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胡蘭成自己所記，他知道張愛玲，欣賞讚歎之，以及其後的主動謀面相見，其過程是這樣的：
前時我在南京無事，書報雜誌亦不大看。這一天卻有個馮和儀寄了《天地》月刊來，我覺和儀的名字好，就在院子裡草地上搬過一把籐椅，躺著曬太陽看書。先看「發刊辭」，原來馮和儀又叫蘇青，女娘筆下這樣大方利落，倒是難為她。翻到一篇《封鎖》，筆者張愛玲，我才看得一二節，不覺身體坐直起來，細細地把它讀完一遍又讀一遍。見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讚好，我仍於心不足。
我去信問蘇青，這張愛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覺世上但凡有一句話，一件事，是關於張愛玲的，便皆成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張愛玲的一篇文章，這就是真的了。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見了好人或好事，會將信將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證明其果然是這樣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氣的高興，卻不問問與我何干。
這樣糊塗可笑，怪不得我要坐監牢。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但是我偏偏又有理性，見於我對文章的敬及在獄中的靜。
及我獲釋後去上海，一下火車即去尋蘇青。蘇青很高興，從她的辦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飯。我問起張愛玲，她說張愛玲不見人的。問她要張愛玲的地址，她亦遲疑了一回才寫給我，是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號公寓六樓六五室。
翌日去看張愛玲，果然不見，只從門洞裡遞進去一張字條，因我不帶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飯後張愛玲卻來了電話，說來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麗園，離她那裡不遠，她果然隨即來到了。[6]
胡蘭成被免法制局長，是在1943年春天，蘇青的《天地》月刊創刊號是在1943年10月10日，胡蘭成「坐監牢」是在1943年年底和1944年年初。按以上所記，那麼胡蘭成看到張愛玲的文章，是在1943年的10月，真正見面是在1944年的年初，過完農曆春節以後的事了。
不過，筆者總覺得胡蘭成與張愛玲相識，時間上比他自己寫的還要早上幾個月。證據有這樣幾項：
一是，前面第四章在介紹胡蘭成義母時已提過，張愛玲於1943年10月所寫的《金鎖記》中的七巧，其人物原型顯然就是胡蘭成的義母。這是內證。
二是外證，就是張潤三文中所說的，胡蘭成宣傳部的同僚們唆使胡蘭成老婆「大鬧特鬧，醋海風波」。若是1943年10月才知道張愛玲，1944年年初才見到張愛玲本人，那時胡蘭成早已不是宣傳部次長，且做了一任法制局長後也已去職半年多，若有同僚為應英娣打抱不平，唆使其向胡蘭成和張愛玲「大鬧特鬧」，那不會是宣傳部同僚而應該是法制局同僚。若張潤三所記不錯，是胡蘭成的宣傳部同僚唆使應英娣「大鬧特鬧」，那胡蘭成和張愛玲之間的相識相知在時間上應該就要早於1943年10月，應英娣其時還與胡蘭成宣傳部同僚間有接觸有來往，胡蘭成宣傳部同僚與其之間的恩怨還未被徹底忘記和了結。
另外，還可作為補充證據的就是，胡蘭成「坐監牢」期間，張愛玲與蘇青曾到周佛海家去為他說情。以張愛玲的個性，以張愛玲和蘇青這兩個當時上海風頭正足的大才女身份，她們會為一個從未謀面也不相干的人去說情？而且說的是什麼情，是她們全無關係也不感興趣的有關汪偽政府內部的事？
說情一事，可能還有其他內情，不像僅僅是兩個才女的「憐才」之舉，因為若說胡蘭成是有才華的，可此時的胡蘭成還未表現出怎樣的才華，他為汪精衛「和平運動」造輿論聲勢的《戰難，和亦不易》的時論，總不會引起張愛玲或蘇青的興趣。他早期的散文集《西江上》，他自己大約也不好意思提，事實上張愛玲、蘇青也不可能知道，而他的文藝性的批評文章當時還只有零碎幾篇。他的諸多政治論述，是在他到武漢《大楚報》時期寫就成集的，他那自以為可與張愛玲作品媲美的《山河歲月》和《今生今世》以及其他著述，更是十多年後的事情了。張愛玲、蘇青究竟「憐」他的是什麼「才」？「憐才」又從何說起呢？
