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蘭成被罷免法制局長後，並不曾老實賦閒，也並不是如他自己表示的那麼清高，他鑽營過，也多方試探過，試圖再謀發展。他原算是公館派，先走公館派的老路子，他面見陳璧君撒嬌發牢騷，又重提當年「和平運動」初起時，他曾位列第幾第幾。陳璧君以對自家子弟的口氣，先怪他不聽話，再要他回到汪身邊來做秘書，又要他跟著陳和陳家兄弟一起去廣東。不知是真心還是假意，他不就，陳也不再提。他又走陳公博的路子，陳公博為他營謀到一個位置，到南京市去做土地局長，這與他原來的法制局長地位相比不差到哪裡，可他不願屈辱去做南京市長周學昌的下屬。這樣，他又淪落到原來寫文章立身的地步了。
胡蘭成原來的下屬偽中央社社長、現任宣傳部次長的郭秀峰要他重新開始寫文章，給他特例開價，五千元一篇。胡蘭成試寫了一篇時論交稿。郭秀峰來告，不能刊載，但錢還是給了他。他明白，他已不見容於汪政府，身不能容，政見也不能容，汪精衛既拋棄了他，汪偽集團一班人也不待見他，他已被排擠出局了。他在免職後半年多的鑽營奔忙，結果卻是如此一個令他傷心無地的結局。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接著就來了一場牢獄之災，他竟坐了「自己人」的監獄。
事情源於1943年11月。一天傍晚，郭秀峰來看他，說日本大使館有個懇談會，每星期六召開，邀他同去。
懇談會在日本使館一等書記官清水董三家裡舉行。
清水董三是職業外交家，也被重慶視為日本使館中的特務，他與汪偽集團在上海的活動以及其後汪偽政府的建立有著很大的關係，中日戰爭期間，他始終在中國，幾乎參與了汪偽政府從開場到覆亡的全部過程。清水董三與汪偽政府中人有著廣泛的聯繫，時時注意各方面的動向，從不同場合聽取對日本、對汪偽政府的現狀和前景的意見。這一懇談會，由他出面組織，不在使館而放到自己家中舉行，也是為了使參加者能更隨意輕鬆地發表「高見」。
參加的人不多，胡蘭成、郭秀峰到時，汪偽政府中的司法行政部長羅君強、糧食部長顧寶衡以及駐「滿州國」大使陳濟成已在，胡蘭成的老長官宣傳部長林柏生隨後才來。日本使館方參加的僅兩人，除了清水董三外，還有一位新從華北調來的使館工作人員池田篤記。懇談會采聚餐形式，大家邊吃邊談。席間談話時，清水詢問眾人對日方的反映，汪偽政府一班人只知一味逢迎，胡蘭成很看不慣他們的奴相，多有異論。池田談論日本國內的糧食情況不實，胡蘭成立即以日本報紙反映的情況加以反駁。他的態度和見解引起了池田的重視，散會時池田給了他一張名片。
第二天，池田即上胡家拜訪。池田比胡蘭成小兩歲，人品端正，儀表不俗，胡蘭成頗有好感，自此兩人結識，池田幾乎日日來訪，胡蘭成也回訪，兩人開始相交往還。
如此一周，一天池田來胡家，看見桌上有篇胡蘭成寫的文章。池田要看，他應允了。這篇文章是他的有感而發，是他讀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被捕臨刑前所作自供狀後的感想，他將汪精衛「和平運動」與太平天國作比興，直指「和平運動」事與願違，最終結果必然是日本帝國主義敗亡，汪偽政府亦覆滅。若要挽救，除非日本如明治維新那樣行昭和維新，斷然從中國撤兵，而中國則召開國民會議如孫中山當年等等。文章長一萬一千字，他寫了三天才完稿，本不是為發表的，他是有心學李秀成，大難來臨時，也能夠留「自供狀」那樣的一篇東西在世上以表己心。池田看了幾頁，要求帶回去看，胡蘭成同意了。
沒料到，池田並不是自己看看就完，或是有同感或是認為有義務向上報告，池田拿回去先將其譯成日文，然後將文章送給了清水和日本大使谷正之看。谷大使又將文章轉到了東京，最後連前首相近衛、現首相石原都看了。隨後文章又輾轉從日本傳回國內，在駐華日軍佐官中廣為流傳。胡蘭成真有做漢奸的資本，他自己都沒想到，原是他官場失意後的牢騷之作，卻與日本人如此投緣。
池田興沖沖跑來，報功一般將文章流轉的前後情況告訴了胡蘭成，最後又道及，谷大使把這篇文章也送給汪精衛看了。胡蘭成一聽文章送汪，就知道事情不妙，先想到上海去避一避，可他知道，他已無枝可棲，在這種事上沒人願幫他的忙，於是就在池田處預留後路。
傍晚兩人散步，臨分手時胡蘭成對池田說：「這一段時期裡我要每天來看你，我若去上海，必通知你，我若有一天不來看你，你就要來看我。」不管池田是否懂得其中含意，他話就說到這個地步，池田不問詳細，他也不說穿。
果然，12月7日，老長官林柏生出面，帶信請胡蘭成下午三點去他家，胡蘭成心有預感，臨走時對應英娣囑咐，若晚上他不回來，就去通知池田。
胡蘭成到了林家，林柏生人不在。這也是老套，他等了一會，就要起身回家，來了個大漢，將他帶到上海路南京特工機關監押了起來。他事後得知，是汪精衛親自下的逮捕令。
