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著她，極力想明白她的意思，但是卻不能夠。密集的雨聲又不時地斜插進來，像是要把我從她的面前奪走，從這間年久的有著無數古怪氣息的房子裡叫出去，叫到外面的雨裡。我想起了路上的泥，一種被叫做美人髻的花被狂暴的雨水打得零落難看，相貌淒慘，花瓣如纍纍的傷痕，在茫茫的雨霧裡浮現，飄零。
自我進來後，她一直都是坐著的，這時，她卻站了起來，慢慢地向我走過來，似乎在她的心裡正默默地數著所邁出的每一步，我已經能看清她臉上的一些細微的東西了。來到我的面前，她用一種比平時略低的聲音說道：「××要是還活著，你還會到這裡來麼？」
說完，背著手朝門口走去，又猛然伸手打開門，外面的雨頓時揚沙似的飄了進來，她的警衛員也突然出現在門口，濕漉漉的一個年輕人，她擺了擺手，重新關上了門。她回過頭來，像是對我，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我沒有料到她竟會說出那樣的話。我說：「你還有別的事麼？」
她的嘴角動了動，像是要盡力地形成一絲微笑，卻到底沒有形成。
出了她的門，我眼裡的淚奪眶湧了出來，似有萬箭穿心。又怕方霞看到，用手胡亂在臉上抹著，將淚水與雨水混在一起。我冒著雨回到前面的大廟裡，方霞用一個搪瓷缸子端了一半熱水給我。演出部的人從神像前面拉起一道簾子，與這邊隔開，不少人已經睡著了，還有的擠在一起小聲地說話，小得如同米粒，在這間到處都掛滿灰塵的千百年的舊殿裡輕輕地滾動著。我和方霞坐在下面，我們的上面是一位看不清面目的仙人，從他的姿勢上看，似乎正要登程到某一個地方去，卻還未啟程已落滿了灰塵。
方霞讓我把頭枕在她的腿上。「我給你梳梳頭吧。」她說，「這樣的天氣，頭髮裡容易長虱子呢。」
「說不定真的已經有了呢。」我說。
「有了就好了，會受到表揚呢。」方霞說，「葉放說過，一個人頭上身上沒有虱子，什麼也不能說明，只能說明他革命不徹底，一顆心，交革命一半，自己留一半。」
我低聲對方霞說：「但願她比我們徹底，身上頭上全是。」
方霞笑得伏在了我的身上。不一會兒，我感到頭上開始變得舒暢多了，方霞慢慢地用梳子在我的頭上梳理著，我彷彿又回到了小的時候。在山花爛漫的故鄉，上坡，下坡。蘑菇打著小傘，漿果搖晃著，坡上的向日葵從我的眼前離去了，黑木耳悄悄地蹲著，優雅地有禮貌地站著，露水叭嗒叭嗒地從它的旁邊經過，蝴蝶飛著……蝴蝶告訴樺樹說:「有人趁你睡著的時候，剝走了你一塊皮，最漂亮的那一塊……」樺樹本來沒計較，可是一轉眼，看見一個人一彎腰，它的一個兄弟就啊的一聲倒下了。傍晚，蝴蝶都回去了，夜合歡岔開腿，香噴噴地出來了。磨坊裡有了亮，樺樹登登地來到磨坊門口，衝著裡面說道：「以後不准你用我的皮點燈……」
聽著外面的雨聲，枕著方霞的腿，我漸漸地睡著了，在一個夢裡越走越遠。
行軍時，一頭騾子的身上馱著兩隻箱子，其中一隻箱子裡裝著葉放近年來所有的手稿。
魯迅先生的原稿。在上海拉都路一家炸油條的那裡用來包油條，我曾在那裡得到過一張，是譯《死魂靈》的原稿。我寫信告訴了周先生，許先生聽了很生氣，周先生卻不以為然。
兩年以後，我住在丹霞村的一戶中農家裡，葉放住在一個叫雁灣的地方，在那裡動手寫她的《曙光》。幾個月前，宣傳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宣告解散，大部分的人去了部隊，機關和學校，方霞被派往蘇北。
房東鄧長順一家希望我永遠住在他們家裡不走，據他說，這樣才能讓他們一家老小在村裡挺起腰桿，做人做事也不會再常常覺得心虛，氣短，遇到有麻煩時，有人就會忽然想起我來，說，算了，他家裡還住著幹部呢。就真的算了，就真的從他的旁邊繞過去了，不好的事情就會繞開鄧長順一家而直接找到另外一戶人家的頭上。我在不知不覺中好幾次幫助鄧長順一家人轉危為安，化險為夷，這些我並不知道，都是鄧長順後來告訴我的，我只是覺得他們一家人對我照顧得比一開始的時候更周到更細緻了。在鄧長順的妻子施金蘭的眼裡，我可能更像是他們家的一個菩薩，只要我在院子裡一出現，她馬上就會過來問我需要什麼，山區婦女實心眼兒，一旦明白平安是怎麼來的，便會一心一意如敬神一般對你，熱切，感激，常常會沒有次序地湧過來。我反而不太敢隨意在院子裡出現了。
