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從鎮子到火車站的那片麥子地上，一場仗打了一天一夜。一邊要毀鐵道，一邊要奪鐵道，鎮上人都弄不太清楚。地裡莊稼收過了，一垛垛的麥秸正好用來打仗。第二天清晨，槍聲停了。不久，人們聽見火車叫，說：奪鐵道那些兵贏了。
小環在家裡悶了一天一夜，悶壞了，端著一碗棒子面粥，筷子上挑了一個鹹蘿蔔悄悄跑出來。麥秸垛看不出什麼變化，寬闊的田地很靜，完全不是剛剛做過戰場的樣子。一大片麻雀落下，啄了一陣落在地裡的麥粒又一大片飛起。打仗的時候麻雀們不知去了哪裡。田野在這時顯得特別大，遠處什麼景物都像是擱置在天地之間。一棵歪脖子槐樹，一個草人，一個半塌的庵棚，都成了地平線上的一個坐標點。小環並不懂得什麼地平線坐標點，她只是站在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陣敬畏神靈的呆木。
東邊天空紅了，亮了，眨眼上來半個太陽。小環看見毛茸茸的地平線上一線金光。突然，她看見一個又一個的屍首，斜臥的、仰面朝天躺著的。戰場原來是這樣。小環再看看一邊的太陽和另一邊還沒撤退的夜晚，這一帶打仗真是個好地方，沖得開、殺得開。
勝利的一方叫做人民解放軍。人民解放軍很愛笑，愛幫人忙，愛串門子。張站長家也來了幫忙和串門的解放軍，你幹什麼活他們都和你搶。人民解放軍帶來許多新詞語：當官的不叫當官的，叫幹部；巡鐵路的也不叫巡鐵路的，叫工人階級；鎮上開酒店的呂老闆也不叫呂老闆了，叫間諜。呂老闆的酒店過去是日本人愛住的地方，進了酒店大門就不讓穿鞋讓穿襪子。
人民解放軍們把間諜們、漢奸們捆走槍斃了。會說日本話的都做賊似的溜牆根走路。人民解放軍們還在鎮上搭了一個個棚，招人民子弟兵、招學生、招工人階級。將來到了鞍山，煉一個月焦炭，或者一個月鋼鐵能得一百來斤白面的錢。報名的年輕人很多，鞍山解放了，軍管了，去的人叫做第一批新中國的工人老大哥。
來串門的解放軍看見正拿著木棍抽打棉被的多鶴，問她在幹什麼。只要天好，多鶴天天把每張炕上的棉被搭到院子裡的繩上抽打。晚上睡覺，張站長舒服得直傻笑，跟二孩媽說：「多鶴又把棉被打腫了。」
多鶴看著他們，眼睛亮閃閃的一看就滿是懵懂。解放軍又問她叫什麼名字。二孩媽在棉被那一面就趕緊幫她回答，叫多鶴。哪個「多」，哪個「鶴」？二孩媽笑瞇瞇地說：同志不是難壞了人嗎？她對字就是睜眼瞎。這時候家裡只有二孩在接待解放軍，小環又把丫頭領到鎮上去了。二孩從伙房提著剛沏的一壺茶出來，告訴解放軍們「多」是多少的多，「鶴」是仙鶴的鶴。解放軍們都說這名字文氣，尤其是在工人階級家。他們對多鶴招招手，叫她一塊兒過來坐坐。多鶴看看解放軍們，又看著二孩，忽然對解放軍們鞠了個躬。
這個躬鞠得解放軍們摸不著頭腦。鎮上也有人給他們鞠躬，不過跟這個完全不一樣。怎麼不一樣，他們也覺得不好琢磨。
一個叫戴指導員的解放軍說：「小姑娘多大了？」
二孩媽說：「虛歲十九……她不大會說話。」
戴指導員轉臉看見二孩正低頭摳著鞋幫上的泥巴，捅捅他：「妹子？」他們和小環熟，知道小環和二孩是兩口子。
「是妹子！」二孩媽說。
多鶴走到一床棉被子另一邊去抽打。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談話，她「辟辟啪啪」抽打的聲音在院子裡的磚牆磚地上直起回音。
「日偽時期這兒的小孩都得上學吧？」戴指導員問二孩道。
「是。」
二孩媽知道他的意思，指指棉被後面說：「他這個妹子是個啞巴！」她說著便咧開嘴直樂。你把她當成說笑話也行。
