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母親跟我說話，一開頭總像跟我吵嘴似的。
上星期她打電話給我，劈頭就說，"珍珠啊——你非去不可，沒二話好說的。"好大一會，我才明白她打電話的原由：海倫舅媽邀請一家子去參加我表弟寶寶的訂婚晚會。
所謂"一家子"指的是匡家和路易斯家。匡家有海倫舅媽、亨利舅舅、瑪麗、弗蘭克，再加上寶寶。而路易斯家呢，現在實際上只剩下我和我母親，因為我父親去世了，而我弟弟塞繆爾現在新澤西。打我能記事的時候起，別人就把我們看作"一家子"，儘管匡家和我們沒有血緣關係，只有姻親關係。海倫舅媽的前夫是我母親的哥哥，在我出生前很久就去世了。
說起我的表弟寶寶，他的本名是羅傑。但從小全家就叫他寶寶——寶寶在中文裡是"乖孩子"的意思——後來就這麼叫開了，因為他是個哭寶寶，我舅舅和舅媽一進門，他就哇哇大哭，說別的孩子惹他。現在他雖已三十一歲了，大家還是拿他當小孩看，還是要惹他。
"寶寶？他怎麼又開訂婚晚會了？"我說，"這是他第三次結婚了吧？"
"第四次了！"我母親說，"上次沒結成，我們送禮後不久就吹了。當然，這次海倫沒說是訂婚晚會，她只說是為瑪麗搞一次大團圓。"
"瑪麗也來了？"我問道。瑪麗和我不光是表姐妹，還有另一層關係，她嫁給了杜楚，杜楚是我丈夫菲力·勃蘭特在醫學院裡的同學。說起來，十六年前，我和菲力還是經她介紹才認識的呢。
"瑪麗要來，她丈夫和孩子們也來，"我母親說，"下星期從洛杉磯直飛這兒。來不及買優待票了。買全額票，想不到吧？"
"下星期？"我一面說，一面找著借口，"現在通知我們臨時改變計劃好像晚了點，我們本來打算去——"
"海倫舅媽已經把你們算進去了。在水龍飯店設宴——要擺五桌咧！你們要是不去，一半的桌子都要空著了。"
我想像著海倫舅媽那樣子，又矮又胖，縮得只有桌子腿那麼高了。"另外還有些什麼人去？"
"多著咧，都是些大人物。"我母親說"大人物"這幾個字的口氣，好像在提起她不喜歡的人。"當然，她也會告訴人家說寶寶和他的未婚妻也要去。於是大家就都會問她，-未婚妻？寶寶又有新的未婚妻了？-然後，她就會說，-噢，我倒忘了。本來是想給大家一個大大的驚喜的。可別說出去喲-"
我母親哼了一聲。"她就是愛用這種方式來讓大家知道這事。所以呀，你得帶上一件禮物，也給她來個驚喜。上次你買了什麼？"
"給寶寶和他的那位女生？我忘了，大概是一盒糖果。"
"他們吹了以後，他有沒有送回來？"
"好像沒有。我記不得了。"
"瞧！這就是匡家人的作風。這次可別花那麼多冤枉錢了。"
宴會前兩天，我又接到了母親打來的一個電話。
"聽著，現在要做什麼都已經太晚了。"聽她的口氣，好像我犯了什麼過錯似的。然後她告訴我，杜姨婆去世了，享年九十七歲。我對這個消息倒並不感到驚訝，我還以為她早就去世了呢。
"她給你留了些好東西，"我母親說，"這個週末你可以來拿走。"
杜姨婆實際上只是跟海倫有點血緣關係，是她父親的同父異母姐妹或諸如此類的親戚。但我記得，是我母親一直來在幫助照料杜姨婆。她每星期幫她清一次垃圾；每當收到印著老太太姓名的"百萬美元"賭金獨得券時，她就勸老太太別上當去訂那些雜誌；她還一次又一次地跑加州醫藥衛生當局，為杜姨婆申請老年醫藥費補助。
多年來，我母親總是向我抱怨，說海倫不幹這些事，倒要她來幹。我母親老是說"海倫，她呀，甚至提都沒提起"。有一次，——大概是十年前吧——我打斷了她的嘮叨，我說，"你幹嗎不踉海倫舅媽說你煩透了，而不再跟我嘮叨呢？"這是菲力教我說的，以這種合情合理的方式，讓我母親明白究竟是什麼使她活得這麼累，以便她採取斷然行動。
我這句話一出口，我母親竟呆住了，她一臉惘然，啞口無言。打那以後，她再沒向我嘮叨過。事實上，差不多有兩個月之久，她沒跟我講過話。後來當我們之間又開口說話時，再也沒提起過杜姨婆。我想，這大概就是我以為杜姨婆早就去世的緣故吧。
"那是怎麼回事？"聽到杜姨婆去世的消息，我盡量用平靜中帶點震驚的口氣問，"是中風？"
"是車禍。"我母親說。
顯然，杜姨婆直到生命的終點，都是精力充沛、身體康健的。出事那天，她當時搭乘的1號加州公共汽車，為了閃避一輛我母親稱之為"一群瘋小子駕駛的改裝高速車"突然打出的停車信號燈，而傾翻在路邊。杜姨婆一個趔趄，倒在座位中間的過道上。當然，我母親馬上趕到醫院去看她。醫生沒查出什麼大毛病，只發現一些擦傷的青腫塊。但杜姨婆說她來不及等醫生來找出她早已知道的毛病，於是要我母親寫下她的遺囑，吩咐後事，那張用了三十年的有節子的沙發給誰，黑白電視機給誰，等等等等。就在當天晚上，她死於未經查明的腦震盪。海倫本打算第二天去看望她，但已經太晚了。
"寶寶羅傑說我們應該起訴，要求賠償一百萬元。"我母親說，"你想得到嗎？動這種念頭。杜姨婆臨死的時候，他居然不哭，還想從死人身上賺錢！哼！我幹嗎還告訴他杜姨婆給他留了兩盞燈？也許我該故意忘了這事。"
我母親停了一會，又說："她真是位好太太，已經訂了十四個花圈。"然後她又放低聲音說，"當然，每個都給八折優惠。"
我母親和海倫舅媽在唐人街羅斯巷合開了一家"丁和花店"。她倆是在大約二十五年前動起做賣花生意的念頭的，當時，我父親剛去世，海倫舅媽又丟了工作。花店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彌補天災人禍的一個夢想。
我母親用第一華人浸禮教會給的一筆捐款做花店的本錢，我父親生前是該教會的本堂助理牧師。海倫舅媽用的是她在另一家花店工作期間的積蓄，她是在那家花店學會做賣花生意，又是在那裡被解雇的。海倫舅媽自己說，她是因為"太老實"而被解雇的。但我母親猜想，海倫舅媽之所以被解雇是因為她老是替顧客省錢，勸他們買最便宜的花。
"有時我真後悔婚後進入了一個中國家庭。"菲力聽說我們不得不從聖何塞的家中出發，去遠在百里之外的舊金山，而且逢週末足球賽交通更加擁擠時，便忍不住這樣說。儘管婚後十五年來，他漸漸真誠地喜歡上我母親了，但對她的不少要求還是有些惱火。再說，從醫院下班後與一個大家庭共度週末，決不是他喜歡的度假方式。
"你是說我們非去不可了？"他心不在焉地說，一面忙著玩一個剛裝進他的筆記本電腦的新軟件。他按了一個鍵，"成功了！"他對著屏幕喊道，手舞足蹈起來。菲力今年四十三歲，他那一頭粗硬的灰色頭髮往往使人感到難以接近。但這會兒，他那全神貫注的樣子就像一個正在玩玩具戰艦的小孩。
我假裝也正忙著，埋頭啃一段難懂的文章。三個月前，我在本地學區得到了一個治療語言障礙的門診醫生的職位。我對這份工作基本上還是滿意的，但同時又暗暗擔心可能錯過了更好的工作機會。這些念頭都是我母親塞進我腦袋的。當我把這消息告訴她，說我戰勝了另外兩個申請同一職位的人而被選中時，我母親說："兩個？就兩個人要這份工作？"
這時菲力從電腦上探起身，留心我起來。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是在擔心我的多發性硬化症，我們把它稱之為我的"健康狀況"，這病雖還沒有到使我全身虛弱的地步，但使我動不動就感到疲勞。"這個週末將會過得很緊張，"他說，"再說，我覺得你也受不了你的表弟寶寶，更何況瑪麗也要去那兒。我的天，這下可好了。"
"嗯。"
"那麼你是非去不可了？"
"嗯-哼。"
