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灘。
上海灘很開闊。
開闊的上海灘有著非凡的氣派。
的確，上海不但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最好最氣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說，是中國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樣，上海也是全國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國許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謂“小上海”。這種稱號無疑是一種“桂冠”，只能加冕於那些比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鎮、街道和社區頭上，就像當年把上海稱為“小蘇州”一樣。不過，“小蘇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海”卻遍布全國，到處都是。今日之上海，畢竟比當年的蘇州，要風光得多。
然而，“小上海”畢竟不是“大上海”。領略了“小上海”種種好處的外地人，便都向往著能夠親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來，能夠被領導派到上海去辦一點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視為一次“美差”。在物質匿乏、供應極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現在，對於從未去過上海的人來說，上海無論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盡管當真去了以後，也許有的人會失望。
但，失望歸失望，向往歸向往。沒去過上海的人，還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較“老派”的人。在上了點年紀的中國人的心目中，上海總是代表著優秀和先進，代表著最正宗的現代工業文明，代表著這個文明“雅致的時代”。這是他們從“上海貨”那裡最直觀地獲得的感受和結論，比什麼書面的說教都更靠得住。的確，在那個物質匾乏的年代，我們生活中差不多每一點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貨賦予的。那時，能擁有一塊上海牌手表、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或一架蝴蝶牌縫紉機，是很能讓人羨慕不已的；請別人吃一塊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現在請吃生猛海鮮還有面子。這不僅因為東西稀罕，還因為東西好；也不僅是質量好，經久耐用，還因為它們都很精致，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和情調，一種讓人怦然心動的雅致。更何況上海又是多麼大在他們看來，真正所謂“現代國際大都市”，首屈一指的還是上海，盡管這幾年深圳的風頭頗健。不過，新型的深圳怎麼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許比不上廣州或深圳新潮，但質量，卻讓人放心得多，因為上海的基礎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國畢竟是深得人心的。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如美國不能沒有紐約，中國也不能沒有上海。上海是長江流域的龍頭，而長江流域則是中國經濟的脊梁。更何況中國的現代化正是從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他的一本關於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稱之為“現代中國的鑰匙”，認為現代中國正是誕生於上海。現在，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則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更加看重看好上海。這不僅因為上海的投資環境好，比方說勞動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質和整體文化水平較高，在長期的經濟社會生活中養成了一整套適合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和文化准則等等，還因為上海能給他們以“家園之感”。對於許多外國人（不管是投資者還是觀光客）來說，北京讓他們感到神秘，而上海讓他們感到親切。（圖十六）靜安寺對面的萬國公墓（現已遷走）裡，埋葬著他們的先輩和同胞；而開在過去歐式老房子裡的酒吧，又讓他們想起百十年前的歐洲。上海，不論在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眼裡，都是好地方。
總之，上海實在是太重要它不但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是足以影響國民經濟的“大龍頭”和“排頭兵”，是反映中國政治經濟變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於北京的一類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種秘密。
為了弄清這些秘密，我們還是從外地人對上海的看法說起。
一、外地人與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雖然“老嗲咯”，上海灘的名聲卻似乎不大好。
對於上海，人們習慣性地有兩種說法。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好感時，便稱它為“大上海”；而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不滿時，則稱它為“上海灘”。因為一提起“上海灘”，一般人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飛、小開、妓女、殖民者、暴發戶、青紅幫。人們形成這種概念，不知是因為上海灘原本就是這類人物的世界，還是影視傳媒的著意渲染所使然？大約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麼說，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卻總歸是事實。它被稱為“十裡洋場”（最早則被稱為“十裡夷場”）、“冒險家的樂園”，此外還有“東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場蕩婦”、“鬼蜮世界”等必雅號“。以後又被稱為”資產階級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對象。比起北京之被稱為”帝都“、”京師“、”偉大的首都“、”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那名聲可是差遠
人們對待北京和上海的態度也不一樣。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夠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種光榮往往只屬於戰斗英雄、勞動模范、先進人物或政治上特別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人們懷著崇敬和羨慕的心情目送他們登車而去，期待他們帶回可以分享的光榮，比如和中央領導的合影或毛主席握過的手。即便沒有這份光榮，能去看看天安門，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宮、頤和園，也是令人羨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況又不同。他的親朋好友會一齊來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積蓄，托他買這買那，一面又諄諄囑咐，叫他小心謹慎，不要在那個”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當受騙，吃了壞人的虧。去上海的人也會不虛此行。他會肩挑手提地帶回許多在內地買不到的東西。這些東西不但質量好，樣子新，而且價錢便宜，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讓自己那個”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當然，他在帶回對上海嘖嘖贊美的同時，也會帶回對上海的種種不滿和抱怨。
的確，外地人對上海的態度是復雜和矛盾的。幾乎全中國人都公認北京好，但卻只有蘇州、無錫等少數幾個地方的人才會說上海好。其他地方人雖然心裡也承認上海好，卻不大願意公開說出來。或者即便認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們寧肯對上海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而不是像對北京那樣敬而親之。要他們喜歡上海，就更難。許多從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學生、研究生在畢業離滬時會這樣說：“其實我並不怎麼喜歡上海，可沒能留下來似乎還是有點遺憾。”同樣，外地人雖然有點畏忌上海，但如果讓他們到上海出差，則多半也會興高采烈。總之，正如《上海：記憶與想象》一書編者馬逢洋所說，上海既是眾望所歸，又是眾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眾望所歸。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鍾日報》便發表題為《新上海》的社論，盛贊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奪目之新世界”；1911年，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主持的《民立報》也發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認為上海“為全國之所企望，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因產業工人最多和對國家經濟貢獻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於後來出了個聲名狼藉的禍國殃民小集團，又弄得有點灰頭灰臉。黨中央作出開發開放浦東新區的英明決策後，上海再次成為眾望所歸。包括國內外商業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內的眾多有識之士，已越來越看好上海。他們認為，上海是最具有成為“國際性現代化大都市”資質和條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將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眾矢之的。早在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就一連發表四篇評論文章，力陳上海社會之丑惡、黑暗、骯髒（《獨秀文存》）；傅斯年則說上海臭氣熏天，竟以模仿妓女為能事（《致新潮社》）；後來周作人也說上海只有“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上海氣》）；錢鍾書則用挖苦的口氣說，如果上海也能產生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貓》）。