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大革命如何從已往事物中自動產生
在結束本書時，我想將我分別描繪的若干特徵加以歸納，再來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從我剛為之畫像的那個舊制度中彷彿自動產生的。
如果人們考慮到，正是在法國，封建制度雖然沒有改去自身中那些會傷害或刺痛人的東西，卻最完全地丟掉了能對封建制度起保護作用或為它服務的一切，人們就不會驚訝這場後來猛烈摧毀歐洲古老政體的革命是在法國而不在別國爆發的。
如果人們注意到，貴族在喪失其古老的政治權利後，已不再治理和領導居民——這種現象為任何歐洲封建國家所未見，然而他們卻不僅保留而且還大大增加貴族成員個人所享有的金錢上的豁免權和利益；他們已經變成一個從屬階級，但同時仍舊是個享有特權的封閉階級：正如我在別處說過的，他們越來越不像貴族，越來越像種姓：他們的特權顯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國人厭惡，無怪乎法國人一看見他們心中便燃起民主的願望，並且至今不衰。
最後，如果人們想到，這個貴族階級從內部排除中產階級並與之分離，對人民漠不關心，因而脫離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於孤立，表面上是一軍統帥，其實是光桿司令，人們就會明白，貴族存在千年之後，怎麼會在一夜之間就被推翻。
我已闡明國王政府如何在廢除各省的自由之後，在法國四分之三的地區取代了所有地方權利，從而將一切事務無論鉅細，都繫於一身；另一方面我已說明，由於必然結果，巴黎以前只不過是首都，這時已成為國家主宰，簡直可以說就是整個國家。法國這兩個特殊事實足以解釋為什麼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而君主制在幾個世紀中曾經受住那樣猛烈的衝擊，在傾覆前夕，它在那些行將推翻它的人眼中似乎還是堅不可摧的呢。
法國是很久很久以來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歐洲國家之一，在法國，個人完全喪失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審時度勢的習慣和人民運動的經驗，而且幾乎喪失了人民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像全體法國人怎麼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闢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於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階級，不再存在活躍的政治團體，不再存在有組織、有領導的政黨，由於沒有所有這些正規的力量，當公眾輿論復活時，它的領導便單獨落在哲學家手中，所以人們應當預見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體事件引導，而是由抽像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人們能夠預測，不是壞法律分別受到攻擊，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擊，作家設想的嶄新政府體系將取代法國的古老政體。
教會自然與所有要廢除的古老制度結為一體，毫無疑問，這場革命必當在推翻世俗政權的同時動搖宗教；從那時起，無法說出革新者一旦擺脫了宗教、習俗和法律對人們想像力所加的一切束縛，他們的精神會被哪些聞所未聞的魯莽輕率所左右。
但是，認真研究過國家狀況的人本不難預見到，在法國，沒有哪種聞所未聞的魯莽行為不會被嘗試，沒有哪種暴力不會被容忍。
「什麼！」伯克在一本雄辯的小冊子裡叫道，「人們竟找不到一個人能替最小的區抗辯；而且，看不到一個人能替他人擔保。每個人都在家裡束手就擒，無論是由於傾向王權主義、溫和主義，還是所有別的什麼東西。」伯克不瞭解他為之惋惜的那個君主制，曾在哪些條件下把我們拋給我們的新主人。舊制度政府事先就剝奪了法國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願望。當大革命突然來臨時，要想在法國最廣大地區找到十個慣於以正規方式共同行動、進行自衛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權獨當此任，以至這個中央政權從國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負責任但有主權的議會之手，從溫厚而變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麼東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緩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輕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傾覆之後都變得可能。
宗教寬容，領導溫和，人道甚至仁慈，從來沒比18世紀更受到鼓吹，看來也更被人接受；作為暴力最後棲息之所的戰爭權，本身已被縮小，變得緩和。然而，從如此溫和的風尚中，即將產生最不人道的革命！不過，風尚的日趨溫和，並不都是假象；因為，自大革命的怒火減弱以來，人們看到，這同一種溫和立即普及到所有法律，並滲透到所有政治習慣當中。
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這是法國革命最奇怪的特徵之一，如果人們注意到這場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最沒有教養、最粗野的階級進行的，就不會為此感到驚奇。第一種階級的人相互之間沒有絲毫先存的聯繫，沒有互相理解的習慣，從未控制人民，因此，當舊政權一旦被摧毀，人民幾乎立即變成了領導權力。人民不能親自統治的地方，至少把他們的精神賦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們考慮到人民在舊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難想像人民即將成為什麼樣子。
處境的獨特賦予人民許多罕見的品德。人民很早就獲得自由，很久以來就擁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依賴，因而他們顯得有節制和自負：他們熟悉勞動，對種種生活享受漠然處之，忍受最大的痛苦，臨危難而堅定：這個單純剛毅的種族，即將構成強大的軍隊，威懾歐洲。但是同一原因也使人民變為危險的主人。由於幾個世紀以來，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於偏見、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攫取了政府，試圖自己來完成大革命的業績。書籍已經提供了理論，人民負責實踐，使作家們的思想適應於自己的狂暴行動。
