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兒釀蜜，燕子銜泥，走獸奔徙，乃因對它們的生存有著重要的意義。
人卻為什麼常煞費苦心地做鋪張浪費又並不見得多麼重要的事呢？人啊，我們為什麼在此點上低於著它們？……
如今穿布衣的知識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人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少了。因為有了的確涼、的卡、混紡，其它什麼什麼的。共產黨如果成了布衣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產黨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黨，那則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產生別的一番滋味了！
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積澱和種種歷史淵源所至，一向是崇兩極力的。而封建王權便是以這種崇尚為其社會基礎的。這是我們民族愚昧的一面。人類不龐受王權的統治，而只龐受知識的統治。這叫人類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社會似乎有一般崇尚知識的風氣良好的開端，但很快又被對金錢的崇拜所滌蕩了。
金錢，這個討人喜愛的怪物，吞噬著某些中國人的靈魂，吞噬著某些中國共產黨人的靈魂。
不是說“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嗎？應該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來才對啊！倘若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們，都利用職權，著急忙慌地，爭先恐後地先使自己富起來，還算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的一切財富，巨細無遺，都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任何侵吞、揮霍、浪費人民財產的行為，都不龐是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們的行為，都是丑行，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這樣。如今人民對黨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不變；希望黨風徹底好轉；希望黨內有幾位“包龍圖”，鏟除邪惡，輔佐“朝綱”；希望改革之舉成績更大，彎路更少。
而最大的希望則是——黨內損公肥己、以權謀私者們不再繼續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們，又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人民已將權力交給了他們，就像李爾王將王杖交給了對自己始而恭順繼而飛揚跋扈的女兒女婿們一樣。
老百姓有句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這也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義最厚道的老百姓。他們很通情達理。江山是老共產黨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們有資格伸手向人民要好處。人民繪，而且人民已經給了。包括他們的子孫輩們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裡的東西一樣去拿，去撈種種特殊的好處，人民也能寬宏地沉默著。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仁義太厚道了。但是中國很窮啊！中國者百姓的生活普遍還很窮啊！要達到小康，還得努力奮斗不止啊！人民給不了那麼多，人民負擔不起。什麼事情都得慢慢兒來，也得容人民慢慢兒給。別撈得太急。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還是只有希望而已。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於忍耐，更善於在忍耐之中仍懷抱著不源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是應該感到羞愧的。
如今，一個中國人能稱一位外國人為自己的朋友。倘若邊外國人又是來自所謂西方世界，諸如瑞典這樣一個“富庶國家”，並且還是一位年輕的博士，那麼仿佛便是某些中國人的不尋常的榮耀了。
有些中國人，真像“貼樹皮”。其所“貼”之目標，隨時代進展面變化，而轉移。研究其“貼”的層次，頗耐人尋思。
先是貼“官”。
“某某局長啊？我認識！”“某某司令員啊？他兒子和我是哥兒們！”
“某某領導網？他女兒的同學的妹妹是我愛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繞，十竿子搭不上的，也總能搭上。搭上了，便“貼”。
此真“貼”者。
還有假“貼”者，雖也想“貼”，卻毫無機遇，難以接近目標，在人前做出“貼”者語而已，為表明自己是“貼”著什麼的。
我們在生活中，不是經常能看到一些人，為了巴結上某某首長，或某某首長的兒子女兒甚而秘書，極盡阿澳奉承，鑽營獻媚，討好賣乖之能事嗎？圖的什麼呢？其中不乏確有所圖者。也有些人，諧之卻並無所圖，僅獲得某種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貼”上了誰誰，自己也便非等閒之輩，身份抬高了似的。
“貼”者為男性，不過令人討厭；“貼”者為女性，那就簡直越發令人作嘔了。男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技巧，女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色相。凡“貼”，技巧也罷，色相也罷，總都是無恥一族。恰如饅頭也罷，火燒也罷，總都少不了要用點“面引子”。
我常想，中國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麼？難道就是金錢嗎？為什麼近幾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國人反而對金錢變得眼紅到極點了呢？在十多億中國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國人首先被金錢所打倒了？！社會，你來回答這個問題吧！
“貼”風有層次，“貼”者則分等級。
一等“貼”者，“貼”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隊、瑞典人……
二等“貼”者，就“貼”黑人。
在這一點上，頗體現了中國人的國際態度——不搞種族歧視。
三等“貼”者，只有依舊去“貼”港客了。一邊“貼”住不放，一邊又不首心永遠淪為三等，有俗話說：“騎著馬找馬”。
我們這一代人，是唱著隊歌長大的。紅領巾是我們的驕傲。少先隊隊禮表達著我們對美好事物的祟高敬意。少先隊隊鼓使人們的童心激動無比。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幼年，童年乃至育少年時期不知巧克力為何物。五十個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沒有兒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會使我們歡欣雀躍。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媽媽買的，可我們都普遍地認為最應該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產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衣服。時代一次次地在我們的心頭腦中打上這種“胎記”。它推恐我們忘卻了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且生存下去的意義只有一個——知思圖報——這真可惡！新衣服是爸爸媽媽用李苦勞動所得的低徽工資為我們買的！我們只應感激爸爸媽媽！
我們這一代人當時的悲劇在於我們追求一種“革命思想”的熱情，超過我們追求文化知識的熱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汲有文化知識作為奠基石，與宗教教義相差無幾。我們懂得這一點，社會也橫得這一點。我們所接受仍“革命思想”的全部內涵。其實只用兩旬因九就足以概括——熱愛吧！感激吧！在中學政治課堂上，我們的頭腦中漸漸形成了這樣一條結論——領袖即黨。
於是，我們的熱愛之情，感激之情，集於一人一身。明白又明確。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一代的熱愛、敬仰、崇拜、服從便達到了“無限”的“頂點”。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熱，整整一代人的迷亂。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亂與狂熱，對於社會來說。是聞風、是火、是大潮、是一瀉千裡的狂瀾、是沖決一切的力量！當這一切都過去之後我們累了。當我們感到累了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嚴峻地思考。當我們思考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真正長大成人。
我們不再是歷史的奴僕。我們拿歷史來作我們的跟睛。我們用我們的思想來作中國這一段歷史的終結。它將不僅僅是用文字寫在種種歷史的或政治的教科書上。它是用我們昨天的和明天的社會行為寫在我們的心理歷程和思想歷程上。
人類有一種不良的心理，我們叫它作“報復”。歷史有一種無情的規律，被歷史學家們解釋為“逆轉”，被哲學家們解釋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們解釋為“輪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抵的悲劇。權威的淪喪是偉人的不幸。“一句頂一萬旬”實現不了共產主義。對金錢的貪婪卻也必定迷亂一個民族的心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的反恩，但物質文明並非就是與精神文明天生連體的雙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種報紙上，宣揚“時間就是金錢”這種觀念。
時間是歷史，是生命，是無盡的永遠接續的成功與失敗的記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
時間意昧著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存在。而後者存在的真正意義絕不是用金錢覆蓋地球。
我認為愛情靠的是機遇，靠的是命運。
選擇帶有物質屬性的東西便要講求質量。只有漂亮的臉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過是“包裝美”，算不上十分優秀。拿這樣的標准來衡量，就我所知的幾例，不過是“輸出”的“花瓶”而已。物質屬性為主的東西。
我在想：金錢、金錢、金錢，它使多少中國姑娘，包括少女，將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價地奉獻給了某些外國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賣”，或者“零售”。她們在這種交易中顯得那麼匆匆忙忙，那麼迫不及待，仿佛“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她們簡直有點：“不借血本大犧牲”。在這種交易中，她們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愛情，如果有的話，不過是秤星。為了金錢，舞蹈演員嫁給渾身銅臭的鄙俗港商。為了金錢，電影明星甘作外國佬的“廚房夫人”。也許是一百比一，出了個小虹。像外國人玩弄中國姑娘一樣，玩弄了一個外國人！是一報還一報嗎？不過它落在我的外國朋友申·麥克頭上，有欠公允，也不仁義。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給中央黨校研究生班講點有關文學的什麼。本不願去，到中央黨校，我算個什麼人物嘛？配去講嗎？但那誠意實很難卻。斷然拒絕，又未免顯得過於“高傲”。拖了幾次，終拖不過，便去了。便講了結果就生出是非來。有人寫信至某中央領導同志，說是梁曉聲大談自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永遠不想加入中國共產黨！於是中央領導同志指示：查查這個梁曉聲平時表現如何？查查是誰“請”他到黨校去的？果有其事，要嚴肅處理。於是就有調查人員到中央黨校去調查。
安有其事？！
我們的黨畢竟正在恢復著實事求是的作風。調查結果——“梁曉聲的講話基本上還是進步的”。一個非黨作家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基本上”是“進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誰敢說自己的話句句都正確無比？
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保護了我。
被詛咒著的事情，人往往更會做到底。
《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徑不足一米的圓飯桌上寫完的。
《雪城》下部近六十萬字，則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氣片上寫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氣片，挺厚。幸而挺厚，墊塊寬一尺半，長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親在北京住時，從廢料堆上撿的——便是我的“專桌”。
那時我已不能在圓飯桌上寫作——寫作時，它的邊緣拾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長，我患了一種不多見的職業病，叫作什麼“上膠靜脈曲張”。持筆兩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來。並且手指發麻，進而脹疼……
雖閉門索居，我仍本能地以小說家的特殊敏感，關注我們這個時代浮躁而痛苦的進程。
城市在改革中體驗著思考著優患著亢奮著焦躁著躊躇著碟蹬著喜悅著煩惱著痛苦著忍耐著失敗著鼓舞著天折著誕生著……
《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這段長句，是我對當代中國之城市的感受。這感受使我日元寧刻。全書結尾的最後一句話——“中國，仿佛要在一九人六年最後的兩三個月裡，憋出點什麼名堂……”——乃是我經過了幾天的思考才確定不變的。
我對自己確定這樣的尾句滿意。
