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著和閱讀著是同樣美好的時光。
讀而不必非是經典，想而不必執求深刻一一於是使在享受著了。
此種享受的“高級”在於只需花很少的錢，甚或根本不花錢。
那麼，何不樂而為之呢？
初戀所以令人難忘，蓋因純情耳！
純情原本與青春為伴。青春已逝，純情也就不復存在了。
如今人們都說我成熟了。自己也常這麼覺得。
近讀青年評論家吳亮的《冥想與獨自》，有一段話使我震懾——“大概我們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穢……事實上純真早已不可復得，惟一可以自慰的是我們還未混滅向往純真的天性。我們丟失的何止純真一項？我們大大地褻瀆了純真，還感慨純真的喪失，怕的是遭受天譴——我們想得如此周到，足見我們將永遠地遠離純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純真又渴望純真的人！”
他正是寫的我這類人。
全因有了家，活著才是有些情趣的事。當然，這一點於小青年們也許恰恰相反。但於已屆中年和中年以後的男人女人們，卻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動物受了傷，還要回到自己的洞穴臥下舔舔傷口呢。中年人是人生最常受傷也最需要一聲不哼的毅忍精神的年齡階段。倘沒家，則連個足可以臥下舔傷口的所在都沒有了。同樣是一聲不哼地舔傷口，比較起來，有個家和沒有個家那情形是大不一樣的……但這裡說的其實是潘美辰歌中唱的那種家，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不大不小的地方”。
即使舊巢傾毀了，燕子也要在那地方盤旋幾團才飛向別處——這是本能。即使家庭就要分化解體了，兒女也要回到家裡看看，再考慮自己去向何方——這是人性。恰恰相反的是，動物和禽類幾乎從不在毀壞了巢穴的地方又築新窩，而人幾乎一定要在那樣的地方重建家院……
如今之中國人，認真做事認真做人的，實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國人，仿佛對一切事都沒了責任感。連當著官的人，都不大肯願意認真地當官了。
一種幾乎終生的行業，必然鑄成一個人明顯的性格特點。建築師們，是不會將他們設計的藍圖給予建築工人——也即那些磚瓦灰泥匠們過目的。然而哪一座偉大的宏偉建築，不是建築工人們一磚一瓦蓋起來的呢？正是那每一磚每一瓦，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十幾年、幾十年地，培養成了一種認認真真的責任感。一種對未來之大廈矗立的高度和堅固性的可敬的責任感。他們雖然明知，他們所參與的，不過一磚一瓦之勞，卻甘願通過他們的一磚一瓦之勞，促成別人的冠環之功。
他們的認真乃因為這正是他們的愉悅！
願我們的生活中，對他人之事尚能認真，並能從中油然引出自己之愉悅的品格，發揚光大起來吧！
一個好人的去世，定給我們留下許多懷念。有如心靈的營養，滋潤著我們的情感，使我們的情感更趨於良好與美好的掛牽。這實在是好人辭世前對我們的最後貽贈啊！
即使你的思想真比他人深刻，也絕不應因這一點而忽略了他人的存在。這首先便是淺薄的。人對人的尊重，是世上首先的起碼的文明。也是至高的人際原則……
心靈，亦即我所言內心世界，是與人的身體健康同樣重要的。故保健專家和學者們開口常言的一句話，不僅僅是“身體健康”，而是“身心健康”。
世上，是真有一些人的人心，只能用地獄比喻的。否認這一點是虛偽。害怕這一點是懦弱。祈禱地獄般的心從善，是迂腐。好比一個人愚蠢到祈禱這世上不要有蒼蠅、蚊子、跳蚤、蛆、毛毛蟲、毒蛇和蠍子之類。世界之所以叫世界，正因為它絕不可能干淨到如人所願的地步。世界是處在干淨與骯髒之間的永恆的現實。人心也可以這樣大致去加以分析。
若讓小偷選總統的話，他們非常可能選扒手。並且，他們非常希望，每位受尊敬的人，其實都曾有過溜門撬鎖的劣跡。更非常希望，能從人類知識中，尋找到偷竊行為屬人類正當行為的根據。因而無數名人的偏激言論，被敗類奉為座右銘，是絲毫也不奇怪的事。連真理有時也不能幸免遭到褒濱。
地獄並不在別處，正在每一個人內心裡。所謂“聖界”也不在別處，也正在每一個人內心裡。
我們常常被告誡，要防備壞人。面這個世界，即使糟糕到極點，令人沮喪到極點，也起碼是一個好人和壞人一樣多的世界。故“他人皆地獄”，起碼在一半意義上不是真理。而是心理變態者的囈語。縱然這句話最先是尼采說的，也完全可以這樣認為。
人間自有溫情在。人間永遠自有溫情在。人內心裡如果沒有的東西，走遍世界無法找到。善善惡惡，善惡迭現，世界從來就是這個樣子。
信奉“他人皆地獄”的人，是很可憐的人。因為他的心，像木碳。吸收一切世間美好的溫馨的情感，卻體會不到那一種溫馨那一種美好，仍像木碳。
這樣的人，我認為，是不值得給予他們什麼關懷和幫助的。即使他們在請求於你甚至乞求於你的時候，內心裡也是陰暗的，也是對他人懷有敵意的。
尤其是，對那些張口切口“他人皆地獄”的人，萬勿引以為友。避開他們，要像避開毒蟲一樣。因為，真的可能對他人構成地獄之險惡的人，正是出在他們那些人裡。
女性自白
我的原名叫夏娃，
男人們也叫我女人。
當他們愛我的時候，
又把我比作星辰。
這世界慫恿我的天真，
還欣賞我的淚痕。
男人們想方設法使我美麗，
說我是他們的一部分。
做錯了什麼？
是我常對自己的審問。
當男人厭倦了我的時候，
我就被拋給了怨恨。
那時我像揚帆的小船。
在失落的浪濤中浮沉。
有一天我忽然覺醒，
開始做自己的守護神。
當我在女人的宣言上接下手印，
忽然明白了曾是弱者的原因。
當我的愛也向自己內心裡延伸，
我終於成為了自己的星辰……
男孩兒成長為一個男人的時候，或他們自以為成長為一個男人的時候，總想要離開家。
女孩兒成長為一個女人的時候，或她們自以為成長為一個女人的時候，總想要建立一個家。
就許多男人而言，他們的人生觀的主體乃所謂他們的事業。
就許多女人而言，她們的人生觀的主體乃所謂她們的愛情。
男人也重視愛情，但為愛情而犧牲事業之時，常猶豫不決甚至牢騷滿腹。
女人也重視事業，但為事業而犧牲愛情之時，常憂郁寡歡甚至痛不欲生。
男人和女人共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卻自古以來就有著根本不同的文化背景。
男人的文化廣博而蕪雜，其核心意義是——這世界是男人的，包括女人。男人一向擁抱的是世界最表淺的那一部分——權力和名望，然後擁抱女人。
女人的文化局限而單純。其核心意義是——這世界太超出她們需要，得到愛情足夠了。女人一向擁抱的是世界最溫馨的那一部分。她們首先渴望擁抱住一個男人，然後才覬覦事業。有時似乎把後者看得更重，其實仍是為了擁有優秀的前者才那樣。
在全部人類的文化史中，男人以他們的文化輕蔑和排斥女人的文化。
在全部人類的文化史中，女人固守她們的文化如同戰士固守最後的堡壘。卻僅僅是固守而已。這種固守非常之頑強。但越頑強，越作繭自縛。
古今中外，企圖從女人文化中突圍的女性，既遭到男人的殲滅，也遭到女人的圍剿，這是女人的歷史性悲哀。男人文化的統治，女人對女人文化的自我欣賞。漫長世紀以來，使她們處於男人的奴婢地位而不自覺。
女人乃是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鏡子。
女人對男人的影響與男人對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同樣巨大而且重要。
女人從來不是殘缺不全的男人。
女人一旦覺悟到她們不是殘缺不全的男人，則她們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可能比男人們表現得更為出色。
本身殘缺不全的男人，要比本身殘缺不全的女人多得多。
殘缺不全的男人太多了，一個民族就不振，一個國家就衰敗。
中華民族之女性們的覺悟，預示著不管怎樣我們民族明天的歷史將比昨天和今天書寫得更多彩。
“服官政”其實是正當的“行業”。能當官也是“一技之長”。但中國的問題在於，“只能”當官的男人太多了。這是男人的退化。也是男人的悲哀。同時是中國女性面臨的悲哀現實之一種。
將專門的人才異變為庸官，是中國的弊端之一。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退化，其實也是時代的退化現象。即不但是某些男人的悲哀，其實也是國家的悲哀。
或說愛是純粹的“自我”感情的投人和證明，乍聽似乎不無道理，咀而嚼之，便會覺得相當片面了。因任何所謂純粹的“自我”，只不過是純粹的本能。愛並不純粹是“性”，故不純粹是本能。“做愛”和愛，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殊不知連蛔蟲也“做愛”，否則小蛔蟲從何自來？但外科醫生倘從人腹剖出兩條絞纏在一起的雌雄蛔蟲，是不大會歎曰：“好一對恩愛夫妻”的……
“自我”難以“純粹”，逞論愛耶？
好女人是這樣的女人——當她們的丈夫因受著權力欲和名利欲的誘惑，開始朝惡劣方面變的時候，能夠並且善於，更加起到一所特殊的學校的作用，能夠並且善於，從品行、德性、節操、人格諸方面，義不容辭地擔當起老師的責任，重識並且重塑她們的丈夫。努力使他們恢復當初她們所愛的“那一個”男人的本色。
世人認為嫉妒是女人的本能。
我認為多數的男人，甚至更多的男人，也都是非常有嫉妒之心的。都曾被嫉妒嚙疼過靈魂。事實上，擺脫不了嫉妒心的男人，一點兒不比擺脫不了嫉妒心的女人少。男人之嫉妒，一點兒也不比女人之嫉妒微小。嫉妒在通常情況下，使大多數女人們自己備受心理折磨，而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使男人們比壞女人們更壞。
嫉妒一旦在男人的心內萌芽，則往往迅速長成巨大的毒籐。女人的嫉妒通常情況下導致女人的自卑。男人嫉妒通常情況下導致男人的隱恨。如果絕對沒有洩恨的契機，他們便會鋌而走險，以報復現實來平衡傾斜的心理。
如果說女人的嫉妒之陪襯物常常是眼淚，那麼男人的嫉妒之陪襯物卻極可能是鮮血。
女人沒有參與社會事務沒有成為社會人以前的漫長世紀，她們的嫉妒通常不過表現在情感方面。而男人們卻早就開始為權力、為榮譽，甚至僅僅為了爭凶斗狠而互相殘殺。女人不太會由於嫉妒男人的權力和榮譽而殺人。但男人卻會。而且會因此產生殺女人的念頭。這比因情感緣故而殺她們更為丑惡。現代社會使女人開始向一切原先僅只屬於男人的事業進軍。她們的成功系數一點幾也不比男人少。實際上正在比男人多起來。男人們在她們尚未成功的時候，往往虛偽地鼓舞她們，慫恿她們，更樂於支持和協助她們。在她們成功之後，她們便注定成了男人嫉妒的對象。除非她們的成功也標志著某些男人們自己的成功。足以使他們心安理得地分享她們的喜悅、驕傲和榮譽。
成功的女人不但處在女人們的嫉妒半徑以內，往往也處在男人們嫉妒的陰霾之下。現代社會裡，男人們開始認為女人對他們不無危險。而事實上，男人們對於女人們才更危險。他們可能由於她們的容貌而誘獵她們，也可能由於她們的成功而企圖毀滅她們的事業，乃至她們的肉體。
人類生活中最溫馨最富有詩意的，能使人類情感得到淨化、趨向美好的部分，源於女性。所以我說，男人創造世界，而女人創造了男人。
由我的母親，可以想到千千萬萬幾乎一代人的母親，尤其是那些平凡的甚至可以說是平庸的，在社會最底層喘息著蒼老了生命的女人們，對於她的兒子，該都是些高貴的母親吧？一個個說來，該都是充滿了苦澀的溫馨的堅忍精神的故事吧？
女人都喜歡照鏡子，自我感覺良好。而男人對著鏡子，卻如同凝視著一個陌生人，他往往需要通過女人來證實自己，因為女人比男人更希望男人是男人。