他歎了口氣。我們的討論就到此為止。結婚多年來，我們已經學會了避開有關我的娘家、我的責任的話題。因為我們的爭吵往往是由這個話題引出的。我們剛結婚的那會兒，菲力老是說我無論幹什麼總愛盲目地擔心和內疚。我則反唇相譏說他自私，我說，人活著有時總得干一點不痛快或不方便的事。然後他就說，我們非那麼做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已經被娘家擺佈得老是認為別無選擇了，然後又用同樣的方式來擺佈他。後來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苦莎出世了，一年後我的病情又被診斷出來，於是我們爭論的方式也改變了。或許是因為菲力不但對孩子，也對我，至少是對我的健康狀況，產生了一種責任感。我們不再自以為是地為觀念上的差異而爭論不休，那純粹是個人選擇的問題。這樣有關個人選擇的事情就變得難以處理，像抽煙、吃小牛肉和戴象牙飾物一樣，成了一種一旦上手就難以擺脫的負擔。
這些日子，我們爭論的問題越來越小，越來越具體——比如，爭論的不是我們對於紀律的不同態度，而是有關我答應多給苔莎看半小時電視的問題。結果，我們的意見差不多總是接近一致——或許是太爽快了一點，因為我們早已料到意見不一致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我們努力使生活變得更輕鬆、更平穩。但我還是時時感到煩躁不安。說實話，我倒還是希望回到從前，菲力和我爭吵，我則為自己辯解，至少自己確信自己是對的。而如今——比方說今天——我真無法斷定為什麼我非得背起娘家的責任。我決不會對菲力承認這一點，但我已經對這份責任感到厭煩了。我不想見到匡家人，特別是瑪麗。每當我和母親在一起，我總覺得自己不得不用全部的時間來避開腳下的地雷。
所以，或許是因為覺得對不起菲力，或許是因為自己生自己的氣；我一直拖到第二天才告訴菲力，我們得在那兒過一夜——參加杜姨婆的葬禮。
為了那個該死的週末，菲力和我已經決定早早進城安排好住處，或許還帶孩子們去逛逛動物園。臨走前一天，就我們在哪兒過夜的問題，我們和我母親還來了一番客客氣氣的爭執。
"你真是太客氣了，雯妮，"菲力在電話裡向我母親作著解釋，"可我們已經在旅館裡訂好房間了。"我在分機上偷聽著他們的談話，心中暗喜。是我叫他打這個電話，並找到這個借口的。
"什麼旅館？"我母親問。
"一家汽車旅館。"菲力撒了個謊，實際上我們是在凱悅大飯店訂了房間。
"嗨，那太貴了呀！"我母親說，"何必這麼浪費錢呢？你們可以在我這兒過夜的嘛，有的是房間。"
菲力很有禮貌地回絕道："不了，不了，說真的。那樣太麻煩了。真的。"
"麻煩誰了？"我母親說。
所以這會兒菲力正在我弟弟的房間裡把孩子們安頓下來。以前每當我和菲力要去開醫學會議時，就讓她們待在這兒。說實話，有時我們只是說要去開醫學會議，其實是回家幹活，把孩子在身邊時沒法幹完的家務活幹完。
菲力決定讓八歲的苦莎睡單人床，三歲的克利奧睡帆布床。
"這次輪到我睡床，"克利奧說，"外一婆說過的。"
"可是克利奧，"苔莎解釋道，"你喜歡帆布床呀。"
"外-婆！"克利奧趕緊喊我母親來給她當救兵，"外一婆！"
菲力和我待在我的堆滿老式傢俱的房間裡。打從結婚後，我就沒在這兒住過。房間還跟我當姑娘那會兒一樣，沒什麼變化，只不過裡面的每樣東西看上去都特別乾淨：一張雙人床，床腿和床架又粗又重；一張帶圓鏡的梳妝台，鑲著拐木、橡木、樹疤製成的薄本片和珍珠母。真怪，當初我怎麼會討厭這桌子，現在看起來，它做工精巧，還蠻不錯的。我不知道我母親以後是否肯留給我。
我發現我母親在床底下放了一雙中國式舊拖鞋，就是每隻大拇指頭上都有一個洞的那雙。她什麼也捨不得扔掉，興許二十年後還用得著呢。苔莎和克利奧准又鑽進儲藏室翻箱倒櫃，在舊玩具和廢物箱中執拉挑揀了。拖鞋的旁邊，隨地亂放著洋娃娃衣服、水晶石王后冠和一隻蓋上有"我的秘藏"字樣的粉紅色塑料盒。她們甚至把我在六年級時自己做的滑稽的好萊塢式明星又掛到了門上，那上面還有用珠子拼出的我的名字"珍珠"呢。
"老天，"菲力故意用傻乎乎的口氣說，"這肯定比汽車旅館還棒。"我捶了一下他的大腿。他拍打著床上一對很不協調的客用枕巾。這對枕巾還是我們剛從唐人街搬到利奇蒙地區時，匡家送的聖誕禮物，也就是說，至少用了三十年了。
這時，苔莎和克利奧一路打鬧著跑進我們的房間，嚷著要去動物園。菲力準備趁我到丁和花店去幫忙的時候帶她們去。我母親倒並沒說一定要我去幫忙，只是簡短地提到海倫舅媽早就離開花店忙著準備她的大宴去了——儘管花店裡雜事一大堆，明天又要操辦杜姨婆的葬禮。然後她提醒我，杜姨婆總是為我感到驕傲——在我娘家的詞彙裡，"驕傲"的意思跟"愛"差不多。然後她又建議我或許該早點去，挑個好看一點的花圈。
"我五點半回來。"我告訴菲力。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們的床上，然後扳著手指頭算，"還有無尾熊、有刺的食蟻獸和座頭鯨。"我老是弄不懂她從哪兒學來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從菲力那兒？從我這兒？還是從電視上？
"要說-請-，"菲力提醒她，"再說，動物園裡也不會有鯨。"
我轉向克利奧，我有時擔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邊會變得畏畏縮縮。"那麼你想看什麼呢？"我輕輕問她。她盯著自己的腳尖，想了一會兒，最後回答說：
"隨便。"
我回到羅斯巷的時候，周圍的一切已經沉寂下來了。下午灼熱的陽光已經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兩旁週末嘈雜的市聲也沉靜下去了，整條巷子變得十分冷清，光線灰濛濛的，幾乎帶點淡綠色。
街的右面還是那家老的理髮店，是阿福開的，我注意到他還是在用電推子給顧客修剪絡腮鬍子。街的對面還是一連串的住家連店舖，其中一家專替顧客運送祖先紀念物到大陸，賺點服務費。街的盡頭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門，窗子上貼著一張手寫的招牌，聲稱"數字最幸運，算命最吉祥"，但掛在門上的牌子卻寫著，"暫停營業"。
我穿過那扇門的時候，黃色的窗簾沙沙作響。突然出現了一個小姑娘，她雙手按在玻璃窗上，兩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憂鬱。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沒有反應。我覺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屬於這兒的人。
現在我已經來到了離花店沒幾間門面的三福貿易公司，它的貨架上堆滿了各色各樣的能帶來好運的護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記事的時候起，我就管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賣佛教葬禮上用的那些東西，什麼紙錢啦，紙珠寶啦，香燭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進去。我小時候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還以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後來我才知道，在廣東話裡，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據我母親——或者不如說，據她的香港顧客們說，"三福"的發音聽起來像是在開玩笑說"傻乎乎"。
