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胡蘭成由池田陪同，帶著沈啟無、關永吉西飛武漢，去接收《大楚報》。
沈啟無是周作人的「受業弟子」，在三四十年代與周作人過往甚密，《周作人書信》中收有1931年至1933年間周作人「與沈啟無君書二十五通」，周作人還曾為沈啟無編的《近代散文抄》寫過兩篇序言。但1943年沈啟無與周作人反目，周作人在熟人朋友間散發了一份所謂「破門聲明」，正式將沈啟無逐出「教門」。說起來，此事與胡蘭成也有關係。
周作人逐沈出門，一說是周作人遇刺時沈啟無恰在現場，沈對刺客言自己是客人，表明自己不是刺客的對象。周因此而發怒。此說不確，或者至少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周作人以後在給朋友信中曾說明道：「尚有一人早已絕交（簡直是『破門』了），即沈啟無是也。其人為燕京大學出身，其後因為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勾結，以我不肯與該會合作，攻擊我為反動，乃十足之『中山狼』。」
事情的前後是這樣的。
汪偽政府成立後，北京的「華北政務委員會」雖說仍維持著原先偽臨時政府的格局，但在名義上是統歸南京汪偽政府一體管轄的。因此，周作人曾受汪精衛之邀來南方講學，汪並追認周為華北政務委員，特任一級待遇。胡蘭成與周作人見過一次，也就是這次周作人南來講學時。周講完學北歸，胡蘭成為之送行。
周作人在南京偽中央大學和南方大學作了幾次講演，其中宣揚了他的「儒家文化中心論」。這就引起了日本人的反感，在1943年8月日本東京舉行的「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日本右翼作家片岡鐵兵抨擊周作人為「反動的文壇老作家」，說什麼周「以極度消極的反動思想之表現與動作，破壞建設大東亞的理想」。片岡的發言刊載於日本《文學救國》雜誌，周作人自己像是沒看到。不久，胡蘭成在《中華日報》副刊上發文《周作人與路易斯》，為周辯解，周作人這下才知道日本人對他的攻擊。周作人直接寫信給日本「文學報國會」辯解兼抗議，同時將信函在《中華日報》上發表，最後日方向周表示了歉意，承認片岡的話「偏激」。與日本人的事情了結，周作人轉過頭來打聽事情原委，片岡鐵兵不懂中文，也不會知道他的講演，為何要專門攻擊他呢？原來是沈啟無出賣了他，這才有將沈啟無革出「教門」的事。[1]
再說關永吉。關原名張守謙，「七七事變」後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讀書，曾因「抗戰嫌疑」被捕，爾後以編輯與寫作維生。1944年秋關永吉往南京覓職，正巧胡蘭成欲往武漢任職，於是跟著胡往漢口接收《大楚報》，曾擔任總編。三年前，有報刊發表記者對關永吉的長篇採訪記，關談到了自己去漢口辦《大楚報》的經歷，談到了報紙由日本兵控制等等，但其中卻無片言隻字提到胡蘭成。可能是因為胡蘭成還未為大陸讀者廣為知曉，也可能是關並不感到這段經歷有什麼特別需要說明之處。
從兩人的背景來看，胡蘭成與沈啟無、關永吉同行，像是有點奇怪的。
