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憂患
金嘉祥憂國憂民：
農民一路走來，聽到的好話多，撿到的干貨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農工辦，金嘉祥的辦公室。
金嘉祥是我這次調研要見的第一個人。我想見他，不僅因為他熟悉情況，而且因為他直率坦誠。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口碑。只要是他認為該說的話、該做的事，他常常會“奮不顧身”地去說、去做，而不顧及什麼官場上的這個那個。我和他電話預約的時候，金嘉祥對我講了他的想法。他說他今年五十多歲了，已是升官無望，他不想吹捧誰，也用不著吹捧誰，只想做點實在事，說點真心話。其實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聽官員們大吹大擂歌功頌德。老金既然自稱是個講真話的，那就盡快見見。
一見，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縣人，從小生長在農村，生活在農村，可謂土生土長。他當過民辦教師、公社干部，當過邛崍、大邑兩縣縣長，成都市的水利、農牧兩局局長，現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書長，成都市農委（農工辦）主任和推進城鄉一體化辦公室主任。農村的事情，是他最掛念的。前兩天，資陽發生了豬鏈球菌疫情，損失慘重。成都市很擔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正像抗洪救災一樣嚴防死守，防止資陽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機也就響個不停。金嘉祥對我說，對不起，豬兒的事情不能不管。我當然也不會介意豬兒優先。於是，他就一面照顧著他的“豬兒”，一面和我“擺龍門陣”。
“擺龍門陣”是我提出來的。一見面，我就和他“約法三章”：說真話，不說假話；說實話，不玩虛套；說人話，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將我一軍：那我說四川話行不行？我馬上用四川話回答：沒得問題。一聽這話，金嘉祥就進入了狀態。他告訴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學的，還考上了武漢大學哲學系，差一點成為我的校友。後來服從組織安排，沒去上學，結果“誤入歧途”，從了政。不過我看他雖然沒上哲學系，說起話來卻是邏輯嚴密思路清晰，講起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工作，就更是頭頭是道。可見哲學也不一定要在課堂上學，“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況，金嘉祥畢竟是從基層、從農村成長起來的干部，說到“三農”（農村、農民、農業），感情真切而真誠。
我問金嘉祥，你這個農家子弟，雖然跳了“農門”，可是跳來跳去，還是沒跳出如來佛的手掌心，當官也只能當“農官”。你看你，職務換了不少，部門也換了不少，卻沒有一個不是和農村、農民、農業打交道的。你不覺得委屈？
金嘉祥說，委屈啥子呢？農民又不低人一等，農業也總要有人管嘛！我們這個國家，是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民以食為天”嘛！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會把“三農”問題當做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
我說，那好，你看“三農”到底是不是問題？
金嘉祥說，當然是問題。不但是問題，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種怪圈，剪不斷、理還亂。在“三農”上，我們黨，我們政府，我們的領導人，下了很多工夫，發了很多講話，但農村始終相對貧困，農民還是相對那麼苦，農業上的問題相對還是那麼多，可以說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剛剛粉碎“四人幫”那陣子，農村的情況真是慘不忍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大包干”，把農民從不切實際的、超越了現階段生產力的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連續幾年出台一號文件，理順了農民和市民、農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關系，使農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給農村帶來了初步的繁榮，讓農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這些都是事實。
我說，當然是事實。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說，是啊！所以當時很多人都認為，這下子“三農”問題可算是徹底解決了，農村可是富裕了。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政策又變著花樣出台，在農民頭上“摸”，也在農民包包頭（錢包裡）“摸”。各種稅費、攤派，都出來了。什麼“人民學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辦”，一切都是人民，結果一切都是攤派，農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負的境地。
我說，啊，好了傷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說，也不完全是這個，也還有體制上的問題。當時那個“雙層經營體制”在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接的時候，也是有矛盾的。簡單地說，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結果，農民增產不增收，甚至減產減收。
我說，這個時候，城市可是發展了。
金嘉祥說，問題就在這裡。城市年年在發展，城裡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農村卻停滯不前，或者發展緩慢。這樣一來，兩下裡差距就拉大了。改革開放之初，城鄉消費比例還是比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變成了3.2︰1。城裡人包包頭（錢包裡）有3.2元錢，農村老百姓只有1元錢，還是湊起來的，咋個平衡嘛！何況還有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社會保障問題。可以說，農民成整塊地沒能跟上經濟社會的發展。
說到這裡，金嘉祥不無感慨。他說，這是不公平的。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打江山靠的是農民，新中國成立以來推動中國發展首先破題的還是農民。走合作化道路，是農民帶的頭；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農民帶的頭；“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還是農民。但是，工業發展了，社會前進了，國力增強了，城鄉差距反而越來越大。農民無怨無悔地跟著我們黨走，黨說咋著就咋著，啥子事情都帶頭，可是一路走來，自己的經濟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國民待遇與城裡人的反差越來越大，你讓農民咋個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著說，農村裡頭，做基層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現在農民的失落感越來越大，農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來越大。這是很麻煩的，甚至是很危險的。就說消費比例，按照國際慣例，城鄉差距超過3︰1，社會問題就來了，我們卻是3.2︰1，你說危險不危險？
我問，這個問題，難道沒人想過？
金嘉祥說，當然有人想。應該說，黨和政府從總體上是關心農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號文件，講的都是“三農”問題。領導講話，也都要強調“三農”問題。發下來的文件、講話、通知，不曉得有好多，摞起來硬是好高一堆，但是農民撿到的“干貨”還是少，似乎真讓人感到有點困惑。
我問，你說的“干貨”是什麼？
金嘉祥說，過去的一號文件，主要解決的是農村的機制，解決的是生產關系，現在就試圖要解決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提高農村經濟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條件。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國民待遇問題。農民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這是“三農”當中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我們的憲法作了明確的表述，農民是人民的范疇。但是，農民在權益上是沒有完全享受國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務員，你是農村戶口就沒有資格；城市要招工，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行；你是農村戶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長期生存；城市有醫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農村就不行。農村好處不多，稅費倒不少。很長一段時間，全世界只有少數國家在征收農民的農業稅，中國就是其中之一。這是沒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樣使用的是國有資產，但工人不上稅，憑啥子農民就要上稅？當然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可是其他問題照樣存在，不解決確實不行。
這就說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說，“三農”問題，有經濟問題，有社會問題，有文化問題，有體制問題，但最重要的還是公民權益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府，以及這個國家的憲法和這個政府的行政，都必須保護公民的權益。只有做到了這一點，這個國家才是現代化的，這個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權益的直接表現就是國民待遇。國民待遇對等，才能體現公民人格平等和發展機遇均等。我們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在還不可能做到城市和農村發展均衡，市民和農民收入一樣，也沒有必要都扯平了。總要有人先富起來，也總要有地區先發展，這樣才能讓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區都發展。但這並不等於國民待遇也該兩樣。給予農民和市民同等國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錢的，為什麼就做不到？
金嘉祥認為根子就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而打破這一體制性障礙的唯一途徑，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只有城鄉一體化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消除了割裂和對立，沒有隔閡和障礙，農村才能富裕起來，農業才能興盛起來，農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國民待遇，享受到現代文明。
原來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問題想得這麼深，他們的思路就應該是清晰的，他們的做法也應該是可行的。於是，接下來，金嘉祥就滔滔不絕如數家珍地向我講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來就是“六句話”、“三大重點工程”和“三個集中”。