之所以這樣，是因為中農身份是一個十分危險的身份，稍一不慎，一有風吹草動，便會跌到另一個陣線裡去，包括鄧長順在內的所有的中農都十分明白這一點。
「蘇同志啊，你能住在我們家，是我們全家人的福氣哩。」鄧長順對我說。「你沒來以前，連燕子都不來我們家做窩哩，嫌我們家危險，靠不住呢。自從你來了，燕子也來了，前天我數了一下，房簷下一共有四個燕窩呢，有一窩已經出了小燕了。」
又說：「有時候半夜回來，看見你的屋裡還亮著燈，知道你還在看書，寫字，那時候什麼也不想，只想著能不能煮兩個雞蛋，擠一碗羊奶，給你送過去，可想來想去又怕把事情做得過了頭，落下一個賄賂幹部的罪名，害了自己，又連累了你。」
我對他說，我在這裡住得很好，一切都很滿意。至於他說的什麼半夜裡送雞蛋送羊奶，我也以為極其不妥，告訴他千萬不可那樣做。鄧長順認真地聽著，連連地點著頭說，我懂，我懂，我不會把事情做壞的。
吃飯時，吃到碗底，會忽然看見一個雞蛋靜悄悄地埋藏在下面。
鄧長順七十多歲的老娘看見我，也是除了客氣就是感激，她更對於女人出來做事，當幹部、寫作、打仗、開會，尤其感到驚奇，無限的不明白。回想自己那一輩子，回想那時候的女人，她有許多解不開的事情，時至今日，也都成了一個又一個的謎團。眼裡常有霧濛濛的東西駐留不去，孤獨，困惑，陌生，多年以前的那時候她們都在做什麼呢？丹霞村第一次開鬥爭會的時候，街上響起鑼聲，她以為是來了戲班子，搬著一個小板凳出了門。
很多人羨慕鄧長順，尤其是那些與他有著同樣身份的中農們，成分都是一樣的成分，鄧長順彷彿揣上了護身符，而他們卻像是後娘養的，不好的事情常常會像流星一樣在他們想不到的時候突然栽下來，一頭栽進他們的家裡，家馬上就不成個家了。從地主富農們的頭上溢下來的東西也會直接而自然地流到他們的頭上，也只能流到他們的頭上，不往他們的頭上流，又能往誰的頭上流呢？再也不會流到貧雇農們的頭上去，可以說非他們莫屬。感到憋氣和不公的中農們猛然發現，和他們有著同樣身份的鄧長順實際上比地主富農要可惡得多，也更萬惡得多！對於中農們來說，地主和富農實際上是他們的幾堵擋風的牆，當有運動來了，有災難來了的時候，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地主和富農，滅頂之災也由他們來承擔；而運動要是不擴大，不延伸，只在地主富農們那裡做文章，打轉轉，從地主富農們那裡開始，又在地主富農們那裡結束，中農們就會一直平安無事，有地主富農在那裡替他們頂著，挨著，中農們一般來說是安全的；要是地主富農都死了，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名叫包文太的中農私下裡對另一個名叫蔣百順的中農說，不要盼著那幾戶地主富農死，相反，我們還得要保佑他們一直活著，好好地活著，長命百歲地活著；有他們在一天，我們就不至於太壞，他們要是死了，對我們這些人可是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他們一死，就把我們都露出來了，等於把他們的麻煩如數地留給了我們，拔了毛露出皮，唇亡齒寒哪。
而鄧長順就不一樣了，當運動擴大，從地主富農們那裡洪水一樣來到中農們這一層時，作為中農的鄧長順基本沒出過事，等於是把事情全推給了別的中農。
終於有一天，中農們再也憋不住了，十幾戶中農聯合起來，去找村幹部，去住工作隊。他們說，幹部是黨的幹部，是大家的幹部，不是哪一戶人家的幹部，不能由某一家人獨自霸佔著，應該按月輪流著到每一戶人家去住，這樣更便於開展工作，更便於瞭解全村每一戶人家的情況，更便於緊密地聯繫群眾。
工作隊的彭隊長一聽，拍著自己的頭，恍然大悟地說，啊呀！中農們說得對呀，說得好啊！我們怎麼就沒想到這一點呢？