總之，在他們的眼裡筆下，上海灘是一個藏污納垢之所，為非作歹之地，而沈從文等人所謂“海派”，則誰都知道是一個惡溢和貶義詞。熊月之在《海派散論》一文中曾透徹地分析過這種觀念產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義、階級分析、西方文化價值受到懷疑等等，但不管怎麼說，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灘的名聲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上海人的名聲也不太好。余秋雨說：“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文化苦旅》）這話說得不完全准確。准確的說法應該是：全國都離不開上海，又都有點討厭上海人；全國都向往著上海，又都有點忌恨上海人。“上海人”這個稱謂，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時簡直就是諸如小氣、精明、算計、虛榮、市儈、不厚道、趕時髦、耍滑頭、小心眼、難相處等等“毛病”的代名詞。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當人們議論某某人如何有著上述毛病極難相處時，就會有人總結性地發言說：“上海人嘛！”後面的話也就不言而喻，而聽眾也就釋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這些毛病，沒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戀人是上海人，親朋好友便會大驚小怪對他們的父母說：“他怎麼找個上海人！”甚至還有這樣的事：某單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組織部門反映，說“他是上海人呀！”結果該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忌諱和提防，由此可見一斑。
這當然並不公平，也不准確。事實上，上海人並不像外地人說的那麼“壞”，那麼讓人“討厭”。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觸多、對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會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人其實是很好相處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則來處世就行。我女兒到上海上大學，去之前心裡也有點惴惴的（盡管我們事先也作了“正面宣傳”），但半年後回來，便興高采烈地說：“上海同學蠻好的呀！”當然“蠻好的”。上海人，本來就不壞。
但可惜，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並不太多。
事實上，對上海人的反感和討厭，幾乎可以說是長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全國各地也都有對上海人的“微詞”和關於上海人的“笑話”。在遠離上海的貴州省施秉縣（一個邊遠的小縣城，那裡有一條美麗的氵舞陽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笑話可說。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次漂流前，導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貴重物品，務必交給護航員，以免丟失。然而一個上海人卻不肯。他把一疊鈔票含在嘴裡就下了水。結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實，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難免和有驚無險的，甚至還能增加漂流的樂趣。因此，不少人還會故意把船弄翻，然後和護航員一起哈哈大笑。這個大喊救命的上海人當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疊鈔票，也就被河水沖得無影無蹤顯然，這個笑話並不“專屬”上海人，它完全可能發生在別的什麼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說的人，還是聽的人，大家都覺得只有說是上海人，才特別“像”。
關於上海人的笑話真是五花八門數不勝數。比方說，“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臉”，或“上海的女人買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買大支的合算，還是買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個小品節目中，一個北方籍的妻子就這樣數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麼小一塊蛋糕，我睡覺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覺睡醒來，他還在吃。”總之，這類笑話特別多，特別離奇，講起來也特別放肆，而別的什麼地方的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麼多笑話的。比方說，我們就不大容易聽到北京人的笑話。北京人也不是沒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氣，不可笑。別的地方人也一樣。他們即便有笑話，流傳的范圍也有限，講起來也有顧忌。似乎偌大一個中國，惟獨上海人，是可以肆無忌憚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別值得笑話的一群。
這些笑話中當然難免誇大不實之詞，但也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說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讓人討厭的地方還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對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顧別人是否要休息而大聲講話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勝地，搶占景點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氣的是，他們搶占了座位和景點後，還要呼朋引類（當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裡，似乎只有他們才最有資格享受這些座位和景點。上海人之最讓人討厭之處，往往就在這些場合。
不過，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說上海話。
這似乎沒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說上海話說什麼話？再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連北京也有。為什麼別人說得，惟獨上海人就說不得？未必上海話是全中國最難聽的話不成？問題並不在於上海話本身，而在於上海人講上海話時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的確，最讓外地人討厭的，就是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上海人湊在一起，他們便會旁若無人地大講其上海話（而且往往嗓門還很大）。這時，被“晾”在一邊的外地人，就會向他們投去反感厭惡的目光，至少也會大皺其眉頭。可以肯定，當著外地人講只有自己才懂的話，確實是極不禮貌的行為。但是，這種行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湊在一起，也會講他們的本地話，也會忘掉旁邊還有別的地方人。為什麼外地人這樣做，就不會弓愧反感（至少不那麼讓人討厭），而上海人這樣做，就特別讓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許就在“有意”與“無意”之別。
一般地說，外地人都不大會說普通話。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廣東人。一個廣東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參觀，興高采烈地說：“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結果外地同志聽成了“坐在床頭看嬌妻”，一個個掩嘴竊笑。因此有句俗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講普通話的那種別扭，不但他自己講得費勁，別人聽得也難受。有個笑話是諷刺廣東人講官話的。那笑話說，一個廣東人到北京的餐館吃飯，問：“小姐，水餃多少錢一碗？”結果服務員聽成了“睡覺多少錢一晚”，便憤怒地罵了一聲“流氓”。沒想到這個廣東人的普通話水平實在太差，竟高興地說：“六毛？兩碗啦！”此外，四川人講普通話也比較困難，自然能不講，就不講。其他地方人，講不好或講不來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們講方言或不講普通話，就可以原諒。再說，四川話、河南話、陝西話等等都不算太難懂，而廣東人無論說“官話”（普通話）還是說“白話”（廣州話）反正都一樣難聽，也就無所謂。
上海人就不一樣他們語言能力都比較強（上海的英語水平普遍高於其他城市，就是證明），除浦東土著外，差不多個個都會說普通話。即便說得不太標准，也決不會像廣東人說官話那麼難聽，甚至可能還別有韻味。有此能力的還有廈門人，也是個個都會說國語。會說而不說，當然是“故意”的（閩南人語言能力又較上海人為低，則故意程度也略低）。何況，上海話和閩南話（廈門方言）又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當著外地人講這種誰也不懂的“鬼話”、“鳥語”，不是存心不讓人聽、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又是什麼？
為什麼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因為上海人自認為是“高等華人”，是全中國最優秀最高貴的人種。上海話，就是這個優秀高貴人種的標志，也是和“低等華人”（外地人）劃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一定要說上海話，而且要大聲地、尖嗓門地、無休止地講。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要想辦法創造一個，就像暴發戶們一定要想辦法掏出“大哥大”在眾人面前哇啦一頓以示牛氣一樣。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會比他們在上海還更愛講上海話。在上海，他們反倒有時是愛講講普通話的，因為那是一種“有文化”的表現。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雲集、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如火車上或旅游區），他們就一定要講上海話。因為他們不能容忍當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混同於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別的外地人不加區別地把他們“引為同類”，當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個上海人開了頭，其他上海人便會立即響應，興奮而熱烈地大講其上海話。這種心態，老實說，已成為上海人一種“集體文化無意識”，以至於連他們自己，也不會覺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來，這就是“故意的”。你們上海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氣”不是連吃東西，都只吃“一眼眼”怎麼說起上海話來，就一點也不“文雅”，一點也不“秀氣”，不只說“一眼眼”就拉倒還不是為了向世界向別人宣布你們是“上海人”！
