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倫總以為她作出的所有決定都是對的，實際上，她不過是運氣好罷了。五十多年來，我眼見她愚蠢的想法結果怎麼變成她的好運。就像昨天吃中飯那樣，她對我說，"雯妮，再來點雞塊。"我告訴她，我不想吃葬禮上剩下來的東西——已足足有五天了。於是我們就去幸運超級市場，看看有沒有新鮮貨可買回來晚上吃。
海倫從廉價貨箱中挑了一條扁平的魚，她管它叫胖胖魚，只要一元六角九分一磅。
我說，"你不要貪圖便宜，瞧瞧魚眼睛，都翻白了，這條魚已經擱了三天了。"
可海倫盯著魚眼睛看了一會，說她看不出什麼毛病。於是我撿起這條魚，感到它的身體軟綿綿地在我的手指縫裡滑動，一條已經死去好久的魚。海倫卻說這是一個標誌——一條鮮嫩的活魚！
於是我特地聞了一下。我告訴她，這條魚的肉的甜味已經透出表皮，碰到空氣變作酸臭味。她把魚拿到鼻子邊嗅嗅說，"這是新鮮的胖胖魚的味道。"
她把這條擱了三天的魚買了下來，用在昨天我在她家吃的晚餐上。她剛把魚端上桌，她丈夫就翻開魚頭，用嘴吮吸它，連聲說味道好。然後他們的兒子弗蘭克把另外半邊魚頭也吞下去了。海倫挑了靠近魚尾巴的一小片肉，那是最瘦的部分，咂咂嘴唇說道，她蒸得恰到火候，不老不嫩。然後她瞧瞧我的碗，怎麼沒有魚，只有白飯，就又舉起筷子，這次在靠近肚皮的地方夾了最肥的一塊，放在我的飯上。
"雯妮，不要客氣嘛。"她責備我說。於是我不得不出於客氣而吃她的魚。
我告訴你，這條魚簡直使我發瘋，它又甜，又軟，只要一元六角九分錢一磅。我開頭還以為海倫會回到幸運超市去換條魚回來，可我轉念一想，海倫沒這麼精明。當時我就想起了一些事，即使海倫不那麼精明，即使她生來不那麼窮，即使她從來不漂亮，她的運氣還是滿盤子都是，甚至從這條擱了三天的魚嘴裡漏出來了。
我跟她不一樣。我生來運氣好，但是年復一年，我的運氣——就像我的漂亮一樣，跑光了，然後又在我的臉上刻了許多皺紋，所以我忘不了。
我無法解釋這一切，我生活中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如果我想講講發生的一切，我的故事不會像河流一樣從頭流到尾，所有事情都是互相關聯的，就像湖泊對大海一樣。如果我這輩子就是這樣子，一件事接著另一件事，那麼我就可以回過頭去，我就可以汲取我生活中的教訓：我承受的命運，我作出的選擇，我犯下的錯誤，那樣的話，我還有機會改變我的命運。
海倫老是跟我說，"你幹嗎老是想那些過去的事情？後悔沒用，你不能改變過去。"她不記得了，出於許多原因，她和我已經有好多次改變了過去。她經常為了我而改變過去，可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幹了些什麼。
這就像海倫買的胖胖魚，此刻它正游進我的記憶裡。因為好多年前，我為我丈夫，為吉米·路易買過一條特別的魚。啊，我是多麼愛他！我看到的這條魚，早晨剛剛從海裡打來，所以它還是怒氣沖沖的，在大鐵盆裡游。它身上橘紅色的鱗片閃閃發光，當它在小小的水盆裡搖頭甩尾來回兜圈子的時候，它身上的鱗片變成了白金色。我對賣魚的說，不要用報紙包這條活魚，要用於淨的白紙。當我把魚放到車上準備帶回家的時候，我真是感到非常驕傲，我感到它在活蹦亂跳，我想像這條魚在吉米口中的味道，我丈夫會知道這是一條特別的魚，一條幸運的魚，我有好消息要告訴他。
我跟你說，這魚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我剖它以前，它的鰓還一鼓一鼓的，從嘴巴裡吹出一個又一個泡泡，讓我明白這就是它的毒藥。甚至在我取出它的腸子以後，它還從盆子裡跳了出來，掉在地板上，滿地打滾，直到我用钅郎頭把它砸死。在我把它煮熟後，它還找到反抗我的辦法。吉米剛吃了一口，就被一根魚刺卡住了喉嚨，那根刺就在他的喉嚨生了根，所以他每嚥一口，就覺得這魚在裡面咬他一口，整整折騰了一個晚上。
後來，到了醫院，醫生動手術把這根魚刺取出來。儘管吉米不能說話，但我從他憂心忡忡的臉上看出來，他正在考慮拔魚刺的手術費、床位費、麻藥費。這時我才想起了我的好消息，也就是我為什麼要買這麼一條昂貴的魚的原因，我找到了一份工作，為杭奧麵包店做麵條，我額外掙的錢足夠付一年醫療費。當我告訴他這些的時候，吉米緊緊閉上了眼睛，眼淚流出來了，他的嘴唇翕動著，受傷的喉嚨說不出話。可我知道他想說什麼；他是想喊出來："我們真幸運，我們真幸運！"
所以我的幸運和海倫不一樣，跟別人也不一樣，人們總愛吹噓他們的壞運如何變成好運。不，我會告訴你，別人的運氣怎麼樣，我的運氣怎麼樣。拿我以前在上海認識的一位姑娘來說，她和我進了同一所教會學校，她像我一樣，家裡很有錢，也差不多像我一樣漂亮。我嫁給我的第一個丈夫的時候，她和一個很有錢的銀行家的少爺訂了婚。但是過了一個夏天，她臉上長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於是婚事也就告吹了。我很為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為她在兩方面都丟了自己的臉。
