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天暉（《北京青年週刊》記者）
曾經在長達一年有餘的的時間裡常常通過電話採訪鄭莉，對社會現象進行評論或剖析新聞人物的心理。言語中她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世人的悲憫以及講解的耐心程度一直令人驚歎。之後採訪的次數少了，卻不自覺的開始關注她的專欄文章，平實的話語總帶著關切，好像老朋友般在與你訴說著來自生活的體會與感悟，用一個詞來形容便是「溫暖」。
對於素未謀面的人總會不自覺的貼上許多標籤來表明自己對這個人的認知，「心理咨詢師」、「專欄作家」、「心理學作家」等等都是鄭莉在媒體上慣常使用的頭銜，待見到這位飄逸且充滿陽光的女子，「頭銜」、「標籤」就失去了意義，因為這些都不足以說明她的本質。很少有人知道心理從業者都是如何走上這樣一條道路的。有趣的是，鄭莉走進心理行業完全是出於原發性的想法，她說，「從小在朋友身邊我就扮演咨詢師的角色」，從十幾歲開始就覺得自己適合做一番心靈的事業，適合做心理醫生」。從那時起，鄭莉就開始關注於無所不在的「愛」，幾乎整個採訪也都圍繞著這一主題，於是對她最好的形容莫過於「愛的心靈信徒」。
從孩子身上發現愛的缺失
Q：你職業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心理咨詢師麼？
鄭莉：我本科就攻讀心理學，四年下來，發覺自己已經被心理學豐富多彩的研究而深深吸引，那相當於在豐富而多元的人性海洋裡游泳。那時，不論是精神分析學派，還是人本主義學派，我都閱讀了很多書。但我最感興趣的是羅傑斯的人本主義心理學，探討人如何能夠在無條件關愛與接納的環境下自我實現、自我成長。
我畢業後做了中學的心理老師，自己開設了一個心理咨詢中心叫「心晴小屋」，專門做關於孩子的心理研究和咨詢，也做一些活動課程。當時，學生身上的心理問題很大，比如，我輔導過一些孩子來自問題家庭，有些比較孤僻，在同學之間不太跟別人說話，以自我為中心。他們需要心理老師付出更多的關愛，幫助他們走出自我中心和孤獨感，適應團體生活。
Q：你如此年輕的時候面對這樣的孩子會不會覺得棘手？你採用了什麼方式來幫助他們？
鄭莉：來咨詢的孩子有的是班主任帶過來的，有的是主動來的。我的輔導還蠻有作用的，起碼孩子能把自己的心門打開了，在自我成長和人際交往上得到一個良好提升。
我覺得心理干預應該從小學或者中學就開始。曾有這樣一個案例，有個孩子，父親給他取了一個功夫巨星的名字，他很喜歡用打人這種方式處理矛盾，他有什麼不高興就會打同學，別人都不喜歡他。我對他做了個體干預，發現其背後有家庭教育的問題，然後到他家裡做家庭治療。原來孩子的爸爸就是這樣，一不高興就打孩子，孩子學習了這種處理問題和情緒的方式。後來這種干預還是有效的，他的父親從自己開始改變，學習管理和調節自己的情緒，孩子的攻擊行為也降低了。
Q：也就是說孩子的問題很多都來源於父母？
鄭莉：大人心裡有一些壓抑的情緒，他自己沒有辦法通過溝通的方式正面梳理，比如去找朋友消遣、傾訴，或者去找專家咨詢，很多都發洩在孩子身上了。父母情緒處理的不當，讓孩子的心裡積累了很多負面情緒。我剛給《北京青年週刊》寫了一篇專欄文章叫《從藥家鑫看這個時代的低情商病人》。藥家鑫殺人事件就可以追溯到他小時候父母嚴格的教育，他爸爸是當軍官的，他曾經被父親鞭打，還被關在地下室裡，這導致了他學不會正確的應急情緒處理能力，從而做出極端的行為。
Q：在這麼年輕的時候當心理老師有沒有承受很大的壓力？因為學校裡老師的身份會賦予很多責任。
鄭莉：我覺得我還好。我是早熟型的人，我喜歡反省和沉思內心。我從小就比較愛看書，比如畢淑敏、劉墉、艾略特、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喜歡通過閱讀去接近內心世界，並在心靈作家的帶領下去自覺成長。關注自我、再開放自我，這是一個過程。有很多人關注自我，但是沒有開放自我給周圍的世界，就活在自我中心裡面，不覺得需要和人溝通，有輕微的孤獨症。這就不利於自我以及世界的對接，長期下來就會產生心理障礙。
Q：這種自我成長的覺悟是從何而來的呢？跟對愛的信念有什麼關係？
鄭莉：其實也來自於父母。雖然我家也不是特別圓滿，但我父母在愛的方面比較堅定。他們也說不上富有，但我覺得他們一直在我身邊，挺包容我的。我還有一個很大的家庭，大舅、小舅他們都會給我的成長很多愛與鼓勵，從來不會打擊或者壓抑我的本性。
所以我認為自己對愛的信仰是很堅定的，我才不會相信沒有愛呢。我遇到家庭破碎的來訪者，我會跟他講，你的配偶不是不愛你，他可能在用最大限度的愛來愛你，可能只是方法不恰當。我身邊遇到的哪怕家庭破碎的人，也能在我身邊表現出很堅定的愛的信念。我們互相給予溫暖和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