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 好制度,壞制度 四、官員選拔
    現在再說官員選拔。

    我們知道,帝國雖然是以皇帝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國家的卻不是皇帝一個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個人。帝國的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事務如此繁雜,如果事無鉅細都要皇帝親自去打理,那實在是天方夜譚。合理並且可能的辦法是委派官員去代理,就像農場主僱人放羊一樣。這種制度,就叫「官員代理制」。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時也直接就叫「牧」。

    官員既然是皇權的代理人,那就必須精挑細選。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規矩。所以官員的選拔,歷來就是王朝的重大課題。這項工作在古代,就叫「選舉」。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和現代「選舉」的意思也差不太多,只不過現代選舉是「民選」,古代選舉是「官選」,民選靠投票,官選不靠投票而已。

    選舉的方式有三種:察舉、薦舉、科舉。察舉就是由地方官進行考察,發現人才後向朝廷舉薦。薦舉就是由中正官(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官員)將各地推薦的人才分為三六九等,然後向朝廷舉薦。科舉則是通過分科的考試,將考試合格的人才向朝廷舉薦。第一種是察而後舉,所以叫察舉。第二種是薦而後舉,所以叫薦舉。第三種是科考而後舉,所以叫科舉。兩漢實行察舉制,魏晉實行薦舉制,隋唐以後實行科舉制。不過,認真說來,只有隋唐的科舉是選舉,因為進士及第以後並不立即授官,仍然只是推薦的意思。宋以後,進士及第即是官員,就不好叫做選舉,只能叫做考試了。

    這三種,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則叫「雜途」。比較起來,最好的是漢唐。漢代制度的優點,是兼顧了教育、實習、選舉、考試四個方面,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流程。漢自武帝時起,就有太學。太學是最早的「國立大學」。不過這「國立大學」,全國只有一個,專門用於培養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說是「中央政治學院」。這就是教育。太學生考試畢業分為兩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約甲科相當於現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當於現在的專科(大專)。不過現在的本科專科是靠入學考試來分的,漢代的甲科乙科卻靠畢業考試來分。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郎就是皇宮裡的侍衛,也是政府官員的後備軍。吏則是地方官員的僚屬,相當於現在的一般幹部。補郎和補吏,是太學畢業生應有的待遇。這就是實習。太學畢業生為郎為吏實習一段時間後,中央和地方的官員都可以根據他們的表現向朝廷推薦。這就是選舉。選舉以後,再考一次,這就是考試。經過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年輕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為政府官員了。

    這樣一種制度,應該說是很科學的。因為這樣選出的官員,既有知識(受過正規教育)又有歷練(經過基層實習),何況還通過了上級考察和政府考試,怎麼能不優秀呢?如果說有問題,就是那時讀書的可能性太小,進太學就更不容易。結果由於知識的壟斷,變相地形成官職的壟斷,終於導致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

    科舉制度糾正了這一弊病,政權開始向平民開放,儘管這種開放是有限制的、不徹底的(工商等行業中人不得報考),卻總算是進了一步。這個制度,又以唐代的為最好,好就好在禮部考試及格就叫進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資格,卻又並不立即授官,還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約「禮部考的是才學,吏部考的是幹練」,既有知識又有能力,才能做官。這個精神,和漢代是一脈相承的,只不過方法有異而已。

    但是宋人把這個傳統破壞了。宋代的讀書人,只要科舉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職,不必再經吏部考試。這其實是不對的。會讀書的人不一定會做事,而國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麼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詩雲,不要歷練?何況所謂考試,原本指的是考績和試用。現在士人「榜下即仕」,無績可考,不試而用,就違背了考試的初衷。再說此門一開,天下士人蜂擁而來,朝廷哪裡招架得住?事實上自從唐代開放政權以後,參加考試的讀書人越來越多,朝廷無官可授,只好設員外郎、候補官,結果「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猶擾人」。用錢穆先生的話說,讀書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積在「心臟」周圍,這個國家還有不得冠心病的?