“六句話”是：
以縣城和有條件的區域中心鎮為重點；
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
以產業發展為支撐；
以形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為關鍵；
以政策配套為保障；
以轉變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為著眼點和落腳點。
“三大重點工程”是：
農業產業化經營；
農村扶貧開發工作；
農村發展環境建設。
“三個集中”是：
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
農用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
農民向城鎮集中。
這些話聽得我一頭霧水。於是金嘉祥建議我到各區縣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見，是先去雙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剛談一談。
二、尋找突破口
冷剛單刀直入：
解決“三農”問題，必須精簡農民
2005年8月3日，雙流縣少坤甲魚莊。
冷剛在擔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之前，曾經是雙流縣縣委書記。這是一個豪爽的人，也是一個精細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時感受到他的熱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俠和心細如發。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麼，你還能感受到他在不經意間表現出來的體貼入微。實際上，“兩袖清風，一幫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這樣的人，很對我的脾氣，所以一見如故，十分投緣，我也立即被收編到他那“一幫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說話也就坦誠。冷剛說他這一輩子，工作職務五花八門，個人經歷一言難盡。冷剛是簡陽人，在龍泉長大。他務過農（當知青），當過兵，修過汽車，當過石匠，上過大學，做過買賣（代表政府招商引資），工農兵學商，啥子都干過了，從生產隊長一直做到縣委書記。他給自己的為官之道總結了四句話：萬事肩要厚，萬事民為重，萬事心要平，萬事只唯實，簡稱“厚重平實”。萬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擔當，對社會、對家庭、對朋友要負責。出了問題，不要把責任往上級推，也不要往平級和下級推，要自己擔起來。沒有擔當，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說當領導干部不夠格，就是婆娘嫁給你也要把腸子都悔青了。萬事民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問題，要先想老百姓，後想烏紗帽。萬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對待職務的變動。升官是偶然的，下課是必然的，做事應該是實在的。這也就是萬事只唯實。只唯實，就不唯書，不唯上，就能實實在在地為老百姓做事情。
這話實在。於是我就請他實實在在地講一講，成都怎麼會想到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搞城鄉一體化的，當時思路又是怎麼樣的。
冷剛說，成都這個地區，歷史上《華陽縣志》裡面寫了一句話：“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改革開放以來，成都城市的發展比較快，城鄉差別也越來越大。在農村地區，我們農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學。我當過生產隊長，我曾經回到我當知青的地方，山還是那樣的山，人還是那些人，農村還是如此的貧窮。這又咋個行呢？我們黨，打天下靠的是農民，建設新中國還要靠農民，但是新中國成立這麼多年來，農民仍然很貧窮。在這種情況下，應當還利於農民。
我追問一句，是“還利”，不是“讓利”？
冷剛說，對，是“還利”，不是“讓利”。因為這個“利”，本來就是農民的。我們黨是離不開農民的，可以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農民就沒有共產黨”。不把農民的問題弄清楚，不把農民的事情擺擺平，執政黨的基礎是夯不實的。你建設現代化也好，建設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也好，構建和諧社會也好，建設小康社會也好，“三農”問題不解決，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說，話是這麼講，問題是有沒有辦法。
冷剛說，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書記就把雙流、都江堰、郫縣、大邑、龍泉五個區縣的領導干部叫到一起，談了四句話：“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措施，切實加快城鎮化進程，進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春城書記要我們領會四句話的精神，回去進行試點工作。
我知道這四句話。這四句話，在李春城2003年8月黨代會的報告中表述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綜合運用各種政策措施，切實加快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居民轉變為城鎮居民的步伐。”後來，它又濃縮為兩句話。先是提“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2003年10月到現在（2005年8月）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所謂“統推”的來歷，大致如此。
但問題不在於或並不完全在於話怎麼說，更在於事怎麼做。雙流和都江堰、郫縣、大邑、龍泉四個區縣一樣，是要打頭陣的。領得將令的冷剛，究竟怎樣不負厚望？一馬當先的雙流縣，又究竟怎樣破門而入？
冷剛說，這個事情，開不得玩笑，打不得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過去我們很多事情，決心不能說不大，力度也不能說不強，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說是“投入不少，動作不小，解決不了”。為啥子呢？就因為沒有想清楚。比如扶貧，在我看來是越扶越貧，錢沒用到關鍵地方嘛！所以回到縣上，我們領導班子就開始著手研究這個問題。首先是從農村著手，把農村問題的關鍵抓住。
我問，你們認為農村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冷剛說，是農民與土地的關系沒有處理好。作為雙流縣來講，第一輪承包和第二輪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樣。我們農民是按照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思想來進行分配的，好壞均攤，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鎮老龍村九社的一戶農民牛澤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畝，分成46塊，最小的一塊栽不下三窩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約了農民增收，無法進行規劃種植，無法產生規模效益。我們農民的素質本來就不高，對市場的應變能力非常差，如果還地少人多，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就非常困難，農民增收就非常緩慢。你想嘛，一畝地養十個人，和十畝地養一個人，哪個效益好，吃得飽？就是瓜兒（傻子）也算得清。我們成都的情況是什麼呢？全市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是0.83畝，你就是種黃金也富裕不起來！
我問冷剛，你的意思是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民增收，就必須徹底改變農民和耕地面積的比例，減少束縛在耕地上的農業人口？
冷剛斬釘截鐵，對，必須“精簡農民”！
精簡農民？從來只聽說過精簡機構、精簡干部，沒聽說過精簡農民的。於是催他快講。
冷剛說，我們的想法，就是要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第二、第三產業，他們才能富起來。你看那些發達國家，哪有一大堆人種一小塊地的？當然我們不能學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做法和英國的“圈地運動”。美國的做法是每1公頃土地交1美金，連續種植3年，土地就屬於自己的了。這個在我們國家行不通。英國把農民從土地上趕出去的做法是比較血腥的，也不能學。但是必須把農民最大限度地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我在全市領導干部大會上講，我們成都耕地面積1.2萬平方公裡，頂多用100萬人去種就足夠了。但是我們卻有680萬農民，太多了，非精簡不可。這680萬，近幾年已經轉移了200萬，還有400萬。扣除100萬老人養老，100萬娃娃上學，還要轉移100萬。如果我們把300萬交給管工業的，100萬農民給第三產業，100萬娃娃歸管教育的，100萬老人安置好，這680萬農民就弄完了。到那個時候，農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這是兩個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農民從土地上轉移出來，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產業上又掙了一部分錢，收入就會成倍上升。
但在冷剛那裡，事情卻還沒有完。
冷剛說，光是“精簡農民”還不夠，因為農民不會經營呀！現代農業，只會種地可不行，還要會經營，還要成規模，還要搞科學種田、技術革新。我們這1.2萬平方公裡耕地，金貴得很，不能交給那100萬農民按照過去的方法去耕種，今天整點茄子，明天整點黃瓜，挑個擔擔兒到鎮上叫賣。那是脫不了貧致不了富的。要讓有錢的人、善於經營農業的人進行規模經營。所以我們提出第一個“集中”，就是“土地向經營者集中”。
我問，土地向經營者集中，又有什麼好處呢？
冷剛說，經營者一旦承包，就是幾十畝甚至幾千畝，這就有規模。經營者懂得經營，根據市場需求來生產，這就有效益。農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紅，這就有收入。何況他們不再束縛在土地上了，還可以外出打工。不願意外出的，也能給經營者打工，這樣又多一份工資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豈非兩全其美？
我承認，是兩全其美。
冷剛說，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農民從土地上精簡出來，而且精簡出來的農民還要向城鎮集中。為啥子呢？因為你不讓他向城鎮集中，你讓他繼續待在農村，他就會永遠貧困，永遠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經常講，現在山區的農民，女的都嫁出來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癡，下一代的人種都要發生變化。只有集中到城鎮，農民的生產方式才會改變，生活方式才會改善，生活質量才會提高。最近，我們把高山農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來，到城裡讀書，管吃、管住、管學費，一年200多個娃娃，花20萬，供到18歲，上了職業高中就能就業，也就不回山上了。這樣通過幾年至多幾十年的努力，就把農民全部搬下山來。老的住進養老院，中年的解決就業，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來，就讓這個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個“集中”，就是“農民向城鎮集中”。
