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變法的頭號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閒人物。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於任事，司馬光敢於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扎子」（一論君德，二論御臣，三論揀軍）。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著國家的命運與前途。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獃子。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並構成對河東的威脅。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才。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但這只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將呂惠卿就是。呂惠卿是王安石著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絳並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將」，時人稱韓絳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復了相位。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將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拋出。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於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這是有欺君嫌疑的。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於是辭去官職，並從此告別政壇。這個呂惠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其餘如文彥博、韓琦、范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范純仁的父親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歷年間實行過「新政」。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只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在他看來，只要有一個好的動機，並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詰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鬆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確，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徵。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內民眾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掛齒！即便民眾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眾叛親離。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鎮、司馬光。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司馬光出於朋友情分，三次寫信予以勸諫，希望他能聽聽不同意見，王安石則是看見一條駁一條。如此執迷不悟，司馬光只好和他分道揚鑣。
前面說過，司馬光他們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過和王安石相比，他們更看重效果而已。實際上北宋時期的舊黨和晚清時期的徐桐、剛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卻是明白人。正因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圖一時痛快，不考慮實際效果。可以肯定地說，對於帝國和王朝的弊病，司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徹。這是他主張漸進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為變法就好。有好的變法，有不好的變法。前者催生國富民強，後者導致國破家亡。而一種改革究竟是好是壞，也不能只看動機，得看效果。
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實在是不佳，甚至與他的初衷背道而馳。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國強，結果卻是民怨沸騰，甚至發生了東明縣農民一千多人集體進京上訪，在王安石住宅前鬧事的事情。就連一個被王安石獎掖提拔的看守城門的小官鄭俠，也在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畫了一張《流民圖》進呈天子御覽。鄭俠同時還附了一道奏疏，說微臣在城門上，天天看見為變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橫死街頭，實在是忍無可忍。因此懇請皇上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而且鄭俠還賭咒發誓，說如果廢除新法之後十日之內不下雨，請將臣斬首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這一事件讓神宗大為震驚。據說他觀圖以後心如刀絞，一夜不眠，兩宮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聲淚俱下地說「安石亂天下」。這不能不讓皇帝動心。畢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個月，難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於是下詔暫停青苗、免稅、方田、保甲八項新法。詔下三日之後，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這當然未免太有戲劇性，因此只能視為小說家言，姑妄聽之。但王安石變法的不得人心卻是事實，最後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慘敗也是必然。但這種結果，又實在未免太具悲劇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們也想不通。
那麼，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他的新法真有問題？
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