    於是明清兩代,只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統一。我們知道,所謂「科舉」,就是「分科考試,設科舉士」的意思。唐代考試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進士,唐人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三十歲才考上明經科就太差勁了,五十歲能考中進士則很不容易。因為明經科考的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進士科卻考真才實學。明清以後,盡罷諸科,只留進士,考試內容則合併明經、進士兩科。這是當年王安石主張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論。

    其次是考試的嚴格。唐宋兩代,「主要的考試只有一次」,明清卻要從下到上一路考下來。先在州縣考,叫「童試」;然後在省裡考,叫「鄉試」;然後在部裡考,叫「會試」;最後在宮裡考,叫「殿試」。層層選拔,層層淘汰,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出人頭地。所以很多讀書人,一輩子就耗在考場上了。

    第三是等級的森嚴。參加童試的考生,不論年齡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員」,俗稱「秀才」,算是通過了府、州、縣的「入學考試」。是否到縣學府學讀書倒不一定,但有資格到省參加鄉試。鄉試三年一次,八月舉行(因此叫「秋闈」),考三場,中試者為「舉人」(因此叫「中舉」),有資格進京參加會試。會試次年二月舉行(因此叫「春闈」),由禮部主持(因此又叫「禮闈」),中試者為「進士」。進士最後還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義)在宮廷裡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這就是殿試。殿試中進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門生」,名單用黃綾書寫向全國公佈,叫「金榜題名」。

    這就是等級制度了。秀才一級,舉人一級,進士又一級,三級。進士也分級,最高一級(一甲)三個:狀元、榜眼、探花,叫「賜進士及第」,也叫「鼎甲」(狀元則叫「鼎元」);第二級(二甲)若干,叫「賜進士出身」;第三級更多一些,叫「賜同進士出身」。這又是三級。這還不夠。中了進士,照例還應該留在京師讀書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資格的進士來教,叫「散館」。三年以後,再考一次,成績好的就進翰林院,這才算是到了頂,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資格。明清兩代,秀才、舉人,是很難做到大官的;進士、翰林,也很少有只做小官的。不像兩漢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這就有點像魏晉南北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都講「出身」,只不過魏晉的「出身」指血統,明清的「出身」指功名。進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舉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只好去做吏。明清時代在衙門裡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職,即長官;僚就是副職、佐貳,即僚屬;吏就是辦事員,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員,有品級(比如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為自隋以後,官和僚都由中央統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則「不入流」,由長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實是民。也就是說,官僚都是「國家幹部」,吏卻只好算作「以工代干」。他們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員」,其身份與衙役(更夫、捕快、獄卒之類)並無區別,只不過更夫、捕快、獄卒或服勞役,或服兵役,胥吏則提供知識性服務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極低(常被呼為「狗吏」),待遇也極低(往往領不到薪水)。此外,還有一條規定,就是胥吏不能當御史(監察官),也不能考進士。官和吏,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了。

    不過胥吏的地位雖然低,政治影響卻大,因為國家事務,尤其是地方行政,實際上是靠胥吏來處理的。進士、翰林出身的「官」們,「學問」雖好,能力卻很可疑。他們往往不屑於(其實也未必能)處理繁瑣的具體事務。「吏」卻是這方面的專門人才。而且,由於胥吏沒有別的出路,無法像官那樣步步高陞,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專門人才」,並在執法領域「大顯身手」。結果,在處理國家事務和地方行政時,官是外行,吏是內行。外行雖然在名義上領導內行,內行卻可以在實際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國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則性意見」,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寫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辭和語焉不詳的,具體尺度全靠執行者掌握。官們既然不懂行,則陞遷的快慢,處分的輕重,賦稅的多少,工程的增減,便都由吏們說了算,或者被胥吏牽著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顧炎武,便說當時的情況是「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燾,也說有清一代是「與胥吏共天下」。一個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實際上是由一大批永無出頭之日的辦事員(胥吏)來操縱的,那光景大約意見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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