商品時代的旋轉式運行，在中國，必將以葬送下一代農民對土地的寄托意識為代價。並且，對於這一代價，在下半個世紀，中國是要付出高利貸的。下一代農民將不會再依戀土地，而越來越憎惡它。所謂種糧大戶，可能在心理上也並不依戀土地。他們的選揮也許正是為了他們的子孫最終離棄土地。好比精心飼養一口豬，最終是為了賣掉它或宰了它。下半個世紀，中國的根本問題將更是農民問題，不是怎樣種地的問題，而是誰還種地的問題。由農業國發展為工業國——這是理想。中國有八億多農民——這是現實。理想在現實面前，顯得多麼蒼白啊！上半個世紀中國的農民甘於務農。
下半個世紀中國的農民很可能將不首於務農。
城市正大面積地蒸發掉人類精神中寶貴的養分，形成空前湧動和沸騰的物質欲望的氣浪。像無色無味的腸，飄蕩在城市的上空，被一切男人和女人天天吸人到肺裡。那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因子，從生活的本體揮發了出來，改變著城市空氣的結構成分，改變著一切男人和女人的肺活量。使他們和她們在被改變的狀態下，臉上都有著那麼一種撲朔迷離的神情。在他們和她們那種神情中，包含著種種活潑的貪婪，種種生動之極的貪婪……
我認為人不能只做“有特殊意義的事”。何況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想做“有特殊意義”的事也是做不了的。倘每人都能不失時機地給予別人某些小的幫助，小的支持，小的安慰，小的方便，小的滿足，小的成全，用朋友們調侃我的話，一言以蔽之曰“小善良”，則我們的現實，當會好點兒。中國人目前所處的現實是太不寬松、太緊張、太無安全感了！互相的利用太多、互相的出賣太多、互相的傾軋太多、互相的心理壓迫、太多互相的暗算太多了。這一種現象我稱之為“(犭巛鼠)狗現象”。
安定是以安定本身為基礎的，社會的安定以民眾的安定為基礎。
民眾的安定以民眾的心理安定和情緒安定為基礎。
一九八八年，廣大民眾的心理和情緒早已處在極不安定、極其浮躁、極易發作的崩散狀態。從南方刮來的普遍軟綿綿的吟情歎愛的流行歌曲，如同企圖撫慰人們心靈的商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源源地卷裹著金錢。相反方向刮來的強勁的“西北風”和“東北風”似乎大有掃蕩軟綿綿的南方熏風不唱狂人們不罷休之勢。這股風和那股風最終卷裹走的都是金錢。霓虹滾燈為一代代新潮歌星制造紅光紫氣。演唱會廣告和有獎儲蓄廣告爭奪宣傳地盤。當我們今天回首龍年的時候，是不是給了我們一種“長歌當哭”的虛假之感？在今天，追尋這一切，似乎全沒了意義。但是，它的的確確應成為一九八九年在狂風囂起的前期備忘錄。物價上漲超過了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貪官污吏層出不窮，層層結網超過了人們的容忍程度。腐敗現象激起的似乎已不再是憤怒而是差不多麻木了的冷眼，睹博、賣淫、棄嬰、少兒綴學、垃圾文化……一切的一切，官方的最終解釋是“初級階段”，民眾的認同邏輯便只能是——“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都能往裡裝。”
中國人，中國人，我們好可憐啊！我們天天的月月的年年的不知忍了多少氣，吞了多少聲，多少次地隱瞞了自己，多少次地扭曲了自己I而當我們久忍一發之時，卻常常難免地為了些許何足掛齒的小是小非，卻往往為此付出後悔莫及的代價。中國人，中國人，也許只有我們每個人自己內心裡才知道、才清楚、才明白我們究竟為什麼生氣？我們憋了一肚子的氣難免會宣洩在別人身上，別人受了我們的氣難免不又去氣另外一些人。那另外一些人則很可能是賣肉的、收水電費的、公共汽車售票員、換煤氣的、理發的、交通警察、公安民警，甚至很可能就是我們的上級、同仁、下屬……於是他們的氣又直接地或拐彎抹角地宣洩在我們自己身上，於是我們每一個人幾乎每一天裡都莫名其妙地憋了一肚子氣。
似乎每一部分中國人看著另一部分中國人都不順眼，都來氣。
輕蔑和憎惡，在中國人之間蔓延，以至於普遍的中國人都多少有那麼一點兒輕蔑和憎惡我們自己。我們仿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玩著互相褻瀆互相作踐的心理游戲，我們不願玩這種低劣的游戲，但我們已經患上了玩這一種游戲的“游戲症”。我們渴望受到良好的社會教養。
迷信，從農村包圍城市。麻將，從黨內搓到黨外。足球，在國際賽中連遭敗北，而在官場之上卻“國腳”倍出。台球乃文明娛樂，一經“中國特色”之後，便成了街頭巷尾小痞子們賭博的方式……中國，中國，新紀元之舟剛剛揚帆起錨，普遍的我們的同胞似乎都感染了“世紀末心態”的病菌。
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到孫中山到毛澤東，幾個世紀的中國歷史上，前僕後繼拋頭顱灑熱血，轟轟烈烈生生死死，中國之“下裡巴人”們歸根結底為的是一件事——等富貴，均田地。誠如毛主席詩詞所寫照——“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這一純粹農民的平等意識因中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統治了幾乎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頭腦。而現實似乎使人感到——平等越爭越少，越爭越眼見的成為不可能。普遍的老百姓覺得現實耍弄了他們。僅僅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出現在他們的家庭裡，並不能使他們的失落感趨於平衡。“相對貧困”使不平等的裂縫分明地越來越深廣。種種不平等現象呈現出咄咄逼人的猙獰。民心崩散宛如沙器成沙，但是我們早應明白這世界從來就沒有真的平等過啊！關於所謂“文學的失落”之說，於今深入調查認真思考，恐怕未必。文學某一時期相對的沉寂。以“失落”二字形容已欠准確。文學是人類精神的維他命之一種。正如在意自己健康情況的人缺少了某種維他命無須乎別人建議就會進藥鋪一樣，在意自己精神內容的人也無須乎別人建議就會去尋找文學。其次文學並不僅只等於小說。常見一些書攤，上面擺的是色情凶殺，正經書反而是放在攤床下的。要看出對方是位讀正經書的人才推薦。好比古時候的兵器鋪子，利刀寶劍是另有置處的，不展覽。
我的虞誠在於，或者我的膚淺在於——我曾那麼偏執地認為，當過知青的，尤其當過我們北大荒知青的，男人都是漢子，女人都是好女人。仿佛全社會都變得惡劣了。人人都開始互相欺詐了，北大荒知青之間，也仍會有一種溫馨的感情維系，也仍會有一種特殊的可信賴性存在。
我大大的失落，正在於此。
現實生活改變人乃極自然的規律。恰如風將巖石風化成了千奇百怪的形態。坦率講現實向我提出的告誡，又何止區區兩件小事！在我與我周圍“知青戰友”們之間，那種陌生那種關系的嬗變，更加深刻更加猙獰亦更加咽礎逼人。只不過在我沒有受到過分卑鄙的攻擊和陷害以前，我但願，它美妙如初罷了。人偏執於某種虛假的虞誠涅磐時，自我感覺往往是良好的。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憐的。
過分的成熟是討厭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誠的根苗是天真。
天真很可愛，故我們用“爛漫”加以形容。但天真絕對膚淺，故虐誠絕對地幾乎必然地導向偏執。
人啊，我們在虜誠與成熟之間選擇，是多麼的兩難啊！你見過一個太成熟的人竟是虔誠的嗎？
你見過一個擁抱虛誠的人竟能長久地擁抱下去嗎？
但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是見過被虔誠所誤所欺所害之人的下場的……
現今熱衷於發起“同窗會”、“校友會”、“家鄉會”、“知青會”的我們中國人，似乎更是希冀有個這“會”或那個“會”向自己伸出一只“提攜”的手，需要或想要獲得到什麼的人太多太多了。肯於或甘於付出什麼的人太少太少了。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社團形式，皆塗著極端功利的色彩。故現今中國人之任何會團，都不能持久，也都必將使抱著一份兒虞誠加人的人最終落個大的失望。我甚至懷疑連教會在今天中國的土地上都難以免俗。
故我以十二分的虜誠和坦率和衷心告誡我的當年的北大荒知青們：
記住自己當年曾是一個北大荒知青，記住幾乎整整一代人當年都曾是各地的知青——僅僅記住這一點就夠了。因為這表明你永遠記住你自己是誰。那一經歷畢竟是我們每個人經歷的一次洗禮。但是，不要尋找它——“北大荒知青”在今天城市的群眾形式。
即使它存在著，也不要相信它。不要將你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和可能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之實踐與它聯系起來，更不要將它視為你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意義的一部分。
蛇用身體行走。花用開謝行走。石頭用堅損行走。東西用新舊行走。生用死行走。熱用冷行走。冷用冰行走。有用無行走。動用靜行走。陰用陽行走。火用燃燒行走。星球用引力行走。歷史用過去行走。
而人，惟有人，用雙腳行走。
除了你自己，沒有第二個人能將你拉得很高——因為你會抓不牢繩索。
在一切集群動物中，只有象群是最高貴，最不失尊嚴，最和睦亦最和平的。
人除了大腦比象發達別的方面並不如象。
人太像猴子。
而猴群是最討厭的動物群體。因為它們太像人了卻又根本不是人。
一九八八年，我一步步走向男人的獨立王國。我終於明白，在這種獨立的王國裡，只有在這種獨立的王國裡，我才有勇氣擺脫一切市俗對我的壓制，設計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男人，塑造男人的情操、男人的品格、男人的個性。
當你邁人你的獨立的精神王國，你便真正在情操、品格和個性方面都是你自己的具有真正極威的國王了！你不會因獨立而孤立。
你那時好比站立在一個只屬於你自己的星球之上，你將發現另有一些人和你一樣，也站立在只屬於他們自己的星球之上，他們將向你額首致意。那時，你，精神獨立了的男人，和你，精神獨立了的女人，才會深感自己不愧做人一場。那時，只有那時，你和人類的關系——亦即社會、所謂社交、所謂友誼、所謂道義和所謂良心等等方面，才是正常的。才是可貴的。
我對那些古代俠士俠女，比如白玉堂、呂四娘、蕭英等，喜愛得要命。當然，也喜愛李小龍扮演的那些冷面中國硬漢。我不怎麼喜愛成龍。因為我不喜愛貧嘴滑舌的人。更因為成龍在他主演的影片中從來也不曾死過。我很重視一個人，尤其一個男人對死的態度。我欽佩並且崇拜面臨險惡視死如歸的男人。
文明的當代社會，文明的當代人，以及當代人類的一切文明，必須扼死惡而強的勢力的誕生，必須滅絕它的生長，必須搗毀它的形成，必須像預防癌一樣地預防它。
否則，我們只有承受……
人們，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的子孫免遭惡人的欺辱，免遭惡勢力的壓迫，免遭惡統治的操縱，我們都使自己強起來吧！盛強之善，乃至善。以盛強之至善，御悍強之極惡於我們的時代於我們的世紀於我們人類的文明以外！……
每個當代人都應有這一份責任感。
我對我的身體早巳不信任。
我頂不願意的事，便是到醫院去檢查身體或看病。
甚至可以說，我對我的身體懷有惡意——它不給我以健康，那我則干脆不把它當成怎麼回事兒。所謂一報還一報。最大了不起，同歸於盡而已。我吸煙是因為我根本戒不了煙。我寫作像我吸煙一樣。文字尼古丁早巳“毒害”了我，溶人我的血液，形成某種異常的體質平衡。某些人戒了煙反而促死。停止寫作我也等於緩慢自殺。
對於小說家而言，他的生命便是一頁永遠寫不滿字的稿紙。故他們的生命只能了斷在逗號或刪節號上。大抵如此。這對他們都是沒奈何的也幾乎都是甘願的選揮。
在中國，一切被謂之為“好人”的人，十之八九都是自己將“自我”活生生扼殺了的人。更令人沮喪的問題在於，倘我們做一個絕頂的“怪人”、“惡人”，現實便肯還給我們好點兒的自我了嗎？倘我們拒人於千裡之外，情形便會好了一些嗎？倘我們囚自己於方寸之中，個性的自由反而會更大了一些嗎？我不信。故我常在委屈自己的境況下體驗人生，默默地認同那一種畸形的“自我”恐怕便是命中注定的屬於梁曉聲名下的“自我”。
西方人見面時，從來不問“你吃飯了嗎？”
中國人極少有為了維護自我而大聲說——“不！”的。正如中國人即使在廁所裡見了面也要問“吃了沒有？”
每個人最經常承擔的負荷其實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負荷。
然而不被污染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們每個人不論男女遲早總是要被污染的，遲早而已，程度不同而已。我們逃脫不了，我們每一個人。人類的一切美好都是人類為之。人類的一切丑惡亦都是人類為之。物質世界僅只能污染我們的物質機體。我們自己為之的丑惡才污染我們的靈魂。事實上當我們向人世告別之時沒有一個人的靈魂完美如韌。事實上所謂高尚的靈魂可能正是那些被污染最嚴重被侵蝕最嚴重的靈魂。區別在於它可以被污染可以被侵蝕但不可以被改變原本的形狀。除非徹底打碎它。區別僅在於此，僅在於此……
上海人是很精明的。上海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親親暱暱的精明。這一種親呢而精明的人際關系，使上海人在交往中互不吃虧又互利。上海的歷史，訓練上海人以這樣一種精明。它並不討嫌。然而它也不很可靠。上海人習慣於這一點，適應於這一點，甚可能都還有些自我欣賞。
廣州人也是很精明的。廣州人的精明是一種互相心照不宣的精明。在這一種關系中，他們檢驗自己是不是最精明的同時也似乎檢驗了別人是不是個大傻瓜。上海人因普遍的精明，可能就很尊重厚道。廣州人因都太想成為最精明的人，可能就輕蔑厚道吧？廣州人倘與老奸巨滑的外地人打交道，一旦吃虧，也許正在於輕蔑厚道這一點上。人一跋不太將自己輕蔑的對手視為對手。廣州人，警惕老奸巨滑的外地人在這一點上鑽你們的空子哇！
我真心希望文壇安定、團結、和睦。我認為維護這一點是每一位作家的己任之一。我本著這樣的原則，在作家朋友們之間不止一次盡過自己的微小義務。有的人，總盼著文壇出點什麼事兒，他們認為出了點什麼事兒的時候，他們就高興得要命。他們就幸災樂禍之極。長期不出點什麼事，他們就感到寂寞無聊，感到空虛，他們就勾勾搭搭的，搬弄些個是非，傳播些個飛短流長。人為挑唆和制造些矛盾、糾紛。
他們大抵是些長期混跡於文壇而又並不致力於文學創作的人。我對他們厭惡透了！
有些政治家好比是這樣一類大書——一部部極其厚重的“經典”。
至於我們這些人，不過是些和電影有關的人。電影不是中國的大事。目前尤其顯得不是。怎樣強調都不是。怎樣描繪它是，想象它是，歸根到底它還是不是。某些情況之下，它甚至的，往往的，只不過是和我們這些人的名利相關之事。甚至，只不過是我們的“(口敢)飯之道”罷了。
歷史對於一個民族的心理的深刻影響，是完全可以隨著現實的改變而改變的。中國其實並非一個動不動就容易被煽起偏激的民族情緒的國家。
香港這個一百年前的“被拐兒童”，如今以一種長大成人的姿態重新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這個結果是中國人滿意的。滿意就能使人平和。平和就能使人寬厚。寬厚就能使一個民族懂得在國際關系中分寸的必要性。
一百五十年前的英國不是現在的英國。
一百五十年後的中國不是從前的中國。
所以一百五十年前發生的必然發生。
所以一百五十年後終結的必然終結。
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我曾是一顆企圖自行地從棋子盒裡蹦上棋盤硬充馬前卒的棋子。
如今中國的一只腳已經邁人了商業時代。它如同大潮過後，從海底漸漸隆起的又一塊大陸。
我不認為只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
成熟的商業社會，需要一個國家與周邊國家的和平友好關系的保障。需要國內政治穩定的保障。
我凝眸注視商業時代，漸悟它的本質其實是寂寞的。是一種大寂寞。
商業時代的驚心動魄的大決策，幾乎無一不與商業相關。
