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會
——吳精美的故事
一
我爸要我在喜福會的麻將台邊的一方，取代我已故的母親。她已於兩個月前去世。打這以來，這麻將台邊的座位就一直空缺著。爸認為，媽是讓她自己心中的某個念頭折磨死的。
“她頭腦中生出一個新念頭，”父親說，“但不待她能詳盡道出，這個念頭已迅速地膨脹著，乃至最終大爆炸。這必是一個壞念頭。”
據醫生說，她是歿於腦動脈瘤。她的喜福會裡的朋友們說，她去得很快，就像只兔子一樣“嗖”一下就不見了。本來，母親已與她的朋友約定，下一輪的喜福會聚會，將由她做東。
在她去世前的一星期，她還挺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上次在林阿姨家的聚會中，她煮了一鍋赤豆湯，這次我可要煮一鍋黑芝麻羹給他們嘗嘗。”
“別誇耀了。”我說。
“我沒有誇耀。”她說，“這兩種湯差不多是一樣的。”“差不多”，或者她的真正意思是要說“不同”，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這是中國式的咬文嚼字，一種措辭的技巧——這其實是在混淆某種基本概念，在中國，十分注意措辭和用詞，盡量使之婉轉，這一套我是永遠也學不會的。
二
母親在1949年我出世前兩年，就開始有辦個舊金山喜福會的念頭的。就是這一年，我父母帶著一只破殼皮箱離開中國，皮箱裡裝滿的，只是一箱漂亮的絲綢衣服。
直到上船之後，她才向父親解釋道：實在來不及再往裡面塞其他物品了。盡管如此，父親還是徒勞地在一大堆涼颼颼的絲綢間胡亂掀動，企圖尋找他的棉布襯衫和羊毛褲。
等他們抵達舊金山，父親便令她藏起那些亮晃晃的衣服。從此，她就者穿著那件棕色格子的中裝，直到難民收容團體送給她兩件舊衣服。然而這些衣服都是美國人的尺寸，穿在她身上晃蕩晃蕩的。這個難民收容團體是由該地第一中國浸禮會的一群白頭發美籍太太們發起的。由於接受了她們的施捨，我父母就只能聽從她們的勸導開始上教堂了。當然，她們的勸導十分實惠中肯，但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每周三晚上的讀經班及周六早上的合唱練習，都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英語程度。就是這樣，我父母得以認識許家、龔家及聖克萊爾家。我母親能感覺到這些女人們也各自有她們的隱痛，她們遺失在中國的夢幻和希望。然而她們蹩腳的英語，很難使她們將此一吐為快。或者說，至少，我母親，已從她們的漠然惆悵的臉上，讀出了什麼。因此，當她向她們建議，發起喜福會時，她們立即就贊同了。
喜福會這一名字，起緣於我母親的第一次婚姻，那還是在日軍占領桂林前。所以一提到喜福會，就會使我想到她的桂林故事。每當她把碗碟擦干淨，塑料台面也已擦拭了兩個來回，而父親已開始將臉躲在報紙後面，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的黑貓牌香煙——這往往是一種“不要打攪”的警告，這便是她覺得無所事事之時，於是，她便會對我講起她的往事。這個時候她總會拉出一箱舊毛衣，那是我們在溫哥華的一個從未見過面的親戚送給我們的。她從中撿出一件毛衣拆開底邊，從中抽出根毛線頭，隨後，以一種破竹之勢，毛線衣很快地化成一根彎彎曲曲的毛線，而她的故事，也以同樣的節奏傾瀉出來。數年來，她重復講述著同一個故事，只是故事的結局，一次比一次黯淡，猶如她自己生活中的一道濃重的陰影。而今，這道陰影，也滲入到了我的生活中。
三
我母親總是用中國話開始她的敘述：“我在還未去桂林前，就夢見它好幾回了。
群山環繞中，一條小河蜿蜒而過，河上漂著青色的浮萍。天幕上襯著鋸齒般的山巒，層層疊疊的，白雲繚繞其間。如果你在河面上漂浮，僅以浮萍果腹，也能毫無難色地爬上山峰。如果你不慎滑跌下來，也只是墜入一張柔軟的浮萍織成的大床上。一旦你爬至頂峰，你會因眼前袒露的一切而欣喜若狂，它會滌淨你的一切煩惱不快，掃盡一切醃臢之氣。
“在中國，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說，人人都夢想著桂林。然而我到了那裡，才發現，我的桂林夢竟是那般小家子氣，我的想象力是那樣狹窄貧乏。當我看見真正桂林的山巒，我笑了，同時也顫抖了。這些山巒，活像大堆妄圖跳出油鍋的煎魚。
山與山之間層層疊疊，影影憧憧，似沒有個盡頭。然而只要雲層稍稍移動一下，這些山巒突然又變了，有時會像一群逼近的象群。你能想象嗎？山腳滿是神秘莫測的窯洞，洞裡是奇形怪狀的鍾乳石，猶如石雕的卷心菜、冬瓜、蘿卜和洋蔥，真是你想象不出的千姿百態，好比一個石頭雕成的大花園。
“但我來桂林，並不是為了游山玩水，我已無暇去領受她那旖旎的風光。我男人，把我和兩個嬰兒帶到桂林，是為了躲避戰火，他以為這裡安全些。他是個國民黨軍官，當他把我們安置在一幢二層樓房的小房間裡後，便只身一人去了重慶。
“我們知道日本人步步挺進，國軍節節敗退，盡管報上從來不這樣說。每日每時，都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擁進城裡，簇擁在人行道上，四處尋覓棲身之處。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有富人有窮人，有上海人，廣東人，北方人，而且不只是中國人，還有外國人，有傳道士，也有和尚尼姑。當然，也有國民黨官兵，他們以高人一等的姿態自居。
“這簡直成了個大雜燴。如果不是因為日本人，這麼些人雜集在一起准會打個落花流水。你想想看：上海人和北方的鄉巴佬，銀行家和理發師，黃包車夫和緬甸難民……大家互相不買賬。哪怕人人都往人行道上隨地吐痰，大家都在屙肚子，身上都散發著一樣的濁臭，可人人都在抱怨別人身上的體臭，唯獨嗅不到自己身上的氣味。哦，我最恨那些美國空軍官兵了，他們那種‘好吧，好吧’的洋腔中國話讓人聽了會忿怒。然而最糟的是北方鄉巴佬，他們用手挖鼻孔、擤鼻涕，又用那擤鼻涕的手去推搡旁邊的人，齷裡齷齪的。