的確，上海人在內心深處，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這個概念，顯然帶有貶義，或者帶有對其文化不以為然的意思，起碼也表現了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優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館參觀趙無極畫展，中午出去吃飯，依例要在手上綁一根紙條。對過小賣部的店員一見大為驚詫，問其所以，我如實相告說這樣就能證明我是中途外出，再進門時就不用買票雲雲。於是這位女店員便回過頭去用上海話對店裡的人大發議論，無非說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憐，上海人如此欺負外地人也太不像話。其實，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論外地人還是上海人，一樣咯統統都要扎紙條的。上海博物館並無歧視外地人之意，這位店員的議論也未免有點無的放矢。但即便在這種對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態度中，我們仍不難體味到上海人不經意流露出的優越感。
這種優越感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別，又有什麼必要區分本地外地事實上，上海人確實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時才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的。它往往意味著戇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脫籐落攀等等含義。比方說，上海人一般都會擠公共汽車（他們擠慣了），有一整套動作程序和坐站規矩。外地人當然不懂這些，上車之後，難免橫七豎八、磕磕絆絆。這時，上海人往往就會嘟囔一句：“外地人。”這句嘟囔，就帶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會罵“他媽的”，則這時的“外地廠，也就相當於”他媽的“所以，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嘴裡的”外地人“，就是罵人的話，至少也表現了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滿。
用”外地人“這個詞來”罵人“（其實不過是不大看得起罷了），這在全國可是絕無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當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說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種事實，不帶情感色彩，也不帶價值判斷，頂多有遠近親疏之別罷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疏遠外地人，卻一般不會鄙視外地人。即便鄙視，也只是鄙視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漢人之鄙視河南人），不會鄙視”一切“外地人，更不會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兒或冤大頭，看作不可與言的”低等華人“。
在這一點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廣州人。
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為”地方上“。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麼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裡，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越感，並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所以，北京人一旦長期離開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麼優越感，反倒會因為他們的豪爽大度，而和當地人”打成一片“。
廣州人同樣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稱他們為”北方人“或”內地人“。其使用范圍，包括”五嶺“以北的所有地區，當然也包括上海與北京。顯然，這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其次是一個文化概念。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廣州人顯然是不會把他們的廣東老鄉也納入其范圍之中的。也就是說，他們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認同，而非等級的高卑。更何況，稱外地人為”內地人“，豈非自認”邊鄙“？可見，這一概念，並無文化歧視的意味在內，甚至多少還有點自慚形穢。只不過，這些年來，廣東較之內地，大大地富起來於是，廣東人嘴裡的”內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當於”窮人“的意思。總之，廣州人或廣東人的”靚“，主要是經濟上的優越感，也不帶社區優越的性質。
北京人有政治優勢，廣東人有經濟實力，他們當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擺譜“，牛氣一下。那麼，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麼”正當理由“沒有。
其實，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氣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麼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還是錢比我多？你們的”本錢“，也就是你們自以為得計的所謂”聰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麼可笑的聰明和精明無非是會套裁褲子節約布料，或者是會選擇路線節約車錢，而且是公共汽車錢！這幾個小錢，我少抽兩包”紅塔山“就省下當然，上海人也特別會擠公共汽車（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數最多的地方），會在公共汽車站設立”站隊“和”坐隊“。可我們那裡公共汽車根本就不擠，隨隨便便上車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來，還不貴，到底誰優越來著？
盡管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並沒有多少資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腳下“的北京人和”財大氣粗“的廣東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話中有許多歧視、蔑視外地人的專用詞匯和語言，其中又尤以歧視、蔑視蘇北人為最，他們甚至被稱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豬穢“（或豬頭三）。過去k海滑稽戲（這是上海市民特別喜愛的一個劇種）的主要題材之一，便是諷刺嘲笑外地人、鄉下人到上海後的種種”洋相“。上海人（當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觀看這些”洋相“，並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體驗自己的優越感。一來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裡，竟成了顯示上海人優越性和優越感的”陪襯人“。
更何況，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視，幾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區別的。比方說，一個上海人要對另一個上海人的”不懂經“、”拎勿清“或”不識相“表示憤怒和不可理解，便會怒斥或質問：“儂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麼地方的，都一樣低能。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這種“一視同仁”，就特別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優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於是，上海人就在無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對立起來這就簡直無異於“自絕於人民”，當然會犯了“眾怒”。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遠遠大於他們之對廣東人。廣東人雖然也有“排外”的惡評，但廣東人與外地人交流，畢竟確有語言的障礙，況且廣東人雖“排外”，卻不“蔑外”，而上海人豈止是“蔑外”，有的時候，簡直是把外地人當作了麻風病人。否則，為什麼要用上海話把自己和外地人“隔離”開來？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滿，而這些反感和不滿久而久之便成了“積怨”。終於有一天，積怨爆發幾乎在一夜之間，舞台和熒屏上那些斤斤計較、小裡小氣、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話。向以嘲笑“外地人”為能事的上海人，終於成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對象；而歷來用於體現上海人社區優越性的上海話，則成了嘲笑諷刺上海人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對此似乎無動於衷。他們似乎並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當年揚州人攻擊易君左的《閒話揚州》一樣。當然，對於外地人的種種非難，上海人心裡是不服氣的：你們只知道說上海人精明、小氣，但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上海人住得有多擠？一家幾口擠在一間房子裡，馬桶旁邊要吃飯的，不精明不小氣怎麼辦？我們上海人做生活規矩、巴結，又不笨，誰也沒有我們上海人對新中國建設的貢獻大，憑什麼該住這麼擠？不過，這些話，上海人也只是私下裡嘀咕，並不公開說出來。上海人似乎根本無意於和別人爭個是非高低，辯個你死我活。外地人對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貶也好，上海人都不會在乎。最後落了下風的，還是外地人。