有錢的開始有閉，有閒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錢的疲於奔命地掙錢，也就顧不上寂寞。
商業時代的文學也將是寂寞的。因為成熟的商業時代將善於調解和處理許許多多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給文學剩下的僅僅是“社會題材”的“邊角料”。文學不屑於咀嚼這些“邊角料”，因而歸於人的心靈。但面對寂寞的人的心靈，文學還沒形成文學以前，便先自備感寂寞了。成熟的商業時代是斷難產生史詩性文學的時代……
對某一時代的優劣的評估，主要應以人民而非作家們的感覺來判斷。相對於人民，時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們的感覺不予理睬，而且不喪失它什麼最基本的原則……
一個成熟的國家和民族，首先應是一個相信自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國家和民族。
“老”也是一個令人意念沮喪心理棲惶的字。一種通身被什麼毛茸茸的東西粘住，扯不開甩不掉的感覺。
我是我們這一代人中，年齡不算最大也不算最小的一個。我們這一代，普遍的都開始記憶力明顯減退了。盡管我們正處在所謂“年富力強”的年齡。我們過早地被“老”宇粘上了。我們自己有時不願承認，但各個心裡都明白。我們寧願這“老”首先是從體魄上開始的。但它卻偏偏首先從心智上向我們發起了頻頻的攻擊。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營養不良造成的？還是十年“上山下鄉”耗損太大造成的？亦或是目前上有者下有小自己責任多多，因而都過早地患了“中年綜合疲勞症”的結果？
我們這一代聚在一起，比前十年前幾年聚在一起時話都明顯地少了。都大有一種欲說還體的意味兒了呢！
在中國的許多城市中，都有許多大小和二小這樣的中國人。他們的數量，起碼是比“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中國人多的。他們——和她們，我們的許多大小和二小一樣的同胞兄弟和姐妹們所朝朝日日進行的，頑強抵抗墮落和犯罪的“持久戰”，誰說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戰爭”呢？起碼，應算是中華民族戰勝貧窮落後的“戰爭”的一役吧？這也是中國安定的前提之一叼！但當代人的問題是物質生活水平越提高了心情越憂郁。精神生活內容越豐富了精神越空虛。越沒多少值得感傷的事兒了越空前地感傷。這是一種時尚。一種時髦。一種病。一種互相傳染而且沒什麼特效藥可治的病。人們都覺得自己也處在彌留之際了似的，包括正年輕著的男女。
許多種美的誕生是以另外許多種美的毀滅為代價的。
而在這過程和其後，便會有許多無聊的沒意思的事情伴隨著……
欲與欲望的區別，好比性與愛情的區別。更好比洗澡與水上芭蕾的區別。
人類停止在欲的滿足方面，這世界的變化也就嘎然而止了。
一個家庭也有欲望。一個社團也有欲望。一個民族也有欲望。一個國家也有欲望。人類不可能沒有欲望，因為具體的人都是有欲望的。人類不可以沒有欲望，因為人類也是仰仗著自身的欲望進化、進步和文明起來的。一個家庭，一個杜團，只有依賴了成員們欲望的一致性而凝聚而各盡其能，才可實現追求之目標。一個民族也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
欲望當然有好壞之分。好的欲望其實便是理想。壞的欲望其實便是野心。一個人產生壞的欲望，極易滑向犯罪的道路。一個家庭由種種壞的欲望氤氳一片，極易使家庭這個溫馨之所變成罪惡之窩。一個社團由壞的欲望所凝聚，將對社會造成危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由壞的欲望統治，則必危害全人類的和平。
因而一個具體人的欲望，是須時時自覺地用理智進行審省、判斷和控制的。一個產生了又壞又強烈的欲望的人，一個這樣的人面不能夠審省、判斷自己欲望的好壞，並且不能夠控制它，那麼這個人對別人是危險的人。一個社團，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都是這樣。
每一種欲望的達到，幾乎都是以放棄另一種或另幾種欲望為代價的。
大多數兒童是徹底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企圖實現成獲得，一心所求往往是全部。所以兒童們常會陷入此種兩難之境—一一當他們把手伸人細頸陶罐掏取什麼的時候，他們的手幾乎都貪婪地抓得滿滿的。結果他們連自己的手也被卡佐抽不出來了。他們要麼會急得大哭起來，要麼會發脾氣將陶罐打破。哭是沒用的。流再多的眼淚也不如放下去一點兒想得到的東西。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是善於控制欲望的人。
大躍進是不理智的。是兒童式的欲望。
商業時代的初期，人們的種種欲望皆被空前刺激起來。這一個時期的人類欲望，具有著極其貪婪的色彩。如何使劇烈膨脹著的個人欲望，凝聚為民族和國家的共同理想，是時代的艱難使命。時代完不成這一使命，時代將走向反面。
如果“精神家園”只不過就是文人的大小書齋，“精神追求”只不過就是讀經，讀史，讀哲，讀諸子，讀聖賢，吟詩自說，行文自賞，自我尊崇，那麼其實沒誰進入文人的“精神家園”，作奮勇抵抗之狀是可笑的。
文人盡可以惜守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但若太過分的自我贊美了，則就不但矯情，而且有些討嫌了。歸根結底，文人的“家園”，也首先是物質組合的。其次才是精神質量的。這精神質量建築在文人的“家園”的物質基礎之上。
我從不就文人的“精神家園”四個宇寫什麼，實在是不願置自己於被討嫌的境地。
中國的農民們先天其實都是並不狡猾的。如果說他們現在有點兒狡猾了，那也是後天學的。
一個這樣的時代正逼近我們中國人的面前——它的輪子只管隆隆向前、絕不為任何一個行動遲緩的人減慢速度或停下來稍等片刻。你要麼坐在它的車廂裡。它的車廂的等級是分得越來越細越多了。你要麼跟著它的輪子飛跑疲於奔命，待它到哪一站“加水”時躍身上車。你要麼具有根本不理睬它開到哪兒去的經濟基礎和心理素質，有資格並且自甘做一個時代發展的旁觀者局外人。而最不幸的是你對它的多變性冷酷性預見不到估計不足，被碾在了它的輪下……
只要人留意關注時代，那麼它將要甩掉某些人之前，總是會顯出些跡象的。忽略了這些跡象的發生，不再是時代的過錯，而只能承認自己對自己沒盡到責任了。對於有所准備的人，從好的活法跌人糟的話法，其實並不意昧著處境絕望，也並不真的那麼可怕。需要耐心和承受力，經得起摔擲的自尊和從頭來過的自信罷了。
有所准備的人，必能從糟的活法重新過渡向另一種好的活法，避免被時代碾在它的輪下。
如果你要踏上一條充滿艱難險阻的路，有一個兵為伴，你就會暗自慶幸的。因為你深信，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他都不會甩下你不管。如果有兩個兵為伴，你就會無憂無慮。如果有三個兵為伴，你簡直可以唱著歌兒上路。盡管他們才十八九二十來歲，盡管在年齡上你可作他們的長兄乃至父親……
中國的兵，是名副其實的人民子弟兵。
廣告是什麼？——一種廣而告之的方式罷了。從國家政令到商業產品，無不需要借助廣告的方式予以傳播。
不要和李白比。李白醉了詩興勃發，留給後人許多詩中瑰寶。而我們大多數後人，其實醉了只會吐，只會耍酒瘋。只能使我們的兒女、父母和妻子傷心垂淚而又對我們絕望。
中國現在產生了不少“私營企業家”。國策給某些人提供了機遇。但在他們中，有些是名不副實的。有些是騙子。有些已被證明是騙子。有些將被證明是騙子。中國的中產者階層和資產者階層，加在一起數量也是極小的。
但是卻具有人類歷史上一切經濟地位方面自感優越的新階層的顯著特征——比如強烈的消費虛榮心，比如拜金觀念，比如毫無自律意識的姿情放縱的享樂比如與權貴階層的相互攀附，比如對闌適文化的熱衷，等等。
他們的質量是不高的。不可避免地時時顯出暴發的得意和嫌貧愛富甚至為富不仁的心態。他們的社會形象往往是很糟的。甚至是很丑陋的。他們的優越感往往被最廣大的中國民眾所厭惡。
中國的新興的資產者階層太洋洋自得。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他們的享受和享樂方式，也未免顯得太奢靡。中國的新興的中產者階層太嗲，太撓首弄姿，太酸，太假摸假式。而且，太虛榮。
建國以來，北京已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院落權力影響圈。這是中國特色之一。
在我眼裡，政治的內在邏輯和慣力是極其簡單的。甚至可以說簡單得沒意思。我認為是世相時事中頂授意思的一種。所以我更多的時候，最喜歡的是放眼於芸芸眾生。躋身於芸芸眾生之間，這會給我許許多多的創作靈感，激起我許許多多的創作沖動。
政治越來越成熟，社會越來越穩定的狀態之下，小說家的自由才會越來越大。人類的許多偉大之處，高貴之處，以及迄今為止的輝煌文明，也可以說是人類互比的結果。比不斷地激發人類的趕超心理。比是極高級的思維活動。
人總是要比的。比的意識幾乎伴隨人的一生。人老了還是要比。人是括到老比到老的。比是人生的功課。能學好這門功課不容易。
我們的某些官員，每每不乏按照“原則”解決矛盾、難題和僵局的能力。在這方面，我黨有很優良的傳統理應發揚光大。但，他們往往太缺乏智慧地解決矛盾、難題和僵局的方法。
在方法問題上多一點經驗，少一點兒教條，無論如何也總是好的……
現代社會，“求愛”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門，古典意味兒卻幾乎丁點兒全無了。這是現代社會的遺憾，也是現代人的悲哀。
愛情中缺少了古典的因素。好比樂音中缺少柔情浪漫的音部一樣……
喪失了羞澀本能的少女，其實是喪失了作為少女最美最美的年齡本色。
“愛心”是高尚又偉大的心境。“愛心”在人類的心靈裡常駐不衰，人類才不至於退化回動物世界。
善良是“愛心”的基礎。
“愛心”這個詞，乃是“愛”這個字處在主語位置時，所能組成的最應該引起我們由衷敬意的詞。這個詞，被我們文人和知識者說道得最多，書寫得最多，應用得最多，卻不見得在我們心靈裡也同樣地多。
“愛心”之於百姓階層，原來是用不著官僚階層煞有介事地號召，文人虛頭巴腦假模假式引經據典的論說，知識者高高在上的所謂啟蒙的。究竟應該誰啟蒙誰，是很值得商榷的。
但從一開始就排斥“婚姻”目的之“愛情”成分是可疑的。起碼是暖昧的。甚至，可能從一開始本質上便是虛假的。
沒有任何責任感前提的男女性關系，不是“愛情”。充其量是“愛”。甚至可能僅僅是“性”。
當今世界，“愛”在泛濫著。使“愛情”更需謹慎，更面臨危機，也更值得以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責任感加以維護了。
每一份獲獎證書，每一次獲獎，對我都是一種鞭策，一種勉勵，還是一種欣慰。真的，我承認我是一個需要勉勵和鞭策的人，我承認我是一個希望體會到欣慰是怎麼一回事兒的人。
健康其實是人人都在失去著的。一年年的歲數增加著，反而一年比一年活得硬朗的人，畢竟是極少數。人也是一台車床，運轉便磨損。不運轉著生產什麼，便似廢物。寧磨損著而生產什麼，不似廢物般的還天天進行保養，這乃是絕大多數人的活法。
也許調根乃是中年人的一種特權吧？這一特權常使中年人目光憂郁。既沒了青年的朝氣蓬勃，也達不到老者們活得泰然自若那一種睿智的境界。於是中年人體會到了中年的尷尬。
兩個中年男人開杯大笑一陣之後，或兩個中年女人正親親熱熱地交談著的時候，忽然的目光彼此凝視住，忽然都從對方眼裡看到了那一種企圖隱藏到自己的眸子後面而又沒有辦法做到的憂郁和惆悵，我覺得那一刻是生活中很感傷的情境之一種。
中年人的憂郁和惆悵，襯托著少女們更加顯得純潔爛漫，補托著少年們更加顯得努力向上，補托著青年男女們更加生動多情，襯托著老人們更加顯得清心寡欲，悠然談泊。少女們和少年們，青年們和老者們的自得其樂，歸根結底是中年人們用憂郁和惆悵換來的呀！
當爸的感覺在現代是越來越變得粗糙而暖昧了啊！
這地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其實都在各個不同的國家，各種不同的生活水平線上，過著小百姓的生活。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我以為乃是溫馨二宇。沒了溫馨的生活，那還叫是生活嗎？溫馨是某種舒適，但又不僅僅是舒適。許多種生活很舒適，但是並不溫馨。溫馨是一種遠離大與奢的生活情境。一幢豪宅往往只能與富貴有關。
富貴不是溫馨。
中國改革的痙攣，或者直接說是陣痛，正由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工人階級俯腰承受著。這是改革所不希望的，又是改革所必須經歷的一步。
作為國家，是一定要盡最大的能力關懷和體恤到它的普通子民的。國家不這樣，掌握國家大命運的人們，便嚴重地失職了。
一個處在大轉折關頭的時代，無論是進步式地轉折，還是後退式地轉折，總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有時所以慘重，乃因付出的往往是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命運。哪一代人哪幾代人的命運被作為代價付出了，也就只有俯腰承受，別無它法。
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十分幸福，無憂無慮，被富裕的生活所寵愛著，固然是令人羨慕的。固然是一件幸事。我祝願一切下一代人，都有這樣的童年和少年。
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童年和少年不是這樣，也不必看成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不必以為，自己便是天下最不幸的人了。更不必耽於自哀自憐。我的童年和少年，教我較早地懂了許多別的孩子尚不太懂的東西——對父母的體恤，對兄弟姐妹的愛心，對一切被窮困所糾纏的人們的同情，面不是歧視他們，對於生活負面施加給人的磨難的承受力，自己要求於自己的種種的責任感，以及對於生活裡一切美好事物的本能的向往，和對人世間一切美好情感的珍重……
可以認為，是生活將窮困施加在某人身上，同時賞賜於某人的補償吧。倘人不用心靈去吸取這些，那麼窮困除了是丑惡，便什麼對人生多少有點兒促進的作用都沒有了……
曾有一位外國朋友問我：“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人中，哪些人的心理負荷最大？”
我不假思考地回答：“首先當然應是政治局的成員們。中國這個斯蒂芬斯給他們出的難題太多。”
她又問：“其次呢？”
我說：“那就要數我們這一代人的兒女們了。”
她頓時“友邦驚詫”起來，困惑不解：“你們不是總發議論，認為你們的下一代簡直就如同‘小皇帝’，一個個幸福得都快溺死在蜜罐子裡了吧？”
我說：“那樣的孩子是有的，但屬極少數。中國還有相當多的孩子窮困得根本上不起學，所以我們才有‘希望工程’。相比之下，大都市裡的孩子們的命運要強得多。但他們都像野兔，已經很快被分數這條極其凶猛的獵犬攆咬得疲於奔命，倒斃升學途中了！”
初中升高中也罷，高中升大學也罷，題是一年比一年出得怪，出得刁，出得詐了！出題者們，分明的，是將某些已與考試宗旨相背離的題當成“殺死”考生正常智力的“凶器”，以考生的“傷亡慘重”為能事，為榮事，為快事。
因為，在中國，在目前，似乎只能以考生的“傷亡慘重”，來暫緩大學的“人滿為患”。
這是很無奈的事。吾國人口也多，下一代也眾。盡管都已是獨生子女。
中國的這一教育窘況，據我看來，很快就會繼“失業”問題之後，成為困擾中國的第二大問題。它直接就將體現為失業問題的一部分。而且將是潛在態勢更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因為，下一代的謀職無路，是比他們的父母輩“下崗”，更令他們沮喪的。這一種沮喪，也許會在他們太年輕的心中，氤氳成一片對時代對社會的悲觀、不信任，乃至敵意。