“因此你能想象，桂林對我很快就失卻了她的種種魅力。我再不想去爬山，盡管它們是那麼可愛。我懷疑那些山已被日本人踐踏過了。我整天就呆坐在房內的暗角裡，一手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嬰兒，雙腳總是處於緊張的戒備狀態；只要空襲警報一起，我便像動物般直奔山洞裡。但你不可能長久停留在黑暗中的，用不了多久，你的內心即開始萎靡，你會渴望光亮，在巖洞裡聽得到外面震耳欲聾的轟炸聲，然後礫石雨點般劈頭蓋腦地傾覆下來。坐在巖洞裡，我再也不去欣賞鍾乳吊花和石頭花園，我只是盯著洞頂——一座遠古時期的山巒的底部出神，它很可能就會從我頭頂上坍下來。你能想象嗎？生的希望，既不在洞裡，又不在洞外，也不知究竟在何方？完全是一種郁悶而無望的等待。
“因此一旦轟炸聲遠去，我們便像剛下地的小貓崽一樣，抓著扒著擁上回城的道路。我常常十分詫異地發現，那映著燃燒的天際的山巒，竟然還是完好如初，毫無損傷。
“令我生出發起喜福會這念頭的，是在一個酷暑煎人的晚上。那天熱得連飛蛾都給暑氣熏昏而墜在地上，它們的翅膀幾乎要被潮濕的暑氣蒸熟了，以至再也無力掀動。反正，處處都散發著渾濁的臭氣，沒有一間房間可以吸到一點清新的空氣。
那令人翻胃的臭氣，從樓下陰溝裡泛出來，往四下彌散，直沖著二樓我的窗欞。它們無孔不入，甚至我的鼻孔也遭了殃。整整一個通宵，陣陣尖銳刺耳的嚎叫聲沒有平息過，不知是農民在殺豬，還是哪個當官的，在當街痛打擋他道的倒霉的鄉巴佬。
我也不想去窗口看個究竟，即使看明白了，又關我什麼事？就是這一瞬間，我摹地感覺到，我不能老這樣下去，我必得做點什麼來讓自己分分心，得找點什麼消磨消磨時光。
“我便生出了這樣的主意：邀集四個女人來打麻將。我很明白要邀的是怎樣的人：她們大都像我一般年輕，有生氣。她們中一位是像我一樣的軍官太太，另一位是個上海有錢人家的小姐，她的儀態非常好。在逃難出來時，她隨身只攜帶了一點點錢。還有一位是南京小姐，她長著一頭極濃密的黑發，我還從沒見過這樣黑、這樣濃的頭發，她的家庭地位較低，然而她為人很是活潑可愛。她曾與一個老頭結婚，後來那老頭死了，給她留下一筆足以讓她養尊處優度日的財產。
“每星期我們輪流做東。輪到的女主人，必須准備一些特別的可以討口彩的食品——如可稱作金錢餅的燒餅，俗稱長壽面的面條一，隱喻得貴子的落花生，還有，人稱福橘的橘子。
“看，以我們菲薄的經濟力量，卻能吃上這麼好的東西！我們不在乎金錢餅裡的餡是爛水果捏成。而所謂的福橘，皮上滿是斑斑的霉點。我們所吃有限，倒並不是因食物不足而存心節省，而是因為實在吃不下了。打從聚會日的大清早起，我們便開始飽口福了。大家心裡都明白，我們是幸運的，全城可以像我們生活過得這般奢侈的，實在是微乎其微呀！
“口福飽了後，我們便把錢裝滿一大碗放在顯眼之處，隨後各人在麻將台邊各就各位。我的那張麻將台，還是從我老家搬來的，用的是一種質地上乘的紅色木料，當然不是你們見到的那種玫瑰木，而是紅木。這是一種十分華貴的家具，可惜在英語中，找不到合適的專用名詞來表示它。桌上鋪著一層厚厚的墊襯，以使麻將牌倒上去時，只聽見象牙塊互相碰撞的悶悶的‘噗噗’聲。
“打麻將時，大家都聚精會神的，沒有人講話。除了吃牌時發出的一聲短促的‘碰’或‘吃’，大家都鴉雀無聲，人人都想爭當贏家。但打了十六圈後，我們又要飽口福了，以討點好口彩，沾點牌運。吃完了，我們便開始天南地北地談天，直到天亮。我們講故事，懷戀著那過去的好時光，憧憬著將來的好時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麼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們都笑個半死、一只雄雞闖到房裡，跳在一只碗頂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進屋時，已是靜靜地躺在那只碗裡了，還有一個小姐，給兩個朋友發了情書，其實，那兩封信都是寫給一個人的；此外，有個傻乎乎的外國婆娘在上廁所時，被一聲爆竹聲嚇得昏了過去。
“人們指責我們每周一次的聚會。當城裡眾多百姓以老鼠充饑的時候——到後來，連老鼠自己都無處覓食，只能吞食垃圾——人們認為我們都中了邪了，甚至在我們自己都面臨著家庭崩潰，妻離子散的陰影時，竟還有心思談笑自若。
“其實，並不是我們對痛苦視而不見，麻木不仁。我們也在擔驚受怕，我們也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麼叫失望？所謂失望，是對那早已不存在的東西，還期待著它回歸，或者說，不過是延長著那些難以忍受的折磨。當你家的房子被燒了，連同你的父母親，都一起燒死了，你還會想念一件掛在房子壁櫥裡的，你十分心愛的大衣嗎？當電線桿上掛著殘存的人手和人腿，餓狗滿街出沒，到處亂竄，它們爪子裡，還拖著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這時，你的頭腦還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們捫心自問，與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樂樂地迎接滅亡，這又有什麼錯呢？
“因此，我們決定把每周一次的聚會，變成過年一樣的節日，令每一周都有一個機會可以忘記過去。我們不讓自己想到任何不快與憂愁，就是要吃喝玩樂，自尋快樂。我們賭錢，講最美好的故事。每個星期，我們都期待著一次歡悅，這種期待，成了我們唯一的快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將自己的聚會命名為‘喜福會’了。”
我母親，通常總是以樂觀的口氣來結束這個故事。她老愛炫耀自己的牌藝是如何高超。“我手氣好，總是贏家。人家開玩笑地稱我為‘賊門檻’，”她說，“我贏到手好幾萬呢。但我並未發財。那個時候，鈔票不值錢，連草紙都不如。我曾說過，一張票面為干數的鈔票，還不夠揩一次屁股呢！”
