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首先要肯定，晁錯這個人，確有許多優點。最明顯也最難得的，是既忠心耿耿又深謀遠慮。惟其如此，這才冒著得罪四方諸侯的風險，頂著離間天家骨肉的罪名，力排眾議，頂風而上，強行削藩。這無疑是「盡忠為漢」，他的冤死也讓人扼腕歎息，班固就說「錯雖不終，世哀其忠」。但問題是，難道一個深謀遠慮的政治家，一定要用自己的血來祭奠自己的理想？難道「始作俑者」便當真「其無後乎」？
事情恐怕並非如此。正如蘇東坡所說，人們常常只看到晁錯是因為忠心耿耿而死於非命的（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道他招致飛來橫禍也有自身的原因（不知錯有以取也）。晁錯確實深謀遠慮，但他的深謀遠慮，是對國家的，不是對自己的。他為國家想得很多、很深、很遠，對自己的命運前途則懵懵懂懂，一無所知，甚至盲目樂觀，所以《漢書》說他是「銳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看來，即便是晁錯這樣的「智囊」，也不是什麼問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當然，要說晁錯對自身的安危一無所知一無所慮，恐怕也不是事實。至少，當他的父親把問題的嚴重性指出來以後，他應該有所反省。但他卻斬釘截鐵地回答說：「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可見，他其實是想清楚了的。而且，正因為想清楚了，這才奮不顧身，一往無前。
這種「奮不顧身」的品質常常被人們視為一種美德，然而我們在讚不絕口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多一點思考？奮不顧身當然很崇高，但奮不顧身的人往往也很難為他人著想；而一個連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國家。為什麼呢？因為國家並不是一個抽像的東西，它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的。因此國情其實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實也不會懂國情。不懂國情，你又怎麼保衛國家呢？
忠心耿耿也如此。忠心耿耿是優點，但往往同時也是缺點。因為忠心耿耿的人往往固執己見。他們總以為既然自己是「忠」，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奸」；既然自己是「一心為公」，則別人（持不同政見者）一定是「一心為私」。這又哪裡聽得進不同意見？如果不能廣泛聽取不同意見，又豈能做出的正確判斷和決策？結果是，一旦他們做出某種決定，便一定自以為是，而且一意孤行。因為在他們看來，自己的決定是為公的，不是為私的。處以公心，就無所畏懼。無私者無畏嘛！
這下子麻煩就大了。實際上，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有所畏懼的好。有所畏懼，謀劃才周全，行事才周到，計慮才周密。尤其是削藩這樣風險極大的事，絕非憑著書生意氣就可以進行的。書生意氣只能屬於書生，不能屬於政治家。政治家最忌諱的，就是意氣用事。政治家當然也要做非常之事，否則就不是政治家了。但是，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深思熟慮，要把來龍去脈和利害關係都想清楚了，把各種可能性都考慮周全，做好最壞的打算，才能下決心。其次，事情發生以後，他一定得臨危不懼，鎮定自若，不能自亂陣腳，更不能臨陣脫逃。第三，對於已然發生的問題，包括種種不測，他要有足夠的智慧去解決，而且是指揮若定地逐一解決。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可惜的是，這三條，晁錯一條也做不到。
晁錯主張削藩雖然很早，考慮卻不周全。我們只看到他極力鼓吹削藩，卻沒看到他做過什麼「可行性研究」，提出什麼「可操作方案」。對於由此而可能導致的風險，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一句空話。諸侯反了怎麼辦，他是沒有對策的。顯然，他只想到了「應該去做」，沒考慮「能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對削藩的困難明顯估計不足，對雙方的情況明顯掌握不夠，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不敗？還有一點也很不好：他太想盡早完成這一偉業了。結果勢必急功近利，不講策略，草率從事。這就既沒能做到事先「知其當然」，又不能做到事後「徐為之圖」。
更糟糕的是，他也沒能做到「事至不懼」。七國反漢後，缺乏足夠思想準備的漢景帝方寸大亂，心急如焚。這時，他最需要的，是晁錯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幫他解圍。可惜，晁錯是書獃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沒有什麼錦囊妙計，反倒手忙腳亂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兩個餿主意。正是這兩個餿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第一個餿主意是殺袁盎。吳楚七國造反後，晁錯就和自己的副手、下屬商量要殺袁盎。晁錯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的副手有兩個，一個叫御史丞，一個叫御史中丞，下屬就是御史。晁錯說，袁盎這傢伙，接受吳王的賄賂（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總說吳王不會造反（專為蔽匿，言不反），現在卻果然反了（今果反）。我們應該殺了袁盎，就知道他們搞什麼鬼了（欲請治盎宜知計謀）。晁錯的副手和下屬卻不贊成。副手和下屬說，事情還沒發生時，這麼整一下，或許還有好處（事未發，治之有絕）。現在叛軍都打過來了，殺袁盎又有什麼用（今兵西鄉，治之何益）！再說袁盎身為朝廷大臣，也不應該和吳王有陰謀（且袁盎不宜有謀）。晁錯聽了，猶豫不決，袁盎卻得到了消息，通過竇嬰求見皇上，提出了「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對策，被漢景帝採納，晁錯也就「衣朝衣斬東市」。這可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就連司馬遷也批評說：「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晁錯這一著，是不是臭棋？
第二個餿主意就是提出要景帝御駕親征，自己留守京城。誰都知道，帶兵打仗，是最危險的；留守京城，則是最安全的。國難當頭之時，任何忠臣，都應該把危險留給自己，安全留給皇上，何況這「國難」還是你晁錯惹出來的？你惹了禍，你就得有擔當。正如蘇東坡所說：「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然而晁錯卻反其道而行之，「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這就難怪不但袁盎主張殺他，就連其他大臣也主張要殺了（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實際上，像晁錯這樣把安全留給自己，危險留給皇上的大臣，恐怕哪個皇帝都不能容忍。所謂「烈火見真金，危難見忠臣」，晁錯的這個餿主意，確實讓自己的「忠」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蘇東坡說：「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相反，如果晁錯把危難擔當起來（已身任其危），親自率兵東向迎敵（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不讓君王受到威脅和連累（使不至於累其君），皇上肯定會把他看作可以克敵制勝的依靠（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那麼，就算有一百個袁盎，又能怎麼樣呢（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這就是晁錯之錯了。他錯在急功近利，錯在專政擅權，錯在自以為是，錯在得意忘形，錯在只有雄心壯志，沒有大智大勇，只知一往無前，不知運籌帷幄。他太想做一個孤膽英雄了，不知道改革會有陣痛，成名要付出代價，再偉大的戰士也是需要後援的。
非常遺憾的是，這往往也是歷史上那些改革家的通病。難怪司馬遷要說：「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我以此心對明月，奈何明月照渠溝。其實明月又何曾照渠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