女人和男人是不同的。男人屬於物質世界，男人的人生寄托於建功立業。女人屬於情感世界，沒有含苞欲放，享受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就凋謝了，只能結出干澀的苦果。這對女人是十分殘忍的。
靈魂無處安置，男人女人都有這種感受。女人更甚，因為她們負擔重。也因為她們剛剛被拋入優勝劣汰的競爭中，心理承受能力，多重角色的壓力，顧此失彼的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說，女人的苦悶，實際上也是時代的苦悶，女人開始和時代共命運了。
牧羊犬天天和羊在一起，對羊相當忠誠。倘若狼來了，它又最肯於奮勇向前，自我犧牲。但雄牧羊犬求歡於母羊，母羊調頭默默離去，尋找公羊。並不計較和誰在一起更有“共同語言”，也不認為應對牧羊犬破碎了的心負什麼道義的責任。
愛情首先源於愛悅，其次才產生所謂“愛情”的“情”。中國人一向顛倒過來，以為其更合乎邏輯。然而在愛的情緒之中，邏輯學是最不起作用的。
沒有學問，沒有技巧，沒有現成的經驗，沒有規定程序，沒有紀律，沒有至高原則——便是愛之本質。
亞當和夏娃之愛固然不受任何習俗所指使，那乃是因為他們赤身裸體。不知除了愛還需要什麼，也不忌諱丟掉什麼榮譽、權力、地位和財產。更重要的是，伊甸園裡只有他們一男一女。後來上帝將他們逐出伊甸園，他們便都哭泣起來。顯然因為付出了代價——這一點後來成了制約人類的理性力量。亞當和夏娃當時各自心中怎樣？聖經上沒講，我們也就無以考證。誰知他們是否都有點後悔呢？
如今，亞當和夏娃式的愛情是沒有的。
世界上有些事，確乎是互為悼論的。從這一端去思想，得出這樣的結論；從那一端去思想，得出那樣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有道理，那樣的結論也不無根據。兩方面的結論，好比人的左臉和右臉，組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面孔了。世界的面孔是經不起細端詳的。有時倒是不去也不必去認真思想的好。
如果說生生死死是人類故事的基本情節之一，那麼生產和消費也是人類故事的基本情節之一。男人女人，歸根結底，都是夾在這兩大周而復始的循環情節中存活著的，不同僅僅在於角色的區別。大角色小角色，都要由生到死，從本質而論，首先都是一個消費著的人，其次才是一個生產和創造著的人……
斷臂維納斯的缺殘，最使我們產生藝術的感動。她好像只能是那樣的，只能是缺殘的。因缺殘而留下千古之謎，造成永恆的因不完美才具有的美輪美灸的魅力。“她”使我們對其想象無窮。
生活本身也像那些雕塑品，對任何一個人來說，也都是缺殘的。也都必然是缺殘的——你不能希望好東西都屬於你……
一代人的真誠，若受時代之擺布，必歸於時代的某種宗教情緒方面去。而宗教情緒的極至便是崇拜意識的狂熱頂峰，接下來便會發展向崇拜的“反動”——被污染的真誠檀變為狼藉破碎的理想主義的殘骸……
一代人的堅毅，必是艱難的時代所鑄造的。當時代從艱難中掙扎出來，它掙扎的痕跡便留在了一代人身上。每一個時代都付於那一時代的青年人以不同的徽章。我們這一代已不再是青年。我們的徽章已經褪新。戴著這樣的徽章的一代中年人，對於個人命運、時代命運乃至人類命運的坎坷，無疑會表現出與別代人不同的反應——而我希望它體現出特有的鎮定。
痛苦，是各式各樣的。是最自我的體會。倘議一代人之痛苦，很難一言以蔽之。我看我們這一代人，就大多數來說，是太定型的一代人了。我們改變自己的可能性已經很小。而時代維護自己原本形象的可能性也已經很小。時代的烙印像種在我們身上的牛痘。我們又似時代種在它自己身上的牛痘。時代剜剔不掉我們。我們掙脫不開時代。本質上難變的我們，與各方各面迅變著的時代之間，將彌漫開來互不信任互不適應互難調和的雲翳。是追隨這個過分任性的時代，往自己身上塗抹流行色？亦或像戰士固守最後的堡壘一樣，與這時代拉開更大的距離擺開對峙的姿態？哪一種選擇都未必會是情願的……
我們這一代人的痛苦其實也不過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尷尬。
這一種尷尬將伴隨這一代人走完人生之途程。可能越在將來其尷尬越甚。
我們這一代人習慣了在對與不對之間進行判斷。並且直至目前仍習慣於此。
我們的下一代人卻總是在利於己或者不利於己之間進行判斷。並且將這種判斷過程越來越簡化。
當然，這是非常歲月兩代人之間的區別，並且是總體上的區別。
非常歲月卻不僅兩代人，幾代人都有可能走在一起。
非常歲月絕不是對一代，而是對具體的每一個人的檢閱。
非常歲月人人都有可能超越代溝，人人都“那一個”人或“某一個”人。
所以非常歲月才作用於歷史這一非常意義。
我們這一代人總受一種塑造自己趨於完美的意識所糾纏！而完美不要說根本就不存在，連真善美與假丑惡的概念，有時也混淆不清。
我們的無限的尷尬正在於此。產生這尷尬的精神、心理、思想、觀念之難言苦衷正在於此。
我看我們這一代，太習慣於將我們的靈魂交付給誰或什麼了。
其實我們的靈魂首先應屬於我們自己。它的主宰不應是別人而正是我們自己。沒有比自己做自己靈魂的主宰最正當也最必須的了！
我們是時代的活化石。我們是獨特的一代。無論別人怎樣評價我們，獨特本身，便是不容被忽視也不容被輕視的。
而首先是，重要的是，我們這一代人不要輕視和嘲笑我們自己。我們這一代也不要欣賞我們自己。我們沒有任何輕視和嘲笑自己的理由或根據。我們也沒有任何欣賞我們自己的理由或根據。
我們就獨特地生活著存在著吧！不必和別人一樣。也不必任性地和別人太不一樣。
在獨特之中，我們這一代的每一個人，都有與別人同樣的權力生活得更寬松些。萬勿放棄這一權力——生命對人畢竟只有一次……
女人們，如果——你們的丈夫已接近四十歲，或超過了四十歲，那麼——我勸你們，重新認識他們。
對於許多中國男人，“四十而不惑”，其實是四十而始“惑”——功名利祿，樣樣都要獲得到，仿佛才不枉當一回男人。“不惑”是假，是口頭撣，是讓別人相信的。“惑”是真，是內心所想，夢寐以求的。是目標、是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而志於學”過，那些被認為或自認為“學而優”的，那些因此被社會所垂青，分配到或自己鑽營到了權力場名利場上的男人，他們在三十七八四十來歲“要啥沒啥”的年齡，內心會發生大沖擊，大動蕩，大傾斜，大紊亂，甚至——大惡變。由於“要啥有啥”的現實生生動動富於誘惑富於刺激地擺在他們面前，於是他們有的人真正看透了，不屑於與那些壞思想壞作風同流合污，而另一些人卻照樣學樣，毫不顧借自己的品行、德性、節操、人格，運用被正派人所不恥的手段——見風使舵，溜須拍馬，曲意奉迎，餡權媚勢，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拉大旗作虎皮，棄節圖利等等，以求“面仕”、“而服官政”、由被指使而“指使”。
女人們，重新認識你們的丈夫總之是必要的。即不但要考察他們在你們面前在家庭中的表現如何，也要考察他們在別人眼中在家庭以外究竟是怎樣的，正在變成怎樣的人。在他們學壞樣還沒到“舐糠及米”的程度時，也許還來得及扯他們一把，使他們不至於像熊舔掌似的，將自己作為男人的更為寶貴的東西都自行舔光了……
低收入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國人，尤其不要經不起高消費鼓噪的煽動。你經不起煽動，你明明達不到高消費的收入水平，卻倔要擠進高消費者們的隊伍，結果乃是你擴大了它，你中了牟取暴利的商業的詭計，它反過來有理由繼續高抬一切商品的物價，並將這一災難轉嫁於老百姓，其中當然也包括你自己，你的家人……
老百姓如果不為高消費的種種煽動所蠱，某些商品價格的不道德的拾高，則只能是牟取暴利的商業利潤追求者們的巡地。商業也是有道德與不道德之分的。一種商品如果其利潤高達幾十倍、近百倍、乃至幾百倍時，無疑是人類社會最不道德的丑陋現象之一。
如果我們當代人，總是習慣了面對當代的當前社會的矛盾、問題和憂患，回過頭去從沉重的文化包袱中抖落出現成的什麼原則和經驗，那麼，許多人便保不定犯教條經驗主義的錯誤，而許多人也便會隨手就從那包袱中商興扯出多少“名言”就扯出多少“名言”，運用得很機智，招架得很瀟灑——但是我們也就不能留給後人什麼有意義的經驗了。
如果以為一個社會跨人了“商業時代”，社會話題便只有“剩余價值”可盲了，那是非常淺薄的。也許恰恰相反，正是“社會再分配的時代”，人文環境之優劣，尤其能載舟，或者覆舟……
正如人有左臉又有右臉，社會和時代也是這樣。它的半邊臉是經濟，另半邊臉是“人文”(比喻總是有缺陷的)。人不能捂著半邊肢體面地在社交場合周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不能這樣子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充分的尊嚴……
對“人文”環境的敏感憂患，可稱之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有責任感的一切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士的本能。具有這一種本能，既不該被社會認為是可笑的或可惡的，也不該被自己覺得是害羞的或幼稚的。恰恰相反——知識分子和以文化為職業的人士們，只有將這一種本能自覺地轉化為責任和義務時，才不至於成為有知識有文化而又“多余的人”。當我們被認為或感覺到是“多余的人”時，僅僅向社會和時代提出“為什麼”並不能獲得答案的全部，也還確實有同時向自己提出“為什麼”的必要性……
我覺得，一個時期以來，中國人文環境的劣變，真善美從社會生活中的大面積流失、人道和人性的淪喪現象，真可謂咄咄逼人，我用我的《浮城》“報警”。它傳遞出的聲音顯然是刺耳的、尖厲的。而且是不樣的。有時“深刻”針對麻木反而無可奈何，倒是揚頸一嘯還起碼能使人一體……
我的一切充滿理想主義和人性溫留的小說，未免常使我自覺像“撒花仙子”……
而我的《浮城》使我像貓頭鷹、烏鴉，其它種叫聲驚聳的粟鳥。像道出可怖危害的巫婆。倘我的叫聲真的不無一點兒警誡的意義，我則欣然於我是梟鳥，欣然於我是巫婆……
其實，細細想來，堂·吉訶德身上的可笑性，與他身上的可悲性相比照，要遜色得多……
誰自詡是怎樣的人，這是一回事；推實際上是怎樣的人，這是另一回事。誰在別人看來是怎樣的人，這是一回事；誰在自己看來是怎樣的人，這也是另一回事。兩回事相一致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接近於一個真實的人。兩回事相反地體現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就遠離了真實，而與虛偽接近……
不難發現，我們最通常的人生心態，往往游移在真實和虛偽之間……
歸根結底，我們設法一生真實。有人對此深感沮喪又無可奈何；有人索性擁抱虛偽，逢場作戲，習以為常。於是社會的舞台上才有“情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我們的生命行將結束，曾為真實地活著而努力過的人，對其一生的遺憾，會比一生擁抱虛偽不放的人少一些……
虛偽——表象上看是欺騙別人，本質上是欺騙自己；表象上看是對不起別人，本質上看是對不起自己。因為對於人自己的心靈而言，真實意昧著自由和自然，虛偽則意味著心靈對自由和自然的主動放棄……
當我們以正在說真話的樣子說假話的時候，當我們擺出似乎虔誠的嘴臉逢場作戲的時候，當我們以不屑的腔調談論責任感實則是企圖以優雅的姿態逃避現實的時候，當我們熟操小痞子的語言炮制散播游戲人生的灰色“哲學”的時候，當我們因某些小得意而得意，因某些小失意而失意的時候，當我們故作淡泊之狀，談佛、談道、談經、談禪、談老莊什麼的時候——恰恰是在這樣的一些時候，我們一個個真如我們的先人同行們筆下的“小市民”——所現“小市民心態”種種，真是丑陋得很呢……
