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斯康星州，
和「農夫種植美加落葉松」比起來，
「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聞。原始人的文化與野生動物息息相關。水牛
不久之前，在一個週六的晚上，兩個農夫調好鬧鐘，把時間設定在次日凌晨，也就是週日。那天風雪交加，他們擠完了牛奶，搭著一輛小貨車去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郡，那是盛產美加落葉松和野飼草，也為人們開據稅捐證書。傍晚時分，他們帶著一路奇特的經歷回來了，還有滿滿一卡車的美加落葉松樹苗。他們晝夜不停地工作，最終在燈籠的幫助下將樹苗全部種在了自己家附近的沼澤上。之後，他們又去擠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和「農夫種植美加落葉松」比起來，「人咬狗」都算不上是新聞。自從1840年起，農夫們就不斷地砍伐美加落葉松，將它們當成燃料，並且在林區排水。在農夫的居住地，幾乎看不到這種樹了。可是現在，他們為什麼又要種植這種樹呢？因為他們認識到了泥炭蘚的重要，想要讓鳳仙花、豬籠草以及快要滅絕的威斯康星州原始沼澤的野花重新在這片土地上開放。
並沒有政府部門獎勵農夫們這種堂吉訶德式的行為，也沒有任何經濟利益驅動著農夫們。那麼對於這種自發行為，我們該作何解釋呢？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反抗」——一種對於只用經濟利益衡量土地的態度的反抗。我們想當然地認為，要想在這片土地上居住，就必須征服它；最好的農田就是那些經過完全開發的農田。可是前面提到的那兩個農夫的經驗告訴他們，所謂的「最好的農田」提供的不僅是貧窮的生活，而且是毫無幸福可言的生活。在他們看來，無論是種植農作物，還是種植野生植物，都能獲得樂趣。因此，他們打算劃出一小塊沼澤，專門種植當地的野花。也許，他們對於土地的期望和我們對於孩子們的期望一樣，不但有機會獲得生存，也有機會去表達自己，展示出自己的各種天賦。難道有什麼植物，可以代替當地最初的植物更好地表達那片土地？
我的看法是：野生事物也能為我們帶來樂趣，關於自然史的研究既是科學，也是一種消遣。
歷史並沒有讓自然史研究變得輕鬆，等待著我們這些自然主義者去補救的過失還有太多。曾經有一段時間，田野成為了紳士和淑女們熱愛的漫步場所。然而那些人們並不是想去探索自然的奧妙，而是為了增加一點茶餘飯後的談資。那是一個任何鳥兒都被稱作「鳥兒」的時代，是一個用粗俗的文字描述植物學的時代，是一個所有人都只會叫喊著「大自然是多麼的壯麗啊」的時代。可是，隨手翻一下當今鳥類學或植物學的業餘雜誌，你就會發現大家普遍持有一種新的態度。但我們很難認同這種新態度產生是我們當今的正規教育體系有關。
我有一個朋友是工業化學家，他在空閒的時候致力於重建旅鴿的歷史，以及研究旅鴿的滅亡。在他沒有出生之前，旅鴿已經從天空中消失了。但他擁有的關於旅鴿的知識，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人所擁有的。他之所以取得這項成就，就是靠著當代的日記、信件和書籍，以及與旅鴿相關的大量報紙。據我估計，他在尋找旅鴿資料的過程中，閱讀的材料不下十萬份。工作量是如此巨大，假如把它當成任務，那麼執行者肯定會被累個半死。但他彷彿是一個在山中尋找稀有鹿只的獵人，彷彿是在埃及四處挖掘聖金龜子的考古學家，從自己所做的事情中獲得了極大的樂趣。當那些資料被找到後，如何詮釋它們也需要高超的技能。這種技能無法從別人身上學到，只能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慢慢積累。如今，他在被歷史遺忘的後院裡快樂地探索著，獲取科學和消遣；而幾百萬平庸的人們，卻只在那裡發現了沉悶和煩躁。
在俄亥俄州有一位家庭婦女，她也在從事這樣的研究，不過研究對象是歌雀，而她的研究地點是一個真正的後院。歌雀是一種很常見的鳥類，早在一百年前，人們就用科學方法為它們命名、分類，但之後漸漸地淡忘了它們。而這位歌雀的業餘愛好者卻認為，鳥類和人類一樣，除了名字、性別、色彩等，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辨別。於是，她在自家的花園中擺放陷阱，捕捉過往的歌雀，在它們腳上綁上了賽璐璐腳環，這樣，她就能通過不同顏色的腳環分辨歌雀。她觀察它們，並且記錄下它們的遷徙、覓食、爭鬥、歌唱、交配、築巢、死亡等方面的特點和不同。簡而言之，她可以為歌雀族群的內部運轉做詮釋。十年後，她在與歌雀有關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方面的研究，超越了任何人對任何鳥的研究。一條科學大道直通她的家門，世界各國的鳥類專家紛紛慕名而來拜訪她。
這兩個業餘愛好者出了名，不過這都是巧合。他們最先打算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並沒有以名利為目的，名利只是一種意外收穫。不過我並不想對名利高談闊論。與名利相比，更重要的是獲得了自我滿足。而且其他像他們一樣的研究者也獲得了這種滿足。我要問的是：在鼓勵研究自然史的業餘愛好者方面，我們的教育制度有什麼貢獻？也許，一堂典型的生物學系的正規課程能夠解答我們的疑惑。當我們來到課堂時，學生們正在忙著記憶貓骨頭上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稱。對於骨骼的研究當然是重要的，這也是我們瞭解動物進化過程的重要手段。但是為什麼要記憶那些隆起部分的名稱呢？有人告訴我們，那是生物學學科訓練的一部分。可是我又想問了：瞭解活生生的動物，瞭解它們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不也是非常重要的嗎？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的動物學教育已經拋棄了對於活動物的研究。以我為例，大學階段並沒有設立鳥類學活哺乳類動物學的課程。
