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化解我執
宋朝一些學者認為孔子是天生的聖人，好像孔子生下來就這麼完美，這麼偉大。事實並非如此，如果孔子生下來就這麼偉大，那我們也不用跟他學了，因為“生而知之”，學也學不到。他的學生推崇他是可以理解的，譬如子貢就說過：“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老師讓我們趕不上，就像天空是沒有辦法靠樓梯爬上去的。不過孔子一定不會認同這種說法，他自己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因為年輕的時候貧寒低賤，所以學會了很多事情。也就是說，孔子的知識、品德和能力是靠著後天的慢慢修養，提升上去的。而自我修養在他看來，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化解自我的執著。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孔子完全沒有四種毛病，就是：他不憑空猜測，他不堅持己見，他不頑固拘泥，他不自我膨脹。
這四點都是針對自己來下功夫。首先就“意”來看，每個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測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發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們都喜歡發揮想象力，憑空猜測，沒有證據也沒有理由，就認為如何如何。譬如我們說話，開頭經常是“我認為”“我以為”，想當然爾，對於實際狀況不夠尊重，甚至主觀意志往往勝過客觀真相，加以曲解，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還有人則喜歡表現聰明，預先猜想結果，猜對了是先見之明；猜錯了是事有蹊蹺。這或許有些益智游戲的性質，可以用來打發時間，但不足以認真去當一回事。孔子不會犯這個毛病，他是“毋意”，不憑空揣測。
其次，“必”，堅持己見。“毋必”是指不全盤肯定，堅持一定要如何，不會在別人跟自己意見不一樣時，認為我一定是對的。所有言論，都是以“全稱命題”最有力，譬如“所有人都好學”，當然要比“有些人好學”更能顯示說話者的權威。但是麻煩亦在於此，因為全稱命題的弱點很明顯：只要找到一個人不好學，它就站不住腳了。因此，說話或判斷時，最好留些余地，以免將來後悔。我們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但在涉及他人時，就須有寬容的心胸。
接著，“固”是不知變通的意思。人的習慣，不論在思想上或行為上，一旦形成之後，就不易改，僵化而不知變通。但是時代變了，趨勢變了，你如果一味堅持以前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孔子“毋固”，懂得變通，鼓勵大家不斷學習，因為“學則不固”，見多識廣之後，可以避免頑固執著，自己的心情也會比較開朗。
最後，“毋我”是指不自以為是。一個人在社會上跟別人來往，很容易自我膨脹，稍微有一點成績，就認為自己超過別人。孔子不自我膨脹，因為儒家對於人我關系首重“恕”字，“如心為恕”，就是將心比心，為人設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凡是牽涉到別人的言論，都要謹慎為之，以免盲目膨脹自我而否定別人，形成各種不必要的困境。
“意、必、固、我”是連續發展的步驟，一步走錯，陷於主觀的臆測，堅持己見，不知變通，就很能自以為是，把想象當作一個信念來堅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發展。一塊錢的銅板雖小，若是緊靠眼睛，也會遮蔽一切陽光。所以君子修養，主要是化解我執。因為一個人的聰明才智越高，越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他所見的一切，都由自己的角度出發，同時可以形成合理的系統，看起來無懈可擊；加以辯才無礙，面對別人的質疑，也可以說得頭頭是道。孔子是天資極高的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努力超越自我中心的困局，“意、必、固、我”這四種毛病都沒有，在修養上是下了很深的功夫。他被孟子推為“聖之時者”，就是能不陷於自我執著，隨著“時機”改變而調整觀念與行為。