幽默並不就是調侃。
幽默更是一種教養。而調佩只不過是促狹。幽默更是一種需要“節約”運用的語言智慧，它的魅力也往往正體現在這一點上。而調佩者一味兒調佩的時候，對語言是非常之鋪張浪費的，所以人們往往反感地斥他們“耍貧嘴”。幽默一般不對他人具有傷害性。幽默往往更是一種柔性的“自衛”。幽默是化解人們之間心理沖撞的最好良方。而調佩之詞若非針對自己，並且過分尖酸刻薄，其實就同攻汗與攻擊沒什麼兩樣子。
一句幽默之語，更往往體現為人際關系中的一種親情，一種溫馨，一種體恤了。真的。而幽默的至高原則，首先是平等。幽默面前人人平等，絕不分什麼高低尊卑——這乃是幽默的品格……窮人是貧困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貧困恰恰是剩余價值的產物，正如富有是剩余價值的產物一樣。當剩余價值造就了第一個富人的時候，同時也便造就了第一個窮人。窮人永遠是使富人不安的影子，進而使社會和時代不安……
改革像一切事物一樣也是自有其負面的。一個值得政治家們關注的事實是——最有能力和最善於避開改革負面壓力的人，往往是最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最沒有能力和最不善於避開改革負面壓力的人，則往往是最直接承受貧困擺布的人。對中國而言，他們是比先富起來的人多得多的人。在國家不能替他們分招壓力的那些地方和那些方面，將從他們中產生出對改革的懷疑、動搖，乃至積怨和憤憤不平。而他們恰恰又是曾對改革寄與最大希望的人。
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之於文學，猶如人的左臉和右臉。理論上貶低其一或創作上割取其一，是半面臉的文學理論家或作家。文壇上一個時期內貶低文學的認識價值同時將文學的美學價值抬高到不適當的地位予以鼓噪，證明著文壇的幼稚和淺薄。
似乎曾有著一種清高的論調訴諸文壇——“超脫派”。如專指對名利及其它與名利相關的種種而言，則我以為應該。倘還包含著對一切世事都超然度外的意思，則我以為是虛偽之極的論調。鼓噪或推崇這種論調的，我以為本身必患著一種“軟體文人”的不治之症。喪失了批判之勇氣的中國當代作家，必辜負當代。所謂“超脫”也意味著對自己的可恥的怯懦的開脫。別無什麼高明在這論調之中。我討厭這種論調。不管這種論調出自誰人的或冠冕堂皇或閃爍其詞的主張。並且我總懷疑他們是心領神會了什麼人的暗示又來蠱惑更多的人，以完成著近於奴僕的使命！我不信那會成為有點出息的作家。莫“超世”之作，也未必競真能流傳百世……
請理論家們和評論家們不要貶低作家們的憂患意識。尤其是今天，這種貶低恰恰證明理論和評論的輕挑。作家們更不要自己貶低自己的憂患意識，永遠不要。這乃是作家們的極可貴的意識。
不善於舞劍而只善於耍刀的人說——舞劍不過是花架子，耍刀才真本領。
不善於耍刀而只善於舞劍的人說——耍刀算什麼！舞劍才真本領。
所以目前中國文壇喧喧嚷嚷的不過是劍客的理論和刀客的理論。
說真話之難，難在你明明知道說假話是一大缺點，卻因這一大缺點對你起到鎧甲的作用，便常常寬怨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話不造成殃及別人的後果，說得又挺有分寸，人們非但不輕蔑你，反而會抱著充分理解充分體諒的態度對待你。因此你不但說了假話，連羞恥感也跟著喪失了。於是你很難改正說假話的缺點。甚至漸漸麻木了改正它的願望。最終像某些人一樣，漸漸習慣了說假話。你須不斷告誡自己或被別人告誡的，倒是說假話的技巧如何？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的選擇倒變得毫無意義了似的。
說假話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當成經驗，真話的意義便死亡了。真話像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樣，是需要適合的“生存環境”的。倘沒有這一“生存環境”為前提，說真話的人則顯得愚不可及，而說假話則必顯得聰明可愛了。如此一來，即使社會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勵說真話，真話也會像埋人深士不會發芽的種子一樣沉默著，而假話卻能處處招搖過市暢通無阻。
這也真是一種可悲。
我們已然有了三億多兒童和少年，卻還有那麼多的男青年和女青年硬要往這三億之眾的一部分末成年的中國小人兒裡邊擠。甚至三十來歲了，仍嗲聲嗲氣對社會喋喋不休地宣稱自己不過是“男孩兒”和“女孩兒”。那種故作兒童狀的心態，證明他們和她們是多麼乞求伶愛、溺愛、寵愛……
這其中不乏當代之中國大學生。
問題還不僅僅在於“男孩兒”、“女孩兒”這一種自幻心理是多麼可笑的心理疾病，問題更在於——它還導致一種似乎可以命名為“男孩兒文化”和“女孩兒文化”的“文化瘧疾”。這“文化瘧疾”，首先在大眾文化中蔓延，進而侵蝕一切文化領域。於是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中國之當代文化，不經意間就變得這樣了——嬌滴滴，嗲兮兮，甜絲絲，輕飄飄，黏黏糊糊的一團。
人對人的愛心應是高於一切的，是社會起碼的也是必要的原則。當這一原則遭到歪曲時，人不應馴服為時代的奴隸。獲得這一種很平凡的思想，我們當年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啊！……
當時代發展的利益還不能平等地具體到一切人身上的時候，當時代發展的負面強烈地固擾某些人的時候，人便企圖同時代保持某種距離。於是人與社會的中介關系便產生。中國式的“社團”是中國人和中國目前時代的“揚長避短”的選擇。既是被動的，亦是主動的。普遍的中國人，希望通過它的產生，感受社會發展的利益，削弱社會發展的負面的固擾。並且，希望它是“小而全”的。希望三十六行七十二業都囊括其中。那麼換煤氣、孩子入托、轉學、生病、住院、往火葬場送葬，似乎一切都有了受“關照”的可能了。我常想，一位主治醫生，一位外科或內科以及其它醫科的專家，在一切人際圈子中，其特殊地位大概不蕾是一位“教父”吧？
貴族——我以為，更應作這樣的解釋——人類中心靈很高貴的那一部分人，或曰那一“族”人。他們和她們的心靈之光，普照著我們，使我們在自私、惟利是圖，相互嫉妒、相互傾軋、相互坑騙、相互侵犯的時候，還能受著羞恥感的最後約制……
幾年來我自己的心靈受著種種的誘惑和侵蝕，它疤疤痢痢的，已越來越不堪自視了。虧我還沒徹底泯滅了自省的本能，所以才從不屑於去冒充“貴族”。更不敢自溺是什麼“精神貴族”……
願別的中國人比我幸運，不但皆漸漸的“貴族”起來，而且也還有那麼一點兒精神可盲……
人的生存，依賴於兩大環境。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人文環境是相當復雜的命題，與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有著太密切的關系，並非每個人出於良好的願望便能作積極有益的奉獻。自然環境的問題，雖然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但相對於人文環境而言，畢竟單純得多。愛護花草總比關心他人是更容易號召的事，願意義務植樹的人總比願意義務輸血的人多。美好的自然環境需要愛護。不美好的自然環境更需要治理，需要改造。自然環境其實也是宇宙生命總體的概念。當代人尊重生命美化生活的文明意識和文明願望，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下，含意將會、也應該會更為寬泛……
尤其令從事環境保護事業和環境文學研究的朋友們欣慰的，則肯定將是這樣一個值得樂觀的事實，那便是——自然環境的綠化和美化，無疑會促進人文環境的“綠化”和優化。這一點早巳被人類的科學態度和文明觀念證明是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了。經過綠化和美化的自然環境，可以向人們提供享受一片勞菲幽靜之地方，賞心悅目時，呼吸些新鮮空氣，化解胸中塊壘，重新鼓足熱愛生活的信心和勇氣。熱愛生活之情，促美化環境之事，為之，不亦悅乎？人人為之，人人悅乎矣！
有一個真實承認起來未免使我們當代人又沮喪又無奈，而且難為情，那就是——當代的人類越來越兒童心理了。兒童心理趨向顯然的當代人，需要嬉戲、需要游戲、需要玩耍什麼。正如兒童在需要泡泡糖、雪糕、“娃哈哈”之外，還需要電子游戲機。
歷史學家認為人類還很年輕。其實人類已經老了。
在文化藝術方面——娛樂的心理毫無疑問地是普遍壓倒了欣賞的願望。就具體說影視吧，全地球似乎只有美國生產電影就夠了。因為美國的電影是最具娛樂性的。人類用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將電影從“雜耍”上升為藝術，現在又開始將它從藝術回歸到“雜耍”，只不過技術更高級了。
柿樹的葉子，那一抹金邊兒，黃得更深，更爛漫了。實際上，每一片葉子，其主體基本已是金黃色了。僅剩與葉柄相近的那一部分還是墨綠的。倘形容一個月前的葉子，如碧玉，被精工巧匠鑲了色彩對比賞心悅目的金黃，那麼此時的葉子，仿佛每一片都是用金鉑百砸千錘而成，並且嵌上了一顆墨綠的珠寶。這樣的萬千美麗的葉子，無風時刻，在晴朗天空的襯托下，在陽光的照耀下，如一幅足以使人凝佐目光的油畫。一幅出自大師之手的點彩派油畫。有風撫過，萬千葉子抖瑟不止，金黃墨綠閃耀生輝，湧動成一片奇妙的半空彩波，令人產生詩的情思。而雨天裡，乳霧籠罩之中，則更是另一番幽寂清郁了……
真正的作家從來都是與人民的心相通的。
真正的作家的靈魂之中永遠保留著人民的位置。
“人民”二字對真正的作家從來不是抽象的名詞或概念。
這一點事實不由他們的筆是否只寫人民來判定，而由他們的情感幅度來證實。在這一前提之下，他們的筆為識字的人尤其為有閱讀習慣的人們而創作，他們卻用心去關注那些可能不識字的在貧窮的泥淖中匍匐的人們。也許有人輕蔑這一種情愫，說這不過是同情。但如果沒有了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同情，也便沒有了一些人希望能為另一些人做些什麼的沖動。那麼世界上大概就只剩下了人為自己做什麼的沖動。而世界真到了這種地步，是連仁慈的上帝也會產生厭惡的。
我們已處在這樣一個時代的人口處——它似乎將一切法則都歸結到了金錢本身的法則上。於是它使一切人的頭腦都變得極端簡單化了。於是它使它本身的特點也變得極端簡單化了。簡單得直截了當而且粗鄙……
近來我聽到一種說法——傳統在台灣，法制在香港，腐敗在大陸。
這當然是很偏激的說法。我相信台灣和香港也自有他們的腐敗。並且進一步相信，腐敗在這個世界上到處都存在。只不過程度不同罷了。
但一個事實是——大陸，也就是我們共和國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的確是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它幾乎使我們大多數國民，在每一個月裡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侵蝕。正因為已經到了這樣的程度，老百姓才祈禱反腐敗能夠對我們共和國的肌體，從真正意義上起到一次清除作用。
而另一個事實是——的確，腐敗已然侵蝕到了公檢法部門。即使不能說非常之嚴重，也可以說是相當之嚴重了。
這就難免會使普遍的者百姓，對我們共和國的前景感到沮喪和悲觀了。