在目前的中國，對初考高考落榜的兒亥言語嗽嗽斥責辱罵的父母，是最沒體恤心的父母，是最不人道的父母，是可憎的父母。
嚴密控制國有資產的流失。有意或無意的流失，流向國外，流向個人腰包，是對中國下幾代人無赦的犯罪。
分配似乎越來越意昧著是“最後的一塊蛋糕”，是相當棘手的。
社會情緒的大浮躁和社會心理的大動蕩，相當主要的程度上蓋源於此。於是政治家們所面臨的一個當代的政治命題乃是——分配的政治。
我的頭腦中，由於時代的教化，“共產主義”的思想信仰，原是較很深蒂固的。據我想來，“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似乎是最簡單可行的，最容易體現公正的。我為國家盡職盡責，國家對我的個人利益進行一攬子的“包干”。似乎也不失為一種社會模式。當了一次分房委員，我感慨多多。終於徹底悟到——一個村可以實行“共產主義”的分配原則。一個鄉也可以。一個縣，如果經濟空前發達，物質極大豐富，同樣可以的。但一個省還可以的嗎？一個有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那就根本休想了。
人類精神的可貴之點，體現在身殘麗志堅，而心美，而追求不息者身上，可貴的便尤其可貴，堅毅的便尤其堅毅，美好的便尤其美好，感人的便尤其感人了！
一個毫無殘疾的人，其實是很難體驗殘疾對於生命活力造成的巨大破壞性的。不錯，我相信，幾乎每一個人都曾像我一樣，設想過自己假如也是一個殘疾人。但也不過就是偶作設想罷了。在作那樣的設想時，我們會感到自己好幸運。甚至會暫時地從頭腦中排除許多健全人的煩惱，覺得自己生為一個健全的人，實在是一種幸福，僅此而已。是的，因為我們事實上並不殘疾，我們是很難真正體會到殘疾人的內心世界的。在他們的內心世界裡，自尊、自強、自信、堅忍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撓的精神，有時候是更加體現得令我們健全人自傀弗如肅然起敬的。
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十分艱難的事情。是健全人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做成功的事情。這些事情由殘疾人做成功了，意義就非同一般了。因為殘疾人選擇這些艱難的事情去做，往往與功利二字無關。往往更是出於對殘疾的挑戰。在挑戰的過程中，人類戰勝艱難的能力，以及必勝的恆心，恰是被殘疾人，而不是被我們這些體魄健全的人弘揚到了至高境界。
在這個似乎金錢萬能的時代，在這個到處充滿了拜金主義思潮的時代，時時有健全的人，為了少花自己的錢，為了多嫌別人的錢，而視同胞的生命如兒戲。他們的貪婪的代價，往往是別的許多人的眼、耳、手、足、臂、腿，乃至生命。
在一個貪婪的時代，殘疾人不但將是不幸的，而且將是孤獨無援的。
面對所謂命運，我從少年時起，就是一個極冷靜的現實主義者。我對人生的撞撮，目標從來定得很近很近，很低很低，狠現實很現實。想象有時也是愛想象的，但那也只不過是一種早期的精神上的“創作活動”，一扭頭就會面對現實，做好自己在現實中首先最該做好的事，哪怕是在別人看來最乏味兒最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事。
魯迅先生當年曾經說過家道中落之人更能體會世態炎涼的話。我以為，於所謂的“逆境”而言，也似乎只有某些曾萬般順遂、仿佛前程錦繡之人，一朝突然跌落在厄運中，於懵懵後所深深體會的感受，以及所調整的人生態度，才更是經驗吧？好比公子一旦落難，便有了戲有了書。而一個誕生於窮鄉僻壤的人，於貧困之中吸吸墜地，直至於貧困之中死去，在他臨死之前問他關於“逆境”的體會及思想，他倒極可能困惑不知所答呢！
我想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講的一件事——他們在南方某小飯店吃飯時忽聽一陣令人心悸的叫聲。尋聲查問到後廚，原來屜上正活蒸著大娃娃魚。而點這一道萊的食客們，一個個在那令人心悸的聲音中吞雲吐霧，談笑風生。
我的朋友卻不能照常吃下去，他不忍再聽，離開了那家小飯店。
我懷疑地問：“據我所知，娃娃魚是不叫的吧？”
他說：“我不知道它究竟叫不叫。也許一般情況下是不叫的，但被活蒸時，就不是一般情況了。還能聽到它在屜中蹦、掙扎、撞屜，發出很大的響聲，所以屜上壓著磅秤的重碗……”
我們北影的一位老攝影師對我講——也是在南方，一位“大款”請他們吃飯。宴間有一只可愛又活潑的猴子，作出種種滑稽樣子逗他們開心。但是一會兒它就被固定在桌子下面了，只將上腦殼露出桌洞。於是侍者執刃熟練地剝下它的頭皮，還往它雪白的頭骨上澆開水消毒，接著使小錘敲碎了它的頭骨……
那就是享用活猴腦的方式。
老攝影師捂著嘴跑出了飯店。一出門就嘔吐了。
他說他至今忘不了那猴子的眼睛。他說人要活吃它的腦子前，還要先拿它開一陣子心，“太罪過了！太罪過了！……”
他連說“罪過”不止。
中國人在吃的方面欲望太強烈了。一旦有了錢，這欲望則便無止境。所以我們中國所說的“龍肝風膽”，是古時有錢的男女最想吃到的。果而有龍有風，現如今的“大款”及他們的女人們，若不動輒就大吃一頓才怪呢！也許早被吃得所剩無幾了。
吃得多麼殘忍。
人對錢的貪心和對吃的欲望，過分了是一樣丑惡的。
旅游中的人性情趣是很有意思的——男人戀山，女人眷水。沒有誰向我們的意識中灌輸，我們卻理所當然的覺得，山是陽剛的象征，水是陰柔的意化。山至秀則饒，水至湍則狂。男人抵至秀之山亦見陰柔，女人達至湍之水亦見陽剛。男人和女人，從山與水，不但見自身，且見自身之反面。人類是最欣賞自己形象的動物。大自然是人類的鏡子。男人戀山實乃自戀，女人眷水實乃自謄。男人女人，都是從欣賞自己而開始愛異性的。山裡的女人堅忍，水鄉的男人多情。沒有水的地方留不住女人，沒有山的地方留不住男人。故旅游勝地必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水繞山環。在這樣的地方，男人才更像亞當，女人才更像夏娃。旅游業非是為旅游家而開發的，是為世俗男女而開發的。旅游家則是一些遠避旅游業的人。
男人總是率先朝險峰登攀。倘有女伴瞻望其後，尤其精神抖擻。
女人總是率先撲向水邊，弄濕自己的手帕。這時，她分明知道男人是在看著她的。
在旅游中，人的本來面目是極難偽裝的。
在旅游中，男人覺得亥人顯得更可愛了，女人覺得男人顯得更多情了。
這，也許便是旅游的重要的內容吧——
每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它們的赫刺克勒斯式的義無反顧的人物。他們不見得便是英雄。更不可能是天神或半神人物。但他們和她們，起碼都是一些想要為國家解決或部分地解決某一方面難題的人物，都是一些懷著對國家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勇於徹底打開“奧格阿斯牛棚”圈門的人物。其執著的熱忱和沖決重重阻礙的氣概，當時可能不被公眾理解，以後甚至很久以後才獲得理解。或當時非常幸運地獲得了公眾普遍的理解，但“牛棚”裡所有的“中”奪門而出，萬蹄踏地橫沖直撞的混亂情形，又必然會使他們和她們的初衷遭到扭曲，使他們和她們的作為大受懷疑。
幾乎可以肯定，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接連不斷湧現的赫刺克勒斯式的人物，是人類當代社會發展中按階段計數最多的。
金錢大抵只能使人變成兩類——因擺脫了貧窮，終於占有了大量的金錢而文明起來，並且積極熱枕地參與對社會文明的高尚的建設；或者恰恰相反，比貧窮的時候更加丑陋。
據我看來，某些豪奢俗貴的“大款”們，所患乃“心理強奸綜合症”。按民間的說法，可以解釋為“意淫症”。放在中國這個大臨床上加以分析，也可以定名為“中國綜合症”。病理是由我分析出來的，定名為“梁氏中國綜合症”，我覺得也不算貪天之功為已有……
某些“大款”們的豪奢俗貴，從心理本質上分析，意昧著是一種對金錢的強奸和蹂躪。眾所不知，蹂躪金錢，強奸金錢，是可以獲得與蹂躪女人強奸女人同樣刺激的快感的。而區別在於，僅僅在於，強奸女人是罪行。而強好已然被自己所占有的金錢，金錢不但不會成為原台(搶來的偷來的騙來的受賄來的貪污來的例外)，而且連呻吟也不會發出一點點。
進一步分析，某些豪奢俗貴的“大款”們蹂躪金錢、強奸金錢的同時，不但足以獲得常人所無法體驗的強烈的具有刺激性的快感，而且，足以獲得“先富起來的——部分人”對總體上仍處於貧窮狀態的社會的報復性快感。
某些豪奢俗貴的“大款”，在他們的潛意識裡，是一些對別的男人具有踐踏心理傾向，對一切女人具有強奸心理傾向，對全社會具有報復心理傾向的病人……
商業時代迅速地大面積地從世界上消弭著許多屬於從前的事物。包括從人類的精神中消洱一些最可寶貴的質量。
但商業時代又是我們人類目前最理智的選擇。一個和平的、安定的、經濟繁榮的、成熟的商業時代，比一個戰亂不斷的、極端政治結構的、國與國間到處進行著政治冷戰的時代何止好一百倍！盡管，“奧運”精神仍是最純粹的體育精神，但我相信，我的兒子像我這種年紀了再看“奧運”實況轉播時，他一定會承認，那乃是人類為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而代代保留的最具古典意味的“大劇”。它只是為了通過人類體能的競技證明人類精神的豪邁。除此再不意昧著別的。除此再不意昧著任何其他。
我認為的好小說是平易近人的。能寫得平易近人並非低標准，而是較高的標准。大師們是不同的，喬易斯也是大師，他的《尤裡西斯》絕非大多數人都能讀得懂的。喬易斯可能是別人膜拜的大師，但他和他的《尤裡西斯》都不是我所喜歡的。他這一類的大師，永遠不會對我的創作發生影響。
我的寫字桌的玻璃板下，壓著朋友用正楷為我抄寫的李白的《將進酒》，那是我十分喜歡的。句句平實得幾近於白話。最偉大最有才情的詩人，寫出了最平易近人最豪情恣肆的待，個中三昧，夠我領悟一生。
作家是很容易在心態上和精神上被新生的中產階級階層所吸納的。一旦被吸納了，作品便往往會很中產階層氣味兒起來。
我討厭的地方，一是不干淨的廁所，二是太精英萎蘋的“抄龍”。
感受生活的方式很多，直接地摻和到別人們的煩愁、困境、無奈與命運中去，並非什麼好方式。
經常的情況之下，我憑作家的“良知”寫作。
有人會反問——“良知”是什麼？
我也不能給它下一個定義。
但我堅信它的的確確是有的。對於作家，有一點兒，比一點兒都沒有好……
商業時代使一切都打上了商業的烙印。文學沒有任何理由要求幸免。
小說家沒法兒和一個已然商業化了的時代“老死不相往來”。
歸根結底時代是強大的，小說家本人的意志是脆弱的。比如我不喜歡諸如簽名售書、包裝、自我推銷、“炒作”等等創作以外之事，但我時常妥協，違心地去順從。以前很為此惱火，現在依然不習慣。一旦被要求這樣那樣配合自己某一本書的發行，內心裡的別扭簡直沒法兒說。但我已開始盡量滿足出版社的要求。不過分，我就照辦。
這沒什麼可感到羞恥的。
如果有什麼所謂“文學殿堂”的話，或者竟有兩個——一個是為所謂“精神貴族”而建，一個是為精神上幾乎永遠也“貴族”不起來的世俗大眾而建，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走人後者。
男人到了四十多歲，其種種變化，絕不比女人到了四十多歲時少吧？我認為“筆調”同時也是作者本人內心情調的自然流露。違背自己內心的真實情調，掩藏起內心的“真實”，或者扭曲了內心的“真實”，甚至內心裡本無所謂“情”，卻要強迫自己的筆端流溢情愫千種，那行文必定矯揉造作。內心沒有的，文字幫不了忙。更談不到能在作品中形成一種“筆調”。
終生不失為作家的人，也許就是終生對生活懷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人。
憂慮是不必要的。就目前來看，足以預斷，中國的旋轉亡不了國。中國文壇的旋轉也亡不了中國的文壇。非但亡不了，興盛即在其中。
友善和厚愛抵消了他們自身的深刻性。
一個人總在喋喋不休地談論他或她生活所熟悉的那一座城市，並且以為就是在談論他或她的國家了。自然由衷得可愛，但是未免淺薄。
所謂“翻譯文體”，當然是指有水平而又嚴肅認真的翻譯家們之精神勞動，乃是一種人類文學語言的再創造。必自成美學品格。
它既有別於原著的母語文字，也不同於譯者所運用的客體文字。它必是二者的結合。
這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人不能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甚至終生求之若渴而又終生與自己喜歡的職業無緣。
許多時候，許多事情上，我仍以世俗的思想方法為准則。能以世俗的方式報答應該報答的人們，對我就夠欣慰的了。
外國人曾向中國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四人幫”僅僅四個人，而你們中國十億之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何以竟會被專制了十年之久？
其中固有中國政治的特定原因，但也看出了我們國民素質的某種可悲可歎可憎可惡的方面。所以十億之眾的大多數其實都如美國“聖殿教”的教徒。所以張志新，我們復旦大學當時物理系的那位河南籍女學生很像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秋瑾。
三十五歲以下的中國人，也許不太知道，中國當年曾進行過全民性的哲學普及教育，我記得有一本刊物就叫《大眾哲學》。干部張口“哲學”，學生張口“哲學”，工也“哲學”，農也“哲學”，兵也“哲學”……營造過一個哲學的年代。歸根結底，那是從前的時髦。和以後的，和現在的許多時髦，沒什麼本質的區別。一旦人人都頗似哲學家，哲學本身就尷尬了。
多少掌握點兒哲學，一切世事都有了合理的解釋！
技巧也罷，才情也罷，在我看來，永遠不是第一位的東西，第一位的東西是真。沒這個“真”字，作家筆下的一切文學便沒了魂。沒魂的文學，也便談不上朝什麼境界提高。“為賦新詞偏說愁”，該是作家一大忌，也是毛病。
決定我們命運的，不是我們的際遇，而是我們對過去際遇的看法。
看一個人的品格如何，更要看這個人對於他無利的人取什麼態度。
只要我們自己不俗，則人與人的交往便不至於被俗所染。
一門心思發財的那些“二道販子”，連想要消遣時也是不看小說的，甚至不怎麼看文字——擲保齡、玩電子、跳霹雷、得艾滋病、洗桑那浴，他們沒工夫。他們有他們的話法——“騎著摩托背著秤，跟著老共干革命”——於是他們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我不會去走“背對生活，面向內心”的創作道路。我深知自己的內心並不那麼豐富，那裡面空曠得很。我想，知識豐富，生活積累豐富的作家，其內心世界也必然豐富。豐富的內心世界，其實是包容著豐富的生活“元素”的，作家借此才可以產生豐富的藝術想象。內心世界宏大而豐富的作家，是決不可能“背對生活”的。我覺得俄國文學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奇特現象。在十二世紀以後，它幾乎沉寂了五百年之久。至十九世紀，卻名家輩出，群星燦爛。高爾基之後或與高爾基同時代的作家，如法捷耶夫、肖洛霍夫、馬雅柯夫斯基等，同樣使我感到特別親切。更不要說奧斯特洛夫斯基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幾乎就是當年我這一代中國青年的人生教科書啊！
存在心裡的，是不會丟掉的。
寫作之於我有時不完全是為了寫給別人看。有時亦更是為了通過寫作，喚起記憶，重溫我所經歷的事，審悉我所熟識的人，從心靈中擯除某些事和某些人，或者在心靈中重新確定珍藏它們和他們的位置。這樣，會因為自己能夠從心靈中擯除什麼而愉悅，而對自己感到滿意，而信任自己。甚至，喜歡自己。
我所向往的美好愛情生活的背景，時至今日，幾乎總在農村。
我並非一個城市文明的徹底的否定主義者。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連自己也解釋不清自己。
回到家裡遂想到——愛情是多麼需要空間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擁擠了，愛情沒了躲人視野的去處。近年城市興起了咖啡屋，光顧的大抵是鍾情男女。咖啡屋替這些男女盡量營造有情調的氣氛。