周作人已將沈啟無「革出教門」，沈是向日本人出賣或告狀，才引得片岡鐵兵的討伐，胡蘭成寫文為周作人辯護針對的就是這一討伐，他是站在周作人一邊的，應該與沈啟無正相反對。關永吉的情況也是奇怪，從關的生平看，他應是「抗日誌士」一類的人物，卻與這兩個鐵桿漢奸同行，去辦一個由日本軍隊直接控制的報紙？關不會不知道報紙的背景，他不是人先到武漢再找上門的，而是跟著胡蘭成一同乘飛機前往，如欽差大臣一般去接收《大楚報》的。
不管怎樣的奇怪，胡蘭成一行到了武漢，順利地接手了《大楚報》。
接手容易，辦好卻不容易，《大楚報》原有的編輯水準差，其次是當地人不喜看報，還有就是報紙的發行基本掌握在當地日本居民和朝鮮居民手裡。
胡蘭成從抗戰開始，幾乎都在辦報，他對此道已有多年經驗，他先從報紙言論著手，言人之所欲言、發人之所未發，以獲得人心爭取讀者，然後再與沈啟無、關永吉一起著手整頓內務，抓住編輯和印刷兩個環節改善和提高，建立了相關制度，在報社施行民主管理，和諧主管人員和編輯員工的關係。另外，由他出面，從日本人、朝鮮人手中收回了報紙的發行權。如此一兩個月，報社很快做到了自給自足。
胡蘭成能如此快地打開局面，自然與他挾日本人之勢而來有關，與日本人對他的照應保護有關。看看他在武漢常相往來的有哪些日本人就清楚了，有日本在華駐軍的三品報導部長，有武漢當地的福本憲兵隊長、遠籐聯絡課長和漢口中野總領事等等。有他這樣的背景，自然一切都好辦易辦。他與福本憲兵隊長打聲招呼，被關押的記者即獲釋放；他反感日本人的新聞檢查，三品報導部長就下令取消。日軍在鄉軍人曾想襲擊《大楚報》，因為《大楚報》上有「反日」言論，襲擊不成，轉而向報導部密告，日本人、朝鮮人因被斷了發行也向憲兵隊密告，這些密告都被壓下不理。當然不會處理，這些人實在不知道胡蘭成的背景，胡蘭成已被日本人看作為「自己人」，即便有一點表面上的「反日」言論，既可作報紙的標榜，也是符合日本更高利益的。
可胡蘭成忙了半天，《大楚報》的最大問題卻解決不了，報紙雖然已增至一萬四千份，可因長江航運幾近斷絕，除了武漢本地，根本發行不出去。航運斷絕是因為轟炸。
武漢三鎮與西南大後方接近，此時日軍軍力已衰，武漢的制空權已完全掌握在重慶和美國空軍的手裡。對武漢的空襲早在七月就開始了，在胡蘭成到武漢時，空襲已緊密到隔天一次，越近年底空襲愈加密集，並從漢口一地發展到武漢三鎮。
十二月初，漢口第一次挨燃燒彈襲擊，炸彈起處，煙火瀰漫，一片灰塵濛濛，胡蘭成描寫：「真像《四郎探母》裡唱的『黃沙蓋臉，屍骨不全』。大家都一身煙火氣，暴躁難禁，見面無別話，只講說炸彈，像夢中囈語，越是要說，越咬不清字眼。」日軍已無飛機上天應戰，只有憑地上的高射炮多少做點阻擋。武漢遭空襲已有幾個月，市民像是已習慣，飛機來了避一避，過去了照樣營生。可在12月20日一天，不知哪裡來的消息，忽然漢口人扶老攜幼，挑籮挾筐，紛紛離家四散避往城郊鄉下。28日這一天，武漢果然遭到大空襲，美軍飛機出動近二百架，飛臨漢口上空反覆轟炸，炸了整整四小時，將漢口市區五分之一炸成了平地。
第二天漢口全市逃避一空。一星期內，市內街上不見一輛車、一個攤，連警察也不見一個。只有胡蘭成和日本兵形影相吊留在市內，日本兵不逃，是因為無處可逃；胡蘭成的《大楚報》照出，只是表示他的死硬，尤其是對日本人。反正編印極簡單。
編印簡單是由於轟炸，武漢的電力供應緊張，胡蘭成到武漢後的《大楚報》每天只出兩個版面，相當於一張大「號外」。編印簡單還有一層原因，報紙的電訊稿都由日軍報導部提供，報紙用的是「通稿」，無甚可編，胡蘭成幾個還需要寫社論，其他編輯只需要編副刊就可以了。