那些仔細研究過18世紀法國的人，從書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發展了兩種主要的激情，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掃清場地後，去建立一個人道所允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另一種激情出現較晚，根基較淺，它促使法國人不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臨近舊制度末期，這兩種激情都同樣真誠強烈。大革命開始了，兩種激情碰到一起；它們混合起來，暫時融為一體，在接觸中互相砥礪，而且最終點燃了整個法蘭西的心。這就是1789年，無疑它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後，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崇敬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那時，法國人對他們的事業和他們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們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們便處處設立了自由制度。他們不僅粉碎了將人們分割為種姓、行會、階級、使他們的權利比他們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種陳腐立法，而且一舉打碎了那些由王權制定的其他較新的法律，因為它們剝奪了民族自身享受的自由，並在每個法國人身旁設立政府，充當他們的導師、監護人，必要時還充當壓迫者。中央集權制和專制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是，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進行類似事業的整代人身上，當對自由的熱愛按照這類事件的自然規律，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後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
實際上，舊制度已擁有晚近時代的整套規章制度，它們絲毫不敵視平等，在新社會中很容易就能確立，然而卻為專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們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廢墟中尋找它們，並且找到了它們。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們分化屈服的習慣、情慾和思想；人們將它們復甦，並求助於它們。
人們在廢墟中抓回中央集權制並將它恢復；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時，過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礙並未復甦，因此，從剛剛推翻王權的民族的腹部深處，突然產生出一個比我們列王所執掌的政權更龐大、更完備、更專制的政權。這番事業顯得出奇地魯莽，它的成功世所未聞，因為人們只想正在眼前的事物，而忘了曾經看到的事物。統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
從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這樣它將反覆多次，永遠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倒，被打敗，膚淺而易逝。在這同一時期中，對平等的酷愛始終佔據著人們的內心深處，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與我們最珍貴的感情聯在一起；前一種激情隨著事件的變化，不斷改變面貌，縮小、增大、加強、衰弱，而後一種激情卻始終如一，永遠以執著的、往往盲目的熱忱專注於同一個目標，樂於為使它能得到滿足的人犧牲一切，樂於為支持和討好它的政府提供專制制度統治所需要的習慣、思想和法律。
法國革命對於那些只願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60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佈；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過一般水準；這個民族的主要本性經久不變，以至在兩三千年前人們為它勾劃的肖像中，就可辯出它現在的模樣；同時，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後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做過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時，它最喜歡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就準備走到地角天涯，無所畏懼；它的性情桀驁不馴，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貼耳，使那些最長於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一旦什麼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於怕它，就是怕它不夠；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它適宜於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過真正的光榮；它長於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於天才，而非常識，它適於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於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各民族中最光輝、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於變化，時而令人讚美，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人憐憫，時而令人恐怖，但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民族嗎？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覆、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
至此，我已抵達這場值得紀念的革命的門檻；這次我並不想走進去：也許不久我能這樣做。那時，我將不再研究這場革命的原因，我將考察革命本身，最後，我將大膽評判大革命所產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