有人說，我們常常講不要執著，儒家又強調擇善固執。一方面不要執著，一方面又要固執，這兩者是不是矛盾？要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分辨兩種欲望，第一種是自我中心的欲望，第二種是非自我中心的欲望。如果欲望是自我中心的，那就是執著；是非自我中心的，代表你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來考慮，這時候就可以變成擇善固執。儒家固然堅持仁義，但在實踐上也有所變通，以“通權達變”為原則。能夠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才能真的去行善。因為善是我和別人之間適當關系的實現，每一個人跟別人來往，都要尊重別人。這時候你如果有自我執著，怎麼可能跟人有良性的溝通和互動呢？
除了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每天還擔心四件事情：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
孔子說：“德行不好好修養，學問不好好講習，聽到該做的事卻不能跟著去做，自己有缺失卻不能立即改正；這些都是我的憂慮啊。”
如果不看前面“子曰”兩個字，只看不修、不講、不能徙、不能改，會覺得太可怕了。但不要忘記，這個人是孔子。孔子每天自我反省，得到他真傳的曾參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每天反省的內容是問自己有沒有錯，而不像我們一般人反省時，都在問誰害了我啊，誰在後面整我啊，誰在後面罵我啊。真正的儒家從來都是由“反求諸己”來自我修煉，它所謂的學習都是在“成己”之後再設法“成人”，這也是我們學習儒家的意義所在。我們學習古代先聖先賢的觀點，不是因為他們被稱作先聖先賢，而在於他們實際上留下了什麼樣的話語，什麼樣的言行表現。我們如果學習孔子也把“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當作每天憂慮的問題，那我們還擔心什麼呢？幾年之後，必然改頭換面，變成更好的人了。
2、欣賞曾點之志
曾點是曾參的爸爸。在整部《論語》裡，曾參經常出現，曾點只出現了一次。但這一次就夠了，因為他的表現讓孔子非常欣賞。
有一次，孔子與弟子子路、曾點、冉有、公西華四人聊天。孔子說：“我的年紀比你們大一點，希望你們不要因此覺得拘謹，平日你們常抱怨說沒有人了解你，假設有人了解你，你要怎麼做呢？”等於是請他們各抒己見，談談各人的志向。子路先說了，子路年紀大又勇敢，往往都是他先說話。他說：“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幾個大國之間，外面有軍隊侵犯，國內又發生饑荒；如果讓我來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變得勇敢，並且知道人生的道理。”子路的志向是治國平天下，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志向，但會讓人覺得他話說得太滿了，毫不謙讓。所以他講完之後，孔子微微笑了一下，沒說話。
冉有接著說，他比較客氣。他說：“縱橫六七十裡或五六十裡的地方，如果讓我來治理，只要三年就讓百姓富足，但是禮樂方面的教化，則需另請高明。”冉有的志向也是治理一方，但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只能把經濟方面搞好，禮樂教化則要另請高明。然後，輪到公西華，他很謙虛，說：“我不敢說自己可以做到，只是想要這樣學習：宗廟祭祀或者國際盟會，我願意穿上禮服戴上禮帽，擔任一個小司儀。”他的志向是做外交官。三人都講完之後，還剩下曾點一人沒說。這時候他正在負責背景音樂，別人聊天談話，他在一旁鼓瑟。孔子問，曾點你的志向怎麼樣呢？接下來這段描述非常生動：鼓瑟希，鏗爾，捨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
曾點鼓瑟的聲音漸稀，然後鏗的一聲，把瑟推開，站起來回答：“我與三位同學的說法有所不同。”孔子說：“有人什麼妨礙呢？各人說出自己的志向罷了。”曾點說：“暮春三月時，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我陪同五六個大人，六七個小孩子，到沂水邊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風，然後一路唱著歌回家。”孔子聽了，贊歎了一聲，說：“我欣賞曾點的志向啊！”
