還不知道柯列卡為什麼被人稱為「卡卡薩希布」，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我在英國一個很好的朋友——現在在巴洛達邦創辦甘伽納斯學院的柯沙福勞·德希潘特先生為教師們起的類似家庭成員的名字，這樣就給他的學院營造了一種家庭氣氛。由於柯列卡先生曾在那裡教過書，所以叫做「卡卡」（伯伯的意思），而伐德克叫做「摩摩」（舅舅的意思），哈利哈爾·夏瑪則得到「安納」（兄弟的意思）的稱呼，其他人也得到類似的稱呼。卡卡的朋友阿南德（史華密）、摩摩的朋友巴特華曇（阿巴）都先後加入了這個大家庭，成為了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則被稱為「薩希布」（也是兄弟的意思）。學院解散以後，這個家也解散了，但是大家在精神上的聯繫並未斷絕，他們的別名也一直未改變。
卡卡薩希布繼續到各個院校任職，我到聖提尼克坦時，正巧他也在那裡。金達曼·薩斯特原本同他在同一學院，現在也在那裡教書。他們兩人共同講授梵文。
鳳凰村的村民們散居在聖提尼克坦城中。他們的領導者是摩干拉爾·甘地，負責督促大家嚴守在鳳凰村學院時的所有規矩。由於他的仁愛、博學和耐心，使他在聖提尼克坦受到人們的擁護。
那裡還有安德祿和皮爾遜。孟加拉老師中和我們關係較好的有賈格蘭南德巴布、尼帕爾巴布、薩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納根巴布、沙羅巴布和卡立巴布。
很快我便和那兒的師生相處融洽，並開始引導他們展開對自力更生的討論。我向老師們提出，如果他們和學生都自己做飯，而不是僱用廚師，他們就能夠根據學生身體狀況和道德狀況來安排飲食，這就給學生提供了一個自力更生的條件。有一兩個老師搖頭反對，大部分人是極力贊同的。也許是出於好奇，學生都非常歡迎這個建議。於是我們便開始進行這項實驗了。我想聽一聽詩人的意見，他說只要老師們贊成，他不會反對。他還對學生們說：「這個實驗裡有自治的鑰匙。」
皮爾遜以極大的熱情來進行這次實驗，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我們安排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納根巴布和幾個人負責廚房及其周邊環境的衛生。看著他們拿起鋤頭去工作，我真的很高興。
然而要指望這一百二十五名學生還有他們的老師每天都興高采烈地進行這種體力勞動，未免是奢求。幾乎天天都有新的問題出現。有的人早已露出倦意，然而皮爾遜卻不知疲倦，我們常看見他笑容滿面地忙碌於廚房內外。他總是搶著幹活，包攬洗滌較大個的餐具的任務。有一些學生為自願洗滌餐具的學生們彈著「希達」（Sitar）[印度的一種絃樂器。
]，讓他們忘卻疲勞。大家都快樂地去做這件事，聖提尼克坦一片繁忙景象。
這樣的變化一旦開始，就會有連鎖反應。鳳凰村的人不單自己做飯，他們的飯菜也越來越簡單，不僅省了作料，而且飯，豆湯，青菜甚至連麵粉一起也放在同一個蒸籠裡蒸。聖提尼克坦的學生們也要進行類似的實驗來改變孟加拉的廚房。其中一兩個老師和幾個學生開始負責展開這項改革。
然而這次實驗沒過多久便中斷了。在這所著名的學術機構裡進行的這種短期的實驗並沒有什麼壞處，老師們可以從中吸取很多有益的經驗。
我原本打算聖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日子，孰知世事難料。在那兒還不到一周，我便接到浦那發來的電報，戈克利過世了。聖提尼克坦頓時陷入悲痛之中。所有人都來向我表示哀悼之情。他們在學院的神廟裡還舉行了一次特別莊嚴的集會來哀悼我們國家的這一無可挽回的損失。
即日，我便帶著妻子和摩干拉爾·甘地趕赴浦那，其他人依舊留在聖提尼克坦。安德祿把我們送到巴德灣。他問我：「印度也可以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嗎？如果可以，你覺得應該什麼時候開始呢？」
「這很難說，」我答道，「至少一年之內是不可能的。戈克利曾讓我遊遍全印度，多聽多看，在這個觀察期間不要對任何公眾問題發表意見。即使一年過去了，我也不急於對現實發表看法。因此我想大概在五年之內不會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發生。」