我從來只認為，母親的桂林故事，不過是個中國神話而已。故事的結局，也常常是多變的。比如那張票面上千的鈔票，她說，用它買來半杯米，將米煮成一鍋粥，然後用這鍋粥與別人換來兩只豬蹄，又再將兩只豬蹄換成六只雞蛋，六只雞蛋後來又孵出六只小雞……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斷得到發展和補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買架半導體收音機，她沒同意，於是我就生了一個鍾頭的悶氣，一聲不吭。她便說了：“你為什麼總要惦記一些你從不曾擁有過的東西呢？”於是，她將桂林故事的另一個結尾給我講開了。
“一天早上我家來了個軍官，”她說，“他是來通知我立即去重慶我丈夫處。
我明白他是要我離開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們這些軍人家屬可是沒好果子吃的。可叫我怎麼去重慶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發車了。虧得那位南京小姐，她通過一個熟人，為我搞到一輛運煤的獨輪小板車。
“我把行李，還有那對雙胞胎孩子，都放在獨輪車上。就在我推車離開桂林的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難的人群中，不時傳來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後一天，國民黨詞嚴義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的，是受國軍保護的。就在當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後，滿街還散亂地丟棄著關於報告國軍大捷的號外，而它們上邊，則躺滿著無辜者的屍體，就像砧板上的魚一樣，橫七豎八的。他們多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慘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們一直對國軍懷著希望。結果你看，連命都丟了。聽到這樣的慘聞，我只是咬牙趕路，步子越邁越急。每跨一步，我就們心自問：他們是不是很笨？他們這算不算有勇氣？
“我急急地往重慶方向趕路，直到車輪終於報廢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張華麗的紅木麻將台。那時連哭都顧不上了。到後來，我就將圍巾結成兩個吊袋環搭在肩頭，兩邊各兜著一個孩子，兩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邊是衣服，另一邊是吃食。我提著它們徒步趕路。走呀走呀，手腕處被勒得血肉模糊，鮮血順著手腕淌到掌心，滑膩膩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東西了，於是，我松開了左手，又松開了右手……
“沿途，人人都是這樣，放棄了手裡最後的希望。路面猶如是珍寶砌成，價值連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錦緞、古書、祖宗尊像、木器家具……還有整籠的小鴨。它們起先還呷呷地叫個不休，後來，終於安靜下來，最後，竟是紋絲不動了。一路上還有人們扔下的銀器。但精疲力竭的人們，對這些眼睛都不掃一下，絕望的人們對什麼都不會動心。最後，待抵達重慶時，我已是子然一身，兩手空空然，除了套在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綢衣。”
“子然一身？”我緊張地喘著氣，懷疑著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那……兩個孩子呢？”
母親頭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這個故事已經沒有“以後”了。“你的父親不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兩個孩子中的一個。”
話再說回來，今晚的喜福會活動在許家。我一進門，第一個見到的，卻是我爸。
“她來了，從來是不守時的。”他對眾人宣布似地說。這話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早已到齊了。七家人家的成員，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們緩緩地把視線轉到我身上，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三十六歲的大孩子。
我極力讓自己鎮靜自若。上次見到他們，還是在我母親的葬禮上。那時我悲痛欲絕，幾近不能自持。他們必定會嘀咕，我這樣的一個人，怎能取代我的母親呢？一個朋友曾跟我說過：我長得很像母親，舉止文雅，有著小姑娘般的清脆悅耳的笑聲及嬌嗔的睇視。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這話告訴母親，她卻似受了侮辱般申辯著：“你與我差遠了，你對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沒有！那怎麼可能像我呢？”她說得對。因此在喜福會，我怎能勝任做我母親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頷首招呼過後，並徑自過去站在父親身邊。
通常對這些家庭的朋友們，我都是以“叔伯姨”１相稱。
爸正在看龔家最近在中國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說著，他指著旅游團站在寬闊的石台階上的團體照。這張相片一點也沒顯出什麼中國的背景，倒像是在舊金山或其他什麼城市照的。但父親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瀏覽著這些照片。其實他從前並不是這樣，他以前是很仔細很頂真的。但不知什麼時候起，他變得不一樣了。
我想，那是因為母親故世的緣故吧。