好多年後，我又碰見了她，當時我和吉米已經搬到弗利斯諾。她嫁了一個美籍華人，那男人是開小雜貨店的，賣蘇打汽水、炸薯條和香煙什麼的，價格都賣得很高，我是在現金櫃檯上碰到她的，我當時買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還認識我嗎？"可她沒給我優惠。我付了錢後，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實，待她怎麼怎麼好，她說這些的時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鐲往上推，讓它們落下來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像奏樂一樣。她笑得那麼開心，連她臉上的斑點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窩。
但過了一會，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說，"還記得上海那個銀行家的兒子嗎？"然後她以一種確實很難過，但又一點不痛苦的口氣告訴我，——本來他能過上好日子的——共產黨進城的時候，這個家庭的銀行全被沒收了。然後，他們的兒子，就是那個拒絕娶她的小子，從他們曾經擁有的黃浦江邊的一幢樓頂上跳下來，而他後來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於害怕而不敢去認領他的屍體。"幸虧沒嫁給他。"我的這位朋友說。
我從來沒有這麼幸運過。我拒絕嫁給一個好人，一個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錯嫁給一個姓文的男人。他們兩個都出生在我六歲時住過的同一個島上。這是一個落後的農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圍著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觀念很難進入這個地方。
我應該嫁的那個男人家裡並不很有錢，但是受過教育，樣子也很好。我十六虛歲那年，回絕了他的家裡提出相親的要求。那是因為我聽了老阿嬸的話，她在這家人家請客的宴席上，當著新阿嬸和阿叔、我的堂姐妹們，還有前來做客的朋友們的面，宣佈：
"這家人家，林家，"她說著，哼了哼鼻子，"哼！想通過蔽麗的婚事爬到我們家裡來。"聽這話的時候，我瞧見了那個小伙子，一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小伙子，看上去像個大大的醜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腳邊來。然後，老阿嬸轉過頭來，問我，"薇麗啊，你想和這家人家成親嗎？"
她說這話的口氣就像在問"你想跳河嗎？"這是她的口頭禪，每當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時候，她就威脅道，"我情願我這雙腳跳進這條河！"她嚷道，"我情願親手吊死自己！"然後她轉向阿叔，她的嗓音聽起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麼死法？你說吧，你決定吧！"
倒是我阿叔後來真的用自己的雙腳和雙手結果了自己的性命。當共產黨在1949年開進的時候，他嚇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來。他昏頭昏腦地用自己的雙腳走到島北邊的一個港口，他在那兒坐下來考慮自己該怎麼辦。有兩個漁民後來說，當一輛滿載小螃蟹的卡車開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時，他們看見我阿叔跑到卡車跟前，舉起雙手揮舞著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兩個漁民說，好像他神通廣大能呼風喚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輛車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來似的。他被碾死後，老阿嬸相信我們家院子裡那棵枯死的樹就是她的男人，他還是懶得動，不願幫她從一個又一個壞處境中解脫出來。
這就是我曾經有過的家庭，他們給了我什麼忠告呢？要不是我母親那麼早就去世，我才不會聽老阿嬸的話呢。興許我當時就嫁給姓林的了，興許我在婚後已經學會愛他了，興許我們會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樣遇到的困難，但不會是那種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當成敵人的那種困難。
二十年後，我第一次碰到了這個姓林的男人。當時我已經在美國住了五年，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已經和吉米·路易結了婚，改名為雯妮·路易，珍珠已經四歲多，塞繆爾也快三歲了。儘管我們很窮，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實，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說的，"對你來說，粗茶淡飯足矣。"