因為，普遍的老百姓，對於所謂權錢交易，耳濡目染的，似乎早已司空見慣了。
我也許會站在今天寫明年和後年我預測可能發生的事，卻絕不會，永遠也不會，鋪開稿紙，吸著姻，潛心地去編織一個很古久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決心，寫下第一行宇以後，我也肯定會跳將起來反問我自己——我這是怎麼了？我為什麼要這樣？意義何在？雖然，我十分明白，寫歷史是多麼穩妥的選擇。因為那樣，差不多只有那樣，一個中國的當代作家，才能既當著作家，又不至於和當代，尤其是和當代的主宰者們，發生在所難免的矛盾，抵觸和沖撞。並且，毫無疑問地，雖然民主程度已較寬松(我感覺是這樣，實際上也是這樣，但願我的感覺是對的)，但在沖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場大為不妙的也肯定是作家本人。
“百姓”這個詞，過去本是對皇帝、皇族、朝廷命官以及他們的階層而言的。在京都，過去是對每天上金鑾殿持侯朝的人、大商人、大員外之類以外的一切人的統稱。在地方，比如在一個縣，則便是對除了縣官、縣官周圍的人，以及縣內名流和富紳們以外的一切人的統稱了。
我曾從內心裡懼怕那一種“汪洋大海”。
因為，畢竟的，我是一個虞誠地擁護改革開放的人。而且，曾自認為是一個夠樂觀的改革開放信仰主義者。為“改革開放”這四個字，我確曾盡我的全力吶喊過。但是，那也不行。一旦我被那一種“汪洋大海”所氛圍，我這個改革開放信仰主義者便前仰後合起來。我感到，它——那“汪洋大海”，要同化我，要改變我自信的對中國現實的總體看法，要把我變成它的一小簇泡沫，竟是那麼簡單那麼的輕而易舉的事。問題還在於，這寫出來都夠令我自己對自己感到沮喪感到悲觀的——它根本就不打算同化你。它根本就不屑於同化你。你是無可選擇地，別無它法地，甚至是理所當然地就被同化了。
我以為，在全中國，大概頂數北京人的道聽途說最不容作輕挑的諷刺了。因為我所聞知的事情，十之六七後來成為事實。
比如首鋼那位因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被判了死刑的副局級干部的事，比如長城債券的事，比如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事……早在由新聞媒介向社會公布之前，民間傳媒就已經將內幕“報道”得極盡其詳了。就連中央政治局乃至政治局常委們的某一次人事變動，民間傳媒也往往是拖在新聞報道之前的。其准確率絕不亞於什麼所謂權威人士的預見。
皇城根下的子民們幾乎可以說差不多想要知道什麼事就可以知道個大概。
作為執政者們，應從此中惕引出一種警告，那就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沒有什麼腐敗是能夠被任何一種鐵幕所徹底遮掩永遠遮掩的。除非你沒有參與。除非你的三親六故你的子女們也和你一樣沒有參與。只要你參與了，只要你的三親六故你的子女們參與了，老百姓就會知道。首先是北京的老百姓們會知道。接著全國的老百姓就會知道。他們一旦看在眼裡，也就同時記在心裡了。你不能怪他們眼睛像長了鉤子，專門盯在你身上。因為這在老百姓，叫作監督的本能。
領袖和政治家這絕對是兩個檔次上的概念。你素質上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政治家，只能是一個政治家，你在歷史上的地位就命中注定地擺那兒了。不管有多少鼓吹者替你怎麼鼓吹，你還是一個政治家。你必須得承認素質決定論。領袖則不同了。領袖這一詞本身就帶有偉大的人民性。領袖之對人民，是僅次於上帝的人物。人民感覺到了人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是別的什麼所不可取替的，人民就信賴於他了，就崇拜於他了。哪怕他犯了最嚴重的錯誤，人民都最大程度地原諒他。上帝也犯錯誤。《聖經》裡記載著上帝犯的錯誤。可上帝擁有的信徒依然是這個世界上最多的。今天不會再有一個中國人堅持說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除非是瘋子。
如果站在一個中國人的角度看，你難免會這麼認為——比起毛澤東的武裝奪取政權，甘地的和平爭取獨立，簡直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可印度人民將他視為了領袖，靠了這種領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爭取獨立成功了。說句老百姓的話吧——老百姓原諒領袖的錯誤，好比是原諒“自己人”的錯誤。誰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誰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領袖的檔次。否則，您就在政治家的檔次那兒呆著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領袖可不是這麼產生的。中國目前太需要領袖了啊！……
首先足夠偉大，有豐功偉業擺在歷史之中，其次是絕對的平民形象，儉樸，拒斥奢華，永遠倡導廉政，再加上最後的一點——聞知老百姓受苦受難了，就難過，真難過而不是假難過。就會落淚，真落淚而不是假落淚，這些方面加在一起，則就構成了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碼是僅次於上帝的人。起碼在中國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們沒有死絕之前會是這樣——
一顆領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樸素的東西，也是在這個充滿了商業氣息的時代裡更難得可貴的東西啊！
權威和威望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
權威的基礎乃是權。權可蓋國，自然同時也便有了蓋國之威。但那基礎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煙消雲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不可謂不威，死了，也不過就被定論為一個黨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場怎樣？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權威長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她說——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麼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是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一個時期內，某些被賦予資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領神會地對腐敗二字避而不談的。仿佛一談，就不是真誠的改革派了。其實是怕談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資格被剝奪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後期也越是一場腐敗。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上的一場腐敗的集中表現。其特點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說假話，用假話哄騙毛澤東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兩次真話是值得史學家大書特書的。一次是幾位老帥拍案而起說了真話，反了黨內的政治腐敗。結果被定為“二月逆流”。還有一次是由紀念周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並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於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著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這句話最先就是無可爭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斥諸文章。於是今天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只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是一位橋牌打的好，從國外打到中國，進而打進中南海的，據說挺有點兒魅力的女士寫的。大至的內容是，批評我們國內的新聞媒介，揭露陰暗面兒太多了。照她看來，似乎也是煞風景的。並且她主張，應多登一些關於我們的一些有權威的老人們的日常生活寫照的文章。讓我們的人民了解他們實際上是一些多麼可愛的人。
我想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意思的主張。報刊也需要這樣一些健康的花邊點綴。這總比登一些胡編亂造的聳人聽聞的偽紀實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對於我們國內新聞媒介揭露陰暗面太多了的批評，我卻不敢苟同。盡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於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斷定她所言之“陰暗面”是否包括我們今天需要進一步揭露的腐敗現象在內。我以為腐敗是我們這個國家目前最凶險的陰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該女士所言的“陰暗面”裡，則我想說，幸而我們的某些還對這國家對老百姓責任感未泯的新聞工作者，並沒有都放棄了揭露的勇氣和良知。否則，一方面是蔓延的腐敗，一方面是歌舞升平，豈不是等於在主張，連良知也腐敗了算嗎？
