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 正文 第十四章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二まま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國愛荷華州的一個小鎮上,沒有網絡,沒有電視信號,連報紙都得到三十公里遠的州府去買,搞不清楚具體的情況。

    打電話請示領導。張潔說:「別回來了,前兩天調查拍的東西都廢了,現在做不了專題,都是新聞。」

    我發短信給老郝:「怎麼著?」

    她說:「已經不讓記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裡怕前方的資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險。」

    我問羅永浩,他正帶著人在前方賑災。

    「已經有疫情了。」老羅說。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會更來勁。」這個糙漢。

    我改了行程回國,直接轉機去成都。上飛機前,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從報紙上撕下兩張照片,貼身放著張是一對四川夫婦,站在雨裡,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懷裡,戴著眼鏡的男人臉色蒼白,抱著妻子,閉著眼睛,臉向著天,腳邊是藍色塑料布,覆蓋著孩子遺體。一張是年輕士兵懷抱著一個孩子,帶著一群人從江邊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慘綠,人們伏在亂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綿陽,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記者。

    我拿著在醫院帳篷找到的幾樣東西個滿是土和裂縫的頭盔,一隻又濕又沉的靴子和一塊手錶,講了三個故事:男人騎了兩千里路的摩托車回來看妻子;士兵為了救人,耽誤療傷,腸子流了出來;還有一個女人在廢墟守了七天,終於等到丈夫獲救。

    我拿著這些物品一直講了七分鐘。

    史努比也在災區直播點。我說的時候他就站在直播車邊上看著。

    看完沒說話,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歡。

    我說怎麼了,他說得非常委婉,生怕傷著我:「你太流暢了。」

    「你是說我太刻意了?」

    「你準備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這樣說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當時看到你的編導蹲在地上給你舉著話筒,心裡就咯登一下。他還給你遞著這些東西,我就覺得不舒服,這麼大的事兒發生了,不該有這些形式和設計。其實那些東西放在地上,也沒有關係,或者,你停一下,說,我去拿一下,更真實。」

    還有些話,他沒說。

    後來我看到網上的一些議論。

    那個等了七天的女人,終於等到丈夫獲救,出於保護,他眼睛被罩著,看不見她。她想讓男人知道自己在身邊,又不願意當著那麼多人大喊,於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說:「我這二十多年來每晚都拉著他的手睡。」

    他蒙著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講到這裡,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開始,我以為是這笑容不對,因為我是一個外來者,表情太輕飄。後來我看了一遍視頻。是我在說這一段時,只顧著流利,嘴裡說著,心裡還惦記著下一個道具應該在什麼時候出現,直播的時間掐得準不準。我只是在講完一個故事,而不是體會什麼是廢墟下的七天,什麼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講得如此輕鬆順滑,這種情況下,不管是笑與淚,都帶著裝飾。

    這一點,觀眾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說了那麼多,其實就是一句話:「你是真的麼?」

    第二天,在綿陽,我們趕上了六級餘震。

    跳下車,往九洲體育館跑,那是災民臨時安置點。館裡空空蕩蕩,八九千人已經安全撤離,只有一個人坐在裡頭。

    我走過去,他背靠牆坐著,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問他:「現在這兒不安全,你怎麼不出去呢?」

    他抬起頭,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黧黑的臉,兩隻胳膊搭在膝蓋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還跑什麼呢?」

    我蹲在那兒說不出話。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這兒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講了這個細節。又有批評的聲音,認為調子太灰色。

    這兩次直播給我一個刺激,這兩個細節不說不真實,可是笑和淚,這麼簡單地說出來,確也不紮實。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但並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隊附近安頓下來,晚上迎頭遇上一個當地電視台的同行。

    他搖搖晃晃,酒氣很大。我掃了一眼,想避開,路燈下他臉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發著高燒,眼睛赤紅,手抖得厲害。

    「幹嘛喝這麼多?」我帶了點責怪的口氣。

    「受不了了。」他張開著嘴巴,就好像肺裡的空氣不夠用一樣,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癱坐在地上:「那個血的味兒……。」

    我聽不清。

    「就在兩個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聽見他說:「她說叔叔,你救我。」

    他囈語一樣:「我說我會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動啊,我喊了,我瘋了一樣地使勁,我搬不動啊柴靜,我只給了她兩個大白兔奶糖。」他轉過頭來,臉憋得青紫,啃咬著自己的拳頭,要把什麼東西堵住,再這樣他會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嬰兒一樣拍著。

    他的喉嚨裡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樣,哭聲仰面向天噴出來:「只有兩個……糖……啊……」