孔子為什麼對前三位學生的志向都沒有特別稱贊，卻非常欣賞曾點的理想呢？在許多人看來，曾點這算不得是什麼志向，等於春游嘛，孔子居然很欣賞，為什麼呢？因為前三位同學的志向都是有條件的，要看別人給不給你機會。你的志向如果是做官，不管內政、外交、軍事，別人不給你機會，就實現不了。你每天都在等著別人給你機會，但是等不到怎麼辦？這一生就放棄了嗎？所以在社會上發展的志向，是有求於人的，所謂“有所求，必有所待”，而“遭時不遇，有志未伸”的情形比比皆是。但曾點不一樣，他的志向是配合天時、地利、人和，隨遇而安，自得其樂。第一“天時”，春天快結束了，這時你就做春天快結束時能做的事情，譬如春游，不要去想夏天干什麼，秋天多麼好，冬天又如何，把握現在這一刻就行了。第二“地利”，魯國曲阜附近有一條河叫沂水，你住在附近，就地取材到沂水邊洗洗澡，吹吹風，就很快樂了；不能說一定要游長江、游黃河才快樂。河邊還有舞雩台，就是古代求雨的台子，也算是個景點，你登上去玩耍一下也很好嘛。第三“人和”，大人五六個，小孩子六七個，有幾個算幾個，不是一定非有五十個人，你才出門。所以曾點短短一句話兼顧了“天時、地利、人和”，任何時候都可以自得其樂。這種志向其實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生命情調，是就人的生命而論，而不是將人視為一種工具、手段來使用。一個人活在世上短短數十年，所有能追求得到的東西都可能失去，因為那是由外而來的，唯一不能從你手中奪走的東西，是由內而發的。也就是說，人活在世界上，求人不如求己，你不能選擇時代，不能選擇社會，只有隨遇而安，自得其樂，設法就天時、地利、人和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去做。你不需要別人給你機會，你自己就可以創造機會。這叫做“無志於外，有志於內；無志於用，有志於體”，看上去似乎是以無志為志，其實卻可以因時因地而制宜，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生命的美感，人生亦因此立於不敗之地。所以孔子才會歎一口氣，說：“我同意曾點的主張啊！”
由此可知，孔子雖有“淑世精神”，到處周游列國，奔走呼號，希望天下能走向正途。但是他也很清楚，想在世間成就任何一番功業，都須依賴主觀及客觀條件的配合，不是光靠努力就可以達成的。孔子重視人的道德修養，是毋庸置疑的。不過，人生除了道德之外，還有知識、審美、宗教等各方面領域。人除了求善，還有求真與求美的天性。即使一無所求，人也可以培養自在和樂的生活情調。孔子絕非狹隘的道德主義者，他對於充滿審美情調的生活是很向往的，希望能跟曾點一樣過著悠閒愉快的生活，每天都充滿著一種豐富的美感，與大自然的韻律相摩相蕩，自得其樂，任意逍遙，沒有煩惱憂愁。不過，這種類似道家隱士的生活，孔子雖然內心渴望，但他畢竟還是儒家，生逢無道的亂世，百姓顛沛流離，知識分子應秉承入世濟世的使命和責任，如何忍心只追求個人幸福而棄天下蒼生於不顧呢？所以，對此志向，孔子雖深有同感，也只能贊歎罷了。
3、困惑來自何處
很久以前，我認識一位外國朋友。他看起來蠻年輕的，我問他，你今年幾歲啊？他說，而立之年。我一聽，嚇一跳。早知道他說話這麼文雅，就該問他“貴庚幾何”？我們都知道，而立之年來自孔子的“三十而立”，不惑之年來自“四十而不惑”。但有很多朋友告訴我，四十不是不惑，而是大惑啊。一個人到了四十歲，才發現人生的困惑真的非常多。為什麼呢？因為年輕的時候我們照著父母的安排、老師的教導，受教育、干工作，到了四十歲成家立業已經完畢，自己要面對人生的各種狀況時，困惑反而出現了。孔子有沒有困惑呢？當然有，不然他不會說“四十而不惑”，但是《論語》裡談論困惑的題材很少，只有兩次。一次是孔子的學生子張請教老師如何提升德行與分辨困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
孔子說：“以忠誠信實為原則，認真實踐該做的事，這樣就能增進德行。喜愛一個人，希望他活久一些；厭惡他時，又希望他早些死去；既要他生，又要他死，這樣就是迷惑。”
我們聽到這句話會覺得驚訝，因為談的好像是感情方面的問題嘛。感情上有時候愛恨交加，對一個人又愛又恨，一下希望他活得久一點，一下又想他趕快死了算了。這種情緒孔子認為就是困惑。由此可見，困惑首先來自於情緒的一種不當反應。人的情緒很容易因為個人主觀和外在客觀上有落差，就產生各種猜測、懷疑，變成情緒上的喜怒哀樂，從而造成困惑。一個人想做到不惑，首先要設法調節自己的情緒，不走極端，對任何事情都保持體諒。法國有一句話說得好：“了解一切就會寬容一切。”你對一個人了解愈多，就愈能諒解寬容他為什麼會這樣做。千萬不要用自己的標准去衡量別人，因為這樣對別人並不公平。我有時候看到別人犯錯，會想如果我是他，說不定比他錯得更嚴重。我覺得自己做得還行的時候，就想如果別人是我，可能做得比我更好。這樣兩方面去想，就比較沒有問題了。
第二次談困惑是孔子的學生樊遲請教問三個問題，“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如何增進德行，消除積怨與辨別迷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論語·顏淵》）
孔子說：“問得好！先努力工作然後再想報酬的事，不是可以增進德行嗎？批判自己的過錯而不要批判別人的過錯，不是可以消除怨恨嗎？因為一時的憤怒就忘記自己的處境與父母的安危，不是迷惑嗎？”