於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們實在想不通上海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社區優越感。一個有錢有勢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會看不起沒錢沒勢沒文化的外地人（這好理解），而一個沒錢沒勢沒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會看不起有錢有勢有文化的外地人（盡管勢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會作尊重狀），而且其理由又僅僅只不過因為他是上海人。他們究竟有什麼本錢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麼本錢可以對外地人的諷刺嘲笑無動於衷
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也是我們著力要弄清的問題。
二、上海人與上海灘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問題，首先就得弄清什麼是上海人。
但這並不容易。
余秋雨說：“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尷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麼人是上海人？或者說，什麼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資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誰也說不清。因為認真說來，倘若追根尋源、尋宗問祖，則幾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則又是幾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鄉下人”。這實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尷尬的事。如果說，上海是一個“出身曖昧的混血兒”，那麼，上海人便是一群“來歷不明的尷尬人”。
然而，恰恰是這些“來歷不明”的“尷尬人”，卻幾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這些特征還十分鮮明。
的確，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幾乎是一眼就可以區分開來的。一個外地人一進上海，立即就會被辨認出來，哪怕他一身的海貨包裝。同樣，幾個上海人到了外地，也會為眾所矚目，哪怕他們穿當地服裝，也不說上海話。當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認的，比如北京人和廣東人。但北京人幾乎總也改不掉他們說話的那種“京味兒”，而廣東人除了一說話就“露餡”外，長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顯。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長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夠卓然超群地區別於外地人。說得白一點，上海人區別於外地人的，就是他們身上特有的那種“上海味”。這種味道，幾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聞”到
顯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種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說，是一種“社區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現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內心規范和文化方式，而且這一整套東西是和中國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徑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實上，不管人們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區特征，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些特征十分鮮明，而且與全國其他地區相去甚遠。也就是說，與其他社區相比，上海社區的異質程度很高（另一個異質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廣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無論走到哪裡都十分地“扎眼”，與其他人格格不入，並且到處招人物議。坦率地說，我並不完全贊同對上海人的種種批評。我認為，這些非議和閒話，其實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於一種文化上的偏見，而且未見得有多麼准確和高明。說得難聽一點，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種相對落後的文化觀念去抨擊上海人，或者對上海的先進與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經濟理性”、“個體意識”甚至“衛生習慣”等等）“看不慣”或“看不起”。比方說，看不慣上海人的衣冠整潔、處處講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歡把賬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無論外地人對上海人的抨擊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確有毛病），無理也好（外地人觀念相對落後），上海與全國其他社區之間差異極大，總歸是一個事實。上海固然完全不同於農村（因此上海人特別看不起“鄉下人”），也總體上基本上不同於國內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謂“外地人”，便主要指國內其他城市人）。這也是上海與北京、廣州的最大區別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則”，省會、州府、縣城，無非是縮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們當然很容易和北京認同，不會格格不入。廣州則介乎北京與香港之間，既可以與北京認同，又可以與香港認同，更何況廣州在嶺南地區，還有那麼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類”？
上海卻顯得特別孤立。它甚至和它的臨近城市、周邊城市如南京、杭州、蘇州、無錫也“不搭界”，盡管上海曾被稱為“小蘇州”，而無錫則被稱為“小上海”。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蘇州的縮影，無錫也決非上海的贗品。更何況，別的城市或許會仿效上海，上海卻決不會追隨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與眾不同，則上海人當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劃清界限，並把後者不加區別和一視同仁地都稱之為“外地人”。事實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歡議論上海人，無非說明了兩點，一是上海文化特別，二是上海文化優越。北京優越但不特別，所以不議論北京人；雲南的摩梭人特別但不優越，所以也沒有人議論摩梭人。只有上海，既優越又特別，所以對上海人的議論也就最多。當然，也正是這些優越性和獨異性，使上海人在說到“外地人”時，會發自內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飾地表現出一種優越感。
也許，這便正是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自尊，每個地區也有每個地區的自尊；當然也有每個地區相對其他地區的優越性（盡管可能會有點“自以為是”）和由此而生的優越感。但是，優越感不等於優越性。比方說，一個陝西的農民也會堅持說他們的文化最優秀，因為他們的油潑辣子夾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飯食，秦腔則是“世界戲劇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別好聽等等。但是，恐怕不會有誰認為陝西農村就是最先進和最優秀的社區。要之，優越感是屬於自己的，優越性則必須要別人承認。
上海文化的優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認的。盡管有那麼多外地人同仇敵汽地聲討、譏諷和笑話上海人，但決沒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沒有人會鄙夷上海，更沒有人能夠否定上海。要言之，他們往往是肯定（盡管並不一定喜歡）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創造者和承載者，沒有上海人，哪來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對外地人的譏諷和笑話根本就無所謂，當然也無意反駁。你們要譏諷就譏諷，要笑話就笑話，要聲討就聲討吧！“阿拉上海人”就是這種活法，“關儂啥事體”？況且，你們說完了，笑完了，還得到南京路上來買東西。
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來源於優越性。沒有優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過是自大；而區別自信與自大的一個標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會喋喋不休地擺顯自己或自己那裡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無與倫比。其實，他越是說得多，就越是沒有自信心。因為他必須靠這種不斷地擺顯來給自己打氣。再說，這種深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裡有多好的心態，豈非恰好證明了自己和自己那裡的“好”，並不怎麼靠得住，別人信不過，自己也底氣不足？否則，沒完沒了地說它干什麼！
上海人就不這麼說。
