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樓已經不在了，只剩下幾根柱子還孤零零地立在那裡。小的時候我見過那個鼓樓，很雄偉，結構也很複雜，裡面像是充滿了奧秘，上面的飛簷上懸掛著風鈴，落滿了鴿子，一有風來，滿城都是清脆的鈴聲，鴿子也開始飛，馱著好聽的木哨，一時間讓人忘記了憂愁和煩惱，覺得日子好過的厲害呢。
就在那附近，我遇到了一個人，有三四十歲，長著一張白臉，男人裡面我還沒見過那麼白的臉；就是這個人，他竟然說他認識張區長。為了確定他沒有聽錯，我又說了一遍張區長的名字，他一聽就笑了，拍著胸脯向我保證，沒問題就是我要找的那個人。我一時都有些不敢相信，竟會有這麼好的結果，這和過去那幾次瞎貓死耗子般的尋找有著天壤之別呢。我要是早到這一帶來就好了，說不定早就見到張區長了。為了表示我的感激，我從身上掏出煙請他抽，他客氣了一下，點了一支。抽著煙，他又告訴我說，張區長的家就在城東的一條街上，那條街原來叫柏翠街，現在叫赤衛街。我聽著，一點一點地記賬似的記在心裡。有一陣兒，我看見他吐出來的煙霧把他的那張看上去十分寡白的臉完全給遮住了，他整個人也像是從我面前消失了。我朝四周環顧了一下，卻看見他仍然站在我的面前，臉上還是原來的那種笑容。我看了看附近，鼓樓不在了，當然風鈴也不在了，鴿子也沒有了。
我對他說：「那我去吧。謝謝你。」
他說：「我跟你去吧，你不一定能找得見呢。」
我說：「那怎麼好麻煩你？」
他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道：「走吧，自己人，就不要說那些了。」自己人？我吃了一驚，卻也沒有去多想。我們從鼓樓那一帶離開，走了一會兒，來到城裡的大十字上，又向東邊的街上走去，我拿出煙，一人又點了一支。東邊街上的人越發少，好半天才能看見一個，有的人身後像是有皮筋拽著，剛剛崩地彈出來一下，馬上就又嗖的一下被拽回去了，好像完全不由自己做主呢。冷風吹著曬黃了的煙葉似的樹葉在街上嘩啦嘩啦地跑著，有的跑著跑著就停了下來，有的不停止地一路跑下去。我看了看旁邊，看見他那張沒有一點血色的臉在這個寒冷的冬日裡變得越發寡白，連兩個耳朵都是白的，不見一絲絲紅。我在心裡說，真是個好人哩，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了幫助別人找到一個人，把自己凍成這樣。
走到一條朝北的小街的街口上時，他忽然站住了，對我說，這就是赤衛街，原來的柏翠街；又用手指著街裡面說：「你看見裡面的那些紅瓦的房子了麼，就在那裡面，你去吧，我不進去了。」我又掏出煙給他，他卻再也不肯抽了，一邊擺手，一邊向後退著。
我朝那條小街上走去，走了兩步，回頭再看時，他已經不見了，我以為他是實在凍得受不了啦，也就再沒有多想，一直向街的裡面走去，那些房子都是一樣的紅瓦，一樣的牆，一樣的門。我站在一戶人家的牆外，正猶豫著該敲哪一個門時，那扇門卻吱吱呀呀地叫著開了一道縫，才裡面出來一個老頭，滿臉警惕地看著我，問我找誰。我說我找張區長。老頭說：「不知道。」我又說出了張區長的名字，我說：「是張景明區長。」老頭說：「這一帶沒有這麼個人。」我說：「咋能沒有呢，他就住在這裡。」老頭說：「沒有就是沒有，什麼叫咋能沒有呢？咋能有呢？我在這裡住了幾十年，我不比你知道？」說完，也不再看我，關上門回去了，街門有些沉悶地響了一下。