    我沒帶紙,兜裡只有一個皺巴巴的口罩,我拿出來,把鐵線抽了,給他。

    他攥著,擰著,也不擦臉,頭上全是青筋。

    我們倆盤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頭頂是三樓燈泡昏暗的光。他大聲號哭,我默然坐著,身邊常常有人走過,沒人奇怪,也沒人注意。他們已經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羅陳、陳威、老金和我,幾個「新聞調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們要做一期有足夠時間的節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體育館,幾千人從災民臨時安置點回家,我們看著烏泱泱的人,商量「拍誰呢。」想法也一樣:「誰都行。」→文·冇·人·冇·書·冇·屋←

    一對夫妻,男人穿舊的深綠呢子軍服,四十歲左右,綿羊一樣的眼睛,有點張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網兜拎著臉盆。就他們吧,我迎上去。

    跟葉哥葉嫂坐車回家。他們家就在北川縣城邊的楊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頭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車能過,每輛車載兩個人。我坐在葉嫂身後,摟著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彎,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輛摩托車孤零零地懸在邊上。往上開,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處,稠白的霧氣像河一樣,重得要用燈破開。

    葉哥的家在一樹梨花底下,深山冷,花還開著。房子從後面看是完整的青磚牆,一繞過來,前頭全塌沒了,地基、堡坎都震壞了,這是葉哥葉嫂在震後第一次見到自己房子,站著,呆看著,手裡挽的東西不知覺地落在地上。

    鏡頭也那樣呆著,誰都不說話,三四分鐘。山裡非常安靜,只有些微的鳥叫,雨落在椿樹的葉子上,細密地簌簌作響。

    葉哥走進廢墟,翻找出一樣東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兒不動。我走過去看,是兒子在遇難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樑上掛著一串紙鶴,綠色方格作業本的紙,疊得很笨拙,像大元寶,是兩個月前,三八節那天,兒子送給葉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搖晃不停,地裡幹活的女人以為山神發怒,跪下來轉圈向四面祈禱。葉哥一個大跳出屋,躍到土豆地裡,片刻恍惚後,大叫一聲,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縣城,曲山小學在城裡,兒子在上課。路已經斷了,房子一樣高的石頭在路上堵著,路邊的陡崖上都是樹和灌木,葉哥從崖上往下連跑帶跳,「像瘋了一樣」,二十多分鐘到了縣城舊城邊上。縣城被王家巖和景家巖兩座山夾著,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壓成片的出租車前蓋。只有從崖邊往上運人,人們正接力把傷者傳出來。

    他可以回頭再找別的路去學校,但猶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遞過來的一個傷者。

    我是一個外來的人,聽他說完,除了陪他們站著,一起去撿一隻鍋,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沒有別的辦法。

    葉哥葉嫂把房子前頭的荒地剷平,拿廢墟裡的碎水泥塊把四邊墊上,怕雨水進來,帳篷還沒到,就找了塊破爛的彩條布,搭在門口的梨樹上,把房子裡的床墊拖出來,放在裡頭。細雨紛紛,越下越密,落在人頭上。我問過葉哥怎麼不在災民安置點等一等再回來,他說:「不要緊,那麼多殘疾人,我們好手好腳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來。」

    他搬了兩塊石頭,找了只鐵鍋,把蓄水池前兩天殘留的一點雨水燒開,泡了碗方便麵,沒有拆調料袋,紅色塑料袋子轉著圈漂在面上。

    他們倆坐在一桿木頭上吃,一邊跟我說話。葉嫂差不多四十歲了,她說,將來還要生一個我那樣的兒子,我一定好好地養育他。

    葉哥補了一句:「就像對第一個一樣。」

    我聽見背後有嗚咽聲,回頭看是編導羅陳,他跟他倆差不多大,也有一個兒子。

    我們在山上住了下來。陳威搭了帳篷,沒自來水沒電,也沒有手機信號。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從一口快乾涸的山泉眼舀點水,倒在桶裡拎回去,順便找個有信號的地方給台裡打電話。草姐姐負責片子的後期,第一天拍的東西傳回去,她說領導覺得這段還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領導這麼想也很正常,不過生活會自己長出來的。

    「那你們要拍什麼主題啊?」草姐姐問。

    我說:「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這三個字,做節目前,沒有一個策劃案、一個主題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這次我覺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麼辦?」草姐姐得負責播出,「要不要找找鎮裡和村委會,做點全景式的採訪?」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無關的事,鐵凝三十多歲的時候,見過一次冰心,冰心問她:「姑娘,成家了沒有?」

    「沒有。」

    「嗯,不要找,要等。」

    後來,我們誰也沒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覺,山裡靜,靜得不容易睡著。

    知道死,和經歷它,是不一樣的。

    二まま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沒在電話裡告訴我,只說病了。但我聽到我妹的聲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時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點的時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開棺木,她臉色如常,只不過閉著眼睛,就像我幼年時夜夜看著她的樣子。從嬰兒時我跟她睡,每晚她撫摸我背才能睡著,長大一點,晚上睡下我常常側頭看她,她被子上蓋一個深灰大褂,枕頭上鋪一隻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臉偎過去,手帕上是洗淨後在爐邊烤乾的肥皂味兒。她的嘴微微地張著,我聽她呼吸,有一會兒害怕了,覺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輕輕拿手摸一下她的臉,暖和的,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麼辦,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進棺木,用手背在她右側的臉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除了忍受,沒有別的辦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對葉哥葉嫂,沒什麼採訪可言,沒法兒問,問什麼呢?我也不想試圖勸誰別難過。