當然，上海人當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對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們平常在上海不大擺得起譜，便只好到外地人那裡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並不這樣做，至少他們的優越感並不需要通過吹噓來顯示。相反，他們還會經常私下地或公開地對上海表示不滿。上海曾經深入持久地展開關於上海文化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那場討論中，向來愛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紛紛投書撰稿，歷數上海和上海人的種種不是，在上海的報刊上讓上海人的種種丑陋紛紛亮相，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從學者到市民也都踴躍參加議論和批判（當然也有認為上海人可愛者）。顯然，這種討論，在別的地方就不大開展得起來，比如在廈門就開展不了（廈門人懶得參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為然），然而在上海，卻討論得轟轟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當然也不怕別人說三道四。我這本書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關於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報》（華東版）、《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上海人看了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沒有人認為不該發表，更沒有人像當年揚州人對付我的同宗前輩易君左那樣，要和我對簿公堂。這無疑是一種有自信心的表現。那些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讓“丑媳婦”公開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別人提一點點意見的。看來，除自稱“大上海”這一點較北京為“掉價”外，上海人從總體上看，應該說顯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確，上海人對自己社區的優越性，似乎確信無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顯底氣不足外，上海人對自己社區文化的優越性，幾乎從未產生過懷疑。一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上海人無論走到哪裡，都會充滿自信地把上海文化傳播到哪裡，而且往往能夠成功。
建國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支援邊疆、支援三線、上山下鄉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來到北大荒、雲貴川、新疆、內蒙，撒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他們在當地人那裡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後是羨慕和模仿。盡管他們當中不少人，是帶著“自我改造”的任務去那裡的，但他們在改造自己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造著那裡，在普及小褲腳、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時，也在普及著上海文化。改造的結果也是眾所周知的：上海人還是上海人，而一個個邊題小鎮、內陸山城、鄉村社區卻變成了“小上海”。無疑，這不是因為某幾個上海人特別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質所致。
上海文化這種特別能夠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幾乎像遺傳基因一樣存在於每個上海人的身上，使他們甚至能夠“人自為戰，村自為戰”。結果自然是總有收獲：如果有足夠多的上海人，他們就能把他們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海”。如果人數不夠，則至少能把自己身邊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個上海人。比如，在雲南、新疆、黑龍江軍墾農場，無論是其他城市的知青，還是農場的老職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結了婚，用不了多久，都會裡裡外外變得像個上海人，除了他們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這種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給他（她）一個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會自己創造一個。似乎可以這麼說，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體，碰到什麼，就把什麼變得和自己一樣。我們還可以這麼說，北京文化的特點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點則是有擴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國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們同化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則是能把上海文化輻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為上海人。
顯然，這種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是屬於上海社區的。
上海社區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與非上海人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要遠遠大於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在身份、地位、職業和教養等等方面的區別和差異。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體上看出一個人是什麼身份，干什麼的，或處於什麼階層，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則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於上海人，除了身著制服者外，你就很難再看出什麼名堂來他們幾乎都一樣地皮膚白皙、衣冠整潔、坐站得體、彬彬有禮，甚至連先前的人力車夫，也能說幾句英語（盡管是“洋涇濱的）。總之，他們都有明顯區別於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僅僅屬於上海社區的特征，當然都”一樣咯統統阿拉上海人“。
可見，”上海人“這個概念，已經涵蓋和壓倒了身份、地位、職業的差異和區別，社區的認同比階級的認同更為重要。因為上海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已經差不多把那些差異都消解結果，在外地人眼裡，上海就似乎沒有好人和壞人、窮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種人——上海人。
當然，上海人並不這麼看。在上海人看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還是有明顯區別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況且，上海的輿論導向，似乎也傾向於社區的認同，或致力於營造上海社區的情調和氛圍。最能體現上述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報》。在國內眾多的晚報中，它是名氣最大風格也最為卓異的（另一份曾經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報》，不過現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後來居上）。外地人幾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報紙，有著明顯的上海風格。但對上海人，它卻是真正地”有讀無類“，小市民愛看，大名流也愛讀。總之，它對於上海的讀者，也是”一樣咯“統統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個性“，只是上海文化的個性。或者說，只是上海的社區性。
上海的社區性無疑是具有優越性的。
我們知道，文化的傳播有一個規律，就是”水往低處流“，亦即從相對比較先進文明的地區向比較落後的地區傳播，而同化的規律亦然。當年，清軍鐵馬金戈，揮師南下，強迫漢人易服，試圖同化漢文化，結果卻被漢文化所同化，就是證明。上海文化有這麼強的傳播力和同化力，應該說足以證明其優越性。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卻只有短暫得可憐的歷史。
盡管上海人有時也會陶醉於春申君開黃浦江之類的傳說（上海的別號”申城“即源於此），但正如世代繁衍於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實是”鄉下人“，上海作為現代都市的真正歷史，當始於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開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過”蕞爾小邑“，是個只有10條巷子的小縣城。到清嘉慶年間，亦不過60條街巷，並以通行蘇州話為榮。可是，開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貿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占據了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後，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難怪作為”後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稱為”小上海“，而不是”小廣州“，盡管廣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滬雜記》所言：“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日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