解放軍們把張站長家當成最可靠的群眾基礎。他們向張站長講解了他是個什麼階級——是個叫做「主人公」的無產階級。所以他們先從張站長家開始瞭解附近村子的情況，誰家通匪，誰家稱霸，誰家在日偽時期得過勢。張站長跟二孩媽和二孩嘀咕，說這不成了嚼老婆舌頭了？他覺得什麼都能沒有，就是不能沒有人緣。對這些村子的老鄉們，得罪一個就得罪一串，祖祖輩輩的，誰和誰都沾親帶故。因此張站長常常躲出去，讓二孩媽和二孩都別多話。
解放軍們這天來是向張家介紹一件叫「土改」的大事。他們告訴張家的人，「土改」已經在東北不少農村開始了。
當天小環從鎮上回來，說你們不嚼老婆舌頭，有人嚼得歡著呢。其實戴指導員來串門之前就聽說了多鶴的事。鎮上早有人把買日本婆的人家舉報給解放軍了。
張站長在晚飯桌上耷拉著臉，一句話沒有。吃得差不多了，他目光凶狠地掃了桌上每一張臉，把一歲多的丫頭也掃進去。
「對誰也不許說丫頭是誰生的。」他說，「打死都不能說。」
「是我生的。」小環嬉皮笑臉，突然湊到吃得一頭大汗、一臉饅頭渣的丫頭面前，「是吧丫頭？」她又對大伙說，「趕明給丫頭也包個小金牙，敢說她跟我不是一個模子裡倒的？」
「小環你有沒有不鬧的時候？」二孩嘴不動地呵斥她。
「買日本小姑娘的不止咱一家啊。」二孩媽說，「附近幾個村不都有人買嗎？出事不都出事嗎？」
「誰說要出事呢？是怕萬一出事唄。他一個政府總有他喜歡的有他膈應的，就是怕這個新政府膈應咱家這樣的事唄。弄個日本婆生孩子，二孩還有他自個兒的婆子，算怎麼回事？」張站長說。
多鶴知道一來一往的話都是在說她，人人事關重大的表情也是因為她。兩年多來她能聽懂不少中國話，不過都是「多鶴把雞喂喂」、「多鶴煤坯干了嗎」之類的話。這種又嚴肅又快速的爭執只抓得住一小半。她正在消化前一個詞，後面一整條句子都錯過去了。
「那當初您幹嗎了？」小環說，「不是您的主意，去買個日本婆回來幹嗎？自打把她買回來，咱家清淨過沒有？不如明天就用口袋把她裝到山上去。把丫頭給我留下。」
「小環咱不胡扯，啊？」二孩媽笑瞇瞇地說。
小環瞪婆婆一眼。婆婆明白她在拿眼睛叫她「笑面虎」——她們吵架的時候媳婦揚開嗓子罵過她。
「我看咱躲開算了。」張站長說。
全家人都不動筷子了，看著他。什麼叫「躲開」？
張站長用手掌把儘是細長皺褶的臉揉搓一把，表示他得醒醒神、提提勁。一般他有什麼重大主意出來，總要這樣揉搓一氣，改頭換面。
「你們搬走。搬鞍山去。我鐵路上有個熟人，能幫你們先湊合住下來。二孩上煉鋼廠煉焦廠一報名，人家准收。二孩上過兩年中學呀！」
「一個家不拆了嗎？」二孩媽說。
「我鐵路上幹了這麼多年，什麼時候都能讓你坐火車不掏錢去看他們。先看看風聲，要是買了日本婆的那些人家都沒事，二孩他們再回來。」
「二孩，出門難，家裡存的老山參、麝香，你們帶去！」二孩媽說。
張站長白她一眼，她這才後悔說漏了嘴。他們的家底對兒子媳婦一直保密。
「我不走。」小環說。她一邊說一邊挪到炕邊，趿上鞋：「我上鞍山幹嗎去呀？有我娘家人嗎？有嫚子、淑珍嗎？」嫚子、淑珍是她閒嘮嗑的女伴，「我可不走。你聽見沒有二孩？」
她穿的黑貢緞皮馬甲緊裹住又長又細的黃鼠狼腰，一扭一擺在鎮上是條出了名的身影。
「鞍山有白給丫頭吃糖的王掌櫃嗎？有讓我白看戲的戲園子嗎？」她居高臨下地在門口看著一家人。
二孩媽看小環一眼。小環知道婆婆在用眼睛罵她「淨惦記好吃懶做的事」。
「二孩你聽見沒有？」小環說。
二孩抽他的煙。
「說破大天去，要走你自個兒走。聽見沒有？」小環說。
二孩突然大聲地嚷：「聽見了！你不走！」
全家人都傻著眼。二孩又驢起來了。他跳下炕，光著腳走到臉盆架前面，端起半盆水就朝小環的方向潑過去。小環兩腳跳得老高，嘴皮子卻太平了，一聲都沒吭。一年到頭二孩驢不了一兩次，每到這種時刻小環不吃眼前虧。她在事後算賬從來利滾利。
小環走了，在門外聽見了丫頭哭，又回來，把丫頭抱起，小心地從二孩面前走出去。
「現世的！」二孩媽說，不完全是說小環。