    他們允許我們在旁邊陪伴就夠了燒火做飯時,我幫著填點柴。有時候機器開著,很長時間也沒人說話,只是柴火辟啪的聲音,火苗的藍尖飄過人的臉,熱一陣,冷一陣。葉哥葉嫂要是想說話了,我們就聽著,≮墨齋小說網http://www.qSxiaoshuo.com

    www.qSxiaoshuo.com≯有時候兩口子商量以後怎麼蓋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樣子。有時候又沉默著,幹什麼都沒有心思。

    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號就度過去。

    過兩天他們幫鄰居打蒜薹,鄰家的女人遇難了,只剩父子倆,孩子十二歲,叫文超。楊柳坪村八十八戶人家,遇難二十二人。不同於群居的北方農村,山村裡住的人少而分散,路遠,主要靠家族和血親的紐帶,能來的都來了,十幾個人。

    文超穿件圓領小紅衫,褲頭膝蓋上釘著小熊,不愛說話。

    我問他怎麼不去山下學校過兒童節。

    他說不想去。

    邊上他姨說:「他不想下山,別人都去,就他不去,說也不聽。」

    我說:「捨不得你爸嗎?」

    他哭了,拿袖子掩著眼。我不再問,摟他肩膀搖一搖。

    打完蒜薹,女人們張羅著吃飯,葉哥戴著個不知道哪兒來的黃色礦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從廢墟裡頭幾塊水泥底下扒拉臘肉,很滿意的樣子:「嗯,這個沒偷走。」

    大伙用石頭壘了個灶,找點柴火,拿石片把臘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鍋裡煮。水熱了,再撈出來,用刷子吃力地擦著肉外頭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蠟黃。我負責切肉,一刀下去,熱氣直往上躥,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聲。

    葉嫂扭頭喊:「你去地裡找找有沒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幾顆回來,滾刀切大塊,煮,炒。

    居然還從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壺玉米酒來,大伙有了一點興致。

    把廢墟清一清,露天擺了三張矮桌子,天已經擦黑,村裡人捨不得點火,藉著麻藍的天上一點晶明的星光擠著坐,狗在膝蓋底下蹭來蹭去,不扔東西給它,它就拿嘴拱你腰一下,往後一坐,眼巴巴望著。葉哥一邊扔點肉皮一邊笑:「它好久沒見著人了。」

    陳威得拍這段,幾米之外盯著機器。

    村裡人不覺得我們是來工作的,那個機器他們看慣了,就像他們的鐵鍬一樣,直對著鏡頭招呼他「來吃嘛。」

    陳威坐在機器後面的石頭上,揚揚手裡的煙:「我抽完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個年輕人,舉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後第一次這麼多人見面,算個團圓酒,來。」

    這一杯下去,我的胃裡像著了火一樣。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兒也在縣城上小學。

    我們跟他一塊去挑水,路上遇到一個不認識的村裡人,跟他打招呼,「噯」一聲,男人之間那種口氣。

    那人偏過頭對我說:「是他把我兒子從土裡拽出來的。」志全聽了卻臉色一黯,不說話,走著走著,拿樹枝抽了一下路邊的石頭。

    晚上火堆邊上我們才談這事。

    他說:「我愛人就是怪我這事,我原來是軍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沒耽誤,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兒。」

    我想說他已經盡力了,這是無能為力的事。但覺得這話沒有意義,他也不需要我說什麼。四川人說「火落在腳背上」,這個痛別人明白不了,烙著他,折磨著他,沒辦法了,喃喃自語一樣說出來。他說最難受的就是覺得孩子不會怪他,「她如果活著,要是寫作文,肯定會寫《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夠拍攝,羅陳坐在我左手邊,舉著我們帶來的蠟燭,滾熱的甶蠟油流在手上,他沒動,一滴一滴,火燭在風裡躥動。

    志全說:「她那天早上說,爸爸,給我買一個冰淇淋,我沒給買。我就是後悔,兩塊錢一個的冰淇淋,我為什麼沒給她買?」

    文超趴在他膝蓋上哭得抬不起頭。

    志全摸著侄子的頭髮:「你爺爺十二歲討飯到這裡,才有這個家,你身上流著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裡有只小貓,地震後倖存的,剛出生,找不著媽了。