“看這一張。”他說著，手指著一張說明不了什麼的照片。
１西方人通稱先生太太。——譯者注
許家的居室裡，總是彌漫著一股濃重的油膩味。在小小的廚房裡烹飪太多的中國菜，油氣就很容易積澱起來。我至今記得，每每母親上別人家或餐館時，總會皺著鼻子輕聲地，卻又說得人人都聽見：“我都覺得鼻子給油氣黏住了！”
我已有好幾年沒上許家了。但那間起居室還是與我記憶中的一樣，絲毫沒有變動。自從安梅阿姨和喬治叔叔，在甘五年前從唐人街搬到這落日區後，他們便置買了一套新家具。還是那套奶黃塑料貼面，保養得還有幾成新的家具。也還是那張青綠色的蘇格蘭布的轉角長沙發，和富有殖民時期風格的桌子，是槭木質的，吊燈還是那盞有裂縫的贗品瓷器，只有那卷廣東銀行贈送的掛歷，是每年調換的。
這些家具我都記憶猶新。因為在我們小時候，安梅阿姨從來不讓我們觸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蓋著塑料布。每逢喜福會的活動日，我的父母便帶我一起去許家。因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這裡有這麼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會發生諸如撞疼頭跌痛腳的事。
“你得管住他們，”我母親這樣對我說，其含義就是，如果有誰摔破皮，或者燙傷啦，不見了，打碎什麼了，把什麼給弄髒了，不管是誰，反正都是我的過失。
那時，她和安梅阿姨都穿著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領中國式衣衫，前胸繡著花卉，這樣的衣服對真正的中國人來說，是太時髦了，而在美國的聚會上穿，又顯得太古怪。
那時，在母親還未與我講述過桂林故事時，我想象中的喜福會，是一個有著特殊儀式的社團，好比三K黨的集會及電視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禮，反正有著一套神秘古怪的儀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顯得很平常。喜福會的阿姨都穿著長褲，配著色澤鮮艷的花襯衫和式樣各異的、結實的跑鞋。我們圍桌而坐，餐桌上端，垂著一盞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燈。喬治叔叔戴上雙光眼鏡，開始宣讀會議記錄：
“我們賬面上資金為24，825元，約每對夫婦為6206元，每人約3133元，賣出隆巴羅股票損蝕其中的6又3／4，買進一百股斯密史國際股票，這裡要感謝琳達和丁童為我們吃進這批股票。噴，赤豆湯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會聚會，我們不得不暫停一次。很遺憾，我們親愛的朋友素雲離開了我們，向坎寧·吳全家表示慰問。喜福會主席、書記喬治·許謹告。”
我原以為，大家會談及一陣我母親，念叨著她的種種好處。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讓我在麻將台上替代母親，以作為眾人的一種寄托，繼續母親的得之於桂林那個暑夜的啟迪。
不料，眾人只是冷淡地點點頭表示對合約的贊同，這其中也包括我父親。在我，卻似覺得，某些新鮮事，已填塞了母親所留下的空缺。
這時，安梅阿姨緩緩起身去廚房准備吃食，而琳達姨，母親最要好的朋友，則踱到那青綠色的沙發前坐下，交疊著手，看著那些還圍坐在餐桌邊的男人們。映映阿姨——幾乎每見著她一次，就發現她增加了幾條皺紋，則從編結袋裡拿出一件小小的藍衣服開始忙活了。
喜福會的叔伯們開始談論著他們感興趣的股票。傑克，即映姨的弟弟，頗為熱衷加拿大某金礦公司發行的股票。
“這是對付通貨膨脹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兩面光。”他挺有權威性地說。在這些人中他的英語最好，聽不出什麼生硬做作之處。這些人中要數我媽的英語最糟糕，而她總強調，她的中文是眾人中最好的。她會講一口標准的國語。
“今晚還打麻將不？”我湊著映姨的耳朵大聲問，她有點耳背。
“再過一會，”她說，“待午夜以後。”
“太太們，請過來一會好不好？”喬治叔叔招呼著大伙。
當大家一致同意認購加拿大金礦的股票後，我便去廚房問安梅阿姨，為什麼喜福會要做股票生意。
“我們一直打麻將，贏家將錢拿進，可贏的，卻總是這幾個人，而輸家，也老是那幾個。”安梅姨說著，一邊包著餛飩。她夾了一筷拌著姜絲的肉餡放在薄薄的皮子上，手指簡單地一陣撥弄，這張皮子就被捏成一頂護士帽般的形狀。“當有幾個叉麻將的高手在場時，你就不會有好運氣了。因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們就決定投資股票市場，那可不管什麼技巧，只講運氣。這一著，你媽也贊同的。”
安梅阿姨數了數堆著餛飩的盤子。她已經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八個人每人吃十只，還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語一番後，又開始包了。“大家都變聰明了。如今，我們都能公平地平攤輸贏。我們去股票市場尋覓福氣，在麻將牌裡尋覓樂趣。麻將台上的輸贏數目很小，贏家拿進鈔票，輸家則拿餐桌上余下的菜餚，皆大歡喜。聰明嗎？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餛飩越來越多，她做得飛快熟練，似乎根本不用費什麼心思。
我媽過去一直就是這樣數落安梅阿姨：她從不認真思考她正在著手做的事。
“她一點不笨，”有次媽對我說，“就是沒膽魄。上禮拜我幫她出了個主意，我說，我們去領事館替你兄弟申請個身份證吧。她一聽，便火燒眉毛般立時三刻就要去辦。過後，卻又聽到她對別人抱怨著：‘誰知道人家的底細？’當時那人就跟她說，她這樣做，會給她在中國的兄弟惹麻煩的。他還說，美國工業聯邦政府會因此把她列入某種名冊裡，令她以後在美國也會遭到某種麻煩。比如，他們不會讓你享受房屋貸款，因為你兄弟是個共產黨員。我就對她說：你怕啥。你已經有了一幢自己的房子了。但她還是膽小。”