我母親曾說過，"我早就勸他改個名字，那樣運氣會更好些。可他說他的生意已經夠好啦。"
"嗨，珍珠，"我一進門，洪先生就說，"我已經給你母親準備了一些東西，明天葬禮上要用的。你替我帶給她，好嗎？"
"沒問題啦。"他遞給我一包軟乎乎的東西。
我猜，這就是說，姨婆的葬禮將以佛教的方式舉行。儘管她加入第一華人浸禮會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親去世之後，她和我母親就不再參加活動了。無論如何我認為姨婆從來沒有放棄過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災降福的迷信儀式她都堅信不疑。以前每當進她的屋子，我總是愛玩她的祭壇，一個紅紅的小寺廟，裡面擺著中國神像，前面是一個仿銅的香爐，插滿了點燃的香，旁邊供奉著橘子、幸運牌香煙、飛機上出售的小瓶約翰尼牌紅威士。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馬槽上的基督的中國翻版。
此刻，我已經來到了花店門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層樓房的底層，只有一個小型車庫那麼大，看上去又熟悉，又淒涼。紅框店門上的防盜鐵框已銹蝕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寫著"丁和花店"幾個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過去。因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總是黑洞洞、侷促促的，今天也還是那個樣。
所以，我母親和海倫舅媽選擇的地方實在不能說是鬧市區，但看來她們幹得還蠻不錯，從某種意義上說，簡直是棒極了。畢竟，這麼多年來，她們幾乎沒有趕過時髦，也沒有使這地方變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開門，鈴聲叮噹作響。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撲面而來，這種氣味總是使我聯想到殯儀館。室內光線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燈管吊在現金出納機上方，我母親就在那兒，她站在一隻小腳凳上，以便能從櫃檯上照看到外面，鼻樑上架著一副從廉價商店買來的老花眼鏡。
她正在用中文打電話，話說得飛快，一面不耐煩地打手勢叫我進去等著。她的頭髮從後腦直垂下來打成一個結，一絲不亂。今天，這個紐結由於加上了一鬏假髮而變得更加濃密，她管這假髮叫"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場合才戴上它。
實際上，憑她那尖聲的大嗓門和一連串否定詞"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斷定她正在用上海話，而不是用普通話踉對方爭論著。這就嚴重了。爭論的對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鮮花供應商。我母親一面按著計算器上的數字，一面大聲地報著計算結果，好像這些數字就是法典。她按了一下現金出納機上"停止營業"的按鈕，抽屜一彈出，她就抽出一張折疊著的發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開，然後報出一連串數字。
"勿！勿！勿！"她毫不讓步。
這個現金出納機通常被用來存放一些雜物，用我母親的話來說就是"雞零狗碎"的東西。出納機已經壞了。我母親和海倫舅媽初次買下這房子和所有家產時，她們馬上就發現，每當交易額加在一起裡面出現一個"9"字，整個出納機就卡住不動了。儘管如此，她們還是決定留下這個出納機。我母親對我解釋道，這是為了"防盜"。一旦她們遭劫（這類事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生過），強盜只能搶走小抽屜裡的四個美元和一堆小錢。大筆的錢放在櫃檯底下一把破茶壺裡，那茶壺放在一個少了插頭的電爐上，壺嘴已經摔斷過兩次，是用膠水勉強粘上去的。我猜，她們想沒有人會在搶劫商店時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對我母親和海倫舅媽說，強盜決不會相信店裡只有四個美元的。我認為她們至少得放二十個美元在現金出納機裡，這計謀才行得通。但我母親認為二十美元給強盜太多了。海倫舅媽也說要費那麼多錢她會"急出病"來的——既然如此，要這計謀幹嗎呢？
當時，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來證明我的觀點。但轉念一想，有什麼好證明的呢？此刻當我環顧店堂時，我想，也許她們是對的。誰會跑到這兒來搶幾個比公共汽車票錢多不了多少的錢呢？這地方憑它的老樣子就能防盜。
店堂裡還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樣，只不過現在地面已經被磨得又滑又亮。櫃檯上鋪著同樣的裝飾紙，兩邊是綠白相間的竹葉格子花，上面是木紋紙。甚至連我母親正在用的電話機也還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機子，帶圓盤的撥號盤，話筒線是棉包線制的，不能伸縮，也不會捲起來。那麼多年來，石灰牆壁已經泛黃，斑駁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給它增加了裂縫。總之，這地方整個看起來把蜘蛛網的零落和腐葉土的霉味全佔了。
"好，好。"我聽到母親說。看來她已經和那位供應商達成了妥協。終於，她擱下了話筒。儘管我們從聖誕節以後幾乎有一個月沒見面了，但我們還是沒有擁抱和親吻，而去看菲力的雙親或他的朋友時，我們通常是要這麼做的。母親從櫃檯邊走了過來，口中嘟噥著，"你想得到嗎？這傢伙居然騙我！想要我付一筆額外的運費。"她指指腳下的一個盒子，裡面裝的是鉛絲、透明膠紙和一些綠的蠟光紙。"上星期他忘了送來，這可不是我的錯。"
"多少額外的費用？"我問。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驚，想不到我母親會為這幾個美元而大動肝火。
"算了吧，不過三個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這幾個錢！"母親氣沖沖地說，"他在騙我，這是不對的。上個月，他也想再加一筆額外的費用。"我想她准又要開始跟我大講特講她上個月發生的戰鬥了。忽然，門口出現了兩個穿著體面的金髮女子，正朝裡面東張西瞧。