我相信確實如此。我還想要什麼呢？吉米是弗利斯諾教堂的牧師，教會每週給他五十美元，還給我們一間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應該別無所求了。我相信這一點，直到有一天這個姓林的男人出現在同一所教堂裡，救了我的命。
當然，中國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們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開頭我根本沒想到，他就是我曾經拒絕嫁的那個小伙子。他剛搬進這個地區，人們就紛紛傳言："他是個大夫，原來住在圖拉爾，家裡有個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個退休將軍的女兒，她會說一口漂亮的中國話，帶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劇演員。"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帶著他的太太前來參觀我們的教堂，我們全站在上午火熱的陽光下，大家都懷著好奇心，想看看這個醫生和他的出身名門的太太。我和吉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級台階上，歡迎大家。我丈夫用英語致辭，這是我們教堂裡雜七雜八的中國方言中的普通話。"很高興見到你們。歡迎再次光臨。"他一遍又一遍說著同樣的話，這些話我練了一個晚上，但還是說不來，所以我只得點點頭，微笑著，裝出害羞的樣子，每個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過，這個星期天來得特別熱，可我又不敢脫掉毛衣，因為我裡面衣服的右肩上給蟑螂咬了一個洞。
我朝醫生和他的太太點點頭。在他們踏上台階後，我看到教堂裡另外的人都走到這個姓林的人身邊，作自我介紹："格蘭代斯·洪"、"馬維斯·周"、"喬治·鮑"、"穆雷·楊"、"愛倫·溫"——所有的人都只說他們的名字，我想，是出於害羞吧，在這麼一個大醫生面前連多說兩個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這些瑣事的時候，其實不能說想，只是讓話語自己從腦袋裡流進流出，因為我當時昏昏欲睡，我感到口乾舌燥，臉也又熱又癢。我撓撓臉，正好給他看到了，他也撓撓他的脖子，點點頭，然後笑著對我說，"叮人"就是癢的意思。
他一說出這個字，我就覺得好像在夢中一樣。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小時候待過的那個島上的土話。於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的情景。
我六歲那年，父親把我送到那個小島上，我在那兒過了第一個夏天。一天到晚，有種看不見的小蟲子來咬我的嫩皮肉，我馬上就給咬得苦不堪言：撓呀，撓呀，一刻也不能停，兩隻手飛快地在腿上上下移動，我當著大家的面喊道"yangsele"，這是普通話的說法，意思是"癢死了！"
周圍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來。老阿嬸拍拍我的手，叫我快別說了，"你怎麼能說這話！"第二天，一個堂哥告訴我，這兒的人說起癢的時候就說"叮人"，與"癢死了"的意思完全兩樣。我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兩樣，直到十年後，在我嫁錯了人的那天晚上，我聽見我男人的堂兄弟們一個個在交頭接耳地說："癢死了！她想男人想得癢死了。她下面等不及男人來叮了。"
那天在弗利斯諾的教堂中，當我聽到"叮人"這個字的時候，我想起了，我小時候曾經是多麼幼稚。然後我從回憶中返回，感到我的臉在發燒，由於憤怒，由於羞愧，不知道那種事。我越回想起過去，我的心靈和身體就越變得焦躁不安。
這時，林醫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問道，"你病了嗎？"
我無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臉：他抬起眉毛，然後又抽動了兩次下巴肌肉，這神態告訴我，他很想聽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臉！——是林的臉，上揚的眉毛和抽動的下巴肌肉跟他父親一模一樣，也是他們家族裡所有人的特徵。老阿嬸曾說起過，"林的臉長得像馬臉，總想從你的口袋裡探出點好吃的來。"