這裡的迷惑又和情緒有關。如果你因為憤怒而傷害別人，別人要報仇時，恐怕你的父母也要跟著遭殃。所以憤怒的時候，我們要學會節制自己的情緒，如果一時想不開，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那就無所顧忌了，很可能造成追悔莫及的後果。憤怒是一種最值得注意的情緒。美國有一本書叫做EQ，所謂的“情緒智商”。翻開扉頁，第一句話就引用了亞裡士多德的名言：“生氣誰都會，但什麼時候對什麼人生氣，生氣到什麼程度，這是很難學會的。”生氣誰不會？只要心想事不成，跟別人有一些誤會，甚至等車車不來，等飛機飛機不來，都會生氣。但什麼時候生氣，對誰生氣，生氣到什麼程度，是不是能夠適可而止，這是很難的修養。
孔子回答學生兩次提到困惑跟情緒有關，說明古代已經注意到情緒智商的問題，一個人再怎麼聰明，如果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緒，不能體諒別人，不能跟人互動，不能彼此之間協調，恐怕最後都會造成困難。而且一個人如果沒有任何自我約束，隨便發脾氣，會做出許多後悔的事情。李安的電影《綠巨人》說的就是一個人一生氣，馬上變成巨人，力大無比，沒人擋得住他，造成許多追悔莫及的事情。孔子說：“以約失之者，鮮矣。”因為自我約束而在言行上有什麼過失，那是很少見的。而自我約束首先要從情緒管理開始，喜怒哀樂每一個人都有，在該發的時候就發，但是要發而皆中節，恰到好處，適可而止，能夠做到這些，人生的困惑自然可以化解，我們也才能夠有希望做到“四十而不惑”。
4、“克己復禮”新解
幾年前，香港的《明報月刊》連續幾期刊登學者討論“克己復禮”的文章。“克己復禮”是春秋時代的一句格言。兩千多年來許多學者把這個四個字分為兩半解釋，“克己”是克制約束自己，“復禮”是實踐禮的要求；合起來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語行動都合於禮。這種解釋表面看起來沒有問題，甚至有一些老生常談的味道。但仔細分辨，問題就來了：一、欲望一定不好，以致必須克制嗎？二、欲望若是隨人性而來，則人性豈非具有惡的成分？三、禮是外加在人性之上的規范嗎？人的欲望是惡的，只有合於禮才是善的嗎？這些問題是無法回避的。像顏淵這樣第一流的學生，在請教孔子什麼是“仁”時，孔子的回答居然是“克己復禮”，這是怎麼回事呢？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
顏淵請教如何行仁。孔子說：“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就是人生正途。不論任何時候，只要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天下人都會肯定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走上人生正途是完全靠自己的，難道還能靠別人嗎？”
“仁”這個字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觀念，顏淵是孔子最好的學生，最好的學生問核心的觀念，孔子因材施教所說的答案一定是他一生思想的精華，而這個精華就是“克己復禮”。在此，“克己復禮”不是分兩半說的，而是合而觀之，一氣呵成。“克”做“能夠”講，“克己”是能夠自己做主，“復禮”是實踐禮的要求。一個人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就是“仁”，也就是人生正途。如此一來，就不必擔心“欲望是善是惡”的問題，卻把焦點轉向人的主體自覺，轉向人的主動性與負責性。
否則，若“克”為“克制”，“克己”說明自己有問題才需要克制；“復禮”則代表“禮”是善的，“己”是偏惡的。“己”與“禮”對立，這就很接近荀子的“性惡論”了。荀子也以“禮”做標准，認為人性是惡的，行善是人為的。這豈不是跟孔子的“人性向善”沖突了嗎？如果人性是惡的，孔子還能夠說出“我欲仁，斯仁至矣”這樣的話嗎？所以，“克”為“能夠做主”，顯示自我向善的動力，可以主動負責的安排人生，這才比較符合孔子的原意。
有人懷疑，“克”可以作“能夠”講嗎？當然可以。《大學》裡有“克明峻德”這樣的話，意思是“能夠去昭明自己高尚的德行”。《論語》裡類似的用法也出現好幾次，譬如“恭己正南面”，“行己有恥”，“己”都放在第二個字，克己、恭己、行己是類似句法。因此，“克己復禮”是指人應該自覺而自願，自主而自動，去實踐禮的要求；因為禮的規范是群體的秩序與和諧不可或缺的，能夠自己做主去實踐禮的要求，其中已經包含了“克制欲望”在內。
後面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走上正路要靠自己，難道要靠別人嗎？前有“克己”，後有“由己”，兩者並觀，更顯出人的主動性是行仁的關鍵，我自己自覺自願去行善，去做該做的事，不是為了別人，也不是為了別的考慮，這樣才有所謂的道德價值。接著，顏淵又請教說“請問其目”，有沒有具體的做法？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隨不敏，請事斯語矣。”