以後的故事則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樣冉冉升起，像雲團一樣迅速膨脹。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545.5萬。增長之快，雖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已十分驚人。與此同時，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三個月後，上海因其“綰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為“特別市”，從此與縣城省治告別，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型社區。它甚至被稱為“東亞第一特別市”，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國脈所系。與北京從政治中心退隱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會和新興市民的文化大本營，上海開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發揮著舉足輕重和無可替代的作用。資產階級大財團在這裡崛起，無產階級先鋒隊也在這裡誕生；西方思想文化從這裡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這裡傳播。一切具有現代意義、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東西，包括新階級、新職業、新技術、新生活、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名詞，差不多都最先發初於上海，然後才推行於全國。一時間，上海幾乎成了“新生活”或“現代化”的代名詞，成了那些不安分於傳統社會、決心選擇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上海迅速崛起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商貿、金融、航運中心，崛起為遠東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大城市的同時，它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也堪稱亞洲第一。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在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共享聲譽的。當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還不屑於收藏新小說時，上海卻已有了22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全國29種）。更不要說它還為中國貢獻了魯迅、胡適、陳獨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葉聖陶、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語堂、劉半農、陶行知、胡風、周揚、夏衍、田漢、洪深、聶耳、傅雷、周信芳、蓋叫天等（這個名單是開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藝術大師。至於它所創造的“海派文化”，更是當時不同凡響，至今余響未絕。
這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哲人有雲“人類是擅長制造城市的動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事實上，上海文化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就成了“氣候”，而且是“大氣候”，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上海社區文化性格的秘密，當從這一奇跡中去找答案。
三、上海灘與北京城
這個秘密，也許就在於上海是“灘”。
北京是城，上海是灘，這幾乎是並不需要費多少口舌就能讓人人都同意的結論。北京的城市象征是城牆和城門，是天安門和大前門，上海的城市象征則是外灘。正如不到天安門就不算到過北京，不到外灘也不算到過上海。那裡有一個英國猶太人用賣鴉片的錢蓋起的“遠東第一樓”（和平飯店），有最早的水泥鋼結構建築上海總會（東風飯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築顛地洋行（市總工會），有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華俄道勝銀行上海分行（華勝大樓），有外商銀行的巨擘匯豐銀行（原外灘市府大樓），有上海最豪華的旅館之一上海大廈，當然還有江海關、領事館、招商局。這些高低不齊風格各異的建築，默默無言地講述著近一百年來最驚心動魄的故事。當你轉過身來。又能看見蔚為奇觀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的新大樓。外灘，既代表著上海的昨天，也代表著上海的今天。（圖十七）
一個知識女性這樣描述她對外灘的感受：“一面是中國流淌千年的渾濁的母親河，一面是充滿異國情調的洋行大廈群，外灘濃縮著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東西交匯、華洋共處的上海歷史，記載著這個如罌粟花一樣奇美的城市的血腥與恥辱、自由與新生。夜霧微浮的時候，看夠了江上明滅的燈火和遠處城鎮的輪廓，我常轉過身，伴著黃浦江上無止無息的濤聲和略帶苦澀的河風，觀望匆匆或悠閒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廈群裡哪幢是上海總會，哪幢是日清輪船公司、大英銀行、意大利郵船公司……外灘，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麗的風景、最精致的象征。”（黃中俊《尋訪城市象征》）
其實，外灘不但是上海的象征，也是上海人的驕傲。正如陳丹燕所說：“甚至在最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產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著白色的外灘風景”（《上海的風花雪月》）。而那些介紹上海的小冊子，也總是拿外灘的風景照作封面。的確，對於上海這樣一個沒有多少風景可看的城市來說，被稱作“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外灘無疑是最好看的上海現在當然有了許多“更好看”的建築，但它們都太新了，很難讓人產生聯想。外灘就不。走在外灘，你常常會在不經意中發現說起來不算太老卻也沉睡了多年的歷史，看到一些字林西報時代的東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胡同和廢園裡，一不小心就會碰見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個滿懷一樣。
外灘確實是“石頭寫成的歷史”。那高低錯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棟西洋建築，那兩座大樓間沒有一棵樹的窄街，那一盞盞老式的鑄鐵路燈，那有著銅門和英國鍾的海關，還有那被陳丹燕稱之為“像一個寡婦一樣，在夜裡背時而抒情地站著”的燈塔，都讓你浮想聯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點歷史，又有足夠的想象力，你就不難想到，在大半個世紀以前，這些路燈下站著的是些什麼人，那些銅門裡出進的又是些什麼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樣的。那時，北京城裡皇城根下的各色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監，北洋時代的軍閥、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隱的官員，做過京官的士大夫，聖人一樣的教授學者，雍和宮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變戲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頭的，唱蓮花落要飯的，以及無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當然還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的，“頭頂馬聚源，腳踏內聯升，身穿瑞蚨祥”，出進茶館、戲園子和爆肚兒滿，喝茶、票戲、不著邊際地海聊。而在上海，在這個“十裡洋場”的灘上，活躍的則是商業巨頭、大亨、大班，洋行裡的買辦和大小職員，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報館裡的編輯記者，靠稿費謀生的作家，裡裡外外都透著精明的賬房、伙計、學徒、侍應生，無處不在的掮客、包打聽和私人偵探，摜浪頭的阿飛、白相人和洋場惡少等等。當然也有妓女。其中那些最體面和裝作體面的人，便會西裝筆挺，皮鞋珵亮，頭發一絲不苟地梳著，走進外灘那些代表著工業文明雅致時代的建築，在生著火的壁爐前，品嘗風味純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過海而來的雅致的生活。
於是你一下子就感到：上海，確實是和北京、和中國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簡單地說：北京是城，上海是灘。
把上海稱之為灘，應該說是恰當的。
“灘，水濡而干也。”它往往是河、海、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沖擊而在人海處之所形成者，就叫“海塗”、“海灘”或“灘塗”。顯然，把上海稱為“灘”，是十分准確而又意味深長的。從地理上講，上海正是這樣一個生成於長江入海口的灘塗地帶；而從文化上講，上海則正是中西兩大文化浪潮沖擊積澱的產物。上海，當然是灘。
事實上，上海從來就沒有被當作“城”來建設。在古代中國，“城”的建立和建設，往往因於政治或軍事的需要。它們的命運，也總是和王朝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王朝興盛，則其城也立焉；王朝衰敗，則其城也毀焉。因為它們作為王朝全國性或地方性的政治軍事中心，總是會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財政支持，也總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結果，中國的“城”，便不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幸運兒（如開封），就是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現，卻與此無關。它的命運一開始就和中國的那些古城不一樣。因為水運和通商的緣故，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設縣，范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青浦、川沙、南匯四縣，隸屬松江府。此後260余年間，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為了抵御倭寇的侵擾，上海才建築了城牆，但卻是圓的，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上海，似乎從根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這個怪模怪樣、不倫不類的城牆，也沒能存在多久。上海開埠以後，城牆之阻礙車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為幾乎全體上海人的共識。於是，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吁下，上海城牆被拆除。