大天白日要低垂著窗慢，晚上不開燈而燃蠟燭。又有些電影院設了雙人座，雖然不公開叫“情侶座”，實際上是——但我很懷疑是為真的情侶們提供的……
愛情，或反過來說情愛，如流浪漢，尋找到一處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並不那麼容易。白天只有一處傳統的地方是公園，或電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廳。再不然干脆臂挽著臂滿大街閒逛。北方人又叫“壓馬路”，香港叫“軋馬路”。都是談情說愛的意思。
於是情侶們最無顧忌的選擇還是家。但既曰情侶，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單單是自己們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員都不在的時間占用，於是不兔的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當然，如今有錢的中國人多了。他們從西方學來的方式是在大飯店裡包房間。這方式高級了許多，但據我看來，仍有些類似偷情。姑且先不論那是婚前戀還是不怎麼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戀……
情愛放在農村的大背景裡，似乎才多少恢復了點兒美感。似乎才有了詩意和畫意。生活在農村裡的青年男女當然永遠也不會這麼感覺。而認為如果男的穿得像紳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園的長椅上雙雙一坐，耳鬢廝磨；或在咖啡屋裡，在幽幽的勉光下眼睛凝視著眼睛，手握著手，那才有談情說愛的滋味兒啊！
但一個事實卻是——攝影、繪畫、詩、文學、影視，其美化情愛的藝術功能，歷來在農村，在有山有水有橋有林間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環境裡，才能得以充分地發揮魅力。
無論是《安娜·卡列尼娜》，還是《戰爭與和平》，還是幾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經典小說，當它們的相愛著的男女主人公遠離了城市去到鄉間，或暫時隱居在他們的私人莊園裡，差不多都會一改壓抑著的情緒，情愛也只有在那些時候才顯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麥秸垛後的農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來，的確要比樓梯拐角暗處摟抱著的一對兒“美觀”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懼的身影，在我看來，比大飯店包房裡的幽會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愛情或曰情愛乃是人類最古老的表現。我覺得它是那種一旦框在現代的框子裡就會變得不倫不類似是而非的“東西”。城市越來越是使它變得中倫不類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著大自然的地方才越與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裡起碼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標起碼仍是衣服。而情愛一旦經過包裝和標價，它天然古樸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雜亂的背景上終日流動著種種強烈的欲望，情愛有時需要能突出它為惟一意義的時空。需要十分單純又恬靜的背景。需要兩個人橡樹，像鳥，像河流，像雲霞一樣完全回歸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機會。對情愛城市不提供這樣的時空、背景和機會。城市為情愛提供的惟一不滋擾的地方叫作“室內”。而我們都知道“室內”的門剛一關上，情愛往往迫不及待地進展為什麼。
在城市裡，對於許多相愛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內”的價格，無論租或買，都是極其昂貴的。求“室內”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遠足，於是情愛頗似城市裡的“盲流”。
人類的情愛不再動人了，還是由於情愛被“後工業”的現代性徹底地與勞動“離間”了。
幾乎只有在農業的勞動中，男人女人之間還傳達出某種動人的愛意。那愛意的確是美的。又尋常又美。
我在城市裡一直企圖發現男人女人之間那種又尋常又美的愛意的流露，卻至今沒發現過。
在中國，在當代，愛情或曰情愛之所以不動人了，也還因為我們常說的那種“緣”，也就是那種似乎在冥冥中引導兩顆心彼此找尋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於是愛情不但變得簡單、容易，而且變成了內容最淺薄、最無意昧兒可言的事情。有時淺薄得連“輕佻”的評價都夠不上了。“輕佻”縱使不足取，畢竟還多少有點兒意味兒啊！
本質上相類同的“緣”，在中國比比皆是地湧現著。比隨地亂扔的糖紙冰棒簽子和四處亂彈的煙頭多得多。可謂之曰“緣”的“泡沫”現象。
而我所言情愛之“緣”乃是那麼一種男人和女人的命數的“規定”——一旦圓合了，不但從此了卻男女於情於愛兩個宇的種種調根和怨歎，而且意識到似乎有天意在成全著，於是滿足得肅然，幸福得感激；即或末成眷屬，也終生終世回憶著，永難忘懷，於是其情其愛刻骨銘心，上升為直至地老天荒的情愫的擁有，幾十年如一日深深感動著你自己。美得哀婉。
這一種“緣”，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的當代，是差不多絕滅了。
情愛之於現代人，越來越變得接近於生意。而生意是這世界上每天每時每刻每處都在忙忙碌碌地做著的。更像股票，像期貨，像債券，像地攤兒交易，像拍賣行的拍賣，投機性，買賣性，速成性越來越公開，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司空見慣。而且，似乎也越來越等於情愛本身了。於是情愛中那一種動人的、感人的、美的、仿佛天意般的“緣”，也越來越被不少男人的心女人的心理解為和撿錢搭子、小頭彩、一掀挖到了金脈同一種造化的事情了。
現代人的愛情或曰情愛中，早已缺了這分量，故早已端的是“愛情不能承受之輕”了。或反過來說“愛情不能承受之重”。其愛其情摻人了太多太多的即兌功利，當然也沉甸甸起來了。
依順了現代的現實性，愛情或曰情愛的“緣”的美和“義”的美，也就只有在古典中安慰現代人葉公好龍的憧憬了。
故自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從全世界的范圍看，除了為愛而棄王冠的溫莎公爵一例，無論戲劇中影視文學中，關於愛情的真正感人至深的作品風毛麟角。
愛這個字，在語言中，有時處於謂語的位置。有時處於主語的位置。前面加“做”、加“求”、加“示”、加“乞”，“愛”就處在謂語的位置。“做愛”、“求愛”、“示愛”、“乞愛”，皆行為動詞也。
“做愛”乃天倫之樂。乃上帝賜與一切男女的最普遍的權力。是男人和女人最赤裸裸的行為。那一時刻，尊卑貴賤，無有區分。行為本質，無有差別。很難說權大無限的國王，與他傾國傾城的王後，或總統與總統夫人的那一時刻，一定比一個年輕的強壯的農民，與他的年輕的健康的愛妻在他們的破屋土炕上發生的那一時刻更快活些。也許是一樣的。也許恰恰反過來。
“求愛”乃是一種手段，其目的為了婚姻，有時為了一次或幾次“做愛”的許可。傳統上是為了婚姻。在反傳統的男女們那兒，往往是為了做愛的許可。當然，那許可證，一般是由男人所求，是由女人“簽發”的。無論為了婚姻之目的，還是為了一次或幾次“做愛”之目的，這個過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省略了，婚姻就是另外性質的事了。
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為搶婚。“做愛”也可能是另外性質的事了。比如可能被法律判定為強好。
對於成年男女，“示愛”已帶有經驗性，已無多少美感可言，只不過是相互的試探罷了。以含蓄為得體，以不失分寸為原則。含蓄也體現著一種自重，只有極少數的男人會對不自重的女人抱有好感。不失分寸才不使對方討厭。反過來，男人對女人也一樣。不管不顧，不達目的不罷休，一味兒的大獻殷勤，其實等於是一種糾纏，一種滋擾，一種侵犯。不要誤以為對方的冷淡反應是不明白，或是一種故作的姿態。這兩種情況當然也是有的。但為數實在極少。與其推測對方不明白，莫如分析自己為什麼裝糊塗？與其懷疑對方故作姿態，莫如問問自己是否太一廂情願強求緣分？
在所有一切“愛”這個宇處於謂語位置的行為中，依我看來——“乞愛”是最劣等的行為。於男人是下賤，於女人是卑賤。
在愛這個宇的後面，加上“情”、加上“心”、加上“意”，愛就處在主語的位置了。“愛意”是所有世間情意中最溫馨的一種。使人感覺到，那乃是對方在某一時某一地某一種情況下，所能給予自己的臨界極限的情意。再多給予一點點，就超越了極限。超越了極限，便是另外一回事了。正因為在極限上，所以具有著相當特殊的令我們深為感動的意昧兒和意義。
充滿“愛意”的目光，乃是從女人的極其善良的愛心中自然流露的。它具有母性的成分。誤將此當作和“愛”或和“愛情”有關的表達去理解，不是女人們的錯，是男人們的錯。據此進一步產生非分之想的男人，則就錯上加錯，大錯特錯了！
我最尊祟的人，正是一個充滿博愛之心的人。在這樣的人面前，我會羞慚得什麼話都不敢說了。我遇到過這樣的人。非是在文人和知識者中，而是在普通百姓中。我常不禁地想象，這樣的人，乃是“隱於市”的大隱者，或幻化了形貌的菩薩。
“愛心”是具有自然而然的影響力的。除非人拒絕它的影響，排斥它的影響，抵觸它的影響。
我們只要願意發現，就不難發現，並且不得不承認，往往是從最普通的某些人們身上，亦既尋常百姓中的某些人們身上，一再地閃耀出“愛心”的動人的光暈。在尋常百姓的階層裡，充滿“愛心”的故事，產生得比其它一切階層多得多。
“愛情”也如“愛心”一樣，普遍地存在於尋常百姓階層之中。某些文人和知識者最不能容忍我這一種觀點。他們必認為我指的根本不是“愛情”，只不過是“婚姻”。
而我固執地認為，對於百姓而言，“愛情”若不走向“婚姻”，必不是完美的“愛情”。百姓是現實的。
當安娜墜人愛河以後，她毅然提出與自己的丈夫卡若林離婚。
不顧上流社會的譴責，毅然決定與渥倫斯基結婚。這時，“愛”在安娜心裡，上升為“愛情”了。她期待著他為他們的“愛情”負起“婚姻”的責任。她自己能做的，她已做到了。但是渥倫斯基並不打算真的負起什麼責任。他要的只不過就是“愛”，而且得到了。責任使他厭煩透頂，因而他們發生激烈的爭吵，因而絕望的安娜只有臥軌自殺……
渥倫斯基“愛”安娜是真的。
安娜對他的“愛情”也是真的。
悲劇是由二人所要求的東西在本質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責任感的“愛情”，它必然與“婚姻”連在一起，成為完整的要求。渥倫斯基僅要不附加任何責任前提的“愛”。他認為有愛已足夠了。連安娜為他們的“愛”而毅然離婚，在他看來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個現象是——某些大談“愛情”至上的男士們，其實本意要的僅僅是“愛”。
但另一個現象是——漸多起來的女人們，也開始為男人們預設圈套了。她們以自己為餌，釣男人們的錢財。
牛郎織女式的夫妻，在尋常百姓中一對兒一對兒的依然很多很多。他們的生活裡離不開生兒育女，離不開蘿卜白菜，離不開吵架拌嘴，但也離不開責任感。責任感是他們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聖的相互承諾。誰主內，誰主外，大的開銷究竟誰說了算，小的花費誰有自主權，諸如此類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內容，在他們都是必須加以考慮的。但是據我看來，這些俗內容，一點兒也不影響他們一對兒一對兒的夫妻恩愛著。
在沒有婚姻為載體的“愛情”中，到頭來，遍體鱗傷的幾乎注定了是女人。她們獲得過的某些歡樂、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終的悲傷抵消得一干二淨。
在沒有婚禮為載體的“愛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婦”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間自然關系的角色。即或那些專以獵名流、傍權貴、傍“大款”為能事的女人，一旦覺得鞏固了“情婦”的地位，也還是要產生顛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對方妻子的野心的。這時的男人用他們“愛至上”那一套哄她們是根本沒用的。所謂哄得了一時，哄不了一輩子。結果男人大抵只有三個選擇——要麼離婚，承認自己“愛至上”那一套論調的破產，面對既又“愛”了，就還是免不了結婚“至上”的現實。要麼給她們以多多的錢財，多到她們終於滿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為止。要麼，被逼得走投無路，狗急跳牆，殺了她們，或反過來被她們所殺。
所以，據我想來，無論在外國還是在中國，“情人節”永遠不會是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日子。這是一個暖昧的灰色的日子。這世界上沒多少人會真正喜歡這個日子。真的處在正常的熱戀關系的男女，每一個日子都可以是他們的“情人節”。他們在那一天的擁抱和親吻，不見得比在別的日子更溫存更熱烈。而既是“情婦”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諱那一天的。
即使瞞天過海湊在一起了，各自心裡的感受和感想也會很苦澀。
我覺得，事實上，一個作家是很難與他或她的讀者“們”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數的作家皆和我一樣，內心裡最真實的願望恰恰是擁有充分的獨處的時間。究竟能擁有多少這樣的時間，對作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種時間居然被情願地或不情願地壓縮到了最少的程度，那麼在我看來是值得同情的。
試問在中國，在目前，卓絕的評論家大名阿誰？差不多夠個評論家的，我幾乎都讀過他們的文章，當場對面聽過他們的發言。他們中有我極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覺得誰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當代作家，沒誰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樣。
評論和創作一樣，在我看首先是職業。職業者、“啖飯之道”。
從天性上，我喜歡靜。喜歡獨處。
獨處對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時光。
魯迅在他所處的時代，是一位受傷頗多的作家，所以才說那樣激烈的話。魯迅還說過——跟死神走那一天，“一個也不寬容”。魯迅的話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個人不得不“橫著站”內心裡那種感覺。
我基本上同意魯迅的話。
但僅限於相對魯迅而言。
過於追求虛榮而又毫無同情心的女人我不與之交往。
女人而毫無虛榮是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沒有的。
