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山東渤海灣的一個小島調到北京時我已經28、9歲了，業似乎是立了，家卻沒有，表面上滿不在乎，心裡頭暗暗著急，那段時間，找對象成了我的頭等大事，最高記錄一周見過五個。實事求是地說，不是吃不著葡萄就說酸地說，那些人裡沒有能打動我的，因而一面之後就沒了下文——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這邊沒有「下文」，人家也沒有。這就叫我不踏實了，女人嘛，誰不希望被追求一下？那至少是對自信心的一種鼓勵。深夜，躲在房間裡攬鏡自審：不是美女，但也絕不是困難戶，問題出在哪裡？
一日同朋友談起，她說，你呀，不會示弱，太缺少女人味。痛定思痛，下決心改，身為女人而缺少女人味，無異於在女人這個事業上被判了死刑。於是示弱：天真，馴順，不忘時時問上一句：「為什麼呀？」懂了也要問，要裝不懂。試過幾次後方知不行。「裝」者，表演也，要麼得有天賦，要麼得經過專門訓練。北京兩所與表演有關的著名院校，每年招蜂引蝶般能吸引來幾千名少男少女，一學四年，畢了業就是大學本科——也是學問。
當然後來，我還是結了婚；但是後來，又離了婚。一日，朋友打電話鼓勵我說她的一個女友嫁得了一個正當年的白領大款，這不稀奇。稀奇的是那女人已經四十歲了且沒有特別出眾的姿色且還帶著個孩子。朋友說，那大款看中了的，就是她的女人味：性情極其柔弱，不能動腦子，一動腦子頭就痛，什麼事不管不問，每天吃吃東西做做臉逛逛商店，像一片小小羽毛，輕盈隨意隨風飄去飄哪是哪不計歸處……放下電話後慨然黯然，女人味——沒有也罷。
後來應中央台邀請做三八節晚會的嘉賓，與台灣來的朱德庸先生分到了一組。朱先生是那樣的一種人，按照我的說法是沒有發育平衡，上天供給每個人心智發育的養料就那麼多，你某方面過於發達了，另方面肯定缺損。朱先生二十多歲就畫出了以老年人為描繪對象的《雙響炮》並迅速風靡，當是天才了，但在另一方面，不如常人。不如到這種地步：不能單獨與人——生人和熟人——交往。所謂單獨與否，是指他的太太在與不在。太太在他跟記者都能滔滔不絕，反之跟朋友都訥訥然找不到話說。所以在參加那次晚會的百十號人裡，他成了唯一一個有人陪同前來的特例。他太太叫馮曼倫，很纖細的一個人，聲音也是，細細柔柔，性情也是，比如她的專程陪先生來大陸，比如先生做節目時她可以在下面整半天整半天靜靜地等，簡而言之，她當時就是我腦子裡「女人味」的形象詮釋。
做節目的空閒時間我們聊天，女人和女人聊天不可迴避的內容就是婚姻丈夫。我說我離婚了我沒有丈夫。她極快地問我：「你是不是沒有給他機會？」我怔住。她接著又說：「我生兒子時朱德庸在牆角坐了三天，說他不喜歡小孩子。我說沒有關係，讓我來帶好了。」「現在呢？」「比我還寵兒子，早晨都是他起來做飯送他上學。」我感到了她的不同尋常。我開始對她好奇。我問起了她的過去。她說過去在台灣《聯合報》做事。後來朱德庸告訴我不是一般的做事是做一個版的主編並做得非常漂亮，以致台灣另一大報《中國時報》專門開會討論「馮曼倫現象」。和朱德庸結婚後她辭了職，負責朱德庸畫畫之外的全部事情，並且從零開始，把朱德庸的作品從台灣向中國大陸推進，直推到了地鐵、天橋、路邊的書攤上。
此後我們不間斷聊天，她不在北京時就通過電話通過E-mall。她的聰慧使我深感交談的愉快，她的女人味使我痛感女人味的魅力，那不是柔弱，是柔韌；不是天真無知，是大智若愚；不是追隨倚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生共存。是當年那個過份強調「男女都一樣」的偏激年代使我們未能受到應有的、傳統的性別角色教育，爾後又盲目開始了推崇另一極端，人便有一些夾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