我說，農民向城鎮集中，農民也就變成市民了。
冷剛說，對頭。但是，如果農民集中之後不能就業，就會成為新的城市貧民。這就要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我們現在把川大引進來（讓四川大學在雙流縣建校園），雙流縣贊助了3.5個億的現金，真金白銀拿給川大，就是要發展校園經濟，就是為了增加就業崗位，提高農民收入。當然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們不能把農民從土地上遷出去就不管了，還必須同時考慮他們的就業問題。
我問，怎麼考慮？
冷剛說，要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機會，就必須發展第二、第三產業；而要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又必須降低產業成本。過去我們在發展初期，第二、第三產業規模不到位，企業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政府的投資非常大，企業的成本投資也非常大，雙方都吃虧，就不利於經濟發展。基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把工業向園區集中。結果政府對輔助設施的投資成本降低了，拆遷成本也降低了，企業之間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業的運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國家和企業都是雙贏。這就是第三個“集中”，即“工業向園區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土地向經營者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我們就能徹底改變農村面貌，為“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奠定基礎。
原來“三個集中”是這麼回事，但不知道哪個“集中”先來？
冷剛說，我們的“三個集中”是同步進行的。“三個集中”和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核心是統籌，離開“統籌”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隊還在後面；也不能戰士沖到前方去了，彈藥糧草跟不上。這是一個系統工程。
這當然不錯，他們“三個集中”的想法聽起來就更是不錯。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對於基層工作而言，有時候操作比設想和規劃更重要。沒有可操作性，設想和規劃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負數。因為這回辦砸了，下回就沒人信你了。農民都是很實在的。他們可不會因為你想得精彩紛呈，說得天花亂墜，就回回都聽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雙流當年的一些具體做法。
說到這個問題，一貫主張“推功攬過”的冷剛，便不動聲色地把他當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三、路在腳下
牛敏旗幟鮮明：
農用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雙流縣少坤甲魚莊。
雙流縣縣長牛敏是一個和冷剛氣質完全相反的人。冷剛豪爽強悍，英氣十足，像個將軍；牛敏文質彬彬，溫文爾雅，像個文人。牛敏有一個寶貝女兒，叫牛夢笛。這個富有詩意的名字來源於牛敏的一個夢：夕陽西下，微風輕拂，牧童吹著短笛踏歌而歸。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個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剛有過什麼樣的夢。但我覺得，冷剛和牛敏實在是兩個有趣的人。他們的性格甚至就像他們的名字：冷剛剛強，牛敏敏銳；冷剛粗中有細，牛敏柔中有剛。這樣兩個人搭檔，一個當書記，一個當縣長，應該是一種“優化組合”。
牛敏告訴我，剛才說的“土地向經營者集中”已經寫進了中央一號文件，准確的表述是“農用土地、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這個“集中”，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內重組，二是社外流轉。
我追問一句，社內重組，社外流轉？
牛敏說，對。為什麼要重組呢？因為農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種幾十塊地，這樣不利於產業結構調整，不利於發展規模經營。原來種蔬菜、種水稻問題還不大，現在調整結構種李子，種草莓，種枇杷，種經濟作物，問題就來了。比方說枇杷要有圍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塊地，也給你修個圍水池吧？因此社內就要重組，讓農民土地連成片，幾十塊地要就近把它調到一起。
我問，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組成一整塊嗎？
牛敏說，對，打亂重調。
我說，這怎麼可能呢？農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這個人是這幾塊，那個人是那幾塊。這是簽了合同的，30年不變，等於是他的了。現在打亂重調，這個人拿到好的，那個人拿到壞的怎麼辦？你們的鄉干部、村干部，趁機做點手腳又怎麼辦？不要說農民，就連我也有顧慮。土地可是農民賴以生存之本，他們承包到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現在又把它拿回去，說是重調，他怎麼肯干？
牛敏說，不干就做工作嘛！我們開了四五十次會，做思想工作。然後怎麼干呢？你要處以公心，給他調到比較公平嘛，不要讓他覺得有人趁機以權謀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幾種設施要給他、幫他。原來這塊地沒有水，好嘛，我給你搞個圍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筆錢。
我明白了。社內重組，打亂重調，除了做思想工作，關鍵是公平和實惠。農民覺得他沒有吃虧，還得了好處，他就願意干了。但不知他們調整了多少？
牛敏說，這幾年我們重組了28萬畝。全雙流是70多萬畝耕地。然後社外流轉。怎麼流轉呢？就是引進經營者，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交給搞農業產業化的經營者。經營者來采取什麼辦法呢？順包反租。
我問，什麼叫“順包反租”？
牛敏說，就是農民包產到戶的承包關系不變，但是他把地租給經營者。這樣，經營者和農民就形成了兩種關系。第一種是租賃關系。經營者租用農民的土地，要向農民繳租。一般是按實物計價、折價，每年兩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講我們搞的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這話不對。實際上地主是農民，經營者是長工。但是經營者規模經營需要工人，農民就成了農業工人了。這就形成了第二種關系，雇傭關系。
我不禁拍案叫絕。土地向經營者集中，或者說，農用土地、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以後，就土地使用權而言，農民是地主，經營者是佃戶；就農業企業而言，經營者是老板，農民是工人。一個租賃關系，一個雇傭關系，經營者和農民互為老板。這算不算生產關系的一場變革呢？
這個問題，我想還是留給政治經濟學家去回答吧！我更關心的，是一個現實問題，一個操作問題：當農民和經營者發生這兩種關系時，他們是直接和經營者打交道呢，還是由政府來做中介呢？
牛敏說，一對一的談判肯定不行。農民談不來，權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戶都去和經營者談，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壓價，效率低，成本高，結果也不好。我們的辦法，主要是以村、社為單位，就是村和社來組織，農民聯合起來和經營者談判，然後尊重農民的意願簽合同。
我問，農民願意嗎？
牛敏說，願意。
我又問，為什麼願意？
牛敏說，因為有好處。
我再問，只是有好處嗎？
牛敏說，從長遠看，也有意義。我甚至認為這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問，第三次革命？
牛敏說，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戶以後，日子並不好過。因為當時就那麼一點東西。你分一頭牛，我分一張犁，他分一間屋，都是殘缺不全的，有的家庭還沒有勞動力。於是農民聯合起來你出農具，我出勞力，共謀糊口。
我說，就有了互助組、合作社？
牛敏說，對。但是後來我們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違背了經濟規律。小平同志又總結安徽的實踐，搞承包到戶，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讓農民一夜之間吃得飽了。但是富不起來。
我問，為什麼富不起來？
牛敏說，你想嘛，千家萬戶的農民闖千變萬化的市場，怎麼適應得了，又怎麼對付得下來？每個人種點枇杷，每個人種的枇杷都自己挑著擔子去賣，走不了十裡地，賣不出好價錢。這種經營方式，即便脫得了貧，也絕對致不了富。
我又問，現在又有什麼不同？
牛敏說，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以後，規劃經營、規模經營了，情況就大不一樣。第一，經營者來了以後，農民第一筆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沒有任何投入的情況下得到了1200斤左右的糧食。過去這1200斤左右的糧食還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勞，還要繳稅，現在沒有。經營者給你這1200斤左右的糧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淨得。第二，農民還有一筆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掙到一筆錢，少一點15元，多一點30元。第三，農民適應市場經濟的能力增強。經營者來了以後，農民種1000斤枇杷，再也用不著自己挑著擔子賣，由經營者坐飛機賣到香港去。我們在北京開枇杷新聞發布會，是老板出錢，我們出場。農民增收了，農業增效了，農業的投入也解決了，大大地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我看是一條康莊大道。而且，從分散經營到吃大鍋飯，到包產到戶，再到規模經營，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說這是農業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說法。這裡面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點，他們的做法並不違反政策，也不違背現行法律法規，因為土地的權屬和性質沒有改變。所有權還是集體的，使用權還是農民的。使用權既然是農民的，那麼，怎麼用，就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果他們願意集中起來交給經營者去經營，就無可指責，無可厚非。
因此第二點至關重要，就是必須農民自願。農民為什麼會願意呢？因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來交給經營者去進行規模經營，農業才可能現代化，農民也才可能脫貧致富。農民都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也都願意而且急於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講清楚，同時讓農民看到實惠，他們就不會反對，甚至積極踴躍樂觀其成。
實際上，聯合並沒有錯，土地集中使用也沒有錯。包括當年辦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聯合農民集中土地這兩點而言，也沒有錯。那些做法，錯就錯在農民的聯合並非全都出於自願，更錯在土地集中以後搞的還是傳統農業，失去了集中和聯合的意義。因此第三點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後一定要搞現代農業和規模經營。