孔子說：“不合乎禮的不去看，不合乎禮的不去聽，不合乎禮的不去說，不合乎禮的不去做。”顏淵說：“我雖然不夠聰明，也要努力做到這些話。”
“禮”是行為規范，規范常以基本的要求為限。有人說了，這四個“非禮”如何，不正是配合前面的“復禮”，代表禮是好的嗎？並非如此。後面的“四勿”代表消極上不要這樣做，不要那麼做，然後積極去“克己復禮”。從消極到積極，孔子這樣教學生的例子很多。譬如子貢曾請教：“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一個人貧窮而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老師你認為這樣如何？孔子說，已經不簡單了，但是還不夠好，怎麼樣是最好呢？“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貧窮而樂於行道，富有而崇尚禮儀。從“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就是從消極變積極，化被動到主動的過程。
孔子教導顏淵也是一樣，積極主動的實踐禮的要求，在具體做法上首先要做到“四勿”。古人對“四勿”很重視，許多古代圖畫以四只猴子做代表，第一只猴子把眼睛蒙起來，“非禮勿視”；第二只把耳朵遮起來，“非禮勿聽”；第三只把口遮起來，“非禮勿言”；第四只把手放後面或放在前面抱拳，“非禮勿動”。“四勿”做到了，你就可以慢慢靠著自己內心的力量，化被動為主動地走上積極主動實踐禮的人生正路。
5、心存敬畏
我記得我小時候如果不乖，父母就會說：“老虎來了。”再大一點，變成“警察來了”。怕老虎、怕警察、怕老師、怕老、怕法律……人就這樣慢慢長大了。孔子也有所謂“怕”的東西，但他怕的不是一般人所怕的鬼神、命運、死亡或者權勢、財富這些比較落實的東西。孔子怕什麼呢？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
孔子說：“要成為君子，必須敬畏以下三者：敬畏天賦使命，敬畏政治領袖，敬畏聖人的言論。至於小人，不了解天賦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討好政治領袖，輕慢侮辱聖人的言論。”
這段話把君子和小人做了對照。先說“畏天命”，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順天命。知天命和順天命之間，是敬畏天命。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光活著，活到死就算了的，人活著是有天命的。天命兼含命運與使命，尤以使命為重。這個使命就是從向善到擇善到至善，讓自己的人格趨於完美，以個人的力量改變社會。你只有敬畏這個使命，才能夠每天認真去實踐，去自我反省。
觀諸孔子的生平事跡，他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後，五十五歲開始周游列國，給人的印象是什麼？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二是“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合而言之，正是“畏天命”的具體表現。而孔子的使命是經由教育闡明人性內在原有成為聖賢的潛力，因此人人可以而且應該走上人生正途，然後天下自然歸於大同。
第二敬畏大人。“大人”指政治領袖，他們身系一國之安危與存亡，位高權重，稍有差錯，就會禍及百姓。在此必須補充的是，孔子口中的“大人”是正面意義的，他們以“立功”而造福百姓，像管仲能夠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當然值得敬畏了。相形之下，孟子說過“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我跟權貴談話，先要看輕他，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樣子放在眼裡。孟子為什麼要跟孔子唱反調？因為孟子認為政治領袖所做的事情，他都不屑於做。如果他哪一天在那個位子上，一定做得比他們好，所以他不卑不亢，不怕他們。這是孟子的原則，可以先放在一邊。
也有人說，很多政治領袖其實表現並不好，為什麼要敬畏他們呢？這就牽扯到心理學了。孔子是很了解心理學的，有時候政治領袖是因為愈被別人尊重，愈認真看待自己的職務，從而愈努力地為百姓服務。如果不敬畏他，讓他感到自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會影響他照顧百姓。譬如台灣很多政府高官，在立法院裡被立法委員罵得頭昏腦漲，回去之後就胡搞瞎搞。為什麼？因為他已經被罵得沒有尊嚴了。所以孔子這個觀點是正確的，敬畏政治領袖是希望借此機會敦促他們善盡職守。