望著這張熟悉的臉，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攪和在一起了——我的過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個丈夫，我的第二個丈夫，林。我真是昏了頭了。我不知道誰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曬昏頭了。"我也不知道他們幹嗎要替我脫掉毛衣，把我扶起來，然後把我抬進教堂。
我丈夫後來告訴我，當時我躺在他懷裡全身都濕透了，他還為我做了一次洗禮以拯救我的靈魂。現在，他又哭又笑地說，為了救你的命那位醫生也為你做了洗禮。我還是昏頭昏腦的，只喃喃說了句掩飾過去，"我覺得好像見了一個鬼。"
我這才明白過來這兒不光我們倆，林在場，他的太太也在，還有教堂裡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著我哩！我的神志馬上就清醒過來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個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個大洞。
我從來沒有跟吉米講過，我本來可以不嫁給另一個男人而嫁給這個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個。我只是告訴他有關"癢"這個字的來歷，很久以前，我和林說的是同一種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個星期天很驕傲地告訴林，我和他來自中國的同一個地方，崇明島，我們管那地方叫長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話，想解釋說興許我搞錯了，是另一個島，因為我怕林當著大家的面說，"嗨，你不就是那個不肯嫁到我家來的姑娘嗎？"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說，"這麼說來我倆早就該認識了，嗯，小妹妹？"
說不定他只是出於禮貌，他是很有禮貌的。說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說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個小伙子，畢竟，他們家裡不止他一個兒子，還有其他兒子呢，我從來就沒分清過。我怕分清，知道這個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所以我沒有再問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開始以兩種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種是曾經發生的，一種是未曾發生的。
夜深人靜，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後，我獨自一個思量著，當然，我不後悔嫁給了吉米·路易。我愛我的丈夫，為了能同他結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來到這個國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願的。這是一種真正的愛情，不只是奉獻，為他買菜做飯，為他撫養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們的游泳池。誰要這些東西？我對自己說。
但是隨著夜越來越深，我的想法也變了，我這樣想：我真後悔沒嫁給林呀，因為要是嫁給他的話，我就不會嫁給另一個男人了，我就不會變成那種祈求日本人殺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會變成那種對自己的孩子的死無動於衷的母親了。我的心也不會狠毒到想盡一切辦法逃脫我的婚姻，因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齒。我也不會後悔我留給第二個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遠不會完全幸福了。
吉米過世後，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給了林，我就不會碰到吉米·路易，不會嫁給他，也不會直到現在還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會老是尋找著吉米，尋找著虛無，我的肌膚也不會渴望著有人來觸摸，我也不會感到這種切膚之痛。要是我嫁給了林，我決不會認識吉米，那樣，我也不會老是思念著一個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現在，就在剛才，我又想到了這一點。要是我嫁給了林，我和林現在仍舊是夫妻，海倫就不會知道我的隱私，我就沒有理由任由她使來喚去的。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昨晚上在吃魚的時候，海倫還告訴我，一個姓林的男人，一個鰥夫，曾經住在弗利斯諾的，剛剛加入我們舊金山的教堂。