但這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就是生產方式改變以後，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會發生變化。換句話說，分散經營變成了集中經營，分散居住也要變成集中居住。這就有了第二個“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這也不完全是為了解決失地農民的安居問題。因為土地集中整理以後，原來一家一戶單獨居住的農民還可以住到村子裡來，如果原來就是相對集中住在村裡的，就更不成問題。問題是，如果還照樣住在村裡，農民的生活很難實現現代化。盡管我們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電，村村通電話，村村通電視”之類的口號和做法，但實在地說，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農民用不起電話，用不起電視，用不起自來水。比如一個自然村，幾戶農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電話得拉多長的線？這就很難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廣大農村。
何況還有城市發展的問題。城市要發展，要建設，工業要向園區集中，都要搬遷。牛敏就說，過去我們的做法是農民失地以後就地拆遷、就地搬，我們政府不管的，結果就造成二次搬遷、三次搬遷、四次搬遷。今天這個來了搬一回，明天那個來了又搬一回，剛剛搬完又要你搬，農民怎麼能沒有怨言？
我說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賽人！
牛敏說，所以我們痛下決心，農民向城鎮集中，一次性徹底解決搬遷問題和農村現代化問題。一勞永逸！
我沒吭氣，心想你們盤算得倒是不錯，問題是錢從哪裡來？總不成全由政府買單吧？如果讓農民拿錢，光是基礎設施，一個人平均也要付2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卻告訴我毋庸過慮。牛敏說，他們的辦法是拿地換錢，把節約土地的錢補給農民去蓋房子。比方說，原來安置1000戶農民要500畝地，現在安置農民的蜀星花園由於修了5層樓，就只要100畝地了。這個土地節約的錢，一個人可以補7000元。農民一家四口，四七二萬八，爛房子就可以變成好房子了。
這當然也是個辦法。但這個辦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還要走走看看。
四、軟著陸
宋朝華感慨萬千：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必須把富縣建立在富民的基礎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縣委接待室。
新津縣委書記宋朝華和冷剛、金嘉祥一樣，也是農家子弟，只不過1962年出生的他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不但上了大學，而且年紀輕輕就走上了領導崗位，成為成都市朝氣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隊伍中的一員。1997年，年僅35歲的宋朝華擔任了大邑縣委書記，2002年調到新津。當了兩縣兩任書記，宋朝華應該很有些話可說。
照例還是要“約法三章”：說真話，不說假話；說實話，不玩虛套；說人話，不打官腔。其實我說這話之前心裡多少有點底。我深知，作為縣委書記，一點官話、套話都不講，是不可能的。但作為基層干部，只講官話、套話，是不行的。基層工作是很實在的事情。不要說只講官話、套話，就是只講宏觀都不行。宋朝華就有一個觀點：只講宏觀，空談誤國；多講微觀，實干興邦。果然，說起新津縣的城鄉一體化，宋朝華講得很實在。
宋朝華告訴我，成都的特點，是大城市帶大郊區，全市分為三個圈層。第一圈層五城區，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華。第二圈層近中郊區，龍泉驛、青白江、新都、溫江、雙流、郫縣。第三圈層遠郊區，都江堰、彭州、邛崍、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處第三圈層，綜合經濟實力與第一圈層有明顯差距，比第二圈層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層還說得起話。自然資源，有山有水；經濟發展，工業基礎較好，民營經濟發達。所以我們提的口號，是“領跑三圈，融入二圈”，這就需要加快發展，尤其要在推進城鄉經濟同發展、共繁榮上下工夫。再說，新津總人口近30萬人，農業人口近22萬，仍然是一個農業縣，“三農”仍然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大問題。這就要結合縣情，找准結合點。新津的特色經濟是什麼？就是民營經濟。新津的民營經濟有一個特點，就是以工業經濟為主體。工業要發展就必須集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是不行的。但是這很困難。全縣12個鎮鄉的大部分企業都願意在本土發展，要把它們全部搬遷到園區，相當於一場革命。
我問，那你們怎麼辦？
宋朝華說，靠政策引導。我們有兩個政策。第一個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戶鄉鎮和異地落戶項目的引薦鄉鎮，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考核指標、招商引資任務數和項目稅收三個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調動了鄉鎮和部門招商引資的積極性。第二個叫“三不政策”，就是對不按規劃要求選址的項目，規劃不審批，計委不立項，建委不報建，促進和保證了新引進工業項目全部落戶園區。
我笑了。呵呵，軟硬兼施。不過工業要向園區集中，必然涉及搬遷問題。一般說來，工業園區多半在城關。城關農民的居住條件和生活條件，相對遠郊貧困地區是比較好的。這些年，城關附近的農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來。不少人蓋了新房子，有的還蓋得很好，哪裡肯搬？搬遷原本就是大難題，城關農民的搬遷只怕更是難上加難。倘若農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難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華也笑了。他說當然不行。工業向園區集中，采取一些引導性、限制性的措施是應該的，但農民向城鎮集中必須自覺自願，強制的做法不符合“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我說是啊，那就等於搞“集中營”了。
宋朝華對我“集中營”的說法不置可否。他強調的是：“強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諧。因此不能“硬搬遷”，只能“軟著陸”。
我問，那你們咋整？
宋朝華說，先要算清賬。過去常提三句話：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農不穩，可見發展工業的重要性。工業要發展，就必須向園區集中。集中才能發展，發展才能富縣，富縣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諧。人民群眾是我們黨執政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和諧更無從談起。我認為，一個地方，一個縣，不管GDP有多大，財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設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績關鍵還是要看農民富不富。如果農村沒有變化，農民沒有富裕，政績就是虛假的。過去，我們一直在提要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但提了這麼多年，城鄉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是在增加，為什麼？就因為我們落實富縣的措施多，落實富民的措施少。縣城經濟在發展，但農民沒有富，自然罵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們必須轉變思路，通過城鄉一體化同步推進富縣和富民，把富縣建立在富民的基礎上。
我說，你的意思是，工業集中發展不但解決了富縣的問題，還解決了富民的問題？或者說，要想富縣又富民，工業就必須集中發展，農民就必須集中居住？
宋朝華說，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業向園區集中導致農民失去了土地，實際上卻是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結束了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貧苦日子。同時把他們集中到安置小區居住，又逐步改變了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再通過政府的培訓就業工程，把他們變成產業工人，真正實現了從農民到市民的轉變。身份變了，生活變了，觀念變了，收入也提高了。過去一個完全務農的農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來真正要達到4000元非常困難，現在一年僅打工的工資收入都上萬元，應該說是成倍增加。
我並不完全以為然。我說，你們的賬算得是不錯，問題是農民認不認賬，買不買賬。
宋朝華承認我的擔心有道理。他說，農民都是“見水脫鞋”的。他們也講道理，但更講實惠。他覺得講實惠也是一種務實的態度。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追求務實和諧、實惠和諧。不給農民得到實惠，是不可能和諧起來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給他好處，他怎麼和諧得起來呢？
我問，那你們給農民什麼實惠？
宋朝華說，這裡面也有一個思想觀念的轉變問題。過去我們有個教訓，我們都是等項目來了，才開始拆遷，讓農民住過渡房，一年兩年都沒有房子給他，往往都讓農民去投親靠友，甚至在路邊搭簡易過渡房，沒有現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這樣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沒有威望了。我們跟農民許願，說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幾張規劃圖給農民看，說我們的房好漂亮哦，農民都說我們是騙他們的。
那是當然了，規劃規劃，紙上畫畫，牆上掛掛，這種事情以前多了去，農民吃一塹長一智，也學乖了。你不放兔子，他當然不撒鷹。
宋朝華說，這次就是總結了以往的教訓，先把房子蓋起來，並且做到環境優美、設施配套、價位便宜，還幫助農民解決就業問題，真正讓他們安居樂業，結果在36天內成功搬遷了489戶，都是城關農民，近乎神話。為什麼能創造這個奇跡呢？這跟“先建房，後拆遷”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設得怎麼樣，設施配套如何，農民看得見、摸得著，就會高高興興心甘情願地搬遷。
新津縣的純陽安置小區我看過，在園區和縣城之間，進廠打工，進城購物，或者開個店鋪做點小生意，都方便。何況還有各種優惠政策和配套政策。農民整巴實（舒坦、滿意）了，當然願意來。原來所謂“新津模式”，就是“築巢引鳳”。過去我們只聽說招商引資要“築巢引鳳”，沒聽說安置農民也要“築巢引鳳”的。這確實是一個創造，但也有問題，那就是政府必須掏錢墊付工程款，補貼農民。不墊付工程款，房子就蓋不起來；不補貼農民，農民就住不進去。這裡面會不會有困難，會不會有爭議？
宋朝華說，確實有這個問題。比如這次我們縣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拿出5000多萬元讓利於民，就引起了許多爭議。大家都說憑啥子對農民那麼好，憑啥子拿幾千萬給農民？我說，你們錯了。仔細算一算，政府並沒有虧。農民騰出的土地可以引進多少個項目、發展多少個企業？這些項目、企業可以產生多少稅收、多少財富？算大賬、遠賬，我們沒有多拿給農民，只是提前支付給他們。更何況這麼多年來，我們工業的發展，農村、農民、農業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工業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就應該反哺農業；城市發展到一定時候，就應該反哺鄉村。拿一點錢給農民，我們不是行賄，他也不是受賄。這是我們對農民的補償，優惠一點也應該。只有讓農民真正感到實惠，農民才會認為黨的政策好，政府親民愛民，才會擁護我們。在農民的問題上，我就主張膽子大一點，步子快一點。
