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胡蘭成傳 第1章 前言
    沒有張愛玲,不會有胡蘭成,沒有張愛玲研究的擴展,可以肯定,胡蘭成將長久地沉沒於歷史而無人理會。

    只是由於張愛玲,由於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張的極度褒揚,由於港台以及大陸對張愛玲興趣的長熱不衰,隨著張愛玲研究的日漸深入,深入到其生平資料的細微發掘,胡蘭成的身影才開始從歷史塵封中逐漸顯現,胡蘭成的面目才慢慢顯影成形,終於被打撈到了現時的平台上。

    自古即有「不虞之譽」和「求全之毀」並舉,在胡蘭成卻必須分離。前者可指謂其文章,其文章在今日風行,在他自己恐怕都未曾預料到;後者卻不能概括其作為,其作為昭彰在目,非他人苛求有以致之。不過,無論文章怎樣出色而作為又如何可惡,文章終是文章,作為仍歸作為,都不該影響兩件事的不同的基本性質。如果不是存心混淆,分清彼此應是不難做到的,只要有足夠的資訊,只要能展開充分的說理和論爭。

    不因人廢言,本是眾所周知的常識,如果不抱持傳統的牧民心態,就不可輕看大眾的是非鑒別能力,亦應尊重公民的自由閱讀權利。事實上,無論當年還是今天,也無論港台還是大陸,對胡蘭成的文章和作為始終存在著恰當評價,不就是「毀譽善惡不可誣」之明證?反之,也不可因言而正人,因為文章好,行為也無錯;因為以往一面倒、以理以勢壓人而不留一點餘地,因而反彈也故意來得誇張,這就又在另一面偏出了正道。

    不過,從長遠看,這兩種偏向都屬正常,唯有經過如此反覆,才可能趨近歷史的真相,回歸人物的本來面目。如果說,這一切過去還難於做到,那麼今天至少已開始具備基礎條件,任何想說的都可說,只要敢於擔當;任何說出的都可發佈,只要不計較媒體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設置了更重要的標準,以及雖不見好但也不容否認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等人類的普適價值。

    古今中外歷史上,各民族國家之間發生過無數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戰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對強敵壓境,各色人等有著各種不同的表現,對此可以作善惡評判,亦可作具體分析。善惡評判雖失之簡單卻有其功用,比如緊急狀態下的動員大眾同仇敵愾,但若無事後的具體分析,對歷史人物往往會失卻基於具體環境下的所謂「同情的理解」。然而,胡蘭成在中日戰爭中的行為,無論從大局還是從個體看,應屬漢奸無疑。

    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實質是投降通敵和分裂抗日陣營,此歷史功罪主要由汪精衛以及陳公博、周佛海等為首者承擔,方向錯了,投身「運動」的胡蘭成自然跟著錯。胡蘭成常自詡善於研判天下大勢,但他承認,對中日戰爭的發展前途他是看錯了。

    汪精衛也錯在此。汪對中國抗日大局太悲觀,希圖「曲線救國」以和平路線解開困局,殊不知以後的形勢發展卻是另外的路向,結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干人馬。對於如汪這樣的高層政治人物,其進退出入關乎天下觀瞻,汪自秘密開展對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選擇之沉重,故有入地獄捨我其誰之感慨。謹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風險的,中國傳統政治人物最為看重的就是歷史評價。因此,流傳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偽政府是蔣汪預謀的雙簧等等應屬無稽之談。現在唯一可為之辯解的,是看其當年偽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還是變本加厲?可這也終是末節矣。

    胡蘭成則不同,其時他還算不上人物,無論地位功名都微不足道,他的落水投身只是個人進退,與時局無任何影響。不論他以後如何大話炎炎,汪氏發表"艷電"在他是個機會,他的投身只是為個人騰達而做的一次蕩子的冒險而已。在此意義上,他的選擇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諒。

    可問題是,胡蘭成還不止此,他還有特出作為。在汪偽政府宦場失意後,他直接投向了日本人,為日本兵做戰場報告,與日本大將促膝談心,最為喪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佈投降後,他居然勸阻日軍拒降,並妄想擁兵割據另開新局……所有這些,在他自己的長篇回憶錄《今生今世》中已寫得清清楚楚,實在無勞他人為之辯的。

    胡蘭成文章的確是寫得漂亮,空天闊地,揮灑自如,典故佳話,隨處點化,戲曲俚詞,佛經禪理,融貫會通於一爐,民國以來的文人中還沒見如此寫法的,僅憑這一點,也應在文壇上佔有一合適地位。

    文章漂亮,主要是指其晚年撰述的長篇回憶錄《今生今世》以及其他類似文章。如此說的意思,一是胡蘭成文章不是從來就好的,當年他也寫的不少,卻並無特色,只是在其晚年,從容下筆,娓娓道來,才雲蒸霞蔚,紙上嫵媚一片。另一層意思是,胡晚年能寫出好文章有其特殊的時空條件,胡蘭成生活在海峽兩岸之外,無任何現實政治約制,塵埃落地,回望幾十年風雲,能拉開時間和空間距離放筆縱橫。可以想像,留在大陸的、去往台灣的更多文人,若也有類似條件,是不會讓其獨領風騷的。另兩部同樣寫得很漂亮的長篇回憶,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和曹聚仁的《我與我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觀。

    胡蘭成的學問卻不合格,「胡蘭成所有這些學術著述和文章,都只是一個落伍文人的隨便談談,看著玩玩可以,且具較高的欣賞價值,學術之類的東西是沒有的。」

    書中這段話有論者單獨拈出,作為我對胡蘭成的基本論斷,雖然不錯卻太過簡單,為免誤解,在此再解釋幾句。

    此處的「落伍」專指其學問,不涉文章,文章只有好壞之分,談不上落伍不落伍。我看重學問,也看重文章,或許更看重文章,而文章能寫到「看來玩玩」的,在我是極高的評價。文章可載道,可說理,做到任一點且還有知識智力上的娛樂價值,就是大好文章。胡蘭成多事了,文章已好,何必學問?

    我不看重胡蘭成學問,說來不敬,也不太看好現在所見的做胡蘭成的學問,相比於時下的惡弄學術,我寧可欣賞胡蘭成,至少其中還有靈思閃動、天馬行空般的直覺和頓悟。惡弄學術的一種是小題大做而特做,再微末的題目,也施之以搏虎之力,挖地三尺,細碎無遺,解說時則無限放大,過度詮釋,硬套框架,生造了一個又一個不用說讀懂就是讀通也不容易的概念和命題。最終證明了什麼?又與胡蘭成何干?

    私下揣想,評價歷史人物,或許應有一副適合於人物時代氣氛的筆墨和文體,不是隨便外販來什麼理論就可對付的。周作人的研究,時人已做了不少,而在我看來,貼切又高明的還數舒蕪的《周作人論》。

    本書的出版頗費周折,先有海外版才出了大陸版,而這大陸版還得感謝老朋友胥弋先生,如若沒有他的熱誠推介和多方籌劃,此書是不可能以如此完整的面貌呈現於讀者之前的。

    張桂華

    20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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