"開開門好嗎？你倆誰會說英語嗎？"其中一個用德克薩斯口音問。
我母親頓時滿臉堆笑，連連點頭，做手勢叫她們進來。"請進，請進。"
"啊，不麻煩你們了，"其中一個說，"你能告訴我們幸運餅乾店在哪兒嗎？"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我母親的臉已經拉下來了，她連連搖頭，說："聽不懂，不會說英語。"
"你幹嗎這麼說呀？"那兩個女人轉身走入巷子時我不禁問道，"想不到你這樣討厭外地遊客。"
"不是討厭外地遊客，"她說，"那餅乾店的女人有一回對我很凶，我幹嗎給她介紹生意？"
"這裡的生意怎麼樣？"我有意把話頭岔開，以免這場談話馬上變成對那個住在街另一頭的餅乾店的女人的全面攻擊。
"要命啦！"她說著，指指店裡的存貨。"這麼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個人就幹了這麼多。"
我看看周圍，沒有流行的插花，也沒有標有拉丁文名字的進口貨。我母親打開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門，那兒以前是放蘇打水和啤酒的。
"瞧見了不？"她說著，給我看滿滿一貨架用康乃馨製成的別在鈕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齊齊地按顏色深淺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紅的，還有大紅的，毫無疑問，是準備今晚給我們大家戴的。
"還有這個。"她接著說。第二個架子上塞滿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隻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櫚葉、一些滿天星花。這類插花可以送給動手術住院的親人。當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還在住院時，送這類花最合適。我父親剛進醫院那會兒和臨死以前就收到過不少這類花。"行俏得很。"我母親說。
"我還做了這個，"她說著，指指最底下的一個架子，裡面有半打供桌上擺設用的裝飾花，"有些是今晚用的，還有些是為一個退休告別宴會做的。"我母親解釋道。大概是見我臉上的表情一般，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爾斯法閣的副經理訂做的。"
她又領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裡她親手做的工藝品。沿牆排著許多葬禮上用的大花圈。"怎麼樣？"她等著聽我的稱讚。我一向覺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裝飾用。
"很漂亮。"我說。
現在她把我領到她最得意最驕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間是整個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幾小時透進幾縷陽光的地方，我母親把這裡稱之為"長期訂戶"，裡面栽著黃薛樹、橡膠樹、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這些都配上紅綵帶，或是為開張誌喜，或是祝生意興隆的。
我母親一向來總是為這些紅綵帶而自豪，她不寫老一套的賀詞，像"吉祥如意"、"福祿長壽"之類。所有用燙金中文字寫的賀詞都是我母親自己發明的，表達了她本人對生與死、幸運與希望的看法，什麼"頭生子有頭福"啦，"結婚雙喜、三喜臨門"啦，什麼"新店開張、財氣沖天"啦，"健康恢復、指日可待"啦。
我母親聲稱，丁和花店這麼多年來之所以生意興隆，全靠了這些綵帶和賀詞。我想，她所說的生意興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來回頭客很多。只不過眼下，為羞怯的新娘和輕佻的新郎訂花的越來越少，為病人、老人和死人訂花的越來越多。
她孩子氣似地笑一笑，然後捅捅我的胳膊。"來，帶你去看看我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驚，隨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開通向花店後間的門，裡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麼也看不見，只聞到一股葬禮上常有的濃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親摸索著拉電燈開關線，終於，屋子裡一下子亮得刺眼，一隻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禿禿的燈泡來回晃蕩著，我眼前出現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閃閃發光，全是用白桅於花和黃菊花紮起來的，紅飄帶從花架子上垂下來，整個看上去就像天國的儀仗隊。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這要花多大的勞動啊！我想像著母親用那雙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亂地拉出散葉，穿進鉛絲頭，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適的位置上。
"這一個，"她指指第一排中間的一個花圈，它看上去和別的花圈沒什麼兩樣，"這一個是你的，我親手寫了輓詞。"
"都寫些什麼呀？"我問。
我母親的手指緩緩地在紅飄帶上移動著，一面用我所聽不懂的中文念著，然後翻譯給我聽，"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歡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蘭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點忘了。"我把從三福店裡拿來的那包東西遞給她，"這是洪先生叫我給你的。"
我母親剪斷繩子，打開包裹，裡面一大疊紙錢，想來是燒給姨婆做天堂的買路錢的。
"想不到你還信這玩藝兒。"我說。
"什麼相信，"我母親說，"這是尊敬。"然後她的口氣又緩和下來，"這裡有一億美元紙錢。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從這邊走吧。"我說著，當我們踏上通向宴會廳的樓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珍珠！菲力！你們來了。"是我表姐瑪麗在喊我。打兩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磯去以後，我就沒見過她。我們等瑪麗穿過宴會廳擁擠的人群。她直衝向我們，給我一個吻，然後摸摸我的臉，放聲大笑，笑她給我帶來的窘態。