我還記得戈克利常常會取笑我關於印度自治的想法，他說：「等你印度呆上一年以後，會改變看法的。」
一百二十九三等車乘客的悲哀
在巴德灣時，我們親歷了一個三等車乘客買車票有多難。「三等車票沒開始賣呢，」售票員是這麼對我們說的。我去找站長，有位好心人告訴我站長在哪裡，我便找到站長向他傾訴了我們的難處。但他做了同樣的答覆。我們只好繼續等待。後來賣票的窗口一打開，我便衝過去買票。然而身強體壯的人都跑在前面，每個買票的人都拚命往前擠，根本不管旁邊的人。所以我差不多是最後一個買到車票的人了。
火車進站了，上車又是一個麻煩。已經上了車的人和沒有擠上車的人對罵起來，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互不相讓。我們穿梭於各個站台上，可是到處都是同樣的回答，這裡沒有位子了。我去找警衛人員想辦法，他卻說：「如果你擠得上去，就趕緊擠上去，不然就等下一班車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請幫幫忙吧。」我恭恭敬敬地對他說。可是他沒理我。我實在是急壞了，就叫摩干拉爾隨便找了個地方擠上去，我帶著妻子走上了二等車的車廂。警衛看到我們上了車，到了阿三索爾車站，他便過來非要我們補票。我很生氣地對他說：「你的責任就是給我們找個位子。我們在三等車上找不到位子，所以才坐在這裡。如果你能在三等車廂給我們找到位子，我們當然樂意坐在那裡。」
「別多嘴，」他說，「我沒工夫給你找位子。要麼補票，要麼下車。」
我得盡快趕到浦那，就沒有同他爭論，而是補了兩張票，然而我對受到這種不公平的待遇感到很氣憤。
第二天早上，火車抵達莫加爾沙萊。摩干拉爾設法在三等車廂為我們找到了一個坐位。我將事實告知查票員，請他開一個證明，證明我在莫加爾沙萊就搬到三等車廂了，然而他卻不肯給我開證明。我找到列車長要求得到補償，但卻得到這樣的回答：「按規矩，沒有證件是不能退票的，但我們可以例外對你。不過，我們不會退給你從巴德灣到莫加爾沙萊的補票費。」
如果把我此後乘坐三等火車的經驗全都寫下來，很容易就能寫一本書。但是我只能順便在這幾章裡提一提。後來由於身體的原因，我不得不放棄乘坐三等車，這是畢生的遺憾。
無疑，鐵路當局的高壓手段造成了三等車乘客的悲哀。可是這與乘客自己的粗魯、骯髒、自私還有無知也是有關係的。可惜的是，他們意識不到自己的缺點，還以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自然。他們的這種無知是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對他們的漠不關心造成的。
火車到達卡利安時，我們已是疲憊不堪。摩干拉爾和我從車站上的水管裡找到一點水，湊合著洗了澡。我正設法找個地方讓我妻子洗澡時，遇上了印度公僕社的高爾先生。他也是去浦那。他提議讓我的妻子去二等車廂的浴室洗澡。我猶豫著是否該接受他的好意。我知道妻子沒有權利去二等車廂的浴室洗澡，但是最後我還是同意了這種不妥的做法。一個信奉真理的人是不該這麼做的。倒不是我的妻子想要去那裡洗，而是因為我對妻子的偏愛勝過了對真理的尊崇。《奧義書》說：真理的臉隱藏在「瑪亞」的金紗後。
一百三十追求
參加完在浦那舉行的葬禮後，我們自然而然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了討論印度公僕社的未來，以及我是否應當入社的問題上，對我而言，入社的確是很棘手的問題。戈克利在世時，我用不著請求入社，只要按照他的意願去做就行了，我很喜歡這麼做。現在我既然決心投身於波濤洶湧的印度公眾事業中，便需要有一個可靠的舵手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戈克利曾經是這樣的人，在他的庇護之下我也覺得十分安穩，可現在他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了。我想應當請求入社，這樣才能告慰戈克利的在天之靈。因此我就毫不猶豫地、堅決地提出了入社的請求。
當時大多數社員都在浦那，我試圖說服他們，設法排除他們對我的顧慮。但是我能看出來，他們的看法明顯有分歧。一部分人支持我入社，而另一部分人卻竭力反對。我知道這兩派人都很愛護我，但他們似乎更忠於社團的宗旨，不管怎樣，他們的忠心並不亞於愛護我的心意。我們的討論嚴格限於原則問題，並沒有意氣用事。反對派的意見是，我和他們在對重大的問題的看法上有極大的分歧。恐怕我入社以後會改變印度公僕社原來的宗旨。這當然是他們不能忍受的地方。