    小傢伙細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鑽在我的迷彩服深處,拚命吮吸,以為那黑暗溫暖處是它的母親。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聲,陳威就把它揪過來,豎在臉前,露著白肚子,夾著煙那隻手指著它的臉,教育一頓。貓一聲不叫,可憐巴巴地在煙霧裡瞇縫著眼睛看他,他歎一口氣,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沒有了媽媽。我們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礦泉水瓶蓋裡,用食指蘸著,一點一點讓小貓舔,貓的臉比藍色瓶蓋大不了多少,尖細的緋紅舌頭一卷一卷。吃飯的時候,他右手拿筷子夾菜,左手掌心裡托一塊大窩筍,給它練牙。

    「村裡人都認為它活不了,你也這麼想嗎?」我問他。

    「是。」

    「那你為什麼還養它?」

    「它也是一條命。」他低頭撫摸它。

    文超走到哪裡,貓就踉踉蹌蹌跟著。到我走的時候,它已經可以站在狂吠的大狗鼻子前頭,不躲不閃,面無懼色。

    受難者不需要被施予,或者唱《感恩的心》,我們心懷敬意拍這個片子。

    我們找了一家日常開農家樂的村民,給了一些錢,就在他家做飯吃。他家房子沒大礙,還養有一百多隻雞,災後容易有瘟,女人拿把菜刀,把大蒜切成白片,又剁成末餵它們。但還是有一些雞走在我們邊上,腳一軟,就撲騰著倒下去了,歪成一團。大家都用眼角掃彼此一下,裝作沒看見,不提這事。幸好山高風冽,沒暑熱。

    豬也沒有吃的了,村民把豬捆住腳運下山去餵,橫放在摩托車上,夾在兩人之間,後面那人一手抓著豬腳,一隻手揪著豬耳朵。豬不吭聲,大概是注意到有人在看它,就抬起頭,兩隻眼睛烏溜溜的,眉心裡有一個被砸傷的紅口子。我們對視著,它的臉被扯起來,像有點驚訝的樣子,一直看著我,車拐了一個彎,就不見了。

    山上沒糧了。

    鎮裡發糧食的幹部只有三個人。卷頭髮的胖大姐滿頭全是土。瘦得凹著臉、眼睛全陷下去的主任,砸傷後沒包紮,一瘸一拐,腳腫得鞋都扣不上。上百人圍著他分糧油。大卡車一過轟得滿天灰,他大聲吆喝著,口罩耷拉在下巴上。他說幾天沒回家了。我說那你家裡人誰照顧呢。他停了好久說:「只有他們自己照顧自己了。」

    我問:「其他幹部呢?」

    他說:「當時正在開會,都沒跑出來。」

    「多少人?」

    「三十多人……死的太多了。」他用力地眨眼睛,胸口一起一伏,「不說了,不說了。」

    我們記錄的都是生活裡的片斷。遇上了就拍,遇不上就待著,在葉哥家門口坐著。有時候下場雨後太陽出來,杉樹上水淋淋閃著光,雨滴在房上,匯成極細的水流在瓦間蜿蜒鑽行,從殘破的瓦頭沒遮沒攔地掛下來。

    陳威不愛多說,不搭訕,他身上有股寥落的勁兒,一臉胡茬,總是稍遠一坐,燒杯苦極了的野茶,聽著別人說話。但我知道,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他更願意待在這兒。

    他有那麼一雙眼睛。

    當年拍雪災,廣州車站十幾萬人被困數天,終於可以上車的時候,士兵拉著繩子圍成一個細的通道,人群急吼吼地往裡走,一個大兵喊「快點快點」。

    陳威的鏡頭搖過去,旁邊的長官急得嗓子都劈了:「什麼他媽的快走,快走就出事兒了,走穩,走穩。」

    人群到了站台上,一個姑娘拿著箱子,往車上趕,眼看著到了跟前,摔倒了。

    車開了。

    她歪坐在地上,箱子翻倒在一邊,看著車從面前開過,一節一節,越來越快。

    陳威的鏡頭一直中景對著,沒有推上去,也不拉開。

    過了小一會兒,一個乘務員人了畫,過來扶起她,拉起箱子。他倆一起看著車,轟隆隆遠去,把站台都震動了。

    陳威的鏡頭還是那樣,一點沒有動,車越來越快,車窗成了條紋,兩個身影還茫然地定在站台上。

    這兩個鏡頭,勝過千言萬語。

    六一那天,葉哥葉嫂很不好過,幹什麼都沒有心思。葉哥說:「我今天一早上都在想他,你看我幹活的時候都是傻傻的,一下弄這裡,一下弄那裡……」葉嫂說:「每次路上摩托車一響,總覺得是他回來了。」