"你看上去棒極了！"她告訴我，然後瞧瞧菲力，"真的，你倆都不錯。氣色挺好的。"
瑪麗比我大半歲，今年該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濃妝，戴了假睫毛，頭髮捲成蓬鬆的一團。一條銀狐長圍巾老從她的肩上滑下來，她拉了三次，然後笑著說，"杜給我買了這老古董當聖誕禮物，討厭死啦。"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討厭，既然我們已經進了飯店。但瑪麗就喜歡這樣，她是兩家孩子中的老大，對她來說，顯示自己高人一頭，總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邁克爾！"她喊道，打了個響指，"過來，跟姨父姨媽問聲好。"她把兩個十來歲的孩子拉到身邊，緊抱了一下。"來吧，怎麼說？"他們不情願地看看我們，嘴裡咕噥了幾句，勉強點了點頭。
珍妮芬已經長得很豐滿，眼圈用眉筆描過，顯得又小又凶，她的發頂梳成一條條上翹的小辮子，其餘部分軟軟地垂到後背，整個模樣就像觸了電似的。邁克爾的臉開始出現稜角，下巴上全是粉刺。他們不再可愛了。我不知道將來苔莎和克利奧是否也會變成這個模樣，我是否也會以這種目光打量她們。
"瞧他們的模樣，"瑪麗帶著歉意說，"珍妮芬聖誕節剛剛得到她的第一雙絲襪和高跟鞋，她驕傲得很，不再是媽媽的小姑娘了。"
"噢，媽媽！"珍妮芬叫起來，隨即掙脫了她母親的手，溜進了人群。邁克兒也跟著走了。
"瞧，邁克爾長得差不多和他父親一樣高了。"瑪麗說著，驕傲地看著她兒子離開，"他參加了大學三年級的田徑代表隊，教練說他是最棒的。我不知道他從哪兒繼承了高身材和運動天賦——肯定不是從我這兒，每當我去慢跑，回來總是一拐一拐的。"瑪麗說著，放聲大笑。然後，想起她剛剛說的話，忽然收起笑容，在人群中搜尋起來："噢，杜的父母在那兒，我最好過去打聲招呼。"
菲力緊緊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儘管我們什麼也沒說，但他知道我很惱火。"忘了吧。"他說。
"我會的，"我回了一句，"如果她能忘。她總是這樣。"
菲力和我結婚時，是瑪麗和杜給我們當的伴娘和伴郎，因為我倆本來就是他們介紹認識的。後來我懷了苔莎，他們成了我們最依賴的人。大約在七年前，當我抱怨成天感到渾身無力時，又是瑪麗把我推進了健美班。後來，我感到右腿莫名其妙地衰弱，菲力建議我去找杜看看，當時他是一家運動醫學中心的整形醫生。
幾個月後，杜告訴我毛病可能出在另外地方，我當即嚇壞了，以為他說的是骨癌。他向我保證，他的意思只不過是說他技術不夠，一個人查不出來。於是他把我送到他大學時代的一個老酒友，舊金山醫學中心最好的神經科醫生那兒。經過差不多一年的檢查——我自己說服自己，渾身乏力是抽煙引起的，而右腿衰弱是懷孩子時落下的坐骨神經痛——這位酒友告訴我，我患的是多發性硬化症。
瑪麗聽到這個消息歇斯底里地哭起來，隨後又企圖安慰我，但這似乎使事情變得更糟。有段時間，她經常帶幾個按照"剛剛找到的秘方"做的菜來看我，直到我叫她不要帶為上。後來她又裝出輕鬆的樣子告訴我，杜的朋友向她保證，我的病情真的"相當輕"，說話的口氣就像在談論天氣似的。她還說，我的病對我的壽命不會有什麼影響，我到七十歲還能打高爾夫球，而且能打出標準桿數，只不過我得小心，以免體力和情緒過於緊張。
"所以呀，一切正常，"她興致勃勃地說，"而且菲力會待你更好。此外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我不會打高爾夫球。"我只說了一句。
"我會教你的。"她高興地說。
當然，瑪麗只是出於好意。我得承認，我們的友誼出現裂痕主要是我的錯。我從沒直截了當同她講過，她那過分關心的姿態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當然不會知道，我不需要別人來安慰，我不想讓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補償，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經改變了，你的生活總是在改變，大家認為你得接受這一切，你得變得堅強些或勇敢些，更高興些，更平靜些。但我不想這樣。我只是想跟大多數人一樣生活——為我的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操心，但不要為我是否能活著看到他們畢業而擔心，為我體重減輕五磅而高興，但不要為肌肉萎縮而擔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東西：我要的是忘記。
我最惱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瑪麗談論我的病情。既然他們可能告訴她那個，那麼他們肯定也會告訴她這個：這種病的結果是無法預料的。我可能拖上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惡化，走下坡路，每況愈下，結果我將在輪椅裡度過餘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瑪麗明白這一點，因為我經常注意到，每當我們在路上碰到一個殘疾人時，瑪麗就會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車停到一個已經轉為供殘疾人停車用的車位時，她神經質地笑起來。"噢！"她馬上把車倒回來，"我們當然不需要這個。"
一開頭，我和菲力都發誓，要盡可能一起過正常的生活。"盡可能正常"——這是一句毫無意義的聖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絆倒，我就會對苔莎大吼起來，事後又花十分鐘時間向她道歉，接著又是一小時的辯論，正常人是否會絆倒在這些東西上面。有一次，為了忘記所有這一切，我們到海邊去度假，但我滿腦子想的還是病情。望著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聲問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會像海草那樣衰弱，像螃蟹那樣僵硬。
同時，菲力也經常翻出他的舊教科書讀起來，並且留意每一篇有關多發性硬化症的醫學論文。然後他沮喪地發現自己的醫學訓練尚不足以理解這種病因，這種病只是被描述為"病因未明的"、"變化很大的"、"不可預測的"和"無特殊療法的"。他出席有關神經障礙的醫學會議。有一次還帶我去參加一個多發性硬化症互助會，但我們一看到輪椅就趕緊跑回來了。他給我做他所謂的"每週安全檢查"，測定我的反應，檢查我四肢的力量。我們甚至還搬到一個帶游泳池的房子去住，這樣我就每天都能夠做肌肉訓練。但我們誰也沒提起這樣一個事實，這屋子是平房，沒幾級扶梯，有一個寬闊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話，輪椅可以長驅直入。