“別看安梅阿姨整日價這般忙忙碌碌，”我媽說，“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忙點啥。”
我現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個七十多歲、矮個頭慪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歡，邁著瘦骨伶仃的雙腿忙碌著。她有老年婦人那種平坦而柔軟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麼，以至引起我媽對她如此苛求。其實豈止安梅阿姨，其他朋友，乃至對我爸、媽都覺得有種種的不夠、缺陷和失調。她向來以“五行”的缺損來衡量周圍的人。
對“五行”的理解，則是據她自己對有機化學的理解。她跟我說：
“火”太盛，則脾氣大，比如我爸。媽常常要指責他抽煙的陋習，為此，常惹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現在他之所以常對媽覺得內疚，一定是自覺當時，從來沒有好好聽聽媽憋在肚裡的話。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會有主見，耳朵皮太軟，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學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轉向藝術，隨後，當上個小小的廣告代理商的秘書，這時無論是我的生物課還是藝術課，都只是半途而廢。而現在，又當上個自由撰稿人。
從前我從不在意她那一套，將此作為是中國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適合中國的社會環境。二十多歲時，我選讀了心理學，我便試圖說服她，不要對人太苛求，這不是一種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專門研究人的心理的學校說過，”我說，“父母不要老是批評孩子，相反，卻應多多鼓勵他們。要知道，人們之所以起而奮之，就是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當你只是一味地批評，似乎就意味著，你希望的只是失敗。”
“毛病就是出在這裡，”媽這樣說，“你從來就起不來，懶得起而奮之，那怎麼能迎合別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飯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鍋熱氣騰騰的餛飩，快樂地吆喝著。桌上堆著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裡的聚會一樣。爸正在替自己夾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號的鋁鍋內，四圍擱著小塑料包醬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從克萊門街買來的。餛飩散發著誘人的香味，面上飄著一層蔥花。還有一大碟炒雜燴，帶甜味的烤豬被切成硬幣般大小，還有那種被我稱為“手指”的好東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裡面的餡子是各不相同：有豬肉糜、牛肉糜、蝦仁，還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媽常常加工的“營養口口。
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觀！好像人人都處在饑餓狀態，一個個狼吞虎咽。
那烤豬肉，被他們一塊接一塊地送入肚中。他們與桂林的那些女人們到底不一樣，他們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們吃得很快，完了，男人們便起身離座。於是，似約法三章般，女人們留在桌子邊，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餚吃完，然後，把碗碟端進廚房堆在水槽內，再依次洗手，她們用力地搓擦著雙手。也不知是誰發起這樣的儀式。我也跟著把盆碟放入水槽內，然後洗手。女人們正在談論著龔家的這次中國之行，她們邊談邊向公寓後面走去。另一間房裡，喜福會的叔叔們早已在撲克桌邊就座。那裡原是許家四個兒子的臥室，那些寢具箱和油漆剝落的梯子至今還放在裡面。喬治叔叔正在發牌，手勢之熟練，就像在賭場裡混跡過似的。父親拿出黑貓牌香煙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們來到後房，這以前是許家三個女孩子的臥室。我們自小一起玩耍，現在她們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們房裡來玩耍。一切似乎都沒改變，除了有一股濃重的樟腦味。我覺得，似乎羅絲、露絲和蓋麗絲，立時會走進來。白色的線織床罩磨損得幾乎成半透明狀。那陣，羅絲和我兩人常愛躺在上面邊談論著男孩子，邊撥著上面的小穗子。什麼都保持著原狀，除了房間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將桌。桌邊是一盞黑桿落地燈。桿上挑起三盞蛋形的聚光燈泡，猶如一棵寬葉橡皮樹。
並沒任何人指點我：“喏，這就是你媽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還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種感覺，這張靠門口的座位，就是我媽的。那是桌子的東首。