宋朝華告訴我，他們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農民搬到新區以後，免費辦理房產證，連工本費都不收，物業管理費免五年。過去他在農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麼費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賣。如果優惠的房子不允許農民賣，那就是假優惠了。他賣了房子以後，可以去買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裡租房子，把省下來的錢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萬塊錢就買到了，然後1000元一個平方米賣出去，可以贏利7萬。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個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萬，剩下的錢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滾雪球”。這都是農民的權利。要給農民自由，要給農民一條出路。他把房子賣給別人後，他不會再找政府的麻煩。中國的事情要搞活，有個前提是放開，管得過多、過死並不好。農民要交易，就讓他交易；農民要進入市場，就讓他進入市場。進入市場以後，我們和農民的問題就畫句號了。今後不管有什麼問題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麼稅費該交就交，又有什麼不好？
當然沒什麼不好。不過我還有一個技術性問題，就是過去農民一家一戶單獨住，現在搬進公寓樓，住到一起來了，那麼誰住樓上，誰住樓下，誰住東頭，誰住西頭呢？如果發生矛盾引起沖突，又怎麼解決？
宋朝華說很簡單，也就三個詞：公開、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開，很多事情都好辦。我們的純陽安置小區樓層分配的辦法，是先公布各樓層的價格，比如底樓260，二樓270，三樓300，四樓290。大家根據各自經濟的承受能力，自由選擇戶型。如果撞車，就先協商。協商不好，就抓鬮。一靠經濟槓桿，二靠民主協商，實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們出台一個政策，就是哪個先拆完了，哪個就先來選房。先拆完的先選，後拆完的後選，等到最後沒得好的了，就不怪我們嘛！結果很多群眾連夜拆遷，冒雨拆遷，沒有一戶強制執行，也沒有一戶告狀上訪。農民其實是通情達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就不會有矛盾，也不會有問題。
這樣看，當然不大會有問題。不過新津縣雖然在第三圈層，卻是“第三世界領袖”。第三圈層的其他縣市，事情有那麼簡單嗎？
五、硬崛起
曾萬明迎難而上：
要發展就要有膽識，再困難的地方也有優勢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萬明的辦公室。
39歲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大邑縣前任縣委書記曾萬明很低調。他似乎並不十分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曾萬明一再聲明，大邑能夠有些變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領導有方，靠的是全縣人民和整個班子的集體智慧，和他個人沒有太大關系，何況事情已經過去，和別的同志談也一樣。
我只好告訴他，我們的訪談是對事不對人的，也沒有宣傳個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大邑縣城鄉一體化的過程是有典型意義的，應該讓別人知道。至於一定要和他談，也僅僅因為當事人的感覺更真切。曾萬明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於是，我們在他的辦公室面對面交談。他嗓音低沉，語氣平實，毫不張揚，就像講述別人的故事。盡管如此，我仍能感覺到他平時的風趣和風采。
曾萬明告訴我，他做工作的原則，是謀事不謀人。謀事也就是謀發展，要發展就要有膽識。其實再困難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優勢。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對偏遠、比較困難的一個地方，原來屬於溫江地區。溫江地區有個說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崍、蒲江、大邑。主要問題，是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思想觀念比較陳舊。他去大邑的時候，大邑基本上沒有工業，基本上看不到建築工地，存款只有20個億，負債倒有6億多，其中債券3億多，工資都發不出。所以干部群眾思想包袱很重，覺得大邑離成都那麼遠，發展也沒有後勁。
我說，你在這種情況下走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萬明說，我當時想的是，改變大邑現狀，肯定要靠上級黨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還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話倒是不錯。問題是他們那裡一窮二白，要啥沒啥的，怎麼生產自救？
曾萬明說，我這個人是逆向思維。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難，是相對落後，但是，差距就是潛力，落後就有希望。一個地方，它越困難，留給我們做事的舞台就越好，發展空間就越大。一張白紙，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嘛！所以差距也是財富。
好嘛！“鬼害怕”變“提款機”了。不過大話好說，實事難做，且看他們如何“變廢為寶”。
曾萬明說，我當時腦海裡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麼？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麼？說來說去，還是“發展”二字。必須用發展來凝聚人心，用發展來激勵斗志，用發展來解決發展中的困難和問題。要發展，就得有項目。如果說發展才是硬道理，那麼，項目就是發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務。搞城鄉一體化，沒有項目就是空談。因此我們提出，以招商引資作為整個工作的切入點和突破口，以項目建設為核心來加快大邑的發展。
我問，大干快上？
曾萬明說，不，科學發展。絕不能再走過去“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這個老路，必須集約化、市場化、專業化、規模化、法制化。因此我們規劃了“五區一線”。“一線”就是旅游公路沿線，從西嶺鎮到韓場鎮，100多公裡，相當於一個項鏈，把五個區串起來。韓場鎮是畜牧高科技園區，安仁鎮是文化旅游開發區，晉原鎮是工業區和新城區，現代農業示范園區在蘇家鎮，都在旅游沿線上。文化旅游開發區上實際上也是四點一線，一個西嶺雪山，一個花水灣，一個道教發源地鶴鳴山，一個劉氏莊園。兵馬未動，規劃先行。規劃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資。第一，靠優勢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優勢？
曾萬明說，怎麼沒有？一是能源優勢，有煤，有水，電力充足。二是土地優勢，荒灘、土坡、河灘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環境優勢，西嶺雪山花水灣，旅游資源豐富。四是生態優勢，山、丘、壩都有，立體氣候很明顯，適合各種農作物的種植。山區我們重點搞藥材，丘區就搞多種經營，搞麻羊、反季節蔬菜，壩區主要搞大田。五是勞動力優勢，勞動力價格相對比較低。所以我覺得搞項目的話，在具體操作上必須要靠優勢來招商。用自己的長處去比別人的短處，項目就會來。優勢發揮得越充分，就越說明我們的切入點選得好。問題是你要把這些潛在的優勢變成現實的宣傳力。你必須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發現優勢，培育優勢，制造優勢，利用優勢，發揮優勢”。
我這個人是有點不講道理的。所謂“不講道理”，就是“只講事實”。這也是我和成都市領導干部訪談的一個基本原則。大邑有這五大優勢，是事實；如何發現、培育、制造、利用、發揮，卻不知道。
曾萬明說，一靠真情，二靠誠信，三靠黨的堅強領導。我經常跟班子裡的人說，搞項目必須要大團結，必須要大聯合，也必須要大統戰。只要是能給我們項目的人，都要去爭取他，團結他，實現雙贏。辦企業是要賺錢的，我們就要在遵紀守法和不傷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幫他們賺錢，甚至幫助他們算賬，讓他們覺得投入是有回報的。2003年3月，一個朋友告訴我，中國的制鞋大王雙星集團准備到四川來發展，但是沒有基地。當時我剛到大邑不久，正在黨校學習。我就去找他們成都公司的銷售老總，請他到大邑來看，給他介紹工業開發區，介紹我們有哪些優勢，勞動力的優勢，電力的優勢，交通的優勢，良好的服務優勢。這個東西就打動那位老總了，就把青島總部的人介紹到大邑來。我們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區去看，又跑到青島去回訪，爭取他們到這邊來投資。最後，雙星集團投入2.5個億，建西部的制鞋基地，還把制衣、制帽、制襪都搞起來了，形成一個很大的產業鏈。而且地價還賣得很高，6萬多元一畝，國家標准，沒有優惠。
我問，沒有優惠也肯來？
曾萬明說，肯來。其實一些大企業，並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們更看重的，是這個地方的軟環境。外地的企業能夠過來發展，很大程度是選擇人。這個人能不能交，這個人做事誠不誠信，老板在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調查，考察這個地方說話算不算數。你講誠信，項目就來了。所以我和班子裡的人講，我們招商引資搞項目，一定要用真心換真情，用真情換真意。
我問，如此說來，一靠真情，二靠誠信，這兩條是一致的了？
曾萬明說，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講誠信，講誠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內在本質，誠信是外在表現。我經常說兩句話：寧肯說我水平低，不要去虛報浮誇；寧肯說我手藝差，不要去弄虛作假。丁是丁，卯是卯，這樣好一點。我到大邑後還有一個“陽光理念”，提出了“誠信大邑，陽光政府”。陽光政府，就是公開的政府，透明的政府，為民的政府，廉潔的政府，責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總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講究陽光，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要經得起後人的評說，要經得起大家的認同，要經得起社會的評判。
我問，三靠黨的堅強領導又是怎麼回事？
曾萬明說，我當時在大邑提出，內部要增強凝聚力，外部要增強吸引力，整個干部隊伍要有戰斗力。我作為書記的主要任務，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規則制定好，把節奏處理好，這樣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事業的進步和社會的和諧。
我又問，有效果嗎？
曾萬明說，有。比如福建有個玉新集團，它到西部來，要選一個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綿陽，到了樂山，也到了德陽，最後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時路過大邑，慕名到韓場鎮去訪問。當時韓場鎮的黨委書記十分敏銳，馬上報告我，說他們可能是來考察投資的，但是不知道怎麼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說你把他們留下來，住到花水灣。第二天我在縣委接待了他們，介紹情況，又叫韓場鎮的書記跟他們一起回廈門，考察公司情況，談了13天就把這個項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個多億，可以解決1500人就業，出口創匯可以達到1000萬到3000萬美金，產品全部銷到美國和歐洲。韓場鎮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給他們種蘑菇，四五個月就可以賺6000元。