我在那些靜悄悄的院牆下面站著，望著上面的一片片紅瓦，很多人家的街門兩側都堆著黃土、煤，有幾棵枯瘦的楊樹，看不出是活著還是已經死了。我看了看天，是個陰天，卻沒有雲彩，附近一帶一直沒有人，連個孩子都看不見。我想，剛才那個門顯然是不能再去敲了，該去再敲哪一個門呢？正想著，卻看見剛才的那個門忽然又開了，我又看見了那個老頭。
老頭把一隻手放在身後，對我說：「你還沒走？」
我說：「我在找張區長。」
老頭說：「你剛才說他叫什麼？張什麼明？」
我說：「張景明。」
老頭說：「我想起來了，解放前是有一位張區長，就叫張景明，不過早就犧牲了呀！土改的時候就已犧牲了。」
我說：「犧牲了？不可能。」
老頭說：「咋不可能？明明就是犧牲了嘛，那還有什麼能不能的，誰願意犧牲呢？」
老頭說他見過張景明區長哩，他回憶起了張區長的身高、長相，我一邊聽著，一邊在心裡暗暗地吃驚，暗暗地叫苦，老頭描畫的那個張區長和我要找的張區長完全一模一樣，完全就是同一個人呢，甚至連缺了一個門牙也一模一樣呢。老頭說著話，可能是忘了，那只一直放在身後的手也終於來到了前面，揮舞起來，我一看，那隻手上竟然握著一把劈柴的斧子。我看著這個老頭，我不敢相信他說的話，可他說得又是那樣的不由讓我不信。
老頭大概也看出了我的意思，有些生氣地對我說：「就你這德性還想到處找人呢？我明告訴你，你就是找到天邊你也找不見。別人跟你說什麼你都不信，你愛信不信，我還不信你呢！要不是我天生愛管閒事，你連見也別想見著我，我也不是誰想見就能見的。」
我說：「您別生氣，我是找得太苦了。」
老頭說：「從這裡出去，沿著東大街一直往東走，走到頭，那上面有一個烈士陵園，你到那裡去找找，說不定就在那裡呢。」
我忽然覺得身上冷極了。沿著灰濛濛的赤衛街又往上走了一會兒，迎面過來的寒風不斷地扑打著抱住我的腿，像是有人跪在我的面前，抱著我的腿喊冤。我看見了路盡頭的那一片高崗，上面長滿了松柏。我站住了，沒有再往上走。
從此我再沒有尋找過張區長，漸漸地也在心裡斷了那種念頭。好多年，一直有一種東西在我的心裡支稜著，上又上不去，下也下不來。那支稜著的東西是什麼？不知道，那哪能知道呢，要是知道了不就好了麼，那也就不會再一直支稜著了。
我這一輩子，也不知都鬧了個啥，狗扯羊皮，亂七八糟地就過來了。
文玉原來在的時候，文玉是戴玉的敵人，文玉後來沉下去了，咚的一聲沉了底，我浮上來了，我又成了戴玉的敵人。戴玉這個人天生喜歡鬥爭，喜歡把你塑造成他的對手和敵人，哪一天不鬥爭，就會覺得身上難受，不舒服。俗話說，狹路相逢勇者勝，戴玉就是那種一往無前的勇者。我後來也看出來了，他就屬於那種與人斗其樂無窮的人。我雖然比他年輕，可是看見那麼一個勇敢的鬥雞一樣的人，我也頭疼呢，總是盡量不讓自己與他碰面，看見他在地裡，我就到樑上去，看見他在辦公室，我就回家去。我也知道，長期下去，這根本不是個辦法，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而且總還是與他碰面的時候更多一些。正好村裡要組織一支青年突擊隊，到山上去修梯田。我想，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啊，可以有很長時間看不見他，於是我主動要求兼任突擊隊隊長，帶著三四十個年輕人離開村裡，上了山。好幾個月，吃住都在山上，都不回家，雖然幹活兒累點兒，可心裡不累。一個人，身上累點兒，睡一覺就緩過來了，可要是心裡累，一直躺著不起來也緩不過來。和那些年輕人們在一起，我覺得我自己也又年輕了不少。