被捕入獄於胡蘭成不是第一次，七八年前在廣西，他已有過一次牢獄之災，可他仍是怕得要死，人坐著，全身不由自主地發抖，足足抖了十分鐘，他想吸支煙定神，可劃火柴時手直打顫，煙也點不著。他很惱怒自己的膽怯，卻是無法自制，直到被鎖進了房裡，吃過了牢飯，他這才把心橫下了。他私下估計，汪精衛若要殺他，也就是幾天之內的事，若過了時候，再殺他就難了。因為他有池田以及清水和日本使館可依靠，他將寶押在了日本人的一方，那是汪偽政府也得罪不起的。
第二天晚上，林柏生和陳春圃出現，將他從牢房叫到主任室問話。對林柏生老長官，他在官場上雖然總是讓之三分，但處此境遇下，他對林卻不放心。見陳春圃同來，他知道這是汪精衛對他尚存好意，是想直接瞭解他此舉的想法。林陳兩人先問他是否和周佛海勾結，他照實回答沒有。至於說日本必敗、汪政府必亡等等，他坦承這是他一貫認識，對汪偽政府同僚也如此明說的。林柏生要他給汪夫人寫悔過書，說汪夫人還是對他好的。他遵命給陳璧君寫了封短簡：「汪夫人鈞鑒：蘭成承夫人知遇，以為平素之志可行於今，豈知身陷刑戮，貽夫人憂，所耿耿耳。仍祝珍攝。晚蘭成上。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
胡蘭成盼望的是日本人，汪偽政府中人顧忌的也是日本人，林柏生一味追問他與日本人的關係，是否認識日本管宣傳的「三品報導部長」，他如實說只認識清水和池田。不過，林柏生這樣問，他馬上清楚了他目前的處境。林柏生勸誘說，抓他只為汪要調查，說清楚了馬上即可獲釋，現在夾進日本人事情反而不易辦，反是於他的處境不利而且危險，最後要胡蘭成自己寫信給日本人不用營救。這點聰明胡蘭成還是有的，他不寫，林柏生反覆再三地勸說，糾纏到最後，他乾脆明告：「林先生，我決定不寫，因為寫了我就得死，不寫我就得生。」[1]
胡蘭成知道，他如此說可能將汪精衛看得太過，汪本心可能並不會將他怎樣，更不會殺他，但他此時為保住性命，寧可期望日本人而不敢期望汪的寬大了。他給汪夫人只寫短簡，也是為此，他怕若寫成主動求饒認錯，林柏生他們將信往日本人那裡一送，那就毀了他那國士議政、不計利害得失的形象，對日本人的營救是不利的。他此時已完全將性命寄望於日本人了。
他這一寶押得卻沒錯。
胡蘭成被抓那天晚上，應英娣等到九點見他還未回家，就去找了池田。池田連夜找清水，兩人再一同去見谷大使，谷大使又讓池田聯絡日軍司令部和憲兵司令部，同時命清水打電話給林柏生，要他保障胡蘭成的生命安全。第二天，大使館由清水和池田出面，與日軍司令部三品報導部長和憲兵隊河邊課長一同商量援救，他們擔心壓得太重太急，就太不給汪偽傀儡政府的面子了，說起來這完全是汪偽政府的內政，他們知道宣傳部長林柏生是此案關鍵人物，於是就向林施壓。這也就是林柏生詢問胡蘭成與三品報導部長關係的由來。
面對日本人的壓力和汪精衛的命令，林柏生是既不敢抗又不能放，他對日方誣指胡蘭成「通敵」，每月接受重慶津貼五十萬元。如此事情也就拖延了下去，胡蘭成不得釋，但在日方「聲援」下，卻可保生命無虞了。
池田有武士遺風，胡蘭成因文章遭禍，而文章是由他傳播，他感到自己有責任。他見胡蘭成久關不放，決定以命相拼，帶上手槍去找日本憲兵隊長，表示自己要親自去胡蘭成關押處解救。池田的打算是，他個人必定解救不成，但在與看管人員相執中他就開槍，一開槍，事涉治安，日本憲兵隊就有理由出面包圍，救出胡蘭成了。憲兵隊長被其勇氣和誠意所感動，當即答應他，到時一定武裝出動。這一頭安排妥當，池田再去報告谷大使，谷大使知道事情輕重，他讓池田即刻去找林柏生，向林說明自己的打算。林柏生聽聞，這才驚慌，連忙趕到汪精衛處，討得了一紙釋放令。林柏生讓郭秀峰接胡蘭成回家，池田也備了大使館車來接，胡蘭成毫不遲疑地坐上了池田的車子回家。這一天已是中國農曆年大年除夕。
胡蘭成前後被關四十八天。[2]
日本人還不放心，憲兵隊派出了六名憲兵來胡家前後守衛，並警告林柏生手下人不可再來糾纏，日本谷大使還請客為胡蘭成壓驚。
由此一出一入，胡蘭成在汪偽政府中所失去的臉面，日本人給他連本帶利全部撈了回來，反在汪偽政府的臉面上劃了一刀。他謝絕了日本憲兵的守衛，這究竟太過分了。第二天正月初一，他帶著妻兒與友人一起春風得意地逛了夫子廟。
中國人的內部事務，卻由日本人主導，僅僅憑靠一個使館工作人員的力量活動，就能逼迫汪偽政府讓步，汪偽政府的傀儡性質經此事可說是顯露得淋漓盡致。即便是漢奸，即便是傀儡政府，胡蘭成也實在沒什麼可得意的。臨釋放前，胡蘭成還是給汪寫了張悔過書，但他知道，從此以後，他與汪偽政府之間可算是恩斷義絕了。
他卻不擔心，他有了新的更硬的可依靠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