東方，是萬物起始之源。我媽說過，這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是風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側入座，然後把麻將牌往綠呢桌面上一倒，說：“洗牌。”大家伸手抹著牌，骨牌互相撞擊著，發出悶悶的嘩嘩聲。
“你的牌藝有你媽好嗎？”坐在我對面的琳達阿姨，繃著臉問我。
“念大學時，我曾和幾個猶太人稍稍玩過。”
“噢，猶太麻將！”她不屑地拉長著聲音。“那完全不一樣。”我媽也常這麼說，但她從不解釋為什麼。
“或許今晚我不應該就上桌子，我應先在一邊看看熟。”我提出來。
琳達阿姨生氣了，覺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們總共只三個人，怎麼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腳，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來了她的兄弟。你父親把你叫來，也是因為同樣的道理。”
我曾問過母親，猶太麻將和中國麻將究竟有什麼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卻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將玩法的不同，還是對中國人和猶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兩碼事，”她用英語作著解釋，“猶太麻將只需記自己手裡的牌，玩猶太麻將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於玩中國麻將，”她說，“你必須好好動腦筋，這裡非常講究技巧，你得記住別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會出牌，那就變成像在打猶太麻將，這有啥勁？腦筋也不用動，只須冷眼看著人家出洋相。”
她這樣解釋，使我覺得，正像我們經常各人講各人的，我講我的英文，她則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問琳達姨：“猶太麻將與中國麻將到底不一樣在哪裡？”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著，“難道你媽從沒跟你講過？”
映姨拍拍我的手：“來，好姑娘，學著我們，喏，把牌堆成四塊牆。”
我跟著映姨把牌堆起來，同時不住地偷眼注意著琳達姨，她手腳最快。我的手腳也不比別人慢。映姨開始擲骰子，琳達姨是東風，我則是北風，最下家，映姨則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後再擲骰子，根據骰子上的點數，來決定麻將列上抓牌的切割處。我開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還有好幾對萬子，其他零星的雜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媽的麻將打得真好，都成專家了。”安梅姨一邊篤悠悠地理著牌，一邊說。
每排列一張牌，她都慎重地掂量過。
現在開始了。大家一邊從容地抓著牌，一邊開始聊天，有一搭無一搭的。她們用她們自己特殊的語言談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們自己的中國方言。映姨講起她買了半價的毛線，好像就是街上挑來的便宜貨。安梅姨則誇耀著自己給女兒露絲的小毛頭織了一件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為，這是在店裡買的。”她得意地說。
琳達姨則講到，她怎樣對一位售貨員大光其人，因為他竟不讓她退一條拉練已壞的裙子。“吃！”她一邊撈進牌，一邊還余怒未息地說：“我都給氣死了。”
“哦，琳達，你並沒有死，你還好端端地坐在麻將台邊呢。”映姨挪榆著她，一邊咯咯地笑著。琳達姨突的一聲“碰！”然後啪啦一聲，她把牌往台上一攤，“和啦！”她一邊數著自己的“段頭”，一邊訕笑著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時沒人講話，一片靜默，我不禁覺得有點厭煩，而且也累了。
“呵，告訴你們一件事，”映姨冷不丁開口，她的嗓門很大，把大家都嚇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這樣讓人捉摸不透，有點自說自話。媽就常這麼說她：“映姨倒不是聽不到什麼，而是她根本難得傾聽什麼。”
“上禮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兒子給抓進去了。”映姨的口氣，頗有點為自己的消息靈通而得意。“那是張太太在教堂裡對我說的。說人家發現，他汽車裡藏著大量電視機。”
琳達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個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攤上這麼個不肖之子。現在想起來，她講這話，也是為著顧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難堪。兩年前，安梅姨的兒子因盜賣汽車音響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認真琢磨什麼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國，現在幾乎人人都有電視機。”琳達姨換了個話題。“我們在大陸的親戚，家家都有電視機——不單是黑白機，還有彩色和遙控的。他們什麼都有，因此當我們問，需要帶些什麼回去時，他們則說什麼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們就足夠了。但不管怎麼總得帶點什麼回去，比如錄像機和索尼的‘行路人’，給小孩子們玩玩嘛。盡管他們說不用啦，但我想他們會喜歡的。”