上海，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建城最晚而拆牆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並極具戲劇性的變化，城牆的拆除也許不過小事一樁，但卻頗具文化上的象征意義。因為沒有牆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牆而成者也。沒有了那個“土圍子”，還能算是城事實上，上海從其歷史真正開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沒有打算成為什麼“城”，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沒有像建設其他城市那樣按照“城”的模式來對上海進行規劃，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讓。1846年，也就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年，英國人首先占據外灘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開租界之先河。此後二十年左右，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確立，並整整存在了一個世紀，同時還波及到其他城市。這種事情，在北京顯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豈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卻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看來，上海無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產稻米，又不產絲綢，風水也不怎麼樣。鬼子們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賞給他們，隨他們折騰去，諒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現在看來，道光爺、鹹豐爺們顯然是失算“千裡之堤，潰於蟻穴。”口子一開，太平洋上強勁的海風，自然是長趨直入，何況又占領了這樣一個灘頭地段？西學之東漸，自然便有了一個最為便當的跳板和基地。於是，為當時並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個世紀之後，上海便出落成與北京迥異的國際化大都會，而且處處與北京作對。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鶴便指出：“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恆處對峙地位。”（《上海閒話》）事實上也是如此。本世紀初，上海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大本營，公然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本世紀中，它又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至於文化上的南北之爭、京海之辯，自然也不在話下。
更何況，上海雖然搶了灘頭，卻也並非沒有後援。天津、漢口、廣州、廈門、寧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應。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漢口深入腹地，意義尤其不同凡響。總之，山下之城，已難抵擋水邊之灘的挑戰。
當然，上海一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
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擺攤”。
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攤子”——江海關、跑馬場、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禮拜堂、西菜館、拍賣行，全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又是些什麼樣的“攤主”——冒險家、投機商、殖民者、青紅幫、皮條客、拆白黨、交際花、維新黨，全都躊躇滿志，膽大妄為。城牆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觀念也產生甚至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職業也出現了：買辦、律師、記者、翻譯、經理、職員、會計、郵差，甚至還有“黃牛”、“包打聽”之類，當然還有產業工人。但無論何等人物，其謀生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大不同於傳統社會。上海，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這個新世界立即就對國人和洋人都產生了吸引力，而它也以一種來者不拒的態度對待外來者。很快，上海就變成了中國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湖北、山東等臨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湧入，英、法、美、日、俄、德、意、比、葡、奧、印度、丹麥、波蘭、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國的洋人也紛至沓來，正所謂“人物之至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甘有四國”。其中自然不乏社會名流、文化精英、前衛戰士、革命先驅。他們走進這並無城牆阻隔、一馬平川極為開闊的上海灘，各行其道，各顯神通，把上海的攤子越鋪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這些移民們創造的。它當然只能是一種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話，也是一種新方言，它不再是蘇州話，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話（浦東話或崇明話）。上海話不但語音已和周邊地區不盡相同，而且擁有大量僅僅屬於上海市區的詞匯（有的則首先在上海流行，然後才傳播全國，如“沙發”）。總之，它已不再屬於某個省份或州縣，而只屬於上海這個新的社區。
在這裡，比較一下上海與北京，將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極高，包容量和吞吐量也極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吸弓卜卜地人才，吸收外來文化，終因兼收並容、吞吐自如、無所不包而蔚為大觀。但是，北京的吸收和包容卻不同於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裝得下；上海則是攤子很開，什麼都能來。北京的吸收是有選擇的，上海的吸收則是自由化的。簡單點說，即北京實行的是“優選制”，能不能被接納，要看你進不進得了城；上海實行的是“淘汰制”，想來就來，悉聽尊便，至於來了以後能不能成氣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著
於是，北京與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沖著皇帝來的。他們是新科進士和升遷官員，以及為皇帝和官員們服務的太監、宮女和僕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移民主要是沖著大學來的。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雲集北平，吸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兩種人：調進北京的干部（多半是中高級的）和分進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是較優秀的）。總之，北京的移民，總是圍繞著“政治”這個中心，或“學術”這個次中心；而北京的吸收，則總是以是否“優秀”、是不是“精英”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個世紀前則有點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味道。有來謀生的，有來投機的，有來避難的，有來享福的，有來求學的，有來創業的，也有糊裡糊塗跟著來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上海灘畢竟很開闊，誰都可以來的。
移民的結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壯大了北京，豐富了北京，卻不能創造一個一體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沒有這樣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而只有各個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學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們也只是進入了不同的“圈子”，並與各自的“圈子”相認同。上海的移民雖然來路不同動機各異，卻共同創造了一體化的上海文化，並因為這種文化而統統變成了“阿拉上海人”。
北京與上海的這種區別，其實也正是“城”與“灘”的區別。
什麼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類的。大小品類，也就是尊卑貴賤遠近親疏。作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規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級森嚴。前已說過，明清的北京是三個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禁城，乃天子所居；次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圍是京城，其中緊靠皇城根兒是各部衙門，再外圍則是規劃整齊的街市。清代京城還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是滿人的禁區，外城是漢人的地盤。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與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目了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色人等，便在這規劃好了的城區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職。可以說，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裡“填人”。北京人，當然不可能沒有“圈子意識”。