我說，這就是靠優勢招商了？
曾萬明說，是。
我問，還有別的招數嗎？
曾萬明說，還要靠產業招商，靠環境招商，靠資源招商，靠市場招商。靠產業招商，就是對一些企業要引導它們做大做強。不知道你去看過天邑科技沒有？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們把他請回大邑後，一年銷售的可以達到1億多，通過他還引進了台灣企業，是大邑的第一家台灣企業。還有一個是蓉新公司，投資一個多億，搞了蓉新管道，投產以後可以做到10個億，稅收可以達到7000萬。過去稅收過千萬的企業最多只有一家，現在達到四到五家。
我問，靠環境招商呢？
曾萬明說，環境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硬環境，水電氣路都要配套。還有就是軟環境，核心就是講誠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說，說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問，靠資源招商呢？
曾萬明說，就是以資源換投入，以資源換資金。比如我們要修路，沒有錢，又貸不到款，我們就引進中鐵八局。路修好後，把土地拍賣給它，或者把拍賣土地的錢給它，以地換路。
我問，靠市場招商呢？
曾萬明說，比如我們有這麼多的垃圾，要做無害化處理，我們也沒有錢，但是有市場。我就引進一個垃圾處理廠，搞了BOT模式，它來投資、經營和管理，13年以後就無償地交給我們了。
我明白了。曾萬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優勢招商；而曾萬明說的優勢，其實包括“硬優勢”和“軟優勢”。“硬優勢”就是能源、土地、環境、生態、勞動力，“軟優勢”就是真情、誠信、黨的堅強領導。在我看來，“軟優勢”其實是比“硬優勢”更重要的優勢。實際上，有著能源、土地、環境、生態、勞動力“硬優勢”的並非只有大邑一家。許多企業選擇大邑，恐怕更多的還是看中了他們黨委的真情誠信和政府的陽光透明。
“軟優勢”造就了“硬崛起”。有兩組數據可以說明大邑的變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從每年20億增加到31個億；二是用電量，2002年是3.6億千瓦，到2005年超過了5億千瓦。發展的結果是富裕，富裕的結果是文明。我看過安仁鎮的農民新居，那是讓城裡人看了都要眼紅的。大邑這個以前的邊遠貧困縣，山還是那些山，水還是那些水，地還是那些地，卻因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從“鬼都害怕”變成了“人人愛來”。
六、智者勝出
白剛妙手回春：
辦法都是人想出來的，難題也能變成機會
2005年8月11日，錦江區委，白剛的辦公室。
如果說大邑的發展可以歸結為“軟優勢，硬崛起”，那麼，錦江的成功就無妨稱之為“智取勝，巧安排”。很難用一兩個字來准確形容和描述錦江區委書記白剛。他睿智聰明，又並不張揚；思維嚴密，又富於想象。實際上他在推進城鄉一體化過程中搞出來的那“五朵金花”——紅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東籬菊園，與其說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說是藝術品。我是到過紅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進門就大吃一驚。這哪裡是什麼農村？完全是公園嘛！走進去以後就更是感慨萬千。綠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飄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謂“田園牧歌”，亦不過如此！能想出這種點子的人，肯定有藝術家氣質；和這樣的人談話，當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說到“五朵金花”，白剛的臉上卻並無驕色，反倒微露一絲苦笑。他說這其實是逼出來的。錦江屬於中心城區，帶有兩個鄉。這兩個鄉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已經改成了街道辦事處，鄉和鎮都沒有了，但居民還是農民。
我奇怪，為什麼還是農民呢？
白剛說，因為城市一定要有通風口，一定要有綠地。我們錦江區這塊農村，剛好就有一部分被規劃為綠地和通風口。這就不能搞房地產，不能蓋高樓大廈。可是周邊地區在發展呀！你這塊地方空起，搞不好就變成城中村，髒亂差不說，還窮。這塊地方的農民就會有意見了：憑什麼別的地方可以脫貧致富，我們就該貧窮落後？沒道理麼！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種方式把它融入城市，這個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總不能搞成令人談虎色變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這確實麻煩。城中村，是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歷史性、階段性問題，也是一個讓許多人頭疼的“老大難”。著名學者陸學藝來成都調研的時候，就曾建議他們不要去動“城中村”。但現在看來，錦江區不動也不行。
白剛說，這就逼得我們黨委、政府想辦法。我們這兩個鄉，有一個發展工業，問題不大。另一個鄉，三聖鄉，麻煩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脹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豐產也不豐收。
我問，你的意思是說，這塊地方不但變城市難，就連農村也很難做好？
白剛說，是。
這確實令人同情，卻不知他們怎麼想。
白剛說，我們也沒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沒有用。既然我們攤的就是這塊地，那就要在這塊地上做城鄉一體化，把劣勢變成優勢。怎麼做？找事干。我們就是沒事找事。正好這個區有一個傳統的種植習慣，就是大田種花。種花好啊，經濟作物嘛，可以解決多收的問題。但如果不做大做強，頂多也就是小富，發不了大財，甚至可能連小富也做不到，不過溫飽而已。
我說，那麼請問如何做大做強呢？
白剛說，我們就選了一種方式——自己去申報四川省首屆花博會，而且會址就選定最邊遠的一個村，叫紅砂村。這個方案一出來，大家都說天方夜譚。之前沒有這個事啊，省上也沒有說要辦什麼花博會啊！再說了，你要辦一個省級花博會，肯定得要兩個億，比如修場館、酒店什麼的，基礎設施你總要搞吧？
我說，呵呵，兩個億，你有嗎？
白剛說，要兩個億就有問題了。不要說我們沒有那麼多錢，就是有，也不能花兩個億搞曇花一現。我們絕不能過年放鞭炮，花錢只圖一個響。必須把我們這個會，辦成永不落幕的花博會，還不能花那麼多錢。
我說，啊，空手套白狼！
白剛一笑，說也可以那麼講吧！當時省裡正在推進三個轉變，就是“民間資金轉化為民間資本，土地資源轉化為土地資本，人才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本”。我說這樣很好，我就把民間資金轉化為民間資本。怎麼轉？很簡單。我們不出一分錢，讓企業出。哪個公司來投資，幫我們建場館，會完了以後，我們就把這個場館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場，交給這家公司去經營，等於是他把市場建好借給我們開花博會，開完以後我們還給他。他有市場能盈利，我有場館不花錢。大家都不吃虧，大家都很高興。
我說那是，雙贏麼！但不知你們和農民是不是也雙贏？
白剛說，當然要雙贏。我們做事就是為了農民致富，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為農民致富我們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劃了一個方案，把整個紅砂村打造成花博會景區，而且還不大興土木。怎麼改的呢？不動遷一戶農民，把農民的農房全部改造了。加個頂啦，刷個牆啦，圍個院子啦！資金嘛，政府出六成，農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變成旅游景點。城裡人來了一看，啊，公園！
我笑，是像公園。收門票嗎？
白剛說，不收。農村嘛，收什麼門票？但它確實又是公園，可以當做公園來逛。這個工程我們大約花了1000多萬。當時就有記者問春城書記，你一個村花1000多萬，你要花多少錢？春城書記說，你看我們這個村是花了1000多萬，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邊做個公園，要10個億。我還要請一幫人來維護這個公園，管理這個公園，我們這個公園卻不用請人維護管理，因為這是農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問，然後呢？
白剛說，然後就搞土地流轉，把這個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轉給大戶。結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國的維生公司。維生公司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們要搞花卉龍頭企業，需要它來帶動。花卉企業進來後，農民到企業打工，照樣和平時一樣種他的地，澆他的水，鋤他的草，卻多了一份工錢，自家的房子還可以做客棧，開茶館，搞農家樂。因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點了嘛！這又多一份收入。結果，我們辦花博會，既沒花多少成本，又沒動遷農民，而且土地也流轉了，花卉企業也進來了，農民也增收了，別人都很羨慕。
我問，沒有不贊成的？
白剛說，其實剛開始的時候，農民是不以為然的。農民覺得辦會嘛，就是你們修兩條路，插幾面旗子，圖個熱鬧，辦完了我們還是老樣子嘛。但是我們錦江區辦的花博會，還不到半年已經賺得盆滿缽滿了。其他村看紅砂村富了起來，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剛。且慢！我承認你這個紅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稱“金點子”，甚至是“絕招”。你不但把農民就地變成市民，而且把農村就地變成了公園。但是，正因為它是“絕招”，所以不可效法。“絕招”的特點就是“絕”嘛，難道還能拷貝、克隆？
白剛說，當然不能重復搞花博會。我就去幸福村，那裡有一片梅花林。過去由於沒搞城鄉一體化，沒完全引起重視。這次去看，發現有600畝。全國四大梅花基地，南京、無錫、武漢、成都，其他三個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畝，我有600畝就是最大了。如果認真做出來，還可以做到3000畝。我們就決定搞個“幸福梅林”。這個理念一提出，農民比我們還積極。他們自己打了個標語：“奮戰100天，超過紅砂村”。我們說我們快，農民比我們還快。
當然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下一個呢？
白剛說，下一個就是江家菜地。花香農居（紅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種花，這回該種點菜了，也不能總是種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種花的富了，種菜的也要富呀！我們就給農民說，你把土地整理出來，然後以一分地為單位，讓城裡人來認種。
我說，就像到動物園認養動物一樣？
白剛說，對。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畝地你就有8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裡去找認種人。你和農業合作社簽訂兩個合同：一是土地流轉合同，一個是代種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後，就去面對市場，讓城裡人認種，你自己變為代種人。他想種蘿卜你就種蘿卜，他愛種萵筍你就種萵筍。他的蘿卜可以拿去換萵筍，也可以讓你幫他賣。你賣了把錢給他，這樣他也高興，你也高興。而且還有最關鍵的問題，我們把租金給他量化了，細化了。城裡人付的這800元，100元是種子、化肥、農藥，150元是地租，350元是勞動力，還有200元給集體經濟組織，負責養護整個基礎設施和景點。農民聽了高興得很。過去要起早貪黑去賣菜，進城又沒有攤位，只能賣給菜販子，賣得好就有錢賺，賣不好還虧本。現在一分地800元什麼都包完了，城裡人還多了個集生態、旅游、體驗、休閒於一體的好去處，皆大歡喜。