可憐的安梅姨，這時更似在苦思冥想著她的牌，一個勁地挨次捏摸著她的牌。
我還記得媽跟我談起過許家三年前的中國之行，那次安梅姨幾年來好容易積攢下來的兩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個精打光。我媽見識過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裡塞滿了各種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軟糖。而另一只箱子則塞滿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嶄新的。有色彩鮮艷的加尼福尼亞式的海灘裝，壘球帽，寬緊腰的棉布短褲，投彈手外套，斯丹福T恤和水手襪。
我媽曾勸告她：“誰要這種華而不實的玩意？他們只需要錢。”但安梅姨卻說她的兄弟很窮，相比之下，她卻富有多了。因此，她還是堅持帶著這麼一堆東西及省吃儉用攢下的兩千塊錢去中國了。當他們所在的旅行團最後抵達杭州時，她在寧波的全部親友，都擁至杭州去接他們，這裡不只包括安梅姨的小弟，還有弟婦的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一個遠房的堂妹及堂妹夫及那妹夫的叔父，他們各自還帶了岳母和孩於，甚至他們村裡的那些沒運氣有海外關系的朋友，一大群人都擁到杭州。
正如我媽說：“安梅姨在沒到中國前，曾以為她將給她弟弟帶去財富和幸福，將讓她弟弟在中國過上生活水平中等的好日子。然而待她回來後，則哭喪著臉說：人人都伸手向她要這要那，她是旅游團裡唯一給洗劫一空而離開的一個成員。”
我母親的估計給證實了：不會有人要那種T恤和花哨的衣服，那些糖果給拋在空中不及落下就不見了。當箱子給掏空時，那些親戚還在一個勁問：“還有什麼？還有什麼？”
安梅姨和喬治叔叔被敲詐掉的不僅僅只是價值兩千美元的電視機和冰箱，還有計六個人在環湖賓館一夜的房錢，在餐廳的三桌外賓規格的筵席，以及給每位親戚的三份特殊禮物，最後，還把五千元外匯券“借”給一個堂妹的“小叔”，他說要買一輛摩托，然而這人最後連錢帶人都不見了。待第二天他們坐火車離開杭州時，許家夫婦發現，他們竟花了九千美元來應付這些親戚。幾個月後，在第一中國浸禮會的一個心情激蕩的聖誕禮拜上，安梅姨作見證說：“施較之得，更令人感到幸福。”她只是以此來平衡自己受傷的內心。我媽對此也頗贊同。反正，她的老朋友安梅姨所作的施捨，已夠修好幾個來世了。
現在，琳達姨在麻將台上如此津津樂道地稱贊著她的大陸親友的種種通情達理之處，我想，她應該明白，這會傷了安梅姨的心的。琳達姨是在使小心眼？也許，我媽只跟我一個人講過，有關安梅阿姨夫婦在大陸被敲竹槓的倒霉事。其他人對此，或者還蒙在鼓裡呢？
“精美，你還在讀書嗎？”琳姨問我。
“她叫瓊。她們都有美國名字。”映姨說。
“叫瓊也好。”我說。我倒寧可叫瓊。事實上，如今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用中國名字，倒變成時髦之舉了。
“我早已不讀書了，”我說，“我離開學校已有十幾年了。”
琳達姨的眉毛揚成了弓形：“可能我把其他朋友的女兒與你搞混了。”她說。
但我馬上覺得她在撒謊。我知道，媽肯定已跟她說過，我打算回大學讀完我的學位。
因為約半年前，我與媽又爭辯了一次，她認為我是個失敗者，一個大學的流生，堅持要我回校去把學位讀到手。
我又一次哄了她：“你講得對，我得考慮一下。”
我一直假定，我們母女間，持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她並不真的認為我是個一事無成的失敗者，而我，確也從心裡覺得，要多多尊重她的見解。但今晚琳達姨又一次提醒我：我們母女倆，從來沒有互相了解過。我們只是在注釋著彼此的見解。
可我聽人耳已打了很大折扣，而母親聽入耳的，卻比我說的內容要多得多……所以，她才會跟琳達姨說，我打算回學校去讀個博士學位。
琳達姨與我媽，既是好朋友，又在明爭暗斗。她們花了整整一生，拿各自的孩子攀比著。我比琳達姨的寶貝女兒薇弗萊大一個月，打從我們襁褓時代起，我們的母親們就開始比較我們肚臍的折痕，耳垂的形狀，跌破的膝蓋愈合時間的長短，頭發的密疏與深淺，穿破鞋子的多少……後來，就是薇弗萊的棋下得有多好，又捧回了多少獎品，多少報紙刊出了她的名字，她游覽過多少城市……
我媽一聽琳達姨提到薇弗萊，心裡就不舒坦，自覺無法與她攀比。起先，媽是挺想培養我的。她替樓下一個退休教師做清潔工，而請他做我的免費鋼琴教師，並借用他的鋼琴讓我練琴。然而我還是成不了獨奏鋼琴家，哪怕在教堂的青年唱詩班上伴奏也沒有資格。她將此解釋為，我是個大器晚成者。比如愛因斯坦，在他發明原子彈前，大家都以為他智力遲鈍。
這圈麻將是映姨贏了，各自數好“段頭”後，又開始新的一圈。
“知道嗎，麗娜搬到樹林區了？”映姨以一種大明星的自負口氣說，一邊看著她的牌，似乎不過隨便說說的樣子，一邊迅速地收斂起那副得意的笑容力圖作出謙虛的姿態：“當然，這還談不上是一流的住宅區，也不屬百萬級的宅第，但這總歸是一筆上算的投資，好過付房租，免得不意中被某人用手指彈出去。”
我這下明白了，映姨的女兒麗娜，一定已把我在俄羅斯公寓——一個層次較低的宅第，被房東趕出來的事告訴她媽了。不管怎麼說，麗娜和我還是朋友。我們都長大成人了，相互說了太多的悄悄話，而且，同一件事，顛來倒去要講上好幾遍。
“時間不早了。”當這一圈完了後，我起身說。但琳達姨卻把我按四座上。
“再坐一會，我們再聊聊，讓大家重新認識一下你。”她說，“我們已有好久沒有接觸了。”
我清楚喜福會的阿姨們的這些客套：比如心裡明明希望你可以告辭了，嘴上卻還一個勁地挽留你，就像現在對我這樣。“不，我真的要走了，謝謝。”我說，並且很高興自己還記得應付這種客套的慣用托詞。
“不，一定要再坐一會，我們有要緊事要跟你說，這與你媽媽有關。”映姨的大嗓門叫住了我，其他人的神情看上去也有點尷尬，好像這並非她們的本意，要在這裡，觸及一個多少令人傷感的話題。
