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經馮棠翻譯，桂裕芳教授校閱，最後由我審訂，終於同讀者見面了。原著出版於1856年，135年後才有漢譯本，似乎委屈了這部「經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歐美，托克維爾的名聲和學術地位也是近幾十年才最後確立的。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捲出版於1840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此後15年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只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並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制制度的仇恨。
在托克維爾之前已有梯也爾、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馬丁等文人政客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這些著作對這場大革命都有獨到見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敘述史。托克維爾不僅在歷史寫作方法上與他們不同（他幾乎從不援引這些歷史家），而且視野更為廣闊、更為深邃：他把1789年以後的60年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法國革命。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和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儘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鳩一樣，托克維爾出身於穿袍貴族家庭，當過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時被捕入獄，如果沒有發生熱月政變，恐難逃過斷頭這一關。家庭的階級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這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在他的回憶錄和書信中充分地流露出來。然而，作為一個經歷過重大歷史事變的觀察家，一個混跡於政治舞台的反對派，一個博覽群書、泛游異國（除歐美各國外，他還到過阿爾及利亞，發表過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著作）並直接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又具備與眾不同的敏銳洞察力，一種力圖超越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社會意識，一種植根於本國實際的歷史感與時代感。
這種矛盾性或兩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他一面盛讚美國獨立後出現的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且預言民主是世界歷史的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在民主社會下會出現「大多數人的專制」，這將使少數人喪失自由，迫使他們訴諸武力，結果社會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為英國《倫敦與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1836）一文（見附錄）中，托克維爾接觸到了舊制度的一些實質問題，例如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第三等級的興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貴族的失落、無權、脫離群眾，但仍保持免稅和榮譽等封建特權，因而使他們變為一個封閉的「種姓」。同時，他又對這種現象表示惋惜，並認為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很難避免專制政府，貴族集團在同中央政權的抗衡中保障了個人自由。
作為一個沒落階級的政治代表，托克維爾對於群眾的革命情緒特別敏感。距二月革命爆發還不到一個月，他就預感革命風暴的威脅。1848年1月29日，他在議會發表演說，警告那些認為「絲毫沒有危險」、「革命還離我們很遠」的議員們說，工人階級已傾向於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要推翻的不僅僅是法律、內閣或政府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此時此刻，我們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歐洲的大地又震顫起來了，」「暴風雨正在地平線上隱現。」當二月革命特別是六月起義爆發時，他表現出無比恐懼，他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
那麼，這部《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東西，發了什麼前人所未發的新意？托克維爾開宗明義就指出，他從事的是「關於法國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寫另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問題。從各章題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決的是哪些問題。從方法論說，這也可以稱為後來「年鑒學派」創導的問題史學。例如，托克維爾企圖說明：何以全歐洲幾乎都有同樣的政體，它們如何到處都陷於崩潰？何以封建特權對法國人民比在其他地方變得更為可憎？何以中央集權行政體制是舊制度的體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國的創造？何以18世紀的法國的人們比其他國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時又彼此分離，漠不相關？儘管文明不斷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有時甚至比13世紀的農民處境更惡劣？何以18世紀法國文人成為國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國人寧願先要改革，後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於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時期是舊王朝最繁榮時期，這種繁榮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專著。
與19世紀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從斯塔埃爾夫人到基內——不同，托克維爾不是憑空「思考」法國革命，而是扎扎實實地依靠對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結論。他閱讀、利用了前人從未接觸過的大量檔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冊、賦稅簿籍、地方與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間的通信、三級會議記錄和1789年的陳情書。他是第一個查閱有關國有財產出售法令的歷史家；他還努力挖掘涉及農民狀況和農民起義的資料。根據這些史料，他得以深入瞭解、具體描繪舊制度下的土地、財產、教會、三級會議、中央與地方行政、農民生活、貴族地位、第三等級狀況等，並闡發自己的論點。
托克維爾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論點，可以歸納為如下幾點：
1．1789年法國革命是迄今為止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國的「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年代」。這是一場社會政治革命，符合全歐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廢除若干世紀以來統治歐洲和法國的封建制度。它不僅要改變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時進攻所有現存的權力機構，毀滅所有公認的影響，祛除種種傳統，更新風尚與習慣。