確實皆大歡喜。不知白剛還有什麼金點子。
白剛說，這三個村成功後，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農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東籬菊園。荷塘月色，我們准備打造成藝術村。辦法也很簡單，把農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養一個管家，租給藝術家。藝術家一進來，這個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樣了，做旅游景點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續發展了。
我問，農民有什麼好處？
白剛說，怎麼沒有好處？按照我們的設想，農民應該有四份收入：你流轉我的土地，要給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裡打工，要給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給你，你要給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體經濟組織，要給我股金。何況權屬還在，土地還在，不動產沒變，農民高興得不得了。
我說，豈止是四份收入，還有四種身份：地主、工人、房東、股東，真是立地成佛。只不過我總覺得你們的情況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學得來的。
白剛說，怎麼學不來？有人說，紅砂村你搞小盆花種植我們學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們又沒有，算你運氣。我們承認這兩個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沒有，菜地你也沒有？種菜你總會吧？大家都說，推進城鄉一體化，一定要找到產業，一定要找到載體，可惜自己沒有。如果你要這樣想就錯了。每個人，每個地方，其實都是有優勢的。你自己不會發揮，不去找，你就會覺得別人可以你不可以。實際上到處都是產業，到處都是載體，甚至到處都是機會，關鍵是你去不去發現，怎麼去發現。辦法都是人想出來的，難題也能變成機會。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問題。
這話在理。必須承認，錦江確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說別的地方沒有，便是在成都，也獨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這個“理”，就是科學發展觀。只要總體思路是對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樣做，只不過要因地制宜而已。至於具體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說三聖鄉，原來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點落得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嗎？誰想到他們就能變劣勢為優勢，反敗為勝，突出重圍呢？
窮則思變，急中生智，智者勝出。所謂“錦江經驗”，或可作如是解。
七、仁心致和
文登來情為民系：
農民的收入問題，是最核心的切入點
2005年8月11日，金牛區委接待室。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長助理、金牛區委書記文登來兼有山東人的豪爽和工程師的謹嚴。文登來是萊陽人，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畢業，搞過企業，坐過機關，掌管過一省的信息產業工作，屬於那種專家型的領導。他調到地方上工作，肯定會有自己的風格。文登來說，他是2003年10月份才到金牛區的。那時雙流、錦江在城鄉一體化方面已經開始有一些東西，他感覺有壓力，也感覺如果繼續去簡單重復地摹仿，意義不是很大。他跟班子成員講，不要去爭一時之短長，要靜下心來認真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更加符合自己實際的辦法，把事情想得更長遠、更系統一點，這樣做下去可能會好一些。
這是實話。雙流和錦江在城鄉一體化方面做得確實漂亮，金牛要趕超並不容易。那他們又是怎麼想的呢？
文登來說，首先琢磨的，就是農民轉變身份之後的收入問題。這是一個最核心的切入點。根據以往的經驗，超過30歲的農民就很難再就業。七八千農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業，沒有收入，整個小區就會一塌糊塗，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們區有大量的外來人口和流動人口。農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錢可以賺。現在我們搞“農民向城鎮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這部分收入就沒有了，農民怎麼肯干？第三個問題，就是農民要集體居住，就要搞農民新居工程，錢從哪裡來？我們金牛區有9萬農民，人均居住面積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萬平方米。1平方米算1000元，就要45個億，哪裡去找那麼多錢啊？這還只算了基本建設費。加上配套之類，差不多需要100個億，甚至超過100個億。由政府出錢來建設，顯然是不現實的。
當然不現實，哪個政府也負擔不起。其實也不光是這三個問題。外來流動人口無房可住，同樣是問題。一個城市要發展，是離不開外來流動人口的，不能讓他們無處落腳。外來人口沒了住處，搬遷農民少了收入，這兩條加在一起，社會就不穩定、不和諧了。不知金牛區有什麼高招？
文登來說，想來想去，感覺還是得發展集體經濟，但必須是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可持續發展的。什麼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來操作，跟以前的那種非法人的集體經濟不一樣。公司自己成立董事會，所有農民都是股東，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會，董事會選董事長，然後再任命總經理。公司主要的任務就是經營這個集體經濟組織，招商引資也可以。當然，它的經營要符合城市規劃的總體要求。比方說我們有一片地，我們要規劃市場，他們就可以去。如果我們是物流，他們就可以找企業來合辦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適當地給他們配置資源。公司內部，必須有相當的資產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確保一個底線。這樣，不管公司的經營狀況怎麼壞，壞到最後這個底還在。我們知道，每個村差不多都有集體資產的，但往往一拆遷就沒有了，分光了。現在大家明確了一個可以看得見的前途，原來的資產也就不會浪費，農民就會自覺自願地去保護集體資產。不過光是這樣想還不行。集體經濟組織，農民成立的公司還得有事做有錢賺才行。正好這時我們區有一個項目，就是要建設“兩河森林公園”。這是成都市創建國家園林城市、申報中國人居環境獎的重要項目之一，占地6500畝，包括森林，涉及農民5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盤”1100多畝。
我問文登來，什麼叫“林盤”？
文登來說，川西農民都是獨家獨戶居住，農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後還有一些樹林、竹林，我們叫“林盤”。這5000多農民，宅基地加“林盤”是1100多畝。農民集中居住以後，就用不了這麼多了。於是我們就在已經建成的高家小區旁邊規劃了兩河社區和一個商業風情鎮，占地540畝，和占地1100多畝比較起來，還省了500多畝。所以我們願意拿200多畝做商業街，再拿一定的面積做出租房，作為實現農民持續增收的主要載體。商業街和出租房，由集體經濟組織和投資方共同建設，集體經濟組織出土地，投資方出資金。建成以後，給投資方不超過30％的住宅和商業設施作為回報。不過只給使用權，不給所有權。房子不能賣，一賣就亂套了。招標之前我們選企業，對企業講你要來投這個資，說清楚給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權，辦產權也是給這個集體經濟組織的，不是辦給你這個投資方的。
我明白金牛區的想法了。他們確實是在千方百計地保護農民的利益，尤其是農民的集體利益。也就是說，在經營者和農民之間，優先保護農民；在集體和個體之間，優先保護集體。當然，經營者的利益、個體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護的。他們甚至想方設法讓農民個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後，收入不能減少。比方說，金牛區許多農民，原來都是有租房收入的。這和集體經濟組織可沒有什麼關系。這個問題，文登來他們也想到了。
文登來告訴我，他們在建農民新居時，事先充分征求了農民的意見。文登來說，按照規定，種糧戶人均面積是60平方米，種菜戶50平方米。對於三口之家來說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農民是比較節省的，覺得一家人住這麼大一套浪費了，一般都選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兩套拿來出租。我們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就設計了三種戶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讓農民在規定面積范圍內自由選擇。你願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願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積換租金。不過有兩點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現在全部交給集體經濟組織統一出租。出租以後，錢是多少給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積就按多大面積給你租金，當然要交所得稅。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開。比如這一塊是農民自己住的，旁邊這一塊是農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這樣便於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這是個好辦法。政府並沒有多花錢，就解決了兩個問題——農民的收入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居住。這是有利於社會穩定和諧的。
問題是，農民當真願意嗎？
文登來實話實說，農民開始時是有些不願意。我們就和農民直接交換意見。我們有200多名機關干部，用一個月時間每家每戶去走訪，去談話，做工作。就是了解情況，你對我們有什麼想法，我們怎麼想的，你怎麼想的，咱們怎麼能做到一塊。200多名干部花了一個月時間每家每戶都弄清楚了，就想辦法解決。比方說，農民有一條意見：你給我遷得遠離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處。這個好辦，我們保證不遷遠。全區規劃11個住宅區，都不遷遠。這是第一個。
我問，第二個呢？
文登來說，第二個，房子我們給他蓋好一點。做經濟適用房，層高2.8米就合格，我們規定3米。第三個，鼓勵企業給農民買社保。你雇傭我們的工人，我們補貼你一部分，幫你買單。第四個，對年輕的農民進行培訓，每個人700元培訓費由政府來付。培訓出來找職業，我們也幫他找。年紀大的，安排從事服務業和公益事業，有一部分靠低保，每個月210元。第五個，解決戶籍問題。
我問，改成城市戶口嗎？
文登來說，是。這個工作做得比較細，我們是挨家挨戶去給農民講，為什麼你要換，換了以後你有什麼好處，他們願意了才交上來，不願意就算了。交上後我們再給他換成城市戶口簿。
我又問，為什麼他們不願意？