我坐了下來。安梅姨旋身出去一會，端來一碗花生米，隨手掩上門在桌邊坐下。
霎時眾人鴉雀無聲，似乎不知該怎麼打開一個話題。半天，映姨開口了：“我想，你母親的死，是因為她冒出一個強烈的欲望。”她以不連貫的英文說著，漸漸改用中文娓娓地說開了。
“你媽，是個非常要強的女人。她很愛你，更甚於愛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就該明白，這樣的母親，是怎麼也忘不了她另外兩個孩子。她知道她們還在人世，還活著，在她去世前，她就打定主意去中國找她們。”
我立時想到，桂林的那對嬰孩！我不是她們中之一。她們被她用吊帶吊在雙肩。
她的另外兩個女兒！瞬時我覺得自己仿佛就置身在硝煙彌漫的桂林空襲之中，我看見，兩個嬰孩躺在路邊嗷嗷啼哭，她們吮得通紅的拇指，在我眼前晃動。她們的哭聲感動了路人，她們被抱走了，她們得救了。然而現在，媽媽已永遠離開了我，她回中國去照看這兩個孩子了！在我神情恍惚之際，遠遠飄來映姨的聲音：
“……她找了多少年啦，寫了一大堆信……”映姨說，“去年，她終於打聽到了她們的消息，她打算馬上跟你爸說……哎呀，真說不過去，哎呀，真不好受，把自己孩子活生生地扔了，難為情呀！”
安梅激動地打斷了她：“因此，我們就按這個地址發了封信，”她說，“我們就說，你母親，想要見見她們，現在，對方，你的姐姐們，回信來了，是你的姐姐呀，精美！”
我的姐姐！我機械地重復了一下。這兩個字音在我，還是第一次發出。
安梅拿出一張薄薄的紙箋，上面整齊地由上至下，用藍墨水寫著一行中國字，中間一個字的墨水洞開來了，是眼淚吧？我用顫抖的手接過這張紙片，奇怪我的姐姐們，竟能書寫如此流利的中國字，她們還能讀中國字。
阿姨們對著我嘻嘻笑著，就像我是個死而復活的人一樣。映姨又遞給我另一只信封，裡面是一張一千二百美元票面的支票，接受者是我。我弄糊塗了。
“我的姐姐給我的？”我問。
“哪裡。”琳達姨嗔怒地說，“每年，我們將贏來的錢積起來，然後去一流的餐館享用一頓。你母親贏得最多，所以這裡的錢多半是她贏來的，我們只添進了些許零頭。這樣你就可以用它作為去香港的費用，再乘火車去上海看望你的姐姐們。
至於我們，實在已經吃得太多了，要減肥節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復了一遍。我有點害怕這樣的會面，想象不出，這將是怎樣的一個場面？阿姨們編造的那個有關年終宴會的謊話，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著哭著，又笑了。我見到了母親那顆拳拳之心，但又實在對她一點也不了解。
“你必須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親的死訊告訴她們。”映姨說，“然而最要緊的是，你必須告訴她們你媽的身世。對這個母親，她們是一無所知的，但她們必須知道。”
“去看望她們，跟她們講講媽媽。”我連連點頭答應，“但是……我該怎麼說呢？關於媽媽，我能對她們說些什麼呢？對她，我一丁點也不了解。”
阿姨們面面相覷了半天，好像我說了什麼神智不清的話語。
“你，竟然一點都不了解自己的母親？”安梅姨懷疑地嚷起來，“虧你說得出口。你必須了解自己的媽媽！”
“跟她們講講，你在這裡的家，講講你媽，是怎麼撐起這份家業的。”琳達姨給我出了個主意。
“還有，跟她們講講，你媽給你講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經鑽入你的腦子裡了，”映姨說，“你媽，真是個能干的女人。”
剎那間，“跟她們說……”“跟她們講”，就像一曲多聲部合唱，直沖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絡。”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燒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兒竟然不了解自己母親！”
細細想想，她們的種種叮囑，她們對我的吃驚，其實只是，由我聯想到她們自己的女兒。她們的女兒們，也像我這樣，對自己母親帶至美國的准則和企望一無所知，而且漠不關心。她們發現，自己的女兒們不耐煩母親們的漢語交談，而當母親們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向她們解釋，或注釋某種意圖時，女兒們則恥笑她們的英語，認為她們腦子不大靈活。母親們認為是快樂和幸福的，在女兒眼中卻不一定。對這些根本沒見過世面的美國出生的腦袋瓜，“喜福會”三個字是空空然，毫無意義。
她們無奈地看著這些女兒們長大成人，生兒育女，將來還會兒孫滿堂，繁衍下去，卻看不到將母親們的准則和期待代代相傳的可能和希望。
“我會把一切都告訴她們。”我一口答應著，然而阿姨們卻以疑惑的目光看著我。
“我會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訴她們。”我十分肯定地重復了一遍。
終於，她們漸漸漾起微笑，一邊輕輕拍著我的手。雖說她們的神情看著還有點悵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滿了期待和希望，她們相信我會兌現我所說過的話。她們還能再要求些什麼？我還能再允諾些什麼呢？
於是，又重番開始吃那酥爛的煮花生，一邊開始講述她們自己的故事；她們又變成一群年輕的姑娘，懷舊，夢想，憧憬著未來；那個寧波弟弟雖說很傷了姐姐的心，但或許他會把那九千美元連本帶利還給姐姐的，這多少令她有點欣慰。某人的兒子，對立體聲音響和電視機有濃烈興趣，一旦他改邪歸正，他可索性從事修理電器的事業，說不定，他還可以把這生意做到中國去。某人的女兒，她會生下個健康的嬰兒……不論現實是如何千瘡百孔，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則端坐在麻將桌上我母親的位置上，那是東首，萬物起源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