孔子第三個敬畏的是“聖人之言”。所謂“聖人之言”是古代聖人所留下來的言論，這種言論無不標舉完美人格的理想，指出了人生應行之道並且昭示禍福吉凶，需要我們去敬畏並好好實踐。但也有人覺得，聖人之言都是唱高調，“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說的好聽，做得到嗎？孔子認為，不管做不做得到，首先要敬畏聖人之言，敬畏之後才可能認真去想，去問自己真的能做到嗎？怎麼樣才能做到呢？這是君子修身的方法。
“小人”正好相反。小人沒有志向，就活在現實生活裡，不了解天賦使命而不敬畏，奉承討好政治領袖，拉關系講面子講人情，搞得“大人”不能夠秉公辦事。“狎大人”的“狎”有親熱的意思，就是沒大沒小，公務私務分不開。最後還侮辱聖人的言論，認為古人說的話何必在意呢？時代不同了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從三畏和三不畏上，可以看出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孔子自己心存敬畏的表現，從兩句話可以看出來。一句叫“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論語·鄉黨》）“儺”是一種民俗信仰的儀式，用以驅逐疫鬼。鄉裡人舉行這個儀式時，孔子穿上正式的朝服，站在自家東邊的台階上。古時候房子坐北朝南，台階分為東西兩邊，客人走西邊，主人走東邊。孔子穿著整齊的禮服站在東階，表示自己是主人，對鄉人的儀式雖不參與，但態度尊重。還有一句叫“迅雷風烈必變”（《論語·鄉黨》）。孔子遇到急雷狂風，必定要改變容色，表示對上天的敬畏。朱熹批注《論語》說，孔子這樣做是敬天之怒。有人就覺得奇怪了，明明打雷刮風是自然界的一種現象，為什麼說代表天的忿怒？朱熹的一家之言只作參考。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孔子確實對做人做事都有謹慎的考慮，對於自然界發生的一切，也保持著戒慎的態度。
6、少說為妙
俗話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生病還能治好，但說出來的話猶如潑出去的水，恐怕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論語》有一句話：“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後來就有一本書的名字叫做《子不語》，裡面全是各種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誕事跡。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談這一類的事，並不表示這一類的事不存在或不能發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謹慎態度與理性精神。他曾勸誡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對於“怪、力、亂、神”正應該根據“不知為不知”的原則，閉口不談。
簡單分辨一下這四個字，第一種“怪”代表反常的、怪異的現象。譬如《左傳》出現過有一次“六鷁退飛過宋都”，六只鷁鳥退著飛過宋朝的都城。鳥是往前飛的，怎麼往後飛呢？因為風速大於它的飛速，看的時候覺得它是退著飛的。又譬如，古人不明日蝕之理，等到天文知識增加，疑問自消。古代有陰陽家，喜歡在自然界與人世之間尋找相關聯的線索，真相如何，則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躍”之說，即任何自然現象都在因果關系的網中，即使看似突變，也非無跡可尋。因此，理性昌明、科學進步之後，我們可以見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釋。最怕的是自己對怪象加以玄妙的臆測，造成庸人自擾。而孔子對這類事情是不談論的。
第二“力”代表勇力。孟子所謂“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我用力量來讓別人聽我的話叫做霸道，我用德行讓別人聽我的話才可以稱王。武力或霸道不符合儒家的原則。有人問孟子，說你跟我們談談齊桓公的事情吧。孟子說孔子的學生沒有人談齊桓公、晉文公這些春秋五霸的事情。因為儒家認為靠武力征服別人不是正途，將來一定會有不當的後果，譬如等你衰退的時候，別人也可以用武力把你征服。儒家“尚德不尚力”，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則必有後患。證諸史實，完全無誤。