據我所知，我國的綜合發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幾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九十幾位，生活質量總指標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後，且不說還有那麼多文盲，還有那麼多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問題的人民。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老百姓是無可厚非的。這同樣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億五千多萬中國人中的一部分。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戴那麼貴重的金鏈子，並不能顯示國力的富強。只能使娶不上媳婦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為之解釋的人無法解釋。當然你也可以說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該，那是他們嫉妒，是他們自己的心理承受問題。那麼撇開這一層姑且不談，僅就對我們中國人教育下一代的傳統而論，也不會起什麼良好的正面的引導作用吧？即使我們全中國十幾歲的女孩兒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鏈子了，也還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華的表率吧？老百姓為什麼如今非常懷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為他們大多數具有拒奢華永不沾的品質。而且他們對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們寫給子女們的信件和詩詞中，幾乎都留下了這種要求和教育的佐證。這對於發展中的中國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國人民來說，當然是幸事。當然也是他們自身的美德。今天，這樣的美德，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難道真的沒有繼續保留的必要了嗎？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家教傳統來說，難道也是時過境遷之事，沒有什麼意義了嗎？
據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後代還是孩子的年齡，也是很注重教導他們拒奢避華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飾銀不就沒了孩子樣兒嗎？……
分明的，北京人越來越和全國的人難以尋找到共同語言了。北京人輕蔑廣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國輕蔑日本人是經濟動物一樣。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認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為人處事，太賭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談得攏，覺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勁兒。北京人似乎獨鍾東北人。從北京人口中，常能聽到誇獎東北人實在、義氣鮑好話。可最近一二年，我卻經常聽到東北人對北京人的抱怨之詞——說北京人也開始變奸了，變滑了，變得不那麼夠朋友了，變得凡事太利已了，變得令人從內心裡討厭地越來越痞了。從前東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們普遍地有“政治覺悟”。後來感到他們的“政治覺悟”並不見得多高，但還是普遍地有“政治頭腦”的。再後來感到其實也談不上什麼“政治頭腦”，只不過是“政治情結”或曰“政治嗅覺”。現在終於感到能從北京人那兒討教的，只不過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極少數在商業時代裡仍不得不繼續吃“政治飯”的人才感興趣。也就不那麼像從前一樣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頭腦的“轉型”，說明我們國家“轉型”時期的過渡迅速。當政治更是政治家們之間的事，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則有望了。
而問題在於——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裡如魚得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裡活得很困惑，很迷憫。他們的確是需要一個近目標，需要一個緊跑幾步伸長了胳膊也許就能一把夠得著的近目標，需要有一個足以信賴之人很負責任地告訴他們—一明年會怎麼樣？後年會怎麼樣？三五年內會怎麼樣？還會有工廠繼續倒閉嗎？等待著他們的命運是開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資還是干脆失業？失業肯定會領取到社會保障金和醫療費嗎？那會是多少呢？……
卻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如此這般的十分具體的近半徑生活內容裡的問題，更沒有人敢向他們保證什麼和許諾什麼。他們的命運仿佛是被掌握他們命運的人們決定著，可又仿佛沒有一個人敢負責任地對他們說——相信我吧，我完全有這個能力。尤其令他們沮喪的是，他們自己分明的仍無法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對我衷告——大事上須糊塗些，小事上須清楚些。
記得當時我說：“這話我並不陌生，是林彪說過的話，不過你說反了——他說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塗。”
朋友道：“我沒說反，是林彪說反了。所以他自以為是個明白的人，其實並非是個明白人。”
我問他此話怎講？
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地啟發我——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時過境遷，是非頻變的。許多當年似乎絕對正確，絕對不會改變結論的事，不是一樁樁一件件隨著時代的嬗變而被予以否定了嗎？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橫看成嶺側成峰。惟許多小原則，從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們俗守著。比如你借了人家的錢，你總是該還的吧？你欠了人家的情，你也總是該銘記著的吧？你過馬路，必須遵守交通規則吧？倘你違犯了交通規則，被汽車撞死了，責任首先在自己吧？……
記得我第一次從報上讀到關於某些大款華宴一席幾千幾萬的文章，獨自在家生氣地走來走去，覺得中國人怎麼如此的不可救藥？一旦暴富了起來，就不知自己幾斤幾兩，不知自己姓什麼？少吃那麼一頓，省下錢捐給窮苦地區的失學兒童，不是也多少地向社會施與了一份同胞間的溫情，體現了一點兒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對仍在貧窮之中生活著的中國人的同情心嗎？
然而即使像我這種動輒感想萬端的人，當你第十幾次從報上讀到這類文章時，你還會有初讀時那些感想嗎？你還會獨自在家生氣地走來走去嗎？你還會唱歎什麼嗎？
所以，以至我從報上讀到南方的大款們吃掉了百萬元一席的“黃金宴”時，甚至只覺得是有意思的事了，好玩的事了。
我想，對於普遍之中國人，某些原本振聾發聵，具有社會警醒性的事，大概正是這麼樣，最終竟無奈地成了和報上花邊內容一樣供人看看知道而矣的閒適性文章了吧？
倘說自己毫無感想，也不實事求是。感想終歸還是有些的。比如對於某些大款和金錢的關系，據我思忖，很像性心理不正常的男人，和被其絕對占有的女人的關系。你不妨想象他巴望占有一個女人巴望了很久很久，那麼他一旦占有了她，他蹂躪她，合理合法地強奸她，其快感與正常男人相比，肯定是巨大十倍以上的。
某些暴富的大款們窮奢極欲揮霍金錢的心理，我敢肯定地說，絕非某些文章一言以蔽之認為的那樣，僅僅是為了擺闊，為了顯氣派。而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一種病態的性心理的症狀。對於這些男人，金錢和女人是一樣的東西。甚至是比女人更性感的東西。強奸女人法律難容。既或對於妻子，肆意蹂躪和性虐待之丑行，倘妻子不是同樣病態的心甘情願，難免也是要訴諸法律的。而強奸、蹂躪、虐待在他們看來即使不比女人更性感，也和女人一樣性感的金錢，卻絕對是不必有絲毫顧忌的。因為金錢是不會控告它的占有者的。與女人相比，金錢，只要一個人占有了它，它是絕對百依百順的。而且，強奸金錢，對某些暴富的大款們來說，肯定有種仿佛對世上的全體女人都強奸了似的特殊的性體驗。無疑的，在他們看來，金錢不但是和女人一樣的東西，而且意昧著幾乎是一切女人的主宰。他連一切女人的主宰都強奸了，世上還有哪一個女人是他不可以強奸的嗎？這就好比舊中國某些有錢的嫖客，當他們嫖到後來，指一個嫖一個嫖得夠了的時候，他們的性欲望居然會令人匪夷所恩地轉念到老鎢的肉體上去。對他們，那似乎意味著最後的一次性的統統強奸。往往的，在那之後，他們也就陽痿了。
在商品時代，在一個正在走向極端商品化的時代，某些女人，尤其某些天生有幾分姿色的女人，無論情願或者不情願，或者內心裡情願表面裝得扭捏，在某些暴富而質劣的男人眼裡，皆難幸免地不過是不標價的商品。是消費品。
他們中的一個忽然問我——“你對當代青少年中的‘追星族’怎麼看？”
我說：“那是群體化了的普遍的性心理現象。”
我的話使人們面面相覷起來。
那一時刻，我倒真的候忽間感到特別的不自在，特別的尷尬。
我可能是一個顯得太缺少“容納”性的人吧？我的話是否太不客氣太一針見血了呢？他們會不會認為我對當代青少年太尖刻了呢？
“可當年你們也追過‘星’。毛主席也是‘星’，‘大救星’，這你又怎麼解釋？”
我說：“那是全民化了的普遍的宗教心理現象。”
“這麼說你們當年是源於信仰，而今天的‘追星族’是性沖動使然？”
我說：“我的話沒有褒耶貶耶的含意。當年的一代，普遍營養不良，導致身體的生理發育成熟太晚。比今天的青少年普遍要晚二三年，甚至三四年。當年的一代，普遍的‘思想營養’過剩。‘思想營養’是提供給精神的熱能。精神的熱能只能推動精神的行為。它不同於從食物營養中吸收的物質性的雄性或雌性激素，所以當年的一代和現在的一代，在表面的同一現象上，有著性心理現象和宗教心理現象的本質區別。”
“追星族”中為什麼少女多於少男？又為什麼很漂亮的少女多於不那麼漂亮的少女？進而為什麼二十二三歲了她便自動退出那一“族”了？為什麼二十五六歲了你逼著她追她也不去追了？……
原因是那麼的簡單——一個少年的最初的性心理的覺醒，肯定首先是由鄰家的女孩兒或同班的某一個女同學所誘發的。結果是他要麼壓抑自己，要麼手淫，要麼干脆去取銳或騷擾她。在一位異性的“星”和一個鄰家的女孩兒或同班的女同學之間，男人的似乎與生懼來的切乎現實的思維方法，必說服他何必捨近求遠。尤其在性方面，男比女普遍具有侵略性。“侵略”一位女歌星，尤其一位遠征港台的女歌星，即使一個少年的頭腦也會告訴他，那等於異想天開。他可以夢幽她，但他醒來後，睜開眼睛還是要去盯著鄰家的女孩兒或同班的女同學。他們也裝出很“追星”的樣子，表現出很“追星”的行為，實在是給那一族中的少女們看的。興許他所暗戀的鄰家的女孩兒或同班的女同學便在其中。少女們則不然。不那麼漂亮的少女們當然不足以吸引同齡之少年們的目光。她們渴望的大抵不過就是一個吻，一個吻最能令她們自己將自己的渴望詩化。而她們大多數，寧肯在待化了的層面獲得渴望的滿足。並不做進一步的奢想。她們尤其害怕已視某種現象的赤裸裸的本質。特別是當她們自身構成了某種現象的時候。倘她們連一個吻的滿足都獲得不到，她們就會由渴望被吻而伺機去吻別人。這一心理嬗變過程，包含有潛意識的，對自己太被漠視這一現狀的報復。當她們哭著，喊著，叫著，流著淚，守候在某大賓館的外面似乎只求某某歌星賜見一面的時候，明明白白的一個事實是——那實在與常言的“崇拜”無甚關系，那實在是她們被自己的性渴望(與性饑渴還有些階段上的區別)折磨得太可憐的慘狀。而當她們中的勇敢又有幸者，瘋貓似的沖上台去，摟抱住哪一位男歌星的頭就親起來的時候，那真是相當於少年們的一次洩精。不同在於更是心理方面的。而後，她們或許逢人便興奮得臉上充血地講——“我吻了某某”，或許將這句話寫在日記裡。而這句話原本的正確意思，其實更應被讀解為“某某吻了我！”——於是她們的一次心理的性行為似乎得以實踐，似乎得以滿足了……