於是，工作隊就來找我，讓我從鄧長順那裡搬出來，先到那些中農們的家裡輪流住一陣，然後再輪流到別的人家。彭隊長說，全國馬上就要都解放了，這個時候，尤其不能挫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能因為一戶人家而傷害了一大片。我們干革命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只有大多數的人民群眾都滿意了，我們才敢說我們是做出了一點成績的。
我離開鄧長順家的那一天，鄧長順，鄧長順的妻子施金蘭，還有他們的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全都哭得滿臉是淚，而哭又都是在小聲地哭，憋悶無比地哭著；一是怕村裡人和工作隊聽見，二是怕住在廂房裡的鄧長順的老娘聽見，鄧長順一直都沒敢把我要搬走的事實告訴他的七十多歲的老娘，他怕這不幸的消息會讓他的老娘承受不住打擊。處於萬般難過中的鄧長順依然是個細心的人，孝順的人，他特意叫來自己的一個侄女，專門去那間廂房裡陪著他的老娘說話，哄著，瞞著，拖延著，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不讓他的老娘突然從裡面出來，不讓她看到我帶著行李從他們的院子裡搬走的情形，不讓她看到她兒子一家人正在刷刷地流淚，在長一聲短一聲地歎氣。施金蘭甚至出現了昏厥前的跡象，我讓鄧長順好好照看她。
我對鄧長順說，這事要正確理解，不能硬鑽牛角尖。
鄧長順抹了一把淚，對我說：「蘇同志啊，我懂，我也理解，我知道有人一直都在眼紅我，他們說的也對，換了我，我也會和他們一樣的。」
在鄧長順的街門外，一戶姓董的中農已經接我來了，他們早早就來了，一直在外面等著，又不敢進院子裡，怕與鄧長順一家衝撞起來，他們只求順順利利地把我接走。我從裡面剛一出來，董姓中農的兒子，一個十五六歲的半大孩子，接過我的行李，扛在肩上，飛也似的就朝他們將跑去了。這個中農叫董卓然，讀過幾年私塾，那次十幾戶中農聯合起來去找工作隊，就是由他發起並帶頭的，那一套連工作隊也不得不折服的理由也是由他陳述出來的，工作隊的彭隊長稱讚他有相當的政治覺悟和政策水平，具有培養前途。但是，我沒有想到，董卓然在某些方面會比鄧長順更讓我感到不安。
有一天，夜已經很深了，我放下手中的書，看到外面月色很好，又聽到隔壁的屋裡和院子裡一片寂靜，決定到院子裡去走走。推門出去，看見門口的那一邊站著一個人，嚇了我一跳，仔細一看，正是那天扛著我的行李飛奔而去的那個孩子，手裡握著一柄兩股的叉子，叉子略高於他。我問他站在這裡幹什麼，他先是不肯說，把嘴緊緊地閉著，眼睛越過我的肩膀看著對面的街門和院牆，後來看見我沒有要離去的意思，才說：「我沒有發出什麼聲音啊，怎麼把您吵醒了呢？」
我說：「你不回去睡覺，站在這裡幹什麼呢？」
他的腦子裡飛快地鬥爭了一會兒，小聲地說道：「不能睡呀，我爹讓我們給您站崗呢。」
我吃了一驚：「你一直就在這裡站著？」
「我才出來。」他說，「前半夜是我弟弟，後半夜是我。」說著，眼睛向他的旁邊瞟了一下，那裡立著一桿紅纓槍，是他弟弟的。
「你不困麼？」
「才出來的時候有點兒困，這會兒已經不困了。」
「快回去睡覺吧，明天我和你爹談。」
他不回去，可是看見我有些生氣的樣子，他把手裡的那柄叉子又立到窗戶下面，回去了。
我在院子裡站了一會兒，覺得月色已不像未出來前看到的那麼好了，很快也回到屋裡。
第二天，董卓然從地裡回來以後，我叫住了他，我說了昨夜見到的情景，我的生氣寫在臉上，又映在話裡，讓他一看就明白。我對他說，你要再讓兩個孩子那樣，今天我就搬走。又問他：「你是他們的後爹麼？」董卓然說：「不是的，我是他們的親爹……我只想表達一點我們一家人的心意，卻沒想到做錯了……那就不讓他們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