這樣看來，張愛玲和蘇青為胡說情一事就頗費人思量了。極有可能的是，在胡蘭成「坐監牢」之前，他已經和張愛玲相識，兩人之間已見過面，或者，至少兩人之間已相知——相互知道對方的存在且互有好感。再有的可能，那也是最壞的揣測，就是他們三人包括蘇青在公開場合、在胡蘭成辦《國民新聞》其間，還有就是類似於「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類的地方，胡、張或胡、蘇或胡、張、蘇三人之間相互見過面。張愛玲自己在其1946年1月再版的《傳奇》的前面，寫過一個簡短的「有幾句話同讀者說」，一開始就是：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需要辯白，但最近一年來常常被人議論到，似乎被列為文化漢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寫的文章從來沒有涉及政治，也沒有拿過任何津貼。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謂「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第三屆曾經叫我參加，報上註銷的名單內有我；雖然我寫了辭函去，（那封信我還記得，因為很短，僅只是：「承聘為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代表，謹辭。張愛玲謹上。」）報上仍舊沒有把名字去掉。
至於還有許多無稽的謾罵，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辯駁之點本來非常多。而且即使有這種事實，也還牽涉不到我是否有漢奸嫌疑的問題；何況私人的事本來用不著向大眾剖白，除了對自己家的家長之外彷彿我沒有解釋的義務。[7]
張愛玲公開如此聲明，沒有作為「文學者代表」去參加什麼大會，這是可以相信的。他人從私生活、從她與胡蘭成的關係上謾罵她為「文化漢奸」雖事出有因，卻無多少道理，她自己也已經說明了。她沒有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可其他相類似的公開場合是否涉足過呢？因而就在這樣的場合結識了胡蘭成？張愛玲不曾，比張愛玲更早活躍於戰時上海的蘇青是否可能呢？若果早已相識相知，胡蘭成卻不直說，肯定有他的理由。
不過，這裡仍以胡蘭成的記述為準。
從胡蘭成記述來看，胡蘭成當時並不認識蘇青，而蘇青是知道他的。胡蘭成擔任過《中華日報》總主筆和《國民新聞》報總主筆兼社長，也在一些雜誌上寫過若干文藝性文章，加上又在汪偽政府中任過宣傳部次長和偽法制局長，算得上是汪偽時期的「聞人」。蘇青不認識他，卻特別將新編雜誌寄來南京，想來不僅是因為他的官也因為他的文，寄雜誌給他一則聯絡，二則也是約稿，不意此舉竟成了胡蘭成與張愛玲相知相識的開始。
胡蘭成看了蘇青寄來的《天地》雜誌，看了張愛玲的小說《封鎖》，立刻欣賞和激賞，欣賞激賞之餘，轉而向蘇青打聽張的詳細，不知是由於他的打聽由蘇青轉達過去，張愛玲才開始注意他，還是張愛玲原本就知道他，反正在兩人見面之前，張愛玲也已欣賞他的「才」，故此而有胡蘭成「坐監牢」，張愛玲和蘇青一起去向周佛海說情之事。
直到胡蘭成「坐監牢」出來後到上海，兩人才見上面。
第一次見面，胡蘭成是有些失望的，因為張愛玲和他的想像完全不同，在他肯定是希望文美人也美，但文美的張愛玲人卻不美，這不是一時一面的偏差，十餘年後寫文重憶當時印象，胡蘭成仍是保留著如此觀感。張愛玲看上去像一個女學生，還沒有一般女學生的成熟，包括身體上的和態度上的。他甚至開始擔心她的生活是清苦的，所以詢問她寫稿的收入，而她也如學生一樣老老實實回答。他沒見到人之前覺得她高不可及，此刻，看到如此平常的她，他覺得自己不需要仰視，可以坐直了，他開始點評她的作品，敘述自己的生平經歷。這一談就是五個小時，主要是他講她聽。胡蘭成搭識女學生是有經驗的，雖然年輕時從沒有成功過，現在已年近四十，面對二十出頭的張愛玲，他自然游刃有餘，送張出門時，他還來了一句調笑話：「你的身材這樣高，這怎麼可以？」
第二天，胡蘭成回訪去看望張愛玲，張愛玲房裡的華貴氣讓他有些不安，他第一次看小說時是驚奇，第一次看到她本人時是驚訝，第一次到她房間，他還是沒脫那個「驚」字，只是這次是驚艷了。「華貴」，是胡蘭成為張愛玲精心選擇的字眼，這不會是指富貴堂皇，張愛玲住的不是豪宅大院，只是華洋雜居的公寓樓，不可能有怎樣的排場擺設。
即使有，此時的胡蘭成也已不是當年那個初出胡村的鄉下孩子，胡蘭成是愛慕繁華希冀富貴的，可他已見過世面，做過高官，見識過各等的富貴豪華，不說以前的杭州有錢的同學家，即便在上海，他到過周佛海、李士群等顯貴人家，極度奢靡淫侈的吳世寶家更是常來常往，張愛玲的公寓房是不可能與之相比的。所謂「華貴」，所謂精心選擇，那是胡蘭成來到張愛玲家，直面張愛玲本人後所有的一個完整的感覺，公寓房沒有進深，無須登堂入室，他相當於直接走入了張愛玲的閨房。當然，「華貴」之類，還包括他沒有忘記張愛玲的顯赫家世，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以及祖母的父親李鴻章。不過，顯赫確是顯赫，張愛玲那位祖父張佩綸實在是不值得怎樣提說的，對照早年在京城做「清流」時的那些宏言儻論，張佩綸在福建海戰中的表現真是一場可恥的笑話，個人為保命狼狽逃竄倒也罷了，南洋水師未戰先敗、未戰即毀的後果相當於葬送了中國東南沿海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