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問題依然懸而未決。
我回到家後，內心頗為激動。我想，如果獲得多數人投票贊成，我入社就是對的嗎？這個行動是否符合我對戈克利的忠誠呢？很明顯，對於我入社的問題，社員們的意見產生了這麼大的分歧，影響了他們之間的感情，也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所以最好還是我自行撤銷入社的申請，這樣那些反對我入社的人就不會為難了。這才是我忠於印度公僕社和戈克利的行為。我瞬間作出了這個決定，立刻寫信給薩斯特立先生，請他們不必繼續開會，我會撤銷入社的申請。反對派們非常欣賞我的決定。這樣他們就不致陷入兩難，而我們的友誼也更為深厚了。撤銷入社的申請後，我倒覺得自己成了一個真正的社員了。
現在經驗向我證明了選擇不入社是更為恰當的，而當時反對我的人也是有道理的。他們與我確實在很多原則問題上的看法是有嚴重分歧的。但承認這些分歧的存在並不表示我們之間要相互疏遠或會發生什麼矛盾。相反我們仍然情同手足，而我也經常出入於印度公僕社在浦那的分部。
雖然我並不是印度公僕社的正式社員，但是在精神上我是他們的社員。精神上的聯繫比物質上的聯繫更加珍貴。離開了精神的物質關係，就像是沒有了靈魂的軀殼。
一百三十一坎巴廟會
我接著旅行，下一站是去仰光看梅赫達醫生，途中還短暫停留在加爾各答幾天，在那兒我受到了巴布·帕本德羅納斯·巴素先生（現已故）的無微不至的款待。孟加拉人真是熱情好客的典範。那時我還是嚴格地要求自己只吃水果，所以巴素先生為我提供了能在加爾各答找到的所有水果和堅果。主人家裡的女士們整夜不睡為我剝果皮，還想盡辦法按印度方法調製各種新鮮水果，還為我的同伴，還有我的兒子蘭達斯做了很多美食。這種盛情款待令我極為感動，但一想到要麻煩他們全家人來招待我們這兩三個人，就非常過意不去。然而盛情難卻。
我們是搭乘統艙去仰光的。在巴素先生家中受到的太完美的接待使我們非常難為情，與我們在船上遭遇的粗野的非人待遇簡直是天壤之別。我們無法得到一個統艙的乘客應得到的最起碼的安適。浴室實在髒得令人無法忍受，而廁所更是污濁不堪。
我們無法忍受這樣惡劣的條件，我去找大副，但沒有用。如果還能找到什麼東西來填補這幅又髒又臭的圖畫的話，那應該就是旅客們的壞習慣了。他們隨地吐痰，吃剩的食物、煙頭和檳榔葉子都隨便亂丟，到處都是髒兮兮的，鬧哄哄的。他們還總是霸佔地盤，行李比他們自己占的地方還大。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度過了兩天。
一到仰光我就給輪船公司的代理行寫信，把我的親身經歷告訴他。由於這封信以及梅赫達醫生的努力，雖然我們回來還是坐統艙，情況卻好多了。
在仰光，我的水果餐給主人增加了負擔。不過好在我和梅赫達醫生太熟了，就把他的家當做自己的家，控制了一下奢侈的食譜。然而我沒有限制水果的種類，所以我的胃口和眼睛總是情不自禁地超過限度。當時吃飯的時間又沒準。我喜歡在日落前吃晚飯，但往往要到晚上9點鐘左右才能吃上飯。
那一年，也就是1915年，正是舉辦坎巴廟會（Kumbhafair）的年份。這種廟會每隔十二年才會在哈德瓦舉行一次。本來我無意參加這種集會，但是我卻很想去古魯庫見一見摩哈德瑪·姆希朗吉先生。印度公僕社也已派了一大批志願者來坎巴工作，潘迪特·赫立達納斯·昆茲魯是隊長，而德夫醫生則是醫官。他們請我派一批鳳凰村的人來協助他們，所以摩干拉爾·甘地已經比我先到了這裡。我從仰光回來後，便參加坎巴廟會，同他們會合。
加爾各答到哈德瓦的旅程很辛苦。有時車廂沒有燈。從沙哈蘭埔以後，我們就被塞進裝貨物或運牲口的車廂裡。這種車廂沒有頂，頭上是火辣辣的太陽，腳下是滾燙的鐵板，我們快被烤熟了。即便大家都很渴，但是正統的印度教徒還是不肯喝穆斯林教徒的水，只肯喝其他印度教徒的水。但是荒唐的是，還是這些印度教徒，當他們生病時，如果醫生給他們喝酒或牛肉茶，或者是穆斯林或基督教徒給他們水喝時，他們就不像現在這麼猶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