我們用暗語說話，彷彿我們同屬一個秘密教派，正在尋找一種治療方式，或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症狀類型，或是尋求解脫持續不斷的憂慮的辦法。最後，我們學會了不談未來，既不提最壞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們也不沉湎於過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還是遺傳因素。我們只關心此時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個煩惱，都使我們有勝利之感——訓練苔莎坐便盆啦、糾正付款單的錯誤啦、找出汽車換檔時嘎嘎作響的原因啦，所有這一切成了我們的日常事務，成了變動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東西。
所以我實在不能責備菲力裝作一切都正常的樣子。我所需要的超過了他所能辦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訴他我真正感覺到的東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總是從驚恐中醒來，恐怕在我睡著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有幾天，我老是為丟了一顆紐扣什麼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覺得非把它找回來，我的生活才能恢復正常。有幾天，僅僅是因為菲力漏買了購物清單上的一樣小東西，我就會認為他是世上最不體貼的男人。還有幾天，我按顏色分門別類整理我的內衣抽屜，好像這樣就能排遣煩惱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覺比較好的幾天，我會記得我是幸運的——這幸運是用新的標準來衡量的。在過去的七年中，我只有過一次大的"發作"，也就是說，我現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煩躁或忙亂的時候。但是我還會走路，還會倒垃圾。有時，我還真的能忘記幾小時，甚至差不多一整天。當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來——常常是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會覺得我是生活在地獄的邊緣，介於生死之間。
這種微妙的平衡總是威脅到我去看我母親時的精神狀態，因為它總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這種可怕的病，而我母親一直蒙在鼓裡。
我本來是想告訴她的，有好幾次我已經計劃這麼做了。在我第一次檢查出病情時，我說："媽，你知道我跟你講過我的腿有點小毛病，還好，感謝上帝，結果不是癌，而是——"
沒等我說完，她就跟我講，她的一個顧客前不久剛剛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訂了多少個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來了，他的臉上長了那種痣，"她說，"我跟他講，去看醫生吧。他說，沒問題，是老年斑——不要緊的。他死的時候，鼻子和臉全爛光了！"然後她嚴肅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奧出生的時候，我和她都平安無事，我又想跟我母親講起我的病情。可她馬上打斷了我，懷念起我的父親來，說他沒能見到他的外孫女。然後她又沒完沒了地嘮叨起來，說我父親不該那樣短命。
我父親死於胃癌，當時我才十四歲。多年來，我母親一直在尋找病因，好像一開頭找到病因，她就能免除這場悲劇似的。
"他是一個多好的好人哪，"我母親歎息道，"怎麼會死呢？"有時她把這歸於上帝的意旨，只不過做了牽強附會的解釋。她說，一定是我父親做了牧師的緣故。"他傾聽每一個人的怨言，"她說，"他把這些怨言全吞了下去，結果自。倒病了。唉！應該１給他換個工作。"
１原文用漢語拼音——譯注。
應該是我母親的口頭禪。應該也就意味著她本來應該改變命運的方向，應該阻止災難的發生。對我來說，應該則意味著我母親一輩子都生活在悔恨之中，永無安寧之日。
我母親為我父親的死因找得越多，她的悔恨也與日俱增。有一次，她把它歸之於環境原因——為我們家廚房重裝電線的電工當時已經得病。"他把病根裝進我們家裡了，"她宣稱，"千真萬確。我剛打聽到那電工也是得癌症死的。當時應該換個人來裝修。"
另外還有一種迷信，我後來把它看作她的九個厄運的說法。她說，她聽人說過如果有八件壞事同時落到一個人頭上，那麼這個人命中注定非死不可。如果你事先沒識破，來不及阻止這八件事發生，那麼第九件事總是致命的。於是她總要琢磨究竟會是哪八件壞事，她應該怎樣警覺，及時識破它們。
如今，聽她各種各樣的假設，宗教、醫學和迷信與她的自己的信念全都攪在一起，簡直要使我發瘋了。她不相信其他人的邏輯——對她來說，邏輯不過是對於悲劇、錯誤和事故的一種狡猾的借口。對我母親來說，沒有什麼偶然的事情。她簡直就是弗洛伊德的中國翻版，或者更糟。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避免的。比方說，上次我到她那兒去，不小心碰落了我父親的遺像，打碎了玻璃鏡框。我母親撿起碎片，嘀咕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我開始以為她不過就這樣說說罷了，但她接著就問我，"你知道嗎？"
"那是碰巧的，"我說，"我的胳膊不小心碰了它一下。"但她的問題也使我的腦子很快轉起來，我的笨手笨腳是否說明我的病情正在嚴重起來呢？對我的病情發表一大套理論，這病是什麼引起的呀，她本應該幹這幹那來防止這病的發生呀。我不想讓她來提醒我。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那麼久，我至今還沒有告訴她這個事實似乎使病情加重了十倍。每當看到她，聽到她的聲音，我總是想到這一點。
瑪麗知道這些情況，這就是我對她生氣的原因——不是因為她不小心說漏了嘴，把我的病情透露出去了，而是因為她告訴了她母親，我的海倫舅媽。
"我不得不告訴她，"她不以為然地向我解釋道，"她常跟我說，告訴珍珠，多去看看她母親，才不過一個鐘頭的車程呀。告訴珍珠，應該邀請她母親搬來和她住在一起，別讓她母親太孤單了。最後，我跟我媽說，我不能讓你知道那些事情。於是她就問幹嗎不？"瑪麗聳聳肩。"你知道我媽就是這麼個人。我不能騙她。當然，我要她發誓不告訴你母親，我說你自己會告訴她的。"
"我能開車，"我對瑪麗說，"可這不是我沒邀請我母親和我住一起的原因。"然後我瞪了她一眼，"你幹嗎要這麼說？"
"她不會說出去的。"瑪麗說，"我要她保證過。"然後她又反唇相譏地加了一句，"再說嘛，你早就該告訴你母親了。"