2．法國革命是一件長期工作的最後完成，即使它沒有發生，古老的社會建築同樣也會倒塌，法國革命的業績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長時期才能一點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來臨之前，政府已開始進行改革，而「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當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國已經廢除時，人們對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農民和領主、第三等級和特權階級的矛盾越加尖銳。這就是為什麼革命在法國比在歐洲其他國家更早爆發的主要原因。
3．法國革命既呈現出決裂性，又呈現出連續性和反覆性。
托克維爾不同意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和加強是法國革命和帝國的創造這個觀點，相反，他認為這是舊制度下王權和中央政府權力集中趨勢的繼續。同時，他注意到法國革命初期廢除的一些法律和習慣，包括舊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後重新出現。法國1789年革命後冒出一個第一帝國，1848年革命後又冒出一個第二帝國，難道專制主義是法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擺脫的傳統嗎？
4．這裡涉及對於專制、自由、平等三者關係的理解問題。
在托克維爾看來，舊制度後期王權和中央政權的加強，侵犯了公民社會，剝奪了貴族的自由。而18世紀思想家幾乎無不推崇專制王權的中華帝國，把它當作開明君主制的模範；他們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並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會，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復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們就忘記了自由，甘當「世界霸主」拿破侖的「平等的奴隸」。這對托克維爾來說是一個慘痛的經驗——他寫的是第一帝國，想的則是親身經歷的第二帝國。如果這是法國歷史發展的規律，那麼大革命豈不只是一個短短的插曲？
托克維爾對於法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的分析固然精闢，但並非定論，這些問題至今仍在史學家中引起爭論。可以肯定地說，托克維爾開闢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他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繫，而且接觸到了法蘭西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
托克維爾的成就應歸功於他的態度與方法。他十分注意在歐洲歷史的一般規律中抓住法國歷史的特殊規律加以分析，並努力尋找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係。他曾引用法國科學家居維葉的話說：「有機體的所有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以致人們只要接觸到從其中之一分解出來的一個部分，便能恢復整體。」他又說：「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
儘管他帶有貴族階級的偏見和激情，他仍試圖用社會學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對舊制度下各階級的狀況進行客觀的研究和描繪，特別是農民和貴族的狀況以及他們之間的矛盾。他曾說：「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佔據歷史。」當然，托克維爾的階級分析法是片面的，例如，他不能區別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法國革命時期的中央集權與拿破侖帝國的中央集權的階級性質。馬克思在關於法國歷史的三部著作中對此有精闢的論述。
比較研究也是托克維爾史學方法的一個特點。他曾說：「為了幫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對法國以外情況作此概述；因為，我敢說，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他經常把法國與美國、英國、德國歷史進行對比，特別指出它們之間的區別：美國沒有封建制度這個強大敵人；英國貴族並未因革命喪失權力，他們與資產階級實行聯合統治；德國（除萊茵地區外）的農奴制長期存在，農民不像法國那樣早已擁有土地……他甚至還批評18世紀法國思想家對中國專制王權的美化。
最後，托克維爾特別重視民族特徵和傳統對法國革命的影響。他在全書的結尾描繪了法國民族性的各種表現之後指出，唯有法蘭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場如此突然、如此徹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滿反覆、矛盾和對立的革命。沒有我所陳述的那些原因，法國人絕不會進行大革命；但是必須承認，所有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釋法國以外類似的革命。」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托克維爾是如何看待普遍性與特殊性、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的。
《舊制度與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時，托克維爾對此書的命運憂心忡忡，他寫信給他的英國妻子說：「我這本書的思想不會討好任何人；正統保皇派會在這裡看到一幅舊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畫像；虔誠的教徒……會看到一幅不利於教會的畫像；革命家會看到一幅對革命的華麗外衣不感興趣的畫像；只有自由的朋友們愛讀這本書，但其人數屈指可數。」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維爾逝世那一年（1859），此書在法國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冊，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計25000冊；在英國、美國、德國都極暢銷。儘管書中的某些論點——對舊制度下王權作用的評價、貴族的無權地位、農民的貧困化等——已被推翻或修正，若干疏漏之處——舊制度末年的財政狀況、國際關係和對外戰爭等——也被指出，但就整體說來，這部僅200頁左右的小書幾經檢驗，自成一家，已成為研究法國18世紀，特別是大革命歷史的必讀著作，稱之為一顆「史學珍珠」亦不為過。
托克維爾的著作1870年後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後，近幾十年來在西方突然走運，這不是偶然的。隨著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抬頭，托克維爾的政治觀點重新受到了重視。人們越深入探討法國革命的根源和特點，越感到有進一步研究舊制度的必要，特別是從政治文化角度去進行探索。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以及其他著作已在這方面開闢了道路。當年鑒歷史學派在法國盛行時，托克維爾注重分析政治結構的方法也自然受到了讚賞和推崇。《托克維爾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後，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國成立了托克維爾學會，出版《托克維爾評論》，至今已12年。這些恐怕都不是托克維爾本人所能奢望的。
中譯文根據的是J．P．邁耶主編的巴黎加利馬爾出版社1967年出版的該書單行本，並參照《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全集》（邁耶主編，加利馬爾出版社，1981年第三版）第二卷第一冊第67－25頁的原文。原注有一些過於專門，不得不割愛，只留下一些必要的註釋。附錄兩篇都是比較重要的論文：一篇是「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一篇是「論三級會議各省，尤其是朗格多克」，分別譯自《托克維爾全集》第二卷第一冊第31—66頁和第251—261頁。譯者對有關的史實、人物和典章制度作了一些簡要的註釋。歡迎讀者對譯文不妥之處批評指正。
本書的出版得到了法國文化部的支持，特此致謝。
張芝聯
1991年8—9月
北京—北卡羅來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