至於那些漂亮的少女們，她們在現實中的存在態勢，就可能是被“追”的態勢。這已夠她們滿足的了。甚至夠她們厭煩的了。雖然她們不是“星”。她們也參與“追星”之“族”，也許更是“趕時髦”，“追”虛榮。一吻對於她們是垂手可得，易如反掌的。只要她們樂於獲得或給予。她們比任何別人都更加清楚自己具有這方面的實力，機會也是多面又多的。“時髦”和虛榮，會使她們的實力更強，在她們看來多多宜善。所以倒成了第一位的需求和渴望了……
的的確確，若在中產階級某人的無憂無慮，心曠神逸的“鬧適活法”和一個平民中某人的不甘庸常，奮斗不止，一心攀升為中產階級乃到資產者的“野心活法”之間，誰都很難分析出一個孰是孰非，孰優孰劣，孰好孰不好的區別。又比如在林語堂和魯迅之間吧，同是文人，你似乎也很難說是林語堂的“士大夫”式的“活法”更符合中國之標准的文人的“活法”，還是魯迅的“時代斗士”的“活法”更符合。只能因人面易。魯迅曾斥“士大夫”式舊中國文人的“括法”，是一種“因有資格有資本有閉，而專以將閒話作成鬧來無事之文章”的“活法”。林語堂，亦指名道姓地如此評說過魯迅——“於其說是戰士，莫如謂之斗士。斗士者，一旦失了所斗之目標，投石向犬，即中亦快。”
成熟對淺薄媚俗，思考對時髦媚俗，文化品格對市儈哲學媚俗，文化的責任和使命對玩世不恭的街頭痞子的“理論”媚俗，一言以蔽之，文化人的總體的文化心態，以令人害羞的媚俗之姿同是非不分善惡不分美丑不分的渾噩世相“倒掛”。並且就目前看來，似乎惟恐掛不上，似乎惟恐掛得不緊。於是，教人如何在社會生活中變得圓通、變得圓滑，進而變得狡猾狡詐，變得“厚黑”起來的書成系列地堂而皇之地占領文化園林。
有位青年評論家曾著文，專門研究和探討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筆底下的女性形象，發現他們(當然包括我)傾注感情著力刻畫的年輕女性，盡管千差萬別，但大抵是溫柔擁靜的女性。我認為這是表現在一代人的情愛史上慘淡的文化現象和傾向。開朗活潑的性格，對於年輕的女性，當年太容易成為指責與批評的目標。在和時代的對抗中，最終妥協的大抵是她們自己。
文章又進一步論證，縱觀大多數男性作家筆下繾綣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結論——在情愛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大致正確的。
我們似乎誰也不會主動接近誰。我的存在，不過是為她壯膽，好比一條警覺的野狗——僅僅是為她壯膽。仿佛有誰暗中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使我們不得接近，亦不敢貿然接近。但正是這種主要由我們雙方拘謹心理營造成的並不自然的情況，反倒使我們彼此暗暗產生了最初的好感。因為那種拘謹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種荒謬的道德原則規范了的行為。如果我對她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她則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對我表現得過於主動親近，我則大有可能視她為一個輕浮的姑娘。其實我們都想接近、想交談、想彼此了解。
世上之事，常屬是非。人心傾向，便有善惡。善惡既分，則心有愛憎。愛憎分明之於人而言，實乃第一坦蕩，第一瀟灑，第一自然之品格。
愛憎分明實在不是我們人類行為和觀念的高級標准。只不過是低級的最起碼的標准。但一切高尚包括一切所謂正義，難道不是構建在我們人類德行和品格的這第一奠基石上嗎？否則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裡將再無真誠可言。我們的詞典中將無“敬”字。
我們當代的有些人，似乎早把老祖宗“道不同，不相與謀”之“遺囑”徹底忘記了。似乎早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憑以自愛的起碼的也差不多是最後的品格界線擦掉了，僅只倍守起“中庸之道”來。並且淺薄地將“中庸之道”嬗變為一團和氣。於是中庸之士漸多。並經由他們，將自己的中庸推行為一種時髦，仿佛倡導了什麼新生活運動，開創了什麼新文明似的。於是我們不難不看到這樣的情形——原來應被“人以群分”的正常格局孤立起來的流氓、痞子、陰險小人、奸詐之徒以及一切行為不端品德不良居心匣測者，居然得以在我們的生活中招搖而來招搖而去，敗壞和毒害我們的生活到了隨心所欲的地步。所到之處定有一群群的中庸之士與他乘興周旋、逢場作戲、握手拍肩、一團和氣。
更可悲的是，愛憎分明的人一旦表現出分明的愛憎，中庸之士們便會擺出中庸的嘴臉進行調和。我們缺乏勇氣光明磊落同時敢愛敢憎，卻很善於在這種時候作乖學嗲。
以敢憎而與可憎較量，以敢愛而捍衛可愛，以與可憎之較量而鎮壓可憎之現象，以愛可愛之勇氣而捍衛著可愛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揚光大。讓我們的生活中真善美多起來再多起來！讓我們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范圍內，作一塊盾，抵擋假丑惡對我們自己以及對生活的侵襲。同時作一支矛。
讓我們共同體驗愛憎分明之為人的第一坦蕩、第一瀟灑、第一自然吧！
其後，才是我們能否更多地領略人心之種種崇高和美好的問題……
難道我們不是常借著“今天”發誓嗎？
有時我們以誓言作為自己的明天和後天的嚴格的規范。有時我們公開對別人發誓並希望獲得監督。
許多事情正是這樣做成功了的。
許多心靈正是這樣變美好了的。
許多願望正是這樣實現了的。
生活中的溫馨已然流失，像自然界的水土流失一樣令人憂慮。如果我們本身從來不曾向生活之中投入溫馨，那我們有什麼權力抱怨生活太冷漠了呢？
竊其實就是偷的意思。老百姓說同一行徑是偷，而文人雅士說成是竊。溜門撬鎖謂之盜，探囊取物於他人的衣袋兒謂之扒，這些事在文人雅士們做了則謂之為竊。比如偷了別人的文章或構思，我們說是“剽竊”。比如偷情在文人雅士們的文章裡又常被寫成“竊玉”之類。我常想這乃是我們的小小的狡猾，為了被指斥的時候以一個“竊”字企圖強調與偷的行為有所區別……
賺別人的錢原來竟是如此愉悅的事，以欺騙的手段賺別人的錢，你甚至還會覺得對方是很值得你暗加嘲笑的。我想起我不久前就在這市場上買了三斤菱角粉，吃著感到那一種黏稠可疑，請朋友找了個單位一化驗，不過是澱粉滲了骨膠粉而已。我想賣它的人的快感中不但有騙人成功的愉悅，也還有報復了誰的解恨的成分。
活在好人邊兒上的人，大抵內心會發生這種一時的小善良，並且總克制不了這一種自我表現的沖動。表現了，自信自己仍立足在好人邊上，便獲得一種自慰。和證明了什麼的心裡安泰感和滿足感——我便是時有此類自我表現欲的人啊！
人心的尊貴，一旦近乎本能，我們也就只有為之肅然了。我覺得我的雷同施捨的行徑，於那老嫗，實在是很猥瑣的……
文學是一條河流，從它存在那一天流到如今。一切產生過的文學現象都是必然的，一切湮沒了的文學現象也都是必然的。不斷地產生，不斷地理沒。而人類的文學之流卻永不會干枯，它靠的是人類的精神生活養育它，它也反過來在精神方面養育著我們。如果說文學有什麼恆久不變的定律，那麼我以為，就是它始終與人類的精神宇宙聯系著。
也許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誰能夠對我們施與終生的影響，根本沒有誰能夠對我們負起長久的責任，連對我們最具責任感的父母都不能夠。正如我們做了父母，對自己的兒女也不能夠一樣，倘說確曾存在過能夠對我們的心靈品質和人格品質的形成施與終生影響負起長久責任的某先生和某女士，那麼他或她絕不會是別人。肯定的，乃是我們自己。
在我們是兒童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教育自己了。只不過教義不同……
我們每個人生來都被賦予了一根具有威嚴性的“教鞭”。它是我們人類天性之中的羞恥感。它使我們區別於一切獸類和禽類。我們惟有靠了它才能夠有效地對自己實施心靈和人格方面的教育。每個人的心靈都是一處院落。在未來的日子裡，有許多人將會教給我們許多謀生的技藝和與人周旋的技巧。但為我們的心靈充當園丁的人，將很少很少。
如果二戰的勝負是反過來的，我以為日本將難以成為今天的經濟強國。對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的殖民統治，反而會使日本精疲力竭，自顧不暇。最終黔驢技窮，殖民統治無招數，本土發展無作為，騎虎難下，自縛於雙重矛盾的擠壓之下窮途末路。
同情如果在基本傾向性上搞錯了，那就同虛偽和強詞奪理一樣令人討厭了。
日本這個民族，有許多長處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但是，歷史就是歷史，罪惡就是罪惡。當我們談日本當年的侵華罪惡這個話題時，在我這方面，是將其視為人類侵略戰爭之罪惡的一部分來思想的。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希望日本有所反省，有所仟悔，乃是希望人類的一部分，對侵略戰爭繪人類的另一部分造成的苦難有起碼的反省和起碼的仟侮。一個沒有自我反省的主動性和虞誠的仟侮意識的民族，將會被全世界各國所警惕。我希望日本在這一點上以實際行動打消世界各國對它的警惕。否則，它將很可能是一個在國際關系中沒有真摯朋友的國家！
人非鳥，沒翅膀。在空中運行久了，心裡總不那麼踏實。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願先降落一下，定定心。
一個女人，如果能將自己“好不容易攢的六千元錢”，給予一個才認識了沒幾天，根本談不上有什麼了解的男人，那麼他進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順理成章又順便兒的事了。
我以為，“中日關系”對許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實際上是“中日經濟關系”。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日本在亞洲，乃至在世界的經濟地位的一種“國際關系”。
而“中美關系”對許多中年以上的美國人而言，則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關系”了。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美國在亞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種“國際關系”。
美國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國際政治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際政治的一翼和國家經濟的一翼，都是羽毛豐滿，齊飛共翔的。