文登來說，因為他們怕丟掉一些權利。其實這個事我們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給你管了，宣布原戶口簿作廢，很簡單就解決了。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認為，交這個本實際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過程。他心甘情願交上來，我們就成功了，就放心了，農民就成了推進城鄉一體化工作的協作者。我們真的感覺到，要誠信對待農民，逐步解決遺留問題，絕不發生新的問題。農民是很不錯的，只要真心誠意對農民，沒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這大約可以稱之為“仁心致和”了。實際上，成都市許多區縣黨委書記都說過意思差不多的話。他們說，農民其實是很可愛的，也是通情達理的，一般都不會無理取鬧。要鬧，也是“有理取鬧”。因此，我們的干部只要注意三點就行了。第一，要愛護農民，不能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擺在一個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公開、公正、公平。過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於喜歡搞“暗箱操作”，農民覺得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態度還不好，哪裡和諧得起來？
這就必須轉變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實際上，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成都市各區、縣、鄉、鎮干部的作風，已經悄悄地發生了變化。這一點，我第一次下鄉就體會到了。
八、潤物細無聲
陳代康體會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眾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縣復興鄉農民李啟松家。
蒲江縣復興鄉其實是我實地考察的第一個點。但當時初來乍到，感受並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覺的東西並不一定能夠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真正感覺。當我開始理解成都市的城鄉一體化以後，對復興鄉黨委書記陳代康的話就有了新的感受。
陳代康是一個很樸實的人。他皮膚微黑，身體健壯，風塵僕僕，看起來不像黨委書記，倒像一個農民工，當然是農民工當中比較有文化的那種。這就讓人放心。我有一個偏見，認為鄉鎮一級的基層干部，整天東奔西走，上山下鄉，和農民打交道，如果白白淨淨，大腹便便，就讓人生疑。陳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個農民工，就說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實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復興鄉的農民集中居住區搞得不錯。有樓房，有平房，有一樓一底，有兩樓一底，連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聯排別墅。“別墅”對面，是統一建設的豬圈，也連成一片，是豬兒的“聯排別墅”。陳代康告訴我，蓋這樣的房子，農民基本上不用掏錢，鄉裡按戶頭算每個人補助2500元到3000元，從項目資金裡來解決。像修這個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萬，我們給他補助的就是一萬多，剩下的他拆了舊房也就夠了。水、電、路都給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給他。戶型自由選擇，經濟條件稍差的修平房，經濟條件稍好的修樓房。樓房的標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戶住起安逸。
我想，你說得倒是好聽，這房子看起也不錯，不過農民的事情我也是曉得一點的。他們安土重遷，不喜歡搬來搬去。老房子雖然爛一點，但是住慣了，也未必肯走。
陳代康說，剛開始我們動員的時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願意。群眾說，啥子喲，農民還有空調，哪裡有這樣的好事？天上掉餡餅了？都覺得不可思議。我們開了10多次會，進行協調，進行訪問，進行宣傳。我們宣傳小區建設的好處。好處體現在哪裡呢？第一個好處是人畜分開，專門為他們在房子對面另修了養豬場，豬兒問題解決了。豬兒集中飼養，再修個沼氣池，燃料的問題解決了，污染的問題、環境的問題，也解決了。第二個好處是治安，我們治安都是聯防，小偷小摸進不來。第三個好處，就是小區離他們種的田並不遠，最遠的也就是1公裡，所以老百姓還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們想住好房子又沒條件住，他們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規劃的要求，現在他們的夢想一夜之間變成了現實，他們說“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聽明白了。我問陳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說他也沒有離土，也沒有離地，也沒有離鄉，還讓他住上了城裡的房子，你還給他貼錢，所以他很開心？
村民李啟松接話說，就是這樣，我原來住在山邊上，沒有自來水，把家具買回屋頭（家裡）都感覺不協調，現在空調、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啟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沒用過。我懷疑是擺樣子，裝了給參觀的人看的。陳代康解釋說，主要是因為現在農民出去打工，豬兒不夠，無法生成沼氣，我們准備把豬圈租出去，讓別人來搞養殖業。這樣沼氣池就能啟用，李啟松到冬天就能燒水泡澡。
不過李啟松感受最深的，還是集中居住以後找活路、找錢（賺錢）更容易了。李啟松有一台打米機，空閒時間幫別人打米。李啟松說，以前打米很艱難，現在方便了。因為有通訊工具，有手機了，聽到聲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來了。也可以發短信，就是有點貴。打電話一個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電話不收錢的，用“大眾卡”。
陳代康說，我們一個鄉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移動電話增加了300多部。
我問陳代康，農民的收入增加了，你們呢？
陳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說我們有一點加班費，不多。這是一個體制問題。我們的收入水平在目前來說算是比較低的，但我們在基層也習慣了。我們的收入雖然不多，還是覺得干起來帶勁，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們就有成就感。
我問，老百姓信任你，擁護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陳代康說，是。我認為，推進城鄉一體化這個創舉，它帶來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關系融洽了，社會和諧了，群眾對我們政府信任了。在整個整理土地的過程中，我們感覺到，不但農民在變，農村在變，干部也在變，包括機關干部、村社干部。我們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鍛煉，我們的水平也在不斷地提高，我們的工作方式也在轉變。比如過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們經常出個通知、計劃，各個村往下發，那你就按這個通知、計劃去做。現在我們干部思想變了，就是用民主協商的方式去解決。我們每出台一個政策，都要和群眾商量，實施過程中也要和群眾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讓老百姓搬遷，都要實行民主協商制。鄉干部過去是命令式的，現在是協商式的。
我問，從命令式轉變為協商式？
陳代康說，是。在整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都不是鄉上提出來說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這是第一個變化。
我問，第二個呢？
陳代康說，就是黨員干部的責任感、責任心加強了。我們的黨員，我們的干部都是劃分了責任區的。你的范圍是哪個村、哪個社，你的社員是哪些人，你就要負責幫助他們。就是說老百姓反映什麼問題，他這裡有一張單單，單單上有具體的問題，在多久之內要解決，你就要記下來，要解決。解決的情況怎麼樣，還要群眾簽單。這就是我們的“一區兩好”。一區就是責任區，兩好就是干部為群眾好，群眾說干部好。所以我們的干部經常深入田間地頭，深入群眾，他們關心的問題，他們盼望的問題，他們反映的問題都能得到及時處理。
我問，如果干部不這樣做呢？
陳代康說，我們把黨委書記、鄉鎮長、分管書記的電話給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動電話，實際上就是老百姓電話。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沒給大家干事，你可以給我們反映。還有舉報電話，大家來解決，監督干部。干部變了，群眾也在跟著變……
我問，怎麼變？
陳代康說，一是觀念變了，變開放了。二十幾個施工隊在這裡施工，群眾感受到外面的變化，感受到外邊人的思維，沖擊很大。二是輿論變了。說務工的、說家庭經濟的多了，說奇談怪論的、發牢騷的少了。農民聚在一起，議論較多的是問你又到哪裡去務工了，哪裡有項目可以找錢（賺錢），這方面話題多了。三是關系變了，干群關系變密切了、變和諧了。過去有些時候連會都開不起來，現在一喊就來。他怕又有什麼好政策他不曉得，或者又有什麼優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態變了。群眾覺得縣委、縣政府是干事的，覺得共產黨的政策確實好，都擁護推進城鄉一體化。因為城鄉一體化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解決了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問，你們呢？
陳代康說，我們干部的心態也變了。我自己心態的變化，就是感覺到干起工作來特別有勁。春城書記經常說，要把工作當做學問去研究，當做事業去追求。這話以前我們聽得半懂不懂，現在是深有體會了。
看來，推進城鄉一體化，不但解決了農民問題，也解決了干部問題；不但教育和轉變了農民，也教育和轉變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這兩年還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強基層民主建設，試行鄉鎮黨委書記和村支部書記的公推直選。於是問陳代康：你是派的還是選的？
陳代康實話實說：我是從縣人大機關派下去的，經歷三個鄉了。這個村的支部書記是公推直選的。
村支書說：我是全票當選的。我們村總共36名黨員，到會投票22人，我當時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沒參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當支部書記，今年52歲，年紀大了些。不過村支部書記好像沒有什麼年齡限制，只要是給老百姓辦事的人就行。
陳代康接著說，按照縣上的規定，我們將來都要通過公推直選，總有一天要競職。說老實話，我們真還希望這樣做。因為你隨便做什麼都要得到群眾的評價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組織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況鄉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們選出來的就沒有合法性，自己心裡也不踏實。
這倒是有道理。但問題是，成都19個區縣市，200多個鄉鎮黨委書記，他們都這麼想嗎？從組織任命變成公推直選，這個彎他們轉得過來嗎？萬一選不上怎麼辦？心理上能夠承受得了嗎？再說了，這個公推直選的程序是什麼，具體的操作方案是什麼，與之配套的規章制度又是什麼？
我決定走訪率先試行這一改革的新都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