可是後來有一天，戴玉竟然坐著村裡的拖拉機找到山上來了，也許是村裡沒人和他鬥爭，他憋得難受，所以又想起我來了，他一來，一看那架勢，我就知道他是來和我吵架的，和我鬥爭的。從那輛一路冒著黑煙的拖拉機上一下來，看也沒看，張嘴就說梯田修得不好，不夠標準，土板牆築得不夠高，螞蟻都能翻過去；接著又說突擊隊從村裡領走的糧食太多了，都吃到嘴裡了麼，有沒有浪費，有沒有別的行為？我對他說，都是按人頭領的，怎麼會多了呢？再說，都是些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不讓他們吃飽飯，他們哪有力氣給你修梯田呢？他抓住我表達上的毛病，馬上翻了臉，瞪著眼說，給我修梯田？我還不知道給誰修呢！我知道這一句話是我說得有問題，一時竟像虧欠了他似的。接著，他又拐彎抹角地說，突擊隊的糧食不夠吃，梯田修得不好，土板牆築得不夠高，主要是我這個隊長領導的不好。我對他說，既然這樣，那你留在這裡領導，我回村裡去。他看著腳下的土，黑沉沉地說，不行。有那麼幾秒鐘，我看著他那張醬紫色的臉，真想掄起手裡的鐵鍬把他一下拍扁，哪來哪去，讓他重新再回到土裡去。
後來吃飯的時候，我讓人專門給他盛了一碗上面漂著油花的菜湯，他看了一眼，動也沒動一下。鍋裡就那麼幾個油花兒，全都撇到他碗裡後，別人就再沒有了。後來他站起來，假裝不注意，竟把那一碗漂著油花的菜湯一下踢翻了，一碗菜湯轉眼之間就都滲到了土裡。有幾個年輕人已經坐不住了，就要站起來朝他撲過去。還有人悄悄對我說，山上這麼多土，不如把他捆起來埋了算了，就說是他自己不小心掉到溝裡了，這麼多人都能夠作證呢。我說，一碗湯，踢翻就踢翻了吧，本來那也是給他盛的，就當他已經喝了。梯田里紅旗招展，喇叭嘹亮，而一道道土黃色的土板牆又像是古人布下的迷魂陣，讓今天的人都身陷其中。那輛冒著黑煙的拖拉機又發動起來了，戴玉怒氣沖沖地坐上拖拉機又走了。我坐在山樑上，望著遠去的噪音和黑煙，我想，怎麼辦呢？沒有辦法，熬吧，除此再沒有更好的辦法，他總不能活到一百歲吧？他真要是能活到一百歲，那只能說明他命大，說明天不滅曹，老天爺也不想讓人家完哩，那也只能是我們自己時運不濟。
原以為不知還要熬多少年呢，一點兒也沒有想到來得卻是那麼快，我甚至都覺得是老天在和我們開玩笑哩，是在和我們賭氣呢。
修完梯田幾個月後，有一天，我忽然聽說戴玉病倒了，病得下不了炕。一開始，我還真以為他是裝的，我心裡在不停地打鼓，好好的，突然開始躺倒了裝病，不知他又在搞什麼花樣呢，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事，不知又有誰會遭殃呢。我暗暗地留心著，也不大出門，有時到處走走，從人們的言談中捕捉一些東西，那些東西，不管是一絲還是一縷，都對我有用。
過了一些天，聽說戴玉真的病得很厲害呢，不是裝作不願意下炕，是真的下不了炕了。因為好多事情還得由他批准，人們有事就得到他家裡去找他，也有人是專門去看他的，帶著吃的喝的。
很快，我又聽說他得了一個奇怪的毛病，不管是誰去看他，他都要拉住人家的手，痛哭流涕地說：「×××，我對不起你哩，我當支書期間，總共和你的女人睡過三次哩，就三次：第一次是在大隊的辦公室裡，第二次是在村北的那個瓜棚裡，第三次……」第三次是在哪裡呢？歪著腦袋使勁地想，想了半天也沒有想起當年的那個地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