日本則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經濟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家經濟的一翼，雖每可與美國匹比，但國際政治的一翼，卻退化得極其短小。這只怪鳥是靠了單翼的不停的扇動，才得以騰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麼在乎它對中國這個巨大的潛力無窮的“市場”的占有率。
而美國佬似乎相當不在乎，即使內心裡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裝出不屑於的樣子。
美國人環顧全世界，仿佛總在尋思——現在哪一個國家還是美國最主要的敵人？
日本人環顧全世界，仿佛總在考慮——現在哪一個國家還可開辟為日本的經濟市場？
建築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藝術”；女人是它的“移動藝術”。巴黎之所以著名於世，也是由於它的女人們的風采。
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無論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總會發現幾個漂亮的女人。到處的城市都是這樣的，幾個漂亮的女人，其實證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質如何如何。有意義的，倒是普遍的女人們的風景。那一種尋常自然的，與普遍公眾的生活形態熨帖在一起的女人們的風景。恰如巴黎也並非真的滿目佳麗，美女如雲。
最使我感到訝然的是，最年輕的日本女人臉上那一種“寧靜”和“澄淨”。那一種“寧靜”，仿佛內心裡毫無值得煩惱的心事，也沒什麼需要琢磨來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種“澄淨”，仿佛欲念世界裡“一片晴空”、“萬裡無雲”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沒有什麼事會攪動她們的思想激起她們的不平似的。
我問翻譯，日本女人的臉，怎麼會“修煉”出那麼一種神態？
翻譯是上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於某大公司，是臨時翻譯。
我的問題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順水推舟地說：“日本女人是和我們大多數中國女人不一樣，臉上沒那麼多生活污染，沒那麼多復雜。我剛到日本時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日本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權中心”主宰國家之一。當然，迄今為止，地球上還沒有一個什麼“女權中心”國家。幾乎所有的國家無一不是“男權中心”主宰國家。
我說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從傳統上看，日本婦女在“男權中心”主宰的悠久歷史陰影下，幾乎處於一種類乎姆女的地位。從家庭到社會，從勞役義務到性義務，都類乎嬸女。或者進一步地，更准確地說，在漫長的日本社會的歷史過程中，日本男人漸漸將他們的女人“調教”得類乎他們的嬸女了。而她們並不，也許從來不覺得，從家庭到社會對她們的要求和定位，有什麼不妥有什麼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習慣了，反而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
拜倫對於女人曾說過這樣的“名言”——“晚她們進來！於是她們出現為我服務(當然包括性服務)；讓她們出去！於是她們悄悄從我面前消失……”
我想，拜倫也許說了絕大多數男人想說而不好意思坦率說出口的話。絕大多數日本男人未見得知道拜倫曾說過那樣的話。但他們是憑著男人潛意識裡的本能，那樣“調教”他們的女人。而且可以說達到了目的。
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業，正在潛移默化地消弭著日本女人的羞恥感。正在使她們習慣於接受一種觀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圖的。對於一心想賺錢的男人們是這樣的，對於一心想賺錢的女人們也是這樣。
女人消弭著性羞恥感，要麼接近天使，要麼，的確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點”。女人接近天使，臉上必是“寧靜”的和“澄淨”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點”，也往往會是那樣子。
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溫而順的婢女。
如果說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職，那麼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
生活中不限量的東西，便不再是人們貪婪沒夠兒的東西了。
我頓有所悟——為什麼日本青年男女中“發燒友”多，“追星族”多。當色情文化裹攜在大眾文化之中，泛濫地包剿著他們和她們，而他們和她們又厭倦了，膩歪了，相比而言，做“發燒友”和“追星族”，倒意昧著是心理“衛生”、心理健康的選擇了。否則，他們和她們又用什麼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們和她們，大眾文化的消費主體，都變成所謂“精英文化”和“學者文化”的追隨者鑒賞家，不是有點兒過於浪漫了嗎？
我在國內時，曾聽到有同胞說：“一個中國男人，最好是擁有美國的綠卡和房產，擁有日本的汽車和老婆。拿這個國家任何一國的工資，但是一定要在中國上班。”
美國“綠卡”身價高，美國住房寬敞有花園，而且買房優惠條件多；日本汽車便宜實用，日本老婆溫而順對丈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往往采取無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堅挺的硬通貨；而在中國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吊兒郎當……
“二戰”的結束，對於意大利，有點兒“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兒；對於德國，有點兒被從法西斯統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兒；對於日本，卻是徹底的無條件的投降。僅僅意昧著是投降，再什麼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戰”的禍首國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惟一的原子彈受害國。二十余萬日本人死於頃刻！
侵略戰爭，使日本遭到的災難，比它帶給別國，首先是中國的災難，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個世紀以來，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出一條哪怕是相對成立的理由對日本表示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長久以來暗暗憐憫自己。
日本和美國的關系，很像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常見的關系——劍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恩人物，卻同時扮演了對方兒子的“監護人”角色，類似“義父”式的“監護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兒終究是要長大的，那小孩兒必然地也就長大了。輕功硬功內功外功都具備了，甚至足以和他“過招”了，眼見著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這時他的“監護人”角色便有些尷尬起來。
日本人對美國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們視美國為“義父”。另一方面，他們又怎甘永遠處於“義子”的地位？何嘗不願擺脫美國的“監護”？
也許，中國，和我們自己，都在不知不覺之中開始習慣的太多了。也許，過不了多久，也就再沒有什麼事情和事件，值得我們稍微的震驚了。而居然仍保持著震驚本能的人，則理所當然地顯得少見多怪，顯得滑稽可笑，甚至愚不可及。
這真是一種令人沮喪的現實——當代之中國女性，一旦知識化了，很多一部分，也便同時“准貴族化”了，變成了些個“包法利夫人”式的女人。
“知識女性”和女“知識分子”，顯然是極不相同的兩個概念。
每年都從全國的大學裡派生出前者們，卻只能從眾多的前者們之中派生出極少的後者們。
前者們往往更加對一切與女性的時髦相關的事物發生濃厚興趣。因為她們往往自以為有了“知識”，便擁有了尤其要享受時髦的特權。
看來僅僅“知識化”未必就會使女性在精神品格上自立自強；正如僅僅富起來未必就會使男人成為文明人。
中國當代並不缺少男文化人和女文化人，並不缺少“知識女性”或“知識男性”，起碼不像缺少起碼的社會良知、社會道義、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那麼緊迫地缺少。但卻十分緊迫非常緊迫地缺少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尤其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女“知識分子”。至於形形色色的所謂“知識女性”，從來都只不過是時代的閃爍發光的邊角料，正如玻璃廠裡的玻璃渣子也閃爍發光一樣……
劉曉慶是名氣大大的女演員，但非是演技最高的女演員。名氣高於演技，乃中外演藝界尋常現象，因素往往在“戲”外。
愛是文學藝術中老得不能再老的主題。卻永遠的老而不死。真真是一個“老不死的東西。”我想這大撅由於讀者們總是一代一代老得很快，總是一代一代相繼死去的原因吧？
大多數當代人既不願執勤地生活在傳統觀念中，其實也不願非常激進地生活在種種時代的“先鋒”觀念中。往往習慣於生活在傳統與“先鋒”之間的“過渡帶”。
當代人不但要讀關於愛的故事，更要讀當代人創作的，尤其要該當代人反映當代人的。
老故事和暢銷書之間的關系，其實正意昧著當代人和愛、和性、和家庭觀念之間的尷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舊。全新太耗精力，守舊太委屈自己。