    文超叫他們乾爸乾媽,是他們兒子最好的朋友。他沒了媽媽,一整天都在葉哥家待著,抱著貓坐在一邊。

    午飯後,葉哥為了安慰他,翻出兒子的那盒象棋,鋪在地上,跟他下了一盤。葉哥有點心神不定,剛下了幾個子兒,就喃喃自語:「我是輸了吧?輸了沒有?」

    陳威拍了一會兒,把攝像機撤到很遠的地方。正午的陽光下,蟬聲無休無止,地上都是樹葉的黑影子,棋盤放在地上,一大一小,兩個身影蹲著,遠處煙青的山,再遠什麼都沒有。

    我們幾個站在遠處,久久地凝視這一瞬間的寧靜。

    有一天在葉哥家坐,聽到坡上有人叫喊。

    「喲,怎麼吵架啊?」我們就上去了。

    有個老爺子一頭亂髮,圍著快曬成白色的藍圍裙,正爬在梯子上,往半塌的房頂鋪瓦。

    底下站著他兒子,正衝他嚷。原來老爺子死活不去兒子家住,非得修自己的房子,還拒絕別人動手。

    「我把這房子掀球了!」他五十多歲的兒子喊不下他,急了。

    我們去了,爺爺一看人多,煩了,下來。

    我問:「您多大歲數了?」

    他正在氣頭上,兩眼圓睜,手一甩:「沒得好大。」

    村長在旁邊做工作,一邊樂:「他八十三。」又轉頭對他喊:「這是北京來的記者。」

    老爺子不管記者是幹什麼的,聽到北京倒是氣平了:「北京來的,哦,北京來的,北京地震沒有?」

    一臉關切,我挺感動。

    聊了會兒,村長說:「他唱山歌唱得最好。」

    我哄他:「唱一個吧。」

    老爺子強得很:「不唱。」誰說也不行。

    後來幾天,他還住在半塌的房子裡,天光從殘瓦上漏一滿地。白天也點一堆柴火,跟幾隻大肥貓圍在火邊,頭髮亂蓬蓬,手抄在藍布裙裡,臉映得微紅。他耳朵背,也不懂普通話,我每次經過他家門就大喊一聲「爺爺」,這個詞他聽得懂,每次都一樂,滿嘴沒牙。

    臨走前一天,傍晚吃完飯,在葉哥家坐一堆閒聊。村裡人聽說我們要走,都聚來說話,天暗下來,一個一個深灰淺灰的影子,路邊蹲著,或者坐在石頭上。男人說縣城裡的樹、房子和路,女人們聽著,拿樹枝子在地上劃拉,有時候自顧自低聲說上一陣子,把小貓拿來撫弄一會兒。暮色裡看不見臉了,聽著點聲音也是個熱乎氣兒。

    爺爺忽然從坡上下來,人前一站,直接開口唱了一段,唱完了,拔腿就走。弄得我們手忙腳亂,幸好還錄上了幾句。

    後來羅陳把爺爺唱的歌放在每個節目段落的開頭。聽不懂他唱什麼,讓村裡人翻譯,他們也說聽不懂。但那段時間我醒時夢裡都是那幾句,老覺得他在唱「什麼什麼楊柳坪哦……村噥」,唱得我心裡一起,一落。

    幾年後,說起這期節目,草姐姐才說:「你們當時在四川,第一天拍完傳回來的片子,領導看了有點擔心,說這樣的片子會不會太灰色,乾脆讓他們回來吧。」但她沒有轉告我們,也不干預,日子一天天過去,生活最終從片子裡流淌出來,審片的時候,「大家都接受,台長都哭了」。

    當時來不及想這些,羅陳趕這個節目三天沒睡,實在困得不行了,我說我來寫後面的解說,你去睡會兒吧。他和衣在沙發上倒一會兒寫完我去找張潔:「這期讓我配音吧。」他看我一眼,我當時重感冒,鼻音重得可怕。

    我問他:「你覺得這聲音行麼?」

    他還在沉吟。

    我說:「你不讓我配我跟你拼了。」

    配完音,我回到家,才收拾行李,把沾滿泥土的靴子放在架子上,擦掉暴雨打在桌上的黑點,把催我領郵件的單子揉成一團扔到垃圾袋,洗一遍衛生間,潔廁靈濺在手腕上有些腐蝕的疼。袋子裡的東西——望遠鏡、電筒、頭燈、救生衣,一一放好,洗臉的時候我看到髮際線和臉上的顏色相差很大,胸脯和胳膊上完全是棕黑色。

    要了外賣吃,在一堆書的底下找到安德森·庫珀的書。他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記者,作過很多災難和戰爭的報道,在序言裡他寫道:「回到家裡,等待我的是一疊疊的賬單和空蕩蕩的冰箱。去超市買東西,我會完全迷失……一群女孩一邊喝著水果顏色的飲料,一邊談著化妝品和電影,我看見她們的嘴唇在動,看見她們燦爛的笑容和挑染的頭髮,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我會低頭看著自己的靴子,然後看到上面的血跡。」