"他是個醫生，"她說，"可他在捐贈箱裡只丟了一張五元鈔票。"
海倫看看我吃驚的臉，以為她知道底細，"是的，你想得到嗎？這是個什麼樣的男人？"
我沒跟海倫說：我本來可以嫁給這個男人，一個好男人。我沒說，我沒嫁給他是命中注定的呢，還是因為我當時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沒向她承認：也許這是我的錯，這麼個小錯誤，對一個說不，對另一個說行，就像選擇水盆裡的魚，沒嘗過以前，你怎麼知道哪條是好的，哪條是壞的呢？
即使我告訴她，她也不會明白。我們的想法太不一樣了，她的腦袋還停留在中國，就拿這件事來說，當她買下這條魚做晚餐的時候，我對她說，"嗨，你知道擱了三天的魚會怎樣嗎？"
她想也不想地說，"它們會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說，海倫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還告訴大家，她是我的死於戰亂的哥哥匡的妻子。這不是實話。
但我這麼說不是想騙大家，事實太複雜，講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釋清楚，也沒人會理解。
我說到的這個死於戰亂的哥哥，其實是我的異母兄弟——沒有血緣關係，只有姻親關係。他是我父親的第二個太太生的兒子，在我母親嫁過去以前她就已經去世了，所以我們和這一房從不來往。
而這位異母兄弟也不是死於戰亂，而是在戰前就死了，他因為把三匹布賣給共產黨而在長沙被砍了頭。這是陰曆4638年發生的事，正好是馬年。那一年的人個個活蹦亂跳、橫衝直撞的。西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許是1929，也許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倫之前。
但是我說了這些，我還得解釋，我的這位異母兄弟並不真的是一個共產黨。實際上，他聲辯說——開頭是憤怒地跺腳，最後是跪下來絕望地號哭，他壓根兒就不知道頭天晚上的客戶是共產黨，他還誇口說他狠狠敲了他們一筆，用高得可笑的價格，把質量很次的布賣給了他們。儘管如此，國民黨還是把他殺了，為的是殺一儆百。
可我幹嗎要把這些事都抖摟出來？——說我家族中有個人欺騙他的客戶。不，我是說，那個年頭很多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殺了。人人都知道危險就在眼前，而我這位異母兄弟實在是太傻太貪了。
就連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這一點。開頭，她還不想到長沙去。但要是有人問我她現在在哪兒，我也答不上來。她丈夫死後，她給我們寫過信，把情況都告訴了我們。但打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因為她住的那個地方發了一場洪水，順流漂來很多已經腫脹的屍體，住在河邊的人們為了避開那股惡臭，紛紛逃離小島。所以說不定這位嫂子也淹死了，順流而下，漂進了大海；說不定她改了名，說不定她連性格都變了，成了一個共產黨，現在中國的某個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說到這兒，大家可能會以為我的異母兄弟的故事到此為止了。我不得不撒謊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蹤了。這故事沒什麼好說的了，沒有令人驚喜的大團圓結局。好多年來，他的結局的確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時間，我們家族中老講這麼一個故事，說一頭公牛衝著一輪新月吼叫，以為它的角掛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說的是誰：一個傻瓜想盡辦法爬到了天上，以為能把星星摘到手，結果掉下來，把命也給丟了。我們沒提匡的名字，認識與馬克思主義沾邊的人都是很危險的，儘管匡已經死了，他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
但後來我的異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復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佔領上海的時候，我阿叔假裝歡迎他們到自己的衣料店裡，"我的親侄子是在日本留學的，現住在長沙，他還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後來，當日本在1945年投降，國民黨回來接收的時候，我的異母兄弟又以另一種身份復活了。我阿叔說："我那可憐的侄兒匡，是國民黨的一個英雄。死在長沙。"