近年，情形似乎有了很大變化。物質生活水准提高了，五十多歲的男人不再各個都像小老頭兒了。四十多歲的女人也普遍都非常在意地減肥、健美，想方設法使自己年輕化了。事實上，她們也真比五六十年代的女人們年輕得多。人既年輕，心也就俏少。半老不老的女人們的內心裡，其實是和少女們一樣喜歡讀愛情小說的，只不過不喜歡讀愛情一方主角是少女的小說罷了。
半老不老的女人們和半老不老的男人們內心裡所幻想的。直接的就是婚外戀。
對於婚外浪漫戀情的幻想，一個只有小學三四年級文化程度的女人，絕不比一個受過大學高等教育的女人或女碩士女博士什麼的稍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初級教育教給人幻想的能力，高等教育教給人思想的能力。婚外戀幻想是中產階層婦女傳統的意識游戲之一。
《金瓶梅》，它在每段赤裸裸的情欲和性的描寫之後，總是“有詩為證”。而那些“詩”，幾乎全部的拙劣到了極點，後來就干脆不厭其煩地重復出現。同樣的字、詞、句，一而再，再麗三地使用，好比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不時插入同一條廣告。
笑笑生毫無疑問是一個有間接淫癖的男人。他從他的寫作中也獲得著間接性心理的和性生理的快感。可以想象，那一種快感，於笑笑生顯然的形同手淫。後人將“批判”和“譴責”的桂冠戴在他的頭上，實在意昧著一種暖昧。
性愛在中國當代小說中，幾乎只剩下了官能的殼。這殼裡也幾乎只剩下了人欲的流動。
沒有溫情的愛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沒有氧的空氣根本不是空氣一樣。
愛著的男女之間的溫情都是有幾分“肉麻”的，只不過“肉麻”的程度不同罷了。這一點一切愛過的男女——癡愛也罷，逢場作戲也罷，都是心中有數的。而且都是有切身體會的。
讀過許多關於愛情的小說之後，我已經變得不大容易被愛情故事所感動了。
最感動當代人的愛情故事，必是發生在當代的愛情故事。
哪怕極平庸的當代愛情故事，也會至少吸引當代人中的一部分。
這種感動就像嫉妒一樣。當代人不會嫉妒古人，不會嫉妒神話中的人和傳說中的人。但一定要深深地嫉妒他或她周圍的人。
一切的愛情小說，包括神話中的愛情故事和民間的愛情故事，都是有“性別”的。有的可歸為“男性”類，有的可歸為“女性”類，有的可歸為“中性類”。《白蛇傳》，則是“男性”類的愛情故事。這故事通過許仙這男人，去感受千年蛇精的自娘子。這故事明顯不是為女人們講述的，而是為男人們講述的。盡管它賺取了女人們的眼淚，但是真正深入的是男人們的心。哪一個男人不曾幻想和一條白娘子那樣的大蛇精發生一段戀情呢？可是許仙卻不會進人多少女人們的夢裡，由於他對真愛的不信任。白娘子卻世世代代滿足著一切中國男人們的愛情幻想。
在西方人的愛情觀念中，性則往往是擺在第一位的。性生活的美滿，才是幸福夫妻關系的大前提。我們不知道安娜·卡列尼娜決心要與她的丈夫離婚而不惜做花花公子渥倫斯基的情婦，除了對方風流倜儻的外表，是否也有著她的丈夫性疲軟的因素。
饑渴之人，一旦有機會“暴食狂飲”，可算是一種上帝賜予的補償。
康司丹斯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勇敢選擇，具有女性個體的積極意義。弗朗西絲卡的選擇，則順應了社會的暗示。前者將被女人所歎服，後者將被社會所歎服。前者征服女人，後者征服男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乏深刻，但毫無感人之處。《廊橋遺夢》毫無深刻，但不乏感人之處。它感動我們的，不是十四年前的男女婚外戀，而是羅伯特的格守諾言。以及他對弗朗西絲卡那種“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專情。這一種專情，確乎足以使當代男人們無地自容。也確乎足以令任何一個當代女人打算湧泉相報……
我認為，《廊橋遺夢》好比是一個氣象氣球。它飄到中國上空，使我們經由它的出現，足以觀測到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氣象”。“氣象”二宇所指，當然是愛情觀念和家庭觀念。如若勞倫斯依然活著，他將會震驚地看到，使他當年痛心疾首斥以厲言的那類青年，七十年後在中國竟比比皆是。
如若羅伯特·沃勒到中國來與他們和她們坦率交談，將會震驚地明白——他的《廊橋遺夢》卻是在與他的願望相反的方面感動中國的“新生代”，以及新生的中產階層男亥們。
中國人所面臨的家庭和愛情的矛盾，將在下一個世紀像地球上的能源污染一般空前嚴重。
對美的女性的裸體之欣賞，或對女性的裸體美的欣賞，應是人類最起碼具有的、最由衷的、最自然的、最愉悅的欣賞意識。這一種欣賞意識，應與我們對大自然中的美景的欣賞互有最直接的共鳴。
皆雲“錢財乃身外之物”，怎麼的一來，從哪一天開始，中國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種境界？一種“錢財之外本無物”的境界？
我所由衷贊美的是進化之後的人體之美。是那些健康的、年輕的、充滿生命活力的人體之美。我尤其毫不害羞地由衷地贊美這樣一些女人的人體之美。這世界上再沒有其他任何事物，竟能與她們的人體之美相提並論。一只孔雀無疑也是美的，可是若將它們的漂亮焙目的羽毛技光了，它們頓時會變得多麼丑陋啊！一匹駿馬，一只豹，一頭鹿或羚羊，無疑也是美的。可它們如果站立起來，那樣子又將是多麼可笑啊！面一個健康的，年輕的，充滿生命活力的，體態優美的女人，無論她穿上什麼衣服，都是美的。衣服的款式與色彩不同，她身上煥發出的美感也便不同。而她什麼都不穿的時候，赤裸地，安詳地站著、坐著或臥著的時候，那麼她的美更加無與倫比倘一群又一群裸體的男人進入我的視野，我也將確不知會對我的心理造成什麼感受。因為據我想來、男人還是容衣服更體面一些。不穿衣服的男人連所謂氣質都談不大上了。以前我每星期都在公共浴室洗一次澡。我承認那種地方其實是我最討厭去的地方之一。
當我們談論人體美的時候，其實主要是指女性人體而言。雖都是人，一裸，男人和女人的結果，則就不能用同一“語言體系”去說了。雕塑大師米開朗其羅的“大衛”，與斷臂的維納斯相比，簡直就算不上是什麼藝術品了。羅丹的“思想者”，據我看來，罩上一襲亞裡士多德穿的那種長袍，同樣是坐在那兒做冥思冕想之狀，藝術效果反而要好得多。男人的肌肉感其實不具有怎麼高的審美價值。有的生命形體需要皮和羽毛的“包裝”，去掉這一種“包裝”使不值得欣賞。有的生命形體“包裝”與不“包裝”都是美的。優美的女人形體就是這樣。這是造物主決定的。一個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
人體是最美的。人臉乃最美中之美。人眼乃最美中之至美精美的。
我常覺人眼美得不可思議。大不抵一瓣桔，色不外藍黑褐．不發聲而善表達，不遣詞而語匯豐富，乃至於連文字都甘拜下風。一睜則與靈性相通，一閉則與夢境同游。遠眺則山川江河，盡收眼底。近觀則纖塵之微，也看得個一清二楚。喜怒哀樂優，仁義禮志信，一雙眼睛，統統的都包括了去。美目流盼中是美人眼。視死如歸是志士眼。無所畏懼是猛士的眼。天真爛漫是兒童的眼。純潔無理是少女的眼。睿智深邃是哲人的眼。談然視之是隱士的眼。善良祥和是君子的眼。所以老百姓有一句話道是“畫臉容易圓眼難”。文詞中有一句話道是“畫龍點睛”之筆。一張報的關鍵版塊叫“報眼文章”。一首詩的藏妙處叫“詩眼”。政治家大商人的高明舉措被形容為“獨具慧眼”……
我常常為許多小小年紀就戴上了近視眼鏡的少男少女們的眼睛而難過。
一上中學，分數這條瘋狂的獵狗，就將他們和她們追逐得像些可憐的小野兔似的無處逃命。從初一到高三，從十二三歲到十七八歲，整整六年裡，他們和她們成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心理最緊張的人。為了分數首先犧牲的是歡樂，接著的代價是眼睛。某重點中學的高二班中，三分之一學生是近視眼。另外三分之一視力明顯下降。最後三分之一也都不同程度地感到視力不佳……
我為許多年輕女郎們的眼睛而難過。她們本都有一雙好看的眼睛，可是卻步要用一些亂七八糟的所謂化妝品污染在自己的眼睛周圍。使她們看去像熊貓，像火雞。她們這樣做往往是為了引起男人們的注意，吸引男人們的目光。可是卻似乎不懂，男人們欣賞的，最是女人們未被污染過的眼睛。
我也常為許多男人們的眼睛而難過。我發現許多男人們的眼睛，觀看猥褻的、邪獰的、丑惡的、殘忍的情形的欲望，是遠遠強大於觀看美好的、優雅的、藝術化了的事物的。“賞心悅目”這個詞的含意，對他們的眼睛而言，恰拾反了過來。看書一定要看“黃”的，看電影一定要看“黃”的，看錄像更要看“黃”的。“色情”二字已不過癮，要看床上的“一招一式”的真功夫的操練。當然，最好再佐以血腥的恐怖之刺激……
男婚女嫁，關乎一輩子。質量的前提，首先該是“性”和“情”。
好丈夫是各式各樣的。除了吸煙我沒有別的壞毛病。我非是“登徒子”式的男人。也從不“拈花惹草”、“招蜂惹蝶”。事實上。在男女情感關系中我很虛偽。如果我不想，既或與女性經年相處，同行十萬八千裡，她們也是難以判斷我究竟喜愛不喜愛她們的。我自認為，我在這一方面常顯得冷漠無情。並且，我不認為這多麼好。虛偽怎麼會反而好呢？其實我內心裡對女性是充滿溫愛的。一個女性如果認為我的友愛對她在某一時期某種情況之下極為重要，我今後將不再虛偽。
最重要的，我的妻子贊同我對友愛與情愛的理解。在這一前提中，我才能學作一個坦蕩男人。
我對妻子坦坦蕩蕩毫無隱私。我想這正是她愛我的主要之點。我對她的坦蕩理應獲得她對我的婚外情感的尊重。實際上她也做到了。她對我“無為而治”，而我從她的“家庭政策”中領悟到了一個已婚男人怎樣自重和自愛……
我給未婚男人們的忠告是——如果你選擇妻子，最適合你的那一個，才是和你最有“緣”的那一個。好的並不都適合。適合的大抵便是對你最好的了……
在吃這一方面，中國人的嘴其實是很丟中國人的臉的。
中國人的嘴之第二個不爭的方面，是說假話。
遺憾的是，有些假話只許幫著去說，不許一語戳穿。有些假話，仍被鐵幕罩著，暫且還分辨不出究竟是真是假。有些假話是人人都樂意說的。正應了林彪那句“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比如北京市那位畏罪自殺了的副市長王寶森，倘不是一朝馬腳敗露，被揭發了出來，恐怕至今仍是個言必愛黨、愛國、愛民、愛社會主義的好干部吶！
中國人的嘴之第三個不爭的方面，用老百姓的話講，甚至是“缺德”的方面，便是慣善貶低別人，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美化自己，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得意。
中國人的嘴，又是這世界上最凶惡的嘴。
我總在想，什麼時候，中國人的嘴不那麼喜宴貪吃，不那麼一張嘴便一套套的假話，不總在打擊和貶低別人，不總在抬高和美化自己，什麼時候，中國人學得不將“口福”當成一種幸福去追求，學得少說多做．以說假話為大恥，以制造和參與流言蜚語為丑惡，什麼時候——那時候，中國才真的有些什麼希望可言！
愛憎分明於一個人是多麼重要的品質。
與我的中學時代相比，現在的中學生，似乎太被學業所壓迫了。我的中學時代，是苦於無書可讀。買書是買不起的，盡管那時書價比現在便宜得多。幾個同學湊了七八分錢，到小人書鋪去看小人書，就是永遠值得回憶的往事了。現在的中學生們，可看的太多了，卻又陷入選擇的迷惘，並且失去了本該擁有的時間。生活也真是太苛刻了。
我挺憐憫現在的中學生的。
我真同情我的中學生朋友們。
貧困是人類最大的丑惡現象。
如果我們已知人類有百種丑惡，那麼三分之二蓋源於貧困，三分之一蓋源於貪婪……
貧困是可以消滅的。窮人卻是永遠都存在的。
“心理貧窮症”將是商品時代的一種“絕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