    窗外小區門人們剛剛打完球回來,互相拍打著哈哈大笑。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況就越糟糕,回來後甚至無法開口說話。」他說,「我會去看電影,去見朋友,可幾天後,我發現我又在看飛機的時刻表,尋找可以前去報道的地方和事件。」

    我們都努力把自己報道的世界與生活分隔開,但是都發現自己已經成為它的一部分。

    他說:「我以為我能就此脫身而出,不受任何影響和改變,但事實卻是我根本無法解脫。根本不可能做到視而不見,即使不聽,痛苦還是能滲透到你內心深處。」

    節目播出後,一位素不相的導演打電話來說「安排讓你朗誦一首詩」,就要跟我談論內容我打斷她:「不,不朗誦。」

    她有點意外:「這可是念給大地震的。」

    「我是個記者,不適合念詩。」

    她還繼續說。

    「我知道這詩很好,這事也很好。」我說,「只是我不適合,您找別人吧。」

    我並不反對詩,也不反對朗誦,我只是不喜歡被「安排」的感情。我採訪過一個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壓了五十多個小時,截肢後在病床上開始畫畫。有一張是她自己被壓在廢墟下,只能看到臉,一隻手撐著頭上的石灰板,眼睛睜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絕望又希望」的一刻。

    她說畫這張畫的原因,是後來玉樹地震發生,別人要她給災民畫張畫來展覽,「給他們畫個新家園吧。」

    但她畫了自己,她說「這樣才是對他們的安慰」。

    只有同樣經歷過無邊黑暗的人,才有資格說,我理解你。

    第二年,還去不去楊柳坪做回訪?羅陳做完前期回來有些猶豫:「村子裡沒發生什麼事。」

    「那就好。」我說,「就拍沒事吧。」

    「不過葉哥葉嫂沒懷上孩子。」

    嗯,這就是生活。

    去的時候是清明,鈷藍色群山,中間有條縫子,一匹油菜花的金緞子瀉下來,山裡冷得扎人,還點著炭盆。我們每天跟大伙圍著炭盆喝茶,還是那樣,遇上什麼就拍點,沒有就不拍。男人們去幫著村裡砍木頭蓋房,我給文超輔導功課,題答對了我倆就一人吃一粒糖,腮幫裡硬邦邦的一小塊含一個下午。爺爺的耳朵更背了,我倆說不了話,臉貼臉對著鏡頭照個相玩兒。

    鮮紅的辛夷花剛開,落得漫山遍野都是,葉哥還穿著那件綠呢子軍服,把山坡上的油菜花拿鐮刀砍掉,讓蒜苗長起來,金光閃閃的花橫七豎八倒了一地。正午山裡靜,只有群蜂在水窪邊隱隱不絕的嗡嗡聲,陳威把掉在茶水裡的野蜜蜂用隨身的刀尖小心地挑起來,移到新砌的水泥台上,它在太陽底下,歪斜了一會兒,抖一下,就飛走了。

    日子就像胡適說的,「平淡而近自然」。

    我們一起進北川縣城,路側都是燭火,兩條火線,在青灰的天底下蜿蜒不已。曲山小學隔著條河,沒法過去,離河最近的大石頭上,一個中年女人坐著看對面,一動不動。

    葉哥在賣紙錢的地方選了很久,挑一個書包,選了紅的,有奧特曼。放下,又選了個藍的。

    地震之後有過一次大泥石流,他們在城裡的房子被埋了,找了半天找不著。他和葉嫂就在警戒線後跪著,香插在石塊中間,對著小學的方向燒紙,葉哥看著紙灰飄飛,喃喃說:「你最喜歡背新的書包,這個書包你喜歡吧?」

    文超轉身一個人走了。

    我和志全找了好久,發現他站在另一所小學的教學樓面前,一樓沒了,二樓直接坐下來了。志全對我說:「他就是從二樓跳下來的,看到自己的同學就差那麼一點沒能跑出來,只有頭露在了外面。」

    文超還是在那兒站著,一句話不說。

    回到家裡,給文超媽媽上墳。他爸燒紙,對著墓地說:「往年清明都是你張羅,今年我弄,也不知道對不對。」木訥的四方臉上帶點淒涼的笑容。

    他爸想再娶個女人,但孩子不接話。他爸讓我勸勸。這不是靠勸能過去的。

    文超跟我說,總是夢到他媽喊:「超娃子,吃飯。」

    孩子臉上兩行淚。

    晚上,陳威說,我以為你當時會像「雙城的創傷」那個節目裡一樣,抱一下那個孩子,或者給他擦眼淚。

    我沒答話。

    吃過晚飯,我一個人走了走。大山裡烏黑的沉默,一盞燈都沒有,看的時間長了,才看到蒼暗的雲層滾滾而流。

    我向北望。

    這一年我沒法回去給奶奶上墳。前一年拔完雜草,在她墓碑前坐一會兒,上面刻著她享年九十四歲,想起小學的時候,我剛學會算術,在課本上算她的壽命,嗯,她是一九一ま年生,我要她活到一百二十歲,我歪歪扭扭地在課本上畫加法等式……也就是……嗯,二ま三ま年……