植物學教育的狀況也與之類似。不過在植物學系，學生們接觸到鮮活植物的機會比較多。
學校將戶外研究趕出了課堂，這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實驗室生物學誕生時，在自然史領域，業餘研究者還把所有的鳥兒都稱為「小鳥」，而專業研究者則忙著為各個物種分門別類，並且收集那些物種的生活習性等方面的知識。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總而言之，在生機勃勃地實驗室研究面前，滯後的戶外研究很快就處於下風。實驗室研究被認為是比較優越的科學形式。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自然史的業餘研究逐漸被排除在科學教育體系之外了。
當前，這種記憶隆起的骨頭的教育比賽，便是實驗室研究與野外研究競爭的結果，當然，它們的興起也有其他的原因。醫科學生對它有需求，動物學的老師也有這種需求。但是在我看來，對於民眾來說，理解鮮活的外部世界才是重要的。
在這段競爭的時間裡，野外研究也不斷發展，許多技巧和觀念日趨科學化。從事戶外研究的學生不再滿足於在鄉間漫步，然後列出了一串串物種的名字、遷徙時間等。而對於所有人來說，為鳥套上腳環，在鳥的翅膀上做記號，統計鳥的數目，研究鳥的行為與環境的關係等等，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一個業餘愛好者，只要有想像力和耐力，就能解決一些尚無答案的真正的科學自然史中的問題。
比較現代的觀點是：實驗室研究與野外研究應該相互彌補、相互促進，而不是相互競爭。可是學校裡的課程設置卻絲毫沒有反映出這種趨勢。增添課程需要擴大經費，因此大學並不鼓勵學生發展對於自然歷史的興趣，甚至持反對態度。學校教會學生解剖貓，可是沒有教會他們如何觀察體會鄉間田野。假如可以，兩者兼而有之是最好的結果。但如果不能共存，那麼我們應該捨棄前者，保留後者。
生物學教育是塑造國民素質的途徑之一。為了深刻理解當前我們的教育的缺失，我們可以選一個學校培養出的典型的優秀學生，和我們一起到野外走走。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他瞭解植物的生長以及貓的構造，但是就未必清楚土地的構造。
我們驅車沿著密蘇里州北部的一條道路南下，到達了一個農場。我們就地考了他幾個問題。這片農場沒有被拓荒者改造之前，這裡是草原還是森林？感恩節時，這裡的居民吃的是草原榛雞還是野火雞？這裡原先生長著何種植物，它們又是因何滅絕的？草原上的植物和玉米產量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這裡出現了之前從未有過的土壤侵蝕狀況？
假如我們繼續在密蘇里州的山上旅遊，來到了一塊廢棄的田地那裡，上面稀稀拉拉地長著幾棵低矮的豬草。我們繼續問他幾個問題。為什麼農夫們會勞而無獲？這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這片田野中是否能輕易地捕捉到許多鵪鶉？短小的豬草和不遠處沉睡在墓園下的人們有什麼關係？假如整個流域的豬草都如此矮小，那麼是否預示著未來溪流將會氾濫呢？是否會影響到未來河流中的鱒魚數量？
在許多學生看來，這些問題相當愚蠢，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對於任何一個業餘自然史愛好者來說，都需要用心觀察，認真思考這些問題，而且從中也可以得到巨大的樂趣。我們知道，現代的自然史很少關注動植物本身，或者它們的習慣和行為，因為它們更多地關注動植物之間的關係，關注動植物及其土壤和水的關係，關注動植物與那些只會為土地歌功頌德卻不明白土地內部運作的人類的關係。研究這些關係的科學被稱作生態學，不過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接受過這種教育的人們是否知道，他只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微小的組成部分？是否明白如果他可以和這個系統和諧相處，他將獲得無限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否理解如果整個系統被破壞了，那麼他將受到生態的懲罰？假如生態學教育不能讓我們明白這些，那麼它的存在有什麼價值呢？
我們永遠無法做到與土地的完美協調，正如我們永遠無法獲得絕對的自由。在為這些崇高的目標努力時，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奮鬥的過程。只有在平穩協調的前提下，我們的努力才可能有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成功」。
當我們談及「奮鬥」時，我們知道，我們需要的力量必須源自內心。外在的力量無法為一個人的奮鬥提供足夠的支撐。
因此，擺在我們眼前的問題是：當人們對於土地已經熟視無睹，或者說教育和文化已經不再關注土地時，為了讓人們自發地與土地和諧相處，我們該怎麼樣做。對於「自然資源保護教育」來說，這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