我不會主動與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國，在現實中，有林黛玉那一種“自我中心”的缺點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種“淡泊功利”的女人風毛麟角，我沒遇見過。
在都市裡，我認為也不太可能有了。
寶玉一向被中國文人們說成是“叛逆”的典型，實在是中國文人們的故意的誤導。寶玉身上，寄托著仕途失意的中國封建文人的“情結歸宿”。說穿了是，以小兒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贊著寶玉，骨子裡還是想當官的。若當不了官，最好寶玉似的，身邊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紅顏相陪著打發寂寞。寶玉的生活，是封建舊文人們“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後的美夢。
中國封建文人們的骨氣，大抵是當不成官以後的表現。之前便有的極少。寶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麼骨氣，只不過是自小在女人堆兒裡被寵壞了的“女氣”。寶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頹廢的典型。
男人們的心理上，不但有“戀母情緒”，還有“戀妹情結”。無妹可戀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結糾纏。男人疲憊了，就想變成孩子，於是從“戀母情結”那兒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覺稍好，就想充當“護花使者”，於是“戀妹情結”滿足男人的關懷心。曹氏之偉大，在於塑造了林黛玉這一男人們的尤其男文人們的“世紀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兒、寄人籬下、有才華、多愁善感、任性、愛耍小脾氣，但是本質不壞，高興或不高興時，談鋒永遠的機智尖酸卻又不失俏皮……這一切都極符合男人們措香伶玉的條件。曹氏偉大還偉大在，雖沒讀過弗洛伊德，卻也堪稱男人們的心理分析大師。
一部《紅樓夢》，栩栩如生，細致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寶玉、黛玉、寶釵。在我看來，寶鍍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態的，體質上那樣，心理上其實也那樣。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憐憫，心理上的陰幽幽令人反感。作為少女當予體恤，作為女人需要批評。這人兒身上體現出“病態美”，中國傳統文人們一向也喜歡這個。中國傳統文人們對女性的賞悅心理，其實一向同樣是有幾分病態的。
至於寶玉，太讓人膩歪了。他“腳踩兩只船”的“愛情游戲”，絲毫也無打動我處。我的兒子將來若有半點兒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調教過來。
這個卡耐基純粹是胡說八道。
公關小姐、交際秘書、庸官、直銷雇員以及一切專業上沒有出息的人，才會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時間和精力去搞人際關系。
每個人都應該具有這樣的能力——在學校，在單位，在社區，盡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別人討厭。依我看誰都不必刻意去獲得別人的喜歡，不令別人討厭也就足夠了。
一個人不可能也沒必要天天總在那兒按別人的好惡改變自己，還要做好另外的許多事。所以，達到起碼的修養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活著的目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張年輕人培養什麼“交際”能力。年紀輕輕的，時間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麼“際”？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點。得“一幫”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會”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種友情如陳釀——我珍重這一種友情。我對這—種友情的原則是——絕不利用了來將自己的困難強加於人。
商品化的人際關系，人還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權”。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可以不那樣。你不願別人那樣滋擾你，你可以遠避那樣的人。
商業時代並不能將它的功利目的強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細看，所謂人際關系的商品化，無不是人與人自願的。
而在政治時代人沒有絲毫的“自主權”。政治對人的強加帶有不可抗性。每一個人都無法置其度外。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已觸犯了政治。別人對你那樣，也有政治要求作為正當的理由。
在商業時代，人起碼擁有這樣一種自由——自我隔絕的自由。
自己將自己像猴子似的關在籠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無奈。
在政治時代，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關在籠中的猴子。籠中只有政治一種關系。政治又在籠外進行著最嚴厲的監管。
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別人關在籠中強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國的大陸中國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惟我機會。從正面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面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
中國底層百姓之間，當年那一種互諒互怒是多麼可貴呢！
但這一種關系，似乎已由於他們當年的“二哥”成了一個寫小說的人，而在質量上有所檀變了。我猜測大小的到來，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來一樣有難事相求。並且估計到了可能是哪幾方面的事。
也許，正因為有難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樣的拘謹吧？同時想到，我除了說些體恤的話，肯定還是幫助不了什麼的。而這，才正是我內心裡多少有點兒難受的原因。
下崗失業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況下，我一個寫小說的人，再懇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麼作用呢？當時不過是自欺欺人地給二小帶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給趕集的人帶了一疊假鈔。
現實生活，使他們確信不疑著一個顛撲不破的邏輯，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繪個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難便會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從小便是窮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歲了，一個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質量，幾乎每一天都在中國水准的貧困線上浮動著，幾乎每一天都有沉淪在那貧困線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識，幾乎每一天都承受著那巨大可能的壓迫。一個至今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小家。甚至連一個起碼的棲身之所一張屬於自己的床也沒有。而且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從自己命運的明天，暫時還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曙光。像這城市裡的一個人人視而不見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卻在日新月異著。另外的一些人們，卻在燈紅酒綠著，狂歌勁舞著，追奢逐糜著，一擲千金地高消費著——你難以否定他們也會受到強烈的誘惑。但他們不偷、不搶、不肯索性變成酒鬼和賭徒，不肯墮落為歹人惡人。對社會和時代也不心懷著深仇大恨似的。他們的靈魂裡，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到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會喪失的，對墮落和犯罪的抵抗。在這一種抵抗過程中，他們有時真是表現得像戰士一樣頑強啊！他們的希望，正體現在他們抵抗墮落和犯罪的頑強之中。
有一個事實是，從八十年代至今，我們舉不出任何國產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勞。而另一個事實是，我們也幾乎舉不出任何幾位私營企事業家，動輒一拋幾百萬請什麼明星做廣告。私營者，自己的錢也。自己的錢，一拋幾百萬值不值，誰都會暗捻手指算個一清二楚的。第三個事實是，恰恰是某些國有企業的“老板”，慷慨極了，大方極了。爭相以高價紛請明星大做廣告的心勁兒，也足極了。
美國國家經濟信息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過一項實驗，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只猴子同時作了一則商品廣告，結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過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說，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正在經濟困境裡掙扎。經濟效益好了的，即使無力援助同行業，也總可以給同行業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們僅僅從廣告意識和行為中，也眼睜睜地看到了令人深感憂患的不良傾向。贈別墅、送車、幾百萬一擲若輕的現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學、趕、超”的“大躍進”！
猴於也罷，明星也罷，普通人也罷，電腦也罷——誰新穎，誰誠信，誰刨意好，誰對產品的說明和介紹比較清楚明白，我們就信誰的。
否則，我倒寧願受猴子做的廣告的影響。
那時我並不能明了，“改革開放”最終要呼喚來的乃是一個商業時代。我想我的許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實我們當時呼喚的不是未來，面是過去。是建國以後“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暫的中國夢的片斷。它在我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種烏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當時代宣布改變了以後，絕大多數人是只能也隨著改變的。若時代變而入不變，那得有極其雄厚的資本和異乎尋常的資格。你如果企圖超脫於商業時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傳的產業足夠養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費祖業的方式，也必是商業時代的方式。你的消費傾向，也必受商業時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業時代的規則謀職謀薪，不管傷思想上以多麼激烈的姿態抵抗它，你實際上已經屈服於它了。
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聲明我一定加入風毛田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只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標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小說家，靠稿費盡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討索，討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龍人強。
商業社會的特征，的的確確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命運的特征。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標志。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預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不是，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至相等。而理相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被時代所甩棄的卻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中層甩得再頻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游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牡，也仿佛不是一個作為人的資格起碼完備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她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方面的經驗是足可以笑傲世界的。我們的先人曾說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話。建國以來的同胞發現自己並非面對那麼多種可選擇的職業。甚至縮小十倍——言三十六行也還綽綽有余。小學教師無一例外地在課堂上講解——“三百六十行是一種誇張的比喻……”而與此同時，在世界上尤其在某些發達國家，現代人卻面臨著職業分工越來越細密越來越豐富的選擇的猶豫和困惑。一個外國人在其一生中可能至少變更過數種職業。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你若面對一個調動過工作的人，你則不禁地會對他刮目相視。因為那意味著他“很有門路”並且“很有能耐”。大概非是一個“等閒之輩”。