    她去世快六年了,我不跟人談她,不看她照片,也不願意別人跟我提她,每次夢裡終於看見她的時候,心裡都鬆一下:「看,她沒死,我就知道。」

    夢裡她總是衣衫破爛,被人追趕,我把她護在身後,像動物一樣對那些傷害她的人齜著牙,威脅他們,但最後,她總在我懷裡死了,我絕望地摳著牆皮,牆都碎了。

    有時候,在夢裡我小聲喊她:「奶奶。」

    她靠在門邊上,看著我,不認識了,說:「誰呢?」

    我心裡淒涼,又覺得,是我沒照顧好你,不值得你認得。看她手裡拎著東西,我伸過手:「那我幫你拿吧。」她遞給我,我跟她一起往前走,她還容許我陪她走這一段路。

    文超臉上的眼淚,我擦不了,感情在血肉裡,尖刀剜不掉。採訪時我倆都坐在小板凳上,佝僂著忍受。

    有一天葉哥說起兒子,說你們知道他什麼樣兒吧。

    我搖搖頭,不知道,也沒問過。

    他試探地瞄了下葉嫂,又看我,說:「鎖起來了。」

    她帶點著惱的笑,從腰裡拔出一串鑰匙:「我不許他看。」

    堂屋邊上有個小門,鎖打開了,門裡頭有一個箱子,也上著鎖,用更小的一個鑰匙打開。

    葉哥拿出來一捆東西,用燒焦一角的舊紅領巾紮著,是孩子的獎狀、照片。拆開給我看,都是從去年廢墟裡扒出來的,不少殘缺不全,他帶點笑,說你看這個獎那個獎,等翻到孩子照片的時候,葉嫂「刷」一下就站起來,走了。我說:「葉哥,你去看看吧。」他去了,鏡頭沒跟著,等在原地,也沒再往下拍,就到這兒。

    過一陣兒,葉哥挑水回來,我出屋去接他。陳威站在屋裡架著機器,那算不上採訪,只是說話。我說:「我這來了幾天,你喝好幾頓酒了,可比去年喝得多。」

    葉哥踩著石頭,腳尖輕敲:「以往從不喝酒,現在沒兒子管我了,原來呢,他在的時候就說,爸爸,你少喝點,有客人你再喝一杯嘛……我還希望,有朝一日,有下一個兒子的話,還像我前一個兒子那麼聽話,哎呀,簡直是萬福,真的是萬福。」

    我說:「但是葉哥,你現在要生孩子啊。生孩子你不能喝酒,對吧?」

    葉嫂用腳踢著那塊石頭:「他是不聽的,他是不聽的。」

    「我還是要聽,聽我還是要聽,聽還是要聽。」葉哥說。

    我說:「這是大事。」

    葉嫂抬起眼,對我埋怨:「他從地震過後到現在,是又吸煙又喝酒。」

    葉哥說:「你都不能給我保密啊?」

    我說:「你這得接受監督。」

    「行。」

    我說:「你得答應我們。」

    「我一定答應你。」他說。

    就這些家常話,完整地放在節目裡,這種採訪是我以往的大忌,我覺得記者不能發表意見,不要議論,不要參與別人生活,我對自己有很多的要求。

    現在我知道,有時話本身可能沒什麼意義,它只是到了嘴邊。

    在北京時,有位兄長的親人過世,朋友們勸解他,說其實死去的人解脫了,唯有生者痛苦。

    他不說話。我心想,像我這樣的生者,怎麼配這麼想。

    兄長順路捎我回家,他坐在出租車的後座,我坐在前座,都沒說話,車裡忽明忽暗,都是沿路的燈,過一會兒他開腔了,他說他決定要生孩子了,兩個。說你要是遇上瞭解你的男人,就生個孩子。

    我沒搭腔。

    黑暗裡,他的手隔著柵欄,在我肩膀上,輕拍一下。

    像是滿心說不出來的叮嚀,也是一種不必說出來的安慰。

    志全的媳婦懷孕了。

    人們總是說,新的生活就這麼開始了。忘記吧,忘記過去,新的生活就開始了。

    採訪的時候,家裡女人們都在灶間忙,給建新房的工人們備飯,木柴燒旺的火膛上,吊著漆黑的小鍋子,咕嘟嘟煮著,皮肉燉爛的味兒,帶著花椒和八角的腥香味兒,漫得滿屋子都是。志全媳婦不愛說話,正拿辣椒和鹽巴往鍋裡抖,火映得半邊臉上發亮,我問她肚子裡孩子動的時候,是什麼感覺,她低頭撥火,過了一會兒,我才發現她哭了。

    她說:「昨天夢到我女子,夢見她買了糖粒子,八十顆,問哪兒來的錢,她說是爸爸給的。」

    我明白她。

    手從奶奶臉上滑過的時候,有人在邊上對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淚掉進去」,把棺木關上了。

    怎麼會哭呢?我有什麼資格哭?