當共產黨在1949年接管的時候，第一個故事又回來了，只不過那時阿叔已經過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嬸來說我的異母兄弟是共產黨裡的一個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給搞地下工作的學生——當然，一分錢都不收，還搭上了自己的命。"
當我來到這個新國家的時候，我還以為我終於能夠忘掉這個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異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釋清楚實在是太難了：誰是誰的什麼人；哪個異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這件事發生的年代是按陽曆算的，還是按陰曆算的；那個嫂子後來怎樣了；我們幹嗎老是要改變對日本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看法。
我怎麼向移民局的官員講清楚這麼一段往事，他們理解不了！他們只知道一種政府。他們老是向我提出各種各樣令人難堪的問題："為什麼你在這份材料上說1918年出生，又說1919年出生？""為什麼你沒有結婚證明，也沒有離婚證明？""你在中國或別的什麼國家得過寄生蟲病嗎？"
當我來到這個國家的時候，我對自己說，我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來思考。現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劇，把我的所有秘密拋到一扇永遠不會開啟的門背後，永遠不會被美國人看到。我以為我的過去已經永遠封閉了。
我想，在這裡沒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錯誤、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隱藏起來，我可以改變我的命運。
啊，我不是唯一能夠拋開所有的往事Q適應新環境的人。到我們教堂裡來的人，我的那個長著一臉雀斑的同學，林和他的太太，甚至還包括海倫——他們全都拋了一些東西在腦後：未清的舊債、糟糕的開端、年邁的母親、生病的父親、頭房太太和眾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國陰曆的命運。
我甚至害怕我過去的生活會把我抓住。但是後來中國滅了燈，關了門，告訴大家說要安靜。那兒所有的人都變得像鬼似的，我們看不見他們，也聽不見他們。於是我以為這下子我真的能忘記一切了，沒有人能夠出來喚起我的回憶。
可就在這時，海倫想從台灣過來。我只能讓她來。她告訴我，好多年前我還欠著一筆賬，現在我得還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訴美國移民局的官員，海倫是我的姐姐，是我父親五個太太中的一個生的。她新來乍到，我不能同我們教堂裡的朋友說我父親有五個太太，我自己是牧師的妻子，我怎麼能夠說這話？
所以我只能說海倫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經嫁給我的哥哥，一個國民黨的大英雄，死於戰亂。太糟了。
我不能說出真情，海倫為什麼要來這兒，我為什麼不得不資助她，這樣反而會越說越複雜。
我已經把海倫嫁給我哥哥的故事講了好多遍，講到現在連海倫自己都信了。她告訴那些問她往事的人說："噢，我有過一個很隆重的西式婚禮，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麼年輕就過世了。"她說這些話的口氣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國公民資格，沒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倫把我的故事也講了好多遍，講得有時連我自己也信了。什麼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麼是她在上海介紹我倆認識的呀；什麼她是我的證婚人呀，我們舉行過一個很隆重的中式婚禮呀。
現在要是我說海倫不是我的嫂子，沒人會相信。她和我沒有血緣關係，連姻親關係也沒有。她不是我選中的朋友。有時，我連她在身邊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觀點，我不喜歡她的性格。但是說不定我們比姐妹還親，我們被一筆共同的債務所牽連，被共同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我為她保守秘密，她為我保守秘密，我們有一種用這個國家的語言說不清道不明的忠誠。
所以，那天吃完有魚的晚餐後，當海倫在她的廚房裡告訴我，她決定公開我的所有秘密時，你可以想像出我該有多麼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