精力既無處可用，胡蘭成幾個就編「大楚報叢書」，《大楚報》本有編叢書的傳統，以前出過「新生叢書」，胡蘭成與沈啟無、關永吉一起辦了「大楚報新評論叢刊」，出了胡蘭成的《中日問題與世界問題》《中國人的聲音》《文明的傳統》等三種。關永吉本是寫小說的，編了「大楚報快讀文庫」，收了自己的《苗是怎樣長成的》《秘書陳岫和他的朋友》兩種，胡蘭成湊熱鬧，把張愛玲《傾城之戀》也作為一種，收了進去。關永吉還編了一種「大楚報南北叢書」，出了自己的兩個集子《牛》和《流民》，出了袁犀的《某小說家的手記》，袁是關永吉在北京時的作家朋友，還出了廢名的《招隱集》，這顯然是出於沈啟無的推薦，廢名也是周作人的弟子，沈與周脫離關係，但弟子之間的「同學」關係還在。
躲在房裡編書出書，在胡蘭成是無奈之舉。可天上的飛機，地上被炸的慘狀，他還是差點被嚇掉了魂魄，狼狽不堪。他以往只是在書案前寫寫言論的，抗戰多年卻從未經歷過戰爭場面，這次總算有了瞬息生死的體驗。妙的是，他身受的不是侵略國日本飛機的轟炸，而是抗擊日軍的盟邦美國空軍和重慶的飛機炸彈；他原在上海、南京好好的待著，本不必挨炸彈的，像是他自己千里迢迢特地趕來挨炸的。這大大影響了他的情緒，變得喜怒莫測，他那個想在武漢施展的宏圖，也被炸彈炸了個一乾二淨。
胡蘭成原來的如意算盤是，《大楚報》上軌道後，就交給沈啟無、關永吉，自己則脫身干「大事業」，按原先在上海與池田、清水及谷大使商定的，去實際掌控湖北省。掌控之前，他學習蔣介石辦黃埔軍校經驗，幹事業首先要有自己手下的幹部，他想先辦一個軍事政治學校，培養自己的班底。校址他也看好了，就用武昌大學的，武昌大學現在被日軍佔著做傷兵醫院，這他可以去交涉取回，經費他也與日本人談妥，由日軍撥給一部分鹽稅。
可今夕何夕？
日本已日落西山，自顧不暇，還能幫他在中原再開新局？胡蘭成真是痰迷了心竅，日本人打了七八年仗，尚且不能再有何作為，憑他，一個只會寫點文章的書生，就能再創新局？他真是野心膨脹得致使頭腦發昏了。
可以說，他這一次西行武漢，根本就是妄行。池田可能是太相信了他。胡蘭成隨便談談也許還像是回事，可真到了當地，他怎麼可能有甚作為？幸好清水和谷大使，不像池田那麼輕信，他們保駕胡蘭成來武漢，可能是作為對他那牢獄之災的「賠償」，另外就是抱著瞎貓可能撞上死老鼠的想法，反正也不下大本錢。所謂負責湖北實際責任，那只是說說而已，能負責不能負責看胡蘭成自己，真正給他的只是兩個版的報紙而已。
胡蘭成抱怨，葉蓬的湖北省主席一上任，即背棄了當初與日本人的約定，根本不理睬他。胡蘭成對葉自然一點辦法都沒有。其實，以他這幾年的官場歷練，這一套本應早在預料之中的，以他這樣一個無權無勢又無人、且已被排斥於偽政府外的書生，再怎麼有日本人的關係，一個省主席怎會聽命於他？
不知是否他自吹，顯示自己的「死硬」立場，胡蘭成堅持不與重慶也不與共產黨來往。幾年前在上海辦《中華日報》《國民新聞》時，江北抗戰將領李明揚讚賞他寫的社論，他沒有利用這機會拉關係。如今在漢口辦《大楚報》，又有華中抗戰區密使來信求見，說某將軍讀其社論很表敬意，但他仍然不見，連這位將軍是誰都不打聽。還有日本福本憲兵隊長對他說，若他想去重慶，可派憲兵護送到邊界，但他也謝絕了。
既不與各方聯繫，也看不到任何前途，日日擔驚受怕，躲避炸彈，胡蘭成就這樣在武漢不死不活地、硬挺著乾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