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係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台老闆，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為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應該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別用心」。
劉韻珂的「特別用心」在這場戰爭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裡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然而劉韻珂卻並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於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裡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別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別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許言「剿」不許言「撫」，只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並不容易。他沒有後台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顏伯燾一樣，曾是鐵桿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別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海、寧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後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凌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於憂國，也出於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隻字不提「撫」或「羈縻」，而只是提出繼續進行戰爭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於戰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
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於一個專制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英夷」雖然可惡，但畢竟只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並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眾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裡打個激凌。
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病：這完全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
現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
茅海建先生總結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我想補充一點：在專制制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陞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為他的「為人乖巧」。
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後，繼續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裡卻做盡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為37萬元，1856、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裡洋洋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可惜他這一套到了咸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咸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也久為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咸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他回老家「調理」，而且一「調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復出時，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為了。
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制度的悲劇。作為專制制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來的「制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只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於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咸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病」，他遲早也會在別的什麼地方崴了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