中國之傳統經濟體制，以它的理論的概念化、教條化和與全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亦即世界市場化形成的背逆性，以它的實踐的簡單化、意志化，令富有理解力的當代經濟學家撓頂困惑。
除了農民，盡管每幾百個中國人裡只有一兩個在“中國式”的人的價值觀念的導向之下成功地或自認為成功地走完了他們的一生，但是誰也不能夠反駁，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望著一位局長的身影或他坐的小車時，會認為那是最好的人生……
結果是目前我們的共和國已有三千四百余萬行政人員。每年僅行政開支競高達約一千四百億元人民幣……如果玩具之對於兒童，僅只是一樣東西。那麼兒童的最經常最活躍的沖動，只能是占有那一樣東西的沖動。如果在兒童中號召起類似“革命”的大行為，那麼他們首先認定的“革命”對象當然只能是占有著那一樣東西的童伴。
如果在人的信仰和人的現實利益占有權之間架設橋梁，那麼有如在教堂和國會之間鋪展紅地毯。人的價值觀念取向的單一，無論精神的抑或物質的，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代人而言，都是原始的。
無論任何人，當其作為人具有典型性的時候，歸根結底，意味其“竊取”了時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時代農奴制產生的怪種。愛迪生是美國資本主義科技童年時代的兒子。雅科卡則是當代西方市場經濟激烈競爭中的驕予。所以雅科卡才會說：“都是這個國家給了我這樣的機會！”而伊索的不幸恰拾在於，時代不曾給予他渴望的自由……
我們稍對時代加以研究，便會發現時代原來具有這樣的稟性——它一向只欣賞兩類人——甘願按照它的要求去活的人和違逆它的願望並且最終成為它的挑戰者的人。它因欣賞前者而獎賞他們，它獎賞他們為的是使他們更符合它的要求，對它的圈限更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對質者照例是不予獎賞的。非但不予，且每以懲劍懸其頭上。它欣賞他們大抵在它確感需要他們的時候。亦即我們叫作“轉折”的時候。這種時候他們的叛逆和挑戰的勇氣及其精神，是促它嬗變的催化劑和促它“轉折”的推動力。正如蛇有時需將身體夾在樹叉之間完成它的蛻皮一樣。沒有它的那些叛逆者和桃戰者，一個時代是不能從它的舊的軀殼之中擺脫出來同時獲得新生的。為此它才慷慨地獎賞他們。這種獎賞往往是一次性的，是無比豐厚的。其後它不再賜惠於他們，因為它已經獎賞給了他們對人而言至關重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而且一並加上了明天。事實也正如此，那些在時代的“轉折”關頭把握住了時機，並且由此獲得到了成功的人，成功將具有令人信心十足的延續性，因為他們乃是和一個新時代同時誕生的，而一個新時代的壽數，通常是按世紀來計算的。新時代需要它的推動者陸伴同行。至於那些曾被它欣賞過、青睬過甚至恩寵過的人們。或者被它留在舊皮上，或者在它完成痛苦的“轉折”的時候，分擔它的痛苦並和它一起擅變。它最不欣賞的也許是那樣一些人們——在昨天裡既不曾被它當作過典范而重視，今天對它的“轉折”又麻木不仁的人。它在今天裡不暗示給他們任何機會，它也不在明天裡留給他們什麼。它對他們無轍亦無奈，正如他們對它也是那樣……匪今斯今，恆古如茲！
我們傳統的社會的綜合教育，幾乎可說是以限制人的“自我表現”、“自我證明”意識為己任的。溯望遠久的中國歷史鏈，可發現這一點在古典文化中尤其道貌岸然。《老子》中就一再地說些“自薦者不明”之類的話，意謂誰“自我表現”了，就不可敬也不聰明了。《禮記·中庸》中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徽，故君於慎其獨也。”意謂在最細小的事情方面，在獨處無人的時候，也要行為規不越矩。做到怎樣才算典范呢？——“天蓋高，不敢不踞；地蓋厚，不敢不趨。”意謂天是何等的高，可是一個楷模人物站著不敢不彎腰曲背；地是何等的厚，可是一個希望獲得別人尊敬的人，不敢不小步緩行。而老子則干脆沾沾自喜地說“吾有三寶”——“三口不敢為天下先”。
於是“文化大革命”成了我們這一代人惟一普遍獲准的一次，可以理直氣牡地表現自己證明自己的機會。其表現方式是演習“革命”。其證明內容是“無限忠於”。其理論基礎是“造反有理”。這是整整一代人心理能量的一次性的大釋放大宣洩。它耗掉了作為每一個單獨的人來說，至少需用三分之一生命進行儲備的那一種“自我表現”的激情。同時嚴重挫傷了整整一代人將這一種激情化為自我實現的沖動，此後十年內他們只能聽憑時代的擺布。
一個國家，尤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若想在經濟上迅速發展起來，社會成員的職業分工應是這樣的——每—千人中，最多有十個官員就夠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專家又是官員的人。應有二百名左右國家重點企業的工人。應有三百名左右非國家性質的中小企業的工人。應有四百名左右依靠個體職業能夠豐衣足食的人。其他屬於醫生、律師、教育工作者……
今天的中國人畢竟都恢復了尋找時機的本能，但時機注定不屬於以下兩種人：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時代像寵愛自己的阿姨一樣，將自己輕輕抱起來，讓自己騎在時代的頸上招搖過商……
一種人企望著某一天早晨醒來，以什麼聽來正當的名義，將原先和自己一樣，而如今和自己不大一樣的成功了的人打翻在地……
我的同代人啊，我的兄弟姐妹，我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一種人少一些再少一些。我願你我他她之中，第二種人少一些更少一些！
對於犯了過失罪的人，與那些流氓歹徒、殺人犯、強奸犯、以恐怖行徑危害社會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區別對待的態度。而對於犯了經濟罪的人，貪污、受賄、勒索、坑騙百姓錢財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騙百姓錢財者。
而我常想，留給我的那一截，是否被我過分濃重地溫情化了呢？也許只不過就是一些誰都經歷過的片片斷斷的仿佛小貓小狗間的友愛，被我這個小說家未免太理想化太詩化了。然而我又是那麼的不願輕論留繪我的這一截。因為我總感覺到我必須為自己保存某些哪怕是被自己理想化了詩化了的東西。現實已不怎麼可能向我提供這些東西。我只能從過去找到，並倍加看重。我設法兒不以仁義對待之。然而我又非常清楚，這仁義萬不可延伸人第三個階段。否則，我自己也將走向反面了。那麼所謂仁義也就該站在被告席上而同時走向它的反面了……
他家的馬桶是幾萬元的那一種。用電控程序的。有烘干功能的。我想不通人為什麼非需要那麼昂貴的馬桶。也想不通廠家有什麼必要生產那麼復雜的馬桶。現在的中國人，雖然開始重視貧富貴賤之分了，但排便畢竟對誰都只不過是排便，無論多麼講究也夠不上是儀式啊。就算真的講究到接近儀式的地步，麻煩的還不是自己嗎？……
是的，我認為，輪到我們這一代人犯錯誤——不，是輪到我們這一代人接二連三地犯罪了。
某類罪，要犯，先得有犯的條件和犯的資格。不是誰想犯就能犯的。比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之類。
今天，在我的大批同代人面臨“下崗”和第二次失業的嚴峻人生考驗的同時，時代也出於需要，將我們中的極少數人推上了官位。
我回答他——他的話與實際情況大有出入。我說首先他應該明白，非是知青這一代人開始躋身中國的權力階層了，乃是中國的中年人開始這樣了。而這一般是時代的規律。古往今來，中老接替，歷史一向如此。全世界一向如此。掃描國外的社會格局，權力階層的平均年齡，大約比中國還要小十歲。時代迅進，事物更新，整個世界的權力階層，正是越來越年輕化的趨勢。倘他在仕途上有抱負，來日方長，大可不必因眼前情形而苦悶。其次，由於他自己也在權力階層，終日所見皆大官小官。仰而望之，重重疊疊，故才生出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倔張。但是，只消十余年後，使他備感最直接壓迫他的，也就是他所言“知青一代”中的頂頭上司們，將整代的屈身而退，盡數隨著某頁歷史翻過，曠出大片空白。那時他只不過四十多歲，龍中虎中，大顯作為，充分證明自己的才干和能力就是了。和他的知青出身的頂頭上司們明攀暗比，那是很沒志氣，也很沒出息的。他們不過是時代所臨時物色的一批過渡者。他們的優勢是人生經歷，他們的劣勢是知識結構。他們從人生經歷中總結出人生的經驗，這是後天所得。而知識結構的普遍落伍，卻是先天的嚴重缺憾。人生的經驗人人都可以從自己的人生中總結。有了這一種經驗的益處是，善於較自如地行使權力，也善於較圓熟地服從權力。知識結構卻只能從知識中搭建，它比人生經驗是更來之不易的。
請你以後不要再當著我的面動輒便你們“知青這一代”如何如何，怎樣怎樣。這一代總體上目前仍是中國最值得同情相待的人。
中國近千萬“下崗”失業的人中，他們占十之六七。這才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一批科長處長，一些副局級局級干部，在“知青一代”中其實少到沒有什麼代表性可盲……
權錢的交易好比手淫，最難始於一而止於一。
商業時代從無序到有序的過渡階段，乃是利益二宇最為亢奮的“發情期”。就好比十六七的花季是人必經的青春躁動期。這一階段，金錢發出更加騷態的荷爾蒙氣味兒。每一項強制商業納入規范法的出台，都預示著要鑽時代的空子更難了，人對金錢的貪婪目的之實際更不容易了。受到這一種預示的刺激，形形色色的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是開展得更加頻繁，建立得更加純粹，交換得更加急迫而且更加赤裸裸了。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干部，從上至下，從下至上，周密地控制著這一個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黨中如果出了一個壞干部，我們可以叫做“棍”，叫做“惡吏”。如果出了一批，我們可以叫做“幫”，叫做“官僚勢力”或“腐敗勢力”。即使構成了勢力，也還是可以看成是“一小撮”。
然而，這“一小撮”如果抗瀣一氣，狐假虎威、由於什麼利益攻守同盟，親若一丘之貉，並且從上至下，從下至上控制了一方政權。比如一個村的，一個鄉的，一個縣的，一個市的，一個地區的，那麼，一方政權的性質其實就演變了。或者發生了徹底演變的危險。“公僕”們一旦為所欲為，嘴臉也就和當年的“黃世仁”無二了。“主人”們倘偏不馴，下場也就都跟“楊白勞”差不多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把以江青為首的四條“黨棍”叫做“四人幫”，而且進一步指出“你們搞‘四人幫’不得人心呢！”
現在，中國有許許多多的“官幫”、“吏幫”，少則幾人，多則十幾人，再多則幾十人，上百人。有的已被揭發，受到了法辦，有的尚未被揭發，仍遣遙法外。
稍加分析便可明白，這樣一些權力“幫”那樣一些權力“幫”的形成，歸根到底是由於利益關系所決定的。
故我以為，反腐倡廉，首先要從高級干部以身作則做起。大官大吏，起碼要時刻告誡自己，萬勿因為錢財，而輕易就上貪官污吏的賊船。那賊船是上得下不得的。因為一旦上去了，就只能與貪官污吏們同舟共濟了。他們的尾巴一旦被揪住，就跟揪佐了你的尾巴一樣。你不說情，不庇護，不解救，那是不行的……
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們看在眼裡，心中是自有一桿秤的。
貧窮的經歷只有對人有以上的“教化”意義，它才算是一筆“財富”。否則，貧窮只能是罪惡。而且幾乎只能滋生罪惡。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這一句話，又如一條潛在水底的怪魚，由於記憶的死搪受到劇烈的攪動，大張著可怕的嘴，吐著一串串混濁的水泡，(疒參)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這句話，聯想到劉少奇。堂堂國家主席，最後竟是被綁在一處神秘的土監中的一只條凳上苟活了許多日子。連用自己的真實名字死去的起碼權利都被剝奪了……
當然，還聯想到了彭德懷、賀龍，被摔斷過一條腿的羅瑞聊，以及許許多多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物的可悲下場……
聯想到了前蘇聯“斯大林時期”的政治大清洗。
聯想到了美國歷史上被刺殺的兩位總統——林肯和肯尼迪。
的的確確，在人類歷史演進的湍湍長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氣。依我看來，其對人類的負面危害，是大於“戰爭”二字的。因為說到底，戰爭亦即“政治”的一種特殊手段。
只不過，不知為什麼，在一個時期內，中國大談特談“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太多太久了，談“改革開放”的最終原則太少太不夠了。
談方法多了，談目的少了，方法就容易給人某種錯覺，仿佛已經實際上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也就難以被深人人心地相信。當人們開始懷疑目的之時，方法的說服力也就隨之喪失。
我認為，所謂“後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就是一種思想上更為現實的，克服“烏托邦”傾向，但對社會進步又仍抱有理想追求，不滿足於現狀，尤其不向現實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妥協的思想者。
一個國家在其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完全采取肆水自流的態度是不可取的，還是要多多少少注人一些理想的目標成分為好。而那理想的目標成分，說到底，又幾乎可概括為一條——從廣大民眾的利益出發。
我這樣的一個寫小說的人，與某些政府官員之間，倘論友誼，那友誼也更是從前的某種特殊感情的延續。能延續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這一種友誼在現實之中的基礎，其實是較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視。
妹妹，為了過好一種小百姓的生活而永遠地打起精神來！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夠得到的生活。正是這一種生活才是屬於我們的。
一個時代的發展，體現於一座城市，往往是明顯的。五六年內，多了幾片樓區，幾座立交橋，幾瞳摩天大廈，人們就都會承認，發展了，變化了。但體現於小百姓的實際生活方面，則往往就不那麼明顯了。非與自己十年二十年前乃至父輩們的生活狀況相比，是不大容易被自己承認的。
面臨困難尤要保持樂觀。重要的是，將我們的生活的追求標准，定位在小百姓這一廣大的階級層面上，即或眼前面臨失業的窘況，也要較樂觀較有信心地去為實現自己小百姓的小康日子孜孜奮斗。
雜文好比是文人自己選擇了並且穿上的一件斗牛士才穿的服裝，而散文卻好比永不過時的休閒裝。