我和瑪麗並沒有真的吵起來，但打那以後我們的關係是絕對冷淡下來了。她已經知道她可能對我幹下了最蠢的蠢事。因為在這以前她曾經幹過一次，那是在九年前，當時我很信任地告訴她我懷孕了。我的頭胎流產了，我母親老是嘮叨個不停，問我咖啡喝多少啦，說流產是我跑步引起的啦，菲力應該讓我多吃東西啦，等等。所以當我又懷孕時，我決定等到四個月左右的時候再告訴她。但在第三個月上，我犯了個錯誤，把秘密告訴了瑪麗。然後瑪麗又把這消息透露給她母親，而海倫舅媽確實也沒有告訴我母親。但當我母親驕傲地把我懷孕的消息告訴匡家人的時候，海倫舅媽馬上拿出她親手為嬰兒織的黃色小毛衣給我母親看。
甚至在苔莎出生以後，我還是不斷聽到我母親的抱怨，"為什麼你能告訴匡家人，而不能告訴你自己的母親？"她越想這件事就越氣，責備我使她沒了面子："哼！你海倫舅媽假裝一點也不知道的樣子，很吃驚地說，-噢，我不是為珍珠的小寶貝織的，我是怕萬一要用才織的-"
至今，海倫舅媽還沒有把我的病情告訴我母親。但她仍拿我當病人看待。每當我到她家去，她就忙不迭叫我坐下，然後給我找枕頭當靠背。她用她的手掌上下撫摸我的胳膊，問我感覺怎樣，還說她一直來把我當她的親生女兒看待。然後她會歎一口氣，給我透露一點壞消息，彷彿為了抵消她對我病情的瞭解。
"你那可憐的亨利舅舅，上個月差一點被解雇，"她會說，"那麼多預算被削減了，誰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可不要告訴你媽喲。我不想讓她為我們擔驚受怕。"
這樣一來我就很擔心，海倫舅媽會認為她既已經付出了小道消息作為回報，她就獲得了把我的病情透露給我母親的通行證："噢，雯妮，我以為你已經知道你女兒的不幸消息了。"
所以我很害怕總有一天我母親會打電話來，以上百種不同的方式問我："海倫舅媽怎麼會知道的？為什麼你從來沒告訴過我？為什麼你讓我一直蒙在鼓裡？"
到那時，我該怎麼回答呢？
吃晚宴的時候，我們被安排在"小孩桌"上，只不過現在這些"小孩"都已三四十歲了。真正的小孩——苔莎和克利奧——和我母親在一起。
菲力是今晚唯一的一個外國人，雖然在過去的家庭聚會上不乏其例。寶寶的前兩任太太都被海倫舅媽稱之為"美國人"，她說這話的時候好像在提起一個種族群體。她說起寶寶的未來新娘時肯定激動得要命，因為這位名叫王咪咪的姑娘不但是中國人，而且出身名門，家裡擁有三個旅遊公司呢。
"她看上去像個日本人-當我們剛到，被介紹給咪咪時，我母親說道。我不知道她幹嗎要這麼說。在我眼裡，味咪長得怪裡怪氣，還特別年輕。我猜她年齡在二十歲上下，雖然她染過的橘黃色頭髮和穿了孔的鼻子使她看上去顯得年輕。我聽說她正在一家名叫奧利芬的新潮髮廊裡培訓，學做髮型師。而我母親則聽說咪咪干的不過是替顧客洗洗頭髮、整整鬆了的髮夾而已。
寶寶比我上次見他時變了很多，他的頭髮用發膏梳得滑溜溜的，上身穿了一件黑色T恤衫，外罩閃光的仿鱷魚皮西裝。每當他把咪咪介紹給其他客人時，我總是盯著她的穿了孔的鼻子，真不知道她萬一感冒怎麼辦。
"我喜歡的妞怎麼樣？"寶寶隔著桌子對我說，然後舉起香檳酒杯跟我碰了一下，"看起來不錯。我喜歡你這頭髮，又短，又漂亮。咪咪，你覺得珍珠的髮型怎麼樣？漂亮，嗯？"他有一套討好人的本領，就像分發晚會禮物一樣，人手一份。我有時真不知道，假如我對他的瞭解沒那麼深，我是否會更喜歡他一些。
"嗨，菲力兄，"寶寶說道，又倒了一些香擯，"我看，你又重了幾磅。日子過得蠻不錯嘛。也許你已經決定買我給你介紹的那種新音響了吧，拿錢換高分貝，合算著呢。"寶寶在"棒小子"音響店推銷音響和電視機。他推銷有方，能夠使人相信，他們的耳朵和眼睛敏感得很，足以分辨出標準型產品和比它價格高出五百美元的新產品之間的區別。菲力有一回說過，假如讓寶寶放手幹的話，他甚至能把《聖經》賣給什葉派教徒呢。
在我們後面的"大人桌"上，有一位名叫馮路易的男人，人稱"路易舅舅"的，手拿一杯薑汁汽水轉來轉去，到處乾杯，高談闊論。"那麼，咪咪方便得很，"他說，"只要在自己的名字前再加一個K，就得到了一個丈夫！從-王-變成了-匡-１，是不是？"他為自己的笑話得意得大笑起來，然後又轉回到自己那桌去重複他的笑話。坐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太太，艾德娜。這些人多年來一直都到同一個教堂去做禮拜，但他們實際上與匡家或我們家都沒有什麼關係。我想，之所以邀請他們是因為馮·艾德娜是禮拜堂中負責訂花的，她常到丁和花店來買花，當然，是給她八折優惠的。
１按西俗，女子出嫁後即與丈夫同姓，王咪咪嫁給匡家的寶寶，即應姓匡，原文"王"為"WANG"，"匡"為"KWANG"，只相差一個字母K。
海倫舅媽與路易和馮·艾德娜坐在同一桌上。為了今天這個特別的場合，她特意穿了一件粉紅色的緞子旗袍。她那肥胖的身材，被旗袍裹得緊緊的，在下擺處形成褶痕，顯出圓鼓鼓的肚子。每當她探身去續水的時候，腋窩處就繃緊了，我真不知道哪條線縫會先脫開來。她那稀稀拉拉的頭髮剛剛燙過，或許她以為燙髮會使頭髮顯得厚實一些吧。但恰恰相反，她的頭髮使人覺得像油炸過了頭似的，連下面的頭皮都露出來了。
我母親就坐在海倫舅媽的正對面，她穿了一件她自己新做的藍罩衫——實際上，設計者也是她自己，她跟我說起過，"不必用現成的紙樣。"樣子非常簡單，A字形，加上蓬鬆的蝙蝠袖，使我母親瘦削的身材看上去像一面信號旗。
"多漂亮的絲綢呀！"馮·艾德娜對她說。
"是混紡的。"我母親驕傲地告訴她，"可以用洗衣機洗。"這時，克利奧從她自己的椅子上溜了下來，爬到我母親的膝蓋上，"外一婆，我想用筷子吃。"
我母親推了一下桌上的大轉盤，把筷子伸到開胃冷盤裡。"這是海蜇。"我母親解釋道，然後夾了一條在克利奧嘴前晃動著。我見我女兒張開嘴巴，活像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鳥，我母親投了一筷海蜇進去。
"瞧，你喜歡吃海蜇！"克利奧大口大口地咀嚼起來，並且笑了。我母親不禁大聲說，"你媽小時候說，海蜇吃起來味道就像橡皮筋。"
"別跟我說這些！"克利奧突然哇的一聲尖叫起來，嚼了一半的海蜇皮從她張開的嘴巴裡流了出來。
"不哭，不哭，"坐在對面的海倫舅媽忙安慰道，"瞧，這裡還有些五香牛肉，要不要？像漢堡包一樣，可好吃來，喜歡的話，過來吃。"
克利奧委屈地抽泣著，跑過去夾了一片，狼吞虎嚥地吃了下去。我母親一言不發，把臉別到一邊去。
我為母親感到難過，她被她的記憶和我小時候對橡皮筋類東西的偏愛出賣了。想不到一個孩子竟能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傷害她的母親。
那天晚上結果比我預想的還要糟，我注意到，宴會從頭至尾，我母親和海倫舅媽都在有意和對方過不去。她們用中文爭論著，肉是否太鹹了，雞是否太老了，"全家福"裡荸薺是否放多了，干貝是否放少了。我看到菲力盡可能有禮貌地與我表兄弗蘭克聊天。弗蘭克一刻不停地抽著煙，這恰恰是菲力最討厭的。我還看到老家的不是真朋友的朋友們正在向未來的新娘和新郎乾杯，儘管他們兩年內是肯定要離婚的。我木然地笑著，聽著瑪麗和社的閒聊，彷彿我們仍然是最要好的朋友似的。
我看到我母親在很多場合坐在桌邊，就像我想像中的那樣孤獨。我感到我們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使我們無法分擔生活中的許多最重大的事情。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突然，眼前的一切——桌子上的這些插花、我母親對我的童年回憶、整個家庭——所有這一切都好像是一個騙局，既可悲，又真實。所有這些毫無意義的姿勢、積怨長久的誤解，還有這些痛苦的秘密，為什麼我們要保留這一切？我簡直感到要窒息，我想逃走。