第三“亂”在古代專指作亂造反的事情。春秋時代，禮壞樂崩，昏上亂相固然不少，亂臣賊子隨處可見。孔子不去談論這些事情，因為談多了，好像心裡也跟著受到干擾，人性的負面情緒受到刺激，以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堅持原則呢？江河決堤，一發不可收拾。孔子維護及穩定社會秩序都來不及，當然絕口不談“亂”了。
最後“神”這個字比較值得注意，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跡。有人說孔子不談鬼神，所謂“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不對的。孔子談“鬼神”談了很多次，譬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屬於自己應該祭祀的鬼神，你去祭拜，那就是諂媚；也即人對鬼神不應該有諂媚或求福之心。孔子說禹很偉大，“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論語·泰伯》），自己吃得很簡單，對鬼神祭品卻辦得非常豐盛。這些都是在談論鬼神。孔子從未懷疑鬼神的存在及意義，那是屬於信仰的領域。信仰需要誠敬之心及實踐之志，光靠言談是不夠的。孔子不談的是一些靈異事件，包括算命迷信這些事情。說實在的，算命的事不能說完全不准，像有些人可以預言將來如何。只是通常一個人算命算十次准一次，九次不准都沒人說，那一次准的卻被很多人加以宣揚。以今日來說，求神拜佛或者燒香算命，不僅於事無補，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責任，無法活出人的尊嚴。
總之，孔子為什麼不談怪、力、亂、神？是因為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義者。他認為人生有正路要走，你不要費太多心思在“怪、力、亂、神”上面。在人的能力所及范圍，絕不逃避責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內，則樂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強為說詞。
《論語》裡還有一段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論語·子罕》）孔子很少主動談起有關利益、命運與行仁的問題。“罕言”不是不談，是很少談，有時學生問到這些問題，孔子也會答復。但他很少主動去說，表示慎重之意。為什麼慎重？因為這三者皆為世人所關懷，又由於聽者有個別差異而容易引起誤解，所以不宜做泛泛之論。第一，“利”代表利益。利是人之所欲，孔子並不盲目反對利，而是強調“見利思義”，利須與義配合。但義與利的分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直接談利，容易使聽者誤入歧途，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你看到小的利益就很難規劃大的目標，因為很多人聽到“利”，馬上就心動了，所以孔子不願意多談。
第二，“命”，人生際遇的窮達順逆以及生老病死等很多時候非理性所能解釋。孔子認為，人應該憑著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賦的潛能，要堅持既定目標，“知其不可而為之”。如果多談“命”，難免使人妄圖僥幸或灰心喪志，以為一切既已注定，又何必做無謂的掙扎？這與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剛健態度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孔子所謂的“命”，兼指命運與使命；命運是盲目及被動的，使命是清明和主動的。重要的是如何在面對命運時，把握自己的使命。但命運與使命的分辨更是微妙，不能不慎重言之。
第三，“仁”，孔子也很少談。大家覺得奇怪，“仁”不是說的很多嗎？“仁”在《論語》裡出現一百零四次，怎能算罕言呢？但是我們如果仔細去看，會發現孔子很少主動談“仁”，都是學生問了，他才回答，而且每次的答案都不一樣。譬如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學生們紛紛請教什麼是“仁”，孔子才回答。換句話說，孔子很少主動談“仁”，是因為“仁”代表道德理想，而道德以“實踐”為主，多談無益，“我欲仁，斯仁至矣”，我要走上“仁”的路，“行仁”的機會自然出現。而且“仁”與每個人的具體情況有關，談“仁”要因材施教，看這個人處境如何，怎樣做對他而言才是正確選擇，因此最好留待學生請教時再做說明。
總之，“罕言”並非像“子不語”一樣，完全不談，但是要謹慎。因為多談“利”將使人忽視“義”；多談“命”將減低理性成分及奮斗意志；多談“仁”於事無補，因為“仁”必須終身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