    在我小得還不會說話的時候,她就在那裡,青布的斜襟大襖,掖一隻淺灰的手絹,通紅的石榴花開滿樹,她用小勺把嫩黃的雞蛋羹劃幾下,把軟滑的小方塊喂到我嘴裡。雨在簷頭輕輕地頓一下,拉長一點,落下來,落在青磚地上一個細的小渦,小水滴四濺。

    吃完了,她用額頭頂著我的額頭,讓我的小脖子長一點勁兒。

    哄我喝藥時,藥邊總放一碗水,手裡一粒話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藥,她就先餵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裡,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幫子,硬硬的還在。

    長大一點之後,她的頭髮都是我剪。我笨拙地拿個梳子別住她頭髮,毛巾鋪在她肩膀上,拿小銀剪把長的地方剪掉,她脖子後面有一個很深的窩兒,那兒的頭髮特別不好剪,要用手握住,說「不要動不要動」,一根一根地剪。

    上初中夜讀回來,她在爐子上烤了紅薯片和花生,我遠遠地順著甜香就進了門。我吃東西,她給我捂著手,用山西話說「怎麼老是冰淬的」。我倆雙雙把額頭貼近鐵皮爐子,藉著那點暖和氣兒說個不了。她有時候自己也笑:「就是憨親哩。」

    她老了,貼身穿著我小時候的紅棉襖,一天天衰弱了,我每年只有幾次回家,給她洗澡,剪指甲,她喝中藥,我在邊上放一碗水,手裡放一粒話梅糖,頂著她的額頭哄她「一口就下去了」,她冰涼的紋路印在我額頭上。她歎口氣:「你怎麼還不結婚呢,你結了婚我心裡就靜罷了。」

    她九十歲時,我回家過完年要走了,走了幾步,又轉回身看著她。

    她拿枴杖輕點一下地,說:「去吧,我死不了。」

    她下葬前,我收拾她的遺物,抽屜裡有我從沒見過的我爺爺年輕時的照片,還有一個《毛主席語錄》的紅塑料皮,夾著我嬰兒時的照片。挖墓穴的農民在邊上抽煙談笑,生老病死在這片土地是平淡的永恆。我坐在棺木邊的地上,手裡攥一把黃土,天上白雲流過。我第一次有了生一個孩子的想法。那個孩子會是新的,我用手輕撫奶奶的棺木,她會在他的身上活下去。

    離開楊柳坪的時候,羅陳說:「錄個結束語吧。」

    我們下了車,雨下得又輕又細,深青的群山全被濡濕了,去年的裂縫裡青草簌簌地拱動,濕黑的山坡上一層一層墨綠的杉樹林,梨花淺白,空氣裡都是水滴和鳥叫。我站在細雨中,說了最後一段話:「一年之後,我們重回楊柳坪,去年地震的時候,很多坍塌滑坡的山體,現在已經慢慢重新覆蓋上了草木,就在這片山巒之間,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莊和家庭。人的生活也是這樣,經歷了磨難和艱辛,正在生根發芽,一片葉子一片葉子地長出來。我們離開的時候清明已過、谷雨將至,楊柳坪到了雨生百谷、萬物生長的季節。」

    做完這期節目,評獎的時候,夏駿在,他是以前「新聞調查」的老製片人,常敲打我。這次開會,到他發言評價節目,他頓了一下,說:「柴靜是個漂亮姑娘。」

    底下人笑聲噓聲四起。

    他接著說:「她自己也知道,所以老忘不了。」

    我抬頭看他。

    「這次她忘了,所以節目好。這算她的成年了。」

    第三年的時候,我巳經離開「新聞調查」,沒有去楊柳坪,同事們接著去了,不管是誰,記得就好。史努比說的,「記者」就是「記善」。

    也有人說,該換個主題了,給觀眾一些新鮮感。

    看《讀庫》,《霸王別姬》的編劇蘆葦說他有一年寫杜月笙,花了很笨的工夫整理史料。

    導演看了沒興趣,「主題沒新意」。

    他批評這位導演後來的作品:「只刻意求新,為賦新詞強說愁,所以矯情虛妄。生活並不需要時時有新的主題,即使是華麗的《霸王別姬》,力量也在於真實的市井人性。」

    他說:「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我和爺爺。誰也沒聽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時間我醒時夢裡都是那幾句,老覺得他在唱「什麼什麼楊柳坪哦……村噥」唱得我心裡一起,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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