一雙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是海倫舅媽。
"不會太累吧？"她問道。
我搖搖頭。
"那麼，來幫我切蛋糕，要不然，我得付飯店一筆額外的小費。"當然，我不知道她又要給我透露什麼秘密了。
我們走進廚房，海倫舅媽把一大塊蛋糕切成一個個小方塊，然後把它們放在一隻隻紙盤裡，她舔掉粘在手上的奶油，把一顆草莓嵌在奶油中間。
"這是舊金山最好的蛋糕，"她說道，"瑪麗從克萊門特街的聖記麵包房買來的。知道這地方嗎？"
我搖搖頭，一面給每隻紙盤插上一把塑料叉子。
"也許，你對自己的病情還知道另外一些情況？"她嚴肅地說道，放下了手中的蛋糕，望著我，等待我的回答。我被她突然轉變的音調嚇了一跳，因為我真不知道她在說些什麼。
"沒關係，"她嚴厲地回答道，然後又繼續切她的蛋糕，"我已經知道了。"
於是她就這樣站在廚房中，告訴我兩個月前她去看醫生的事。一個下雨天她在台階上滑了一跤，頭撞到了扶欄上。那天正好我母親和她在一起，於是馬上陪她去醫院。X光檢查的結果是，沒有傷著骨頭，也沒有得腦震盪，像杜姨婆那樣，還算運氣。但醫生在她的顱骨處發現了一個小黑點，需要作進一步檢查。
"我知道的就這些，"她說著，敲敲腦袋，得勝似地說，"上帝的手指在這兒敲了一下，對我說，時候到了。我長了一個腦瘤。"
我嚇得喘不過氣來，海倫舅媽接著又說，"當然，醫生又作了進一步的檢查來確診，然後他們告訴我，這個瘤是良性的。"她說"良性"這個字的時候，就像在玩賓果遊戲時說B行的第九格似的１，"他們說沒問題，不需要開刀。"
１"良性的"，原文為"BENIGN"，分開來讀發音很像（"九"）。
我出了一口大氣，然後她又說道，"你媽說，運氣了你，一切正常。我的兒女們，還有你亨利舅舅全都說，你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但是你可知道他們實際上在說什麼？"
我搖搖頭。
"瞧。寶寶幹嗎突然說他要結婚？瑪麗幹嗎要飛回來，和全家團圓？她說，大家再聚一聚吧。還有弗蘭克，我還沒催他，他就理了發。"她笑笑，"連你媽也這樣。今天她說，去，去，去忙你兒子的宴會吧，做花圈有我呢。你幹嗎搖頭？我說的全是真的。"
她的臉更加嚴肅了。"我對自己說，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大家一下子都對我這麼好了？怎麼這麼突然？為什麼我的兒女們一下子全都對我這麼孝順了？為什麼他們全都跑來看我？瑪麗為什麼又叫我媽咪了，你媽把花店裡的活兒全包攬去了。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他們知道，他們全都知道我快要死了。他們不說，可我知道，死到臨頭了。"
我把蛋糕放在托盤上。"啊，海倫舅媽，肯定沒事的，既然醫生說是良性的，那就是說——"
她擺擺手。"不必哄我了，我不怕。我不再是小姑娘了，我已經快七十三了。"
"我沒有哄你，"我堅持說，"你不會死的。"
"大家都想瞞我，好吧。他們都希望我臨死前過得好一點，好吧，我也假裝不知道好了。"
我真是給搞糊塗了，我不知道海倫舅媽是真的病了，還只是憑想像誤解了她的兒女們的好意。不過，對她說的每個人的性格一下子都變了，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這很像匡家人一貫的作風，先散佈一個秘密，然後大家都裝出什麼都不知道的樣子。
"別為我擔心，"她說道，然後拍拍我的手，"我真不該告訴你這些，免得你擔心。我跟你說這些只是想讓你明白，為什麼我再也不能替你保守秘密了。"
"什麼秘密？"
她深深地歎了一口氣。"珍珠哪，這個負擔太重了。我心中有塊石頭老放不下，你媽還不知道這事。我怎麼能帶著這個包袱去升天呢？不，珍珠，你必須告訴你媽，告訴她你得了多發性神經病。"
我被她弄得目瞪口呆，連笑也笑不出來，也不想糾正她的錯誤。"這事非常要緊。"海倫舅媽堅定地說，"要是你不告訴她，那麼我親口告訴她——趕在春節前。"她用一種肯定的神態望著我。
此時此刻，我真想搖搖她，叫她別玩這種遊戲了。
"海倫舅媽，你知道我不能把這個告訴我母親。你知道她是怎樣一個人。"
"當然，"她說道，"我瞭解你媽已經五十年了，所以我知道現在是告訴她的最好時機。"
"我幹嗎非得現在告訴她？她得知我們把她蒙在鼓裡只會生氣。"
她皺皺眉頭。"你只考慮到你媽會對你生氣？噴！噴！太自私了。"
"不，我是說，沒必要現在就告訴她。我很好。"
"你以為你能瞞她一輩於？說不定她能活上個一百歲呢。到那時，你怎麼辦，啊？"
"不是這樣的，我只是不想讓她為我擔心。"
"她有權利擔心，"海倫舅媽說，"她是你母親。"
"可她沒必要為無關緊要的事情擔心。"
"所以你才應該現在就告訴她呀，以後就沒事了。"
"可她會想我們幹嗎要瞞著她，她會以為情況要糟得多。"
"說不定她也有秘密瞞著我們呢。"她笑道，然後又為一個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的玩笑而大笑起來，"是啊，你母親有不少秘密呢！"
我感到好像是在做噩夢，在與一個聾子爭吵。也許，海倫舅媽說對了，她是有個腦瘤。也許這腦瘤正在蠶食她的腦子，使她發了瘋。"好吧，"我最後說道，"可不要你告訴她，我自己會說的。"
海倫舅媽不相信地瞧瞧我，"就這麼說定了？"
"說定了。"我輕輕地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在撒謊。
她摸摸我的肩膀，替我摘去我的綠毛衣上的散絲。"珠珍，你穿這顏色很好看。好了，現在不說這些了，我們回去吧。"她端起裝蛋糕的托盤。
"我來端。"我簡短地說。她猶豫了一下，想跟我爭執一番。然後，也許是為了保重自己的身體，她讓我端了。
宴會後，我們回到了我母親的屋子。孩子們又玩開了通常的一套，笑呀，鬧呀，叫呀，最後都睡著了。我打算問問我母親海倫舅媽的腦瘤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後來又認為，這不是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的好時機。我真是累得精疲力竭，所以，在謝絕了母親送來的茶、速溶咖啡和橘子汁後，我站起來打了個哈欠。"我要去睡了。"我說道。菲力給我母親一個道晚安的吻，她僵硬地仰起臉接受了這個吻，然後我們很快逃回我們自己的房間。
"你們帶牙刷來了嗎？"我母親隔著鎖住的房門大聲問道，"你們都刷過牙齒了嗎？"
"帶來了！"菲力回答道，"刷過了！"
"毯子夠了嗎，毛巾夠了嗎？"
"足夠了，"他說道，朝我眨眨眼睛，"晚安！"他大聲回答，然後熄了燈。大約安靜了五秒鐘。
"太冷了吧？可以開暖氣的呀。"
"媽，我們很好。"我有點不耐煩地答道。過了一會，我又換了一種稍為溫和點的口氣說道，"別操心了。睡去吧。"
我屏住呼吸，萬籟俱寂。最後，我聽到她拖著拖鞋叭嗒叭嗒下樓去的聲音，每一個輕輕的足音都踏碎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