多鶴這時無聲無息地下了炕，把空碗和剩飯放在一個木頭托盤上，走到門口，二孩蹲在那裡抽煙，她站住了鞠一下躬，二孩把她讓過去，她屁股領路地出了門。此刻只要有一個外人，馬上看出做了剛才這套動作的女子有什麼不對勁。這些動作出現在張站長這樣的家庭裡很不對勁，但張家人完全習慣多鶴這一套動作，看不出任何古怪了。
張家的二孩和小環、多鶴在安平鎮上從此消失了。二孩的媽在鎮上今天一個解釋，明天一個解釋：「我們二孩上他舅家去了，舅家開廠子。」「二孩在城裡找到事做了，以後吃公餉了。」
鎮上駐了許多解放軍，全是南方人，這正是個南方、北方大交錯大混雜的時刻。鎮上許多小伙子當了解放軍，又往南方開。二孩這時候離開安平鎮，是很潮流的事。
過了一年，張站長收到二孩一封信，信裡說他們老兩口終於如願以償，得了個孫子。張站長托火車上的人帶去新棉花做的小被褥，又捎去一句緊急的話：好歹抱孩子去照相館照張相，二孩媽想看孫子急得眼睛癢癢。
毛主席在北京登上天安門宣佈成立新中國的第二天，二孩又來了封信。二孩媽看著信紙裡夾著的一張小照，兩行淚和一行口涎流了出來。一個威猛的大胖小子，頭髮全衝著天。張站長說他像多鶴，二孩媽氣呼呼地說那麼小個人兒看得出什麼？張站長歎了一口氣。他明白老婆在糊弄自己：對孫子的一半日本骨血死不認賬，似乎就能把孫子的混雜血統給抵賴掉了。她揣起小相片，小腳顛顛地去了鎮上，告訴人們這個孫子差點把小環的命都要了，個頭大呀！一個小時就要呷一回奶，小環都給他呷空了！她邊說邊把一雙眼笑成彎彎兩條縫。只有曾經和小環在一塊兒搬弄是非的親近女友們偷偷地說：「誰信呀？小環的部件都毀了，生什麼孩子呢！」
人們問二孩媽二孩掙得多不多。在煉焦廠當一級工呢，二孩媽告訴大家，一級工吃著拿著還住著國家的房。人們就說：二孩真有福。二孩媽就很有福地把自己編的話都當真了。
安平鎮附近的村子成立互助組的時候，張站長又接到二孩的信。張站長已經不做站長了，站長是段上去年底派來的一個年輕人。張站長現在成了張清掃，天天拿著掃帚在車站六張八仙桌大的候車室裡掃過去掃過來，在車站門口的空地上掃得灰天土地。這天他收到二孩的信就更掃個沒命，他非讓二孩媽給哭死不可——二孩的兒子生了場病，上月死了。二孩也是，這麼大的事，隔一個月才寫信回來。老太太想好好哭哭，也哭晚了。
二孩媽果真把張清掃險些哭死。她把她縫的一堆小帽子小鞋子拿出來，拿出一樣，哭一大陣。哭二孩苦命，哭她和老伴苦命，哭小環苦命，哭小日本該天殺，跑到中國來殺人放火、追她的兒媳，把她的大孫子追掉了。哭著哭著，哭到大孩身上。大孩死沒良心，十五歲從家跑了，不知跑哪兒做匪做盜去了。
張清掃蹲在炕上抽煙，他心想老伴明明知道大孩去了哪兒。那時他們還住在虎頭，他在虎頭車站做鍋爐工，大孩跟一幫山上下來的抗日分子混得好，後來他從家裡跑了，他和老婆斷定他是上了山，跟著破壞鬼子的鐵道、倉庫、橋樑去了。二孩那時才兩歲。張清掃心想，要是大孩活著，這時也該有信了。
二孩媽再也不去鎮上了。
夏天的一個上午，從麥子地中間那條寬寬的土路上來了一輛摩托車，旁邊挎斗裡坐的人像個政府幹部。摩托車駕著大團塵霧來到張家門口，問張至禮同志家是否在這裡。
二孩媽坐在樹蔭下拆棉紗手套，一聽便站起來。這些年她個頭小了不少，腿也彎成了兩個對稱的茶壺把，往門口挪著小腳時，站在門外的政府幹部能從她兩腿間看到她身後的一群雞雛。
「是我大孩回來了？」二孩媽站在離大門丈把遠的地方，不動了。張至禮是大孩的學名。
政府同志走上來，說他是縣民政局的，給張至禮同志送烈士證來了。
二孩媽這年頭腦子慢，對著政府同志只是抿著沒上牙的嘴樂。
「張至禮同志在朝鮮戰場光榮犧牲了。他生前就一直尋找您和他父親。」
「光榮犧牲了？」二孩媽的腦子跟這種消息和名詞差著好幾個時代。
「這是他的烈士證。」政府幹部同志把一個牛皮紙信封交到二孩媽伸展不開的兩隻手上，「撫恤金他愛人領了。他的兩個孩子都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