我認為今天原本應該是一個雜文活躍的時代。而明擺著的道理，今天又根本不可能是一個雜文活躍的時代。一言以蔽之，雜文首先是寫它的人，用它對社會各方面現象發表的一種“意見”。在諸文體中，雜文最像公開的“意見書”。而且往往是尖銳，甚至尖刻的那一類“意見書”。即或幽默，那幽默也常屬黑的、冷的、辣的。所以在“原本應該”和“根本不可能”之間，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發現許多報上的雜文越來越少。雜文顯然是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了。先是不討眼睛長了鉤子似的監察報紙的某些人們的喜歡，自然的也就不討編報的人們喜歡了。或者他們只能心裡暗暗喜歡，原則上卻要敬而遠之的。
雜文的作者，由於所觀察的往往是社會的丑陋現象，由於常將雜文當了“巴首”和“投槍”，便又往往的會變成所謂憤世嫉俗之人。
這樣的人，現在是越來越“不合時宜”了。“不合時宜”便孤獨。孤獨而仍要取一種“斗士”的姿態，便不免的常會心生出諸多悲慨來。而悲慨久之，是傷主智的。每每被譏為當代“唐·吉河德”時，那悲慨便尤甚，會直蝕進靈魂裡去的。
在中國當代史上，毛澤東的偉人地位永遠不可動搖。繼孫中山之後，無人可與相提並論。進言之，在中國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澤東這個名字，使歷代帝王將相以及歷代傑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攝政權威超越於一切中國帝王；他的軍事謀略堪稱中國的另一部《孫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後的今天，仍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頭腦，尤其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國人的頭腦，發生著先人為主的，同時又依賴難捨的影響。
偉人既逝，隨著時間的推移，便漸成“歷史人物”。偉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歷史化了，也就沒有了現實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等一概起碼的“公民權”可言，往往被當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譜”。
歷史的“頭腦”所記住的，永遠是有缺點的，包括有污點和劣點的偉人和名人，而將“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對歷史而言，人最大的“缺點”是普通。
對普通人而言，偉人和名人最大的“缺點”是不“完美”。
但在歷史的專門詞典裡，從來不收入“完美”這一詞條。
作為共和國同齡人的我，多麼希望中國能出現一部關於毛澤東的，其認識價值如美國的麥克阿瑟晚年所著的關於“越戰”問題的權威性的書啊！
我認為我的希望，也代表著許多中國人，尤其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想法。
同時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內，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個中國人，哪怕將“毛澤東現象”思考明白了一點點，對於中國之事，或許也就會看得稍微清楚了幾分吧。
現在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人並不標榜自己是什麼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明確地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是“暴力革命”的積極的倡導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並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發生的社會學者。
毛澤東是馬克思學說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虜誠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
現在，有些中國共產黨入迷憫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最基本的觀點上似乎錯。因為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榮昌盛了起來。
其實馬克思主義恰儈在這一點上並沒有錯。因為馬克思的預見的前提是——如果資本主義並不能尋找到緩解階級矛盾的有效方式，那麼它將有可能被無產階級紛紛興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資本主義尋找到了那一有效方式——民主十高速發展的經濟。
錯了的是某些中國共產黨人自己。
階級斗爭對歷史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階級斗爭也會對歷史產生巨大的破壞性和摧毀性。否則我們將無法解釋——為什麼恰恰在沒有激烈的階級斗爭發生的歷史年代裡，人類的生產力和文明更得以大踏步地邁進？毛澤東是帶著“革命精神”的“興趣”去研究中國歷史的。他一生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都沒有擺脫那一種“興趣”。更不曾超越過那一種“興趣”。越到晚年，那一種“興趣”在他身上體現得越強烈，越偏執。
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毛澤東是在他的革命同志中最具有演說天才，也最具有思辨能力的人。
有一個現象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舉凡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領袖，大抵同時又是“革命理論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自不必說，鐵托也是。
毛澤東是中國近代歷史以來領袖十“革命理論家”之惟一一人。面且，在他活著的時候，是“十”得最嚴絲合縫的一人。
國外一項經濟政策或生產法令的出台，每每數百萬字的調查研究為依據，每每經歷幾十次論證。“革命”的方式，尤其中國農民革命的方式，是根本不應該允許用來操作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務的。而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其間農民“革命”式的，大哄大嗡的現象不勝枚舉。
毛澤東的時代，除了他自己的革命哲學思想“一花獨放”，中國再沒了別的任何一類哲學。當然也沒了任何意義上的哲學爭鳴。從事哲學之學者、教授，或成了“闌而無用”之人，或成了“思想改造”的長期對象。大學裡，就只講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好比文學系只允許講一種文學理論——“樣板戲”創作的“三突出”原則。
我們只要重新認真讀一下毛澤東那些關於民主的論述和講話，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民主在毛澤東的思想中，似乎主要是一種好的工作作風，一種團結大多數人的寶貴經驗，一種保障和鼓勵大多數人充分發表意見的傳統。
在毛澤東關於民主的一切論述和講話中，他一再強調，民主是相對於集中而言的。在民主與集中之間，毛澤東思想上最終捍衛的是集中。
集中是權威功能的充分體現。
而民主的特殊使命，是對個人權威的合法限制。
不受合法限制的個人權威，幾乎不可能不演變成“絕對權威”。
“絕對權威”即帝王權威。或約等於帝王權威。
它是與“共和”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的。
據未德女兒未敏的回憶文章中寫到——朱德作為全軍總司令理所當然地被授予“十元帥”中的“首帥”軍銜之後，回到家中顯得特別愉快、興奮和激動。
是毛澤東親自授銜於他的。
又據有關回憶文章介紹——毛澤東在整個授銜過程中，臉上一次也沒露出過往親切和藹的微笑。表情顯得有些不同尋常的嚴肅。毛澤東回到任處後，曾獨自陷人很久的沉思……
毛澤東當時頭腦中想了些什麼呢？除了毛澤東本人，沒有任何人能告訴我們這一點。
在那一次廬山會議上，大獲全勝的毛澤東的威望，究竟是提高了呢？還是降低了呢？回答是肯定的——降低了。
因為權威和威望是不一樣的。
權威是威攝力。
威望是綜合魅力。包括權威，但遠比權威內容豐富。
一個人的威望中如果僅剩下了權威在分明地突出著，那麼他也就沒什麼魅力了。
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在廬山顯示了他的權威潛力的強大性，但卻是以損害自己的威望為代價的。
當年已六十六歲的毛澤東卻未必願意這麼想。他的最不可原諒的錯誤其實並不是“反右”和“大躍進”，而是他在六十六歲的年齡，仍那麼不可置信地依戀他曾擁有過的，經歷了無數次考驗的，使他成為唱遍全中國的“大救星”式的個人權威。
每當思考毛澤東，便想到他那輝煌的五大本思想著作。以後的世紀裡，不太可能產生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了。因為，一個現象已無可爭議，政治家與思想理論家越來越是對社會作用不盡相同的兩類人了。毛澤東的著作中，仍有相當不少的部分，包含著當代政治家們治國的經驗。今天，即使僅僅從“文章欣賞”出發，毛澤東的著作仍有極大可讀性……
毛澤東的的確確具有偉大性。
公正而論，美國是支持過中國的抗日戰爭的。而且，這種支持在當時對於中國相當重要。
公正面論，美國的武器援助(不僅限於武器，還有軍事專家和空軍戰斗隊)，當然不可能直接送到“紅軍”手中。一則美國當時的議會不會通過那樣的做法。那樣的做法違反國際軍事援助的慣例。
它只能以國對國的方式實行。
至於蔣介石用了那些武器來剿滅“紅軍”，完全是蔣介石的罪責，不是美國的罪責。
公正而論，當時羅斯福總統執政的美國，並無制造中國內戰的動機。他所批准的軍事援助，目的乃在於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
公正面論，當時的毛澤東作為“紅軍”的領袖，對於以上諸點，是有著正確認識的。這種認識，包括對於美國的理解。
顯然，毛澤東並未因自己是“共產黨”的領袖，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便一定要反美，堅決要反美。
顯然，毛澤東是願意和美國對話，願意自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同美國保持正常的，甚至良好的國際關系的。
顯然，毛澤東認為自己與羅斯福那樣的美國總統之間，或者反過來說，認為像羅斯福那樣的美國總統與自己之間，是絕對不至於成為剪不兩立的國際政敵的。
顯然，毛澤東的開始反美和後來的反美到底，是美國一步步緊逼緊迫的。
反美不是毛澤東的過錯。
是美國自己的過錯。
如果不是美國政府當年對華政策的一意孤行勢不兩立，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也許會不顧蘇聯的干涉和反對，主動與美國保持外交接觸的。
是美國政府當年使毛澤東頭腦中對它所抱的種種期望徹底源滅和打消了。
是美國政府一步步逼迫毛澤東成了一九四九年後最堅決的反美政治家。
“抗美援朝”既不但是“見義勇為”，也是唇亡齒寒情況之下被逼的。
今天之中國人，大可不必對此反思什麼。
值得深刻反思的，同樣仍是美國。
當中國人坐在電影院內，從新聞記錄片中看到赫魯曉夫與尼克松相互擁抱的鏡頭，心理是極其復雜的。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曾如此想過——我們的國家在這個世界上是多麼的孤立無援啊！於是毛澤東提出了“反帝必反修”的口號。
於是毛澤東向全世界發出呼吁：“亞非拉美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被迫的“反帝”，已然使中國和中國人民不得不面對美國這樣強盛的敵人擺出“一決雌雄”的姿態了，附加了“反修”的國際使命以後，中國及中國人民簡直等於左右受敵背水一戰了。
亞非拉美某些國家當然是願意與中國人民團結一致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但他們首先向中國伸出雙手要求援助。
中國及中國人民，不得不在物質十分匱乏的年代裡，勒緊腰帶，過省吃儉用到極點的生活，履行援助的義務。
此時的毛澤東，內心裡未必就半點兒沒有敵我懸殊，勢單力薄之感。
但是他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全中國人民的領袖，又必須在全世界面前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
他是中國惟一必須如此的人。
他是中國惟一沒有理由沒有權力動搖信念的人。
因為他已經在充當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精神之父了。
因為他已經被亞非拉美不少國家和它們的人民尊祟為世界上立場最堅定不移的偉大的“反美斗士”了。
中國人今天可以從多方面指摘毛澤東，但卻應該衷心感激他當年為中國和中國人民肩負世界性壓力而堅挺不屈這一點。
中國有句話——“解鈴還須系鈴人。”
中美關系的凶鈴，是美國系上的。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使那鈴凶響不斷；尼克松解松了系那“鈴”的繩扣。他的名字中的那個“松”宇，似乎意昧著是中美關系中的吉字。
他是主動來叩中國大門的第一位美國總統。無論他被評價為一位怎樣的總統，他對緩和中美關系的作用是巨大的。
蘇共對毛澤東思想中“階級斗爭一刻也不能放松”的理論的批評是對的。
他們對中美關系中毛澤東那種極端強硬的仿佛一萬年也不改變的理論的批評也是對的。
但這種批評似乎應該同時針對美國才公正。因為在中美關系中，在當年，首先是美國拒絕與中國“和平共處”。
中國人中，尤其中國共產黨中，有一種看法目前依然存在——那就是認為蘇聯的解體，完全是由於當年開始在“修正主義”的道路上滑得太遠了。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看法。因為首先，指斥蘇聯當年為“修正主義”，已經被證明是思想理論上的簡單化和庸俗化；其次，蘇聯的解體是三十年以後的事，直接導因非是“極端民主化”，而是一次武力扣押總統的政變；不是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麗是民族矛盾趁政變後的無政府主義狀態集結勢力的結果。那政變恰恰是由認為自己最“布爾什維克”的人們干的。
在毛澤東的青年時期，一切從鄉村走出來的小知識分子，如果其頭腦中“危世救國”的思想真的很強烈，那麼頭腦中同時必然樹立著某些大文人的榜樣。因為中國的幾乎一切“危世救國”的理論，蓋總結於文人的思想。
中國歷代文人，從古自青年毛澤東的時代，蓋有“傲”與“憂”兩類。“傲”類的文人們，一向備受中國青年文人和青年知識分子所尊崇。因為真優必得投出心去。多數的他們其實做不到。“傲”則不費什麼事兒，對時代對社會對他人，既可為姿態上的矛，亦可做心理上的盾。而且，可形可狀。
盡管毛澤東本人欣賞李白式的文人，或擴言之曰知識分子，但是在毛澤東成為中國人的偉大領袖以後，李白式的、傲氣在骨的大小文人大小知識分子，便幾乎沒了生存的權力。因為在毛的時代，“傲骨”幾乎就意味著“反骨”。
在中國，由於當年政治體制的先天缺陷，領袖即使非是毛澤東，是別的任何人，也將必歷同樣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