上海則不一樣。因為上海是灘。什麼是灘？灘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為它根本沒有什麼邊際，也沒有什麼界限。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因為“圈子”與“灘”是格格不人的。你什麼時候看見海灘上有圈子沒有。即便有，也很松散。灘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灘的開闊和自由，是個體與灘塗的直接認同和對話，而不是什麼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這樣。他們的“圈子意識”遠遠弱於北京人。盡管他們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時候，還是“自管自，各顧各”。上海人的口頭禪“關儂啥事體”，便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上海人的這種“灘塗意識”。
北京上海兩地的民居，也很能體現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特征。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謂“四合院”，就是一個用圍牆圈起來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縮微品”。因此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裡面的人是一種群體的存在，卻未必能與外面的人認同。我常常懷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識，是不是多少與這種居住環境有關。何況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機關、學校、工廠、醫院，一律高牆大院，壁壘森嚴，自成系統。北京人，就生活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圈子意識“。盡管現在大圈子（北京城牆）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漸次消失，但”圈子意識“卻已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積澱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層，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則是所謂”石庫門“（尤其是”新式石庫門“）。它實際上是把許多差不多一樣的單體民宅連成一片，縱橫排列，然後又按總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鄰布置，從而形成一個個社區。這種建築結構，顯然最明顯地體現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個體直接而不是通過圈子與社區認同。據統計，上海市民約有半數左右居住在這種舊式裡弄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則上海人的文化性格，也就不能說與它無關。
事實上，上海雖然有所謂”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別，有花園洋房、公寓住宅、裡弄住宅和簡易棚戶四類等級不同的民居，但這些民居的建設，大體上是”擺攤式“的，沒有北京那種從中央向外圍層層擴散、層層降格的布局。甚至雜居的現象，也不是沒有可能。實際上，所謂”石庫丫裡弄，便是雜居之地。那種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錢，誰都可以來住，而居於其間者，事實上也五花八門，職業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這麼說，上海，是鋪開了攤子往裡“進人”。只要進來了，就屬於上海灘，而無論其身份地位高低貴賤如何。也許，作為大大小小“冒險家”的“樂園”和一個龐大的“自由市場”，它要問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夠的精明？如果有“精明”這張門票，你就可以在這個灘上一顯身手
因此，我們無妨說，北京人的“文化無意識”是“圈子意識”（城意識），上海人的“文化無意識”則是“灘塗意識”（灘意識）。
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無意識”的體現，是隨處可見的。
記得有一年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說話》。郭東臨扮演的那個小伙子，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為了幫人辦事（當然也為了顯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車站去排隊買臥鋪票，實在買不到就貼了錢買高價的。結果事情越鬧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下不了台。饒這麼著，他見了人，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說話！”
這個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義，這個小伙子也多少有點特別。但似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北京人的故事，而決不會是上海人的笑話。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沒事找事到處“找”忙幫的。上海人愛說的不是“有事您說話”，而是“關儂啥事體”。這句話，不但適用於素不相識者，也適用於親戚、朋友、熟人、同事，而聞者一般也都不會介意。它其實再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上海人的“灘塗意識”。當然，上海也有“朋友，幫幫忙”的說法，但，對不起，那多半是一種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亂”、“別做手腳”或“有沒有搞錯”的意思。比方說，你話說得太離譜，上海人就會笑起來，說：“朋友，幫幫忙！”又比方說，到自由市場買東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話說一句：“朋友，幫幫忙，儂勿要‘斬’我。”似乎可以這麼說，一個“有事您說話”，一個“關儂啥事體”，就這兩句話，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鮮明地區分開來
這種比較對上海人頗為不利。因為它會給人以一種北京人熱情上海人自私的感覺，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許多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實，上海人並不像許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麼自私，他們也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其熱情有外地人不及之處。比方說，外地人在上海問路，便往往能得到熱情的回答，有的還會為你出謀劃策，告訴你乘哪趟車又在哪裡轉車較為簡便合算。這種對“不搭界”者的認真負責態度，在外地人看來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卻往往只會對自己的“哥們”兩肋插刀，對陌生人可就沒有那麼周到，弄不好還會來個“關我什麼事”。
顯然，北京人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內外有別一的。比如前面說的那個小伙子，固然熱情得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但所問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見了陌生人也這麼問，那他不是“瘋子”就是“傻子”。而且，當他站在櫃台後，面對陌生的顧客時，沒准其服務態度會生硬得夠嗆（這種釘子我們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則相反。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一視同仁”的。他們會幫助求助於他們的人，但不會主動去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而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同樣，如果涉及他自己個人的事，他也會毫不客氣地說：“關儂啥事體”，也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圈子意識”是一種“群體意識”，而任何群體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銀”的，就只限於水泊中人，甚至只限於一百單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對不起，就沒有了，而且弄不好還只有挨刀的份。這就叫“內外有別”。圈子外的人，可以無視其存在；圈子內的人，則必須“抱團兒”、“扎堆兒”，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互相關照，包括時不時問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說話！”
相反，“灘塗意識”則是一種“個體意識”。它強調的，是個體獨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話說：“上海人什麼衣都敢穿”，就因為在這個懂得尊重他人“隱私”（盡管不多），允許保留“私人空間”（盡管很小）的“灘”上，過多地干預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規”的。上海當然不乏喜歡窺測他人隱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數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後再說）。但即便他們，也未嘗不知道這種“窺私癖”極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個人的穿著如果“太出格”，就會遭人物議，他自己也得進行辯解，比如“這樣好看”、“穿著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辯護詞則是“別人也這樣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關儂啥事體”，便可斬斷一切爭論，讓人無話可說。（圖十八）
很難簡單地評說北京上海這兩種活法和意識的是非優劣。一般地說，外地人都認為，與北京人交朋友痛快，與上海人打交道輕松。如果你能進入北京人的“圈子”，成為他們的“哥們”，就可以同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煙酒不分家，真格的“說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過北京人現在也開始變得滑頭，真要這麼著，還得上山東）。與上海人交朋友卻不容易。他們多半客氣而不熱情，禮貌而不親切，很難掏心窩子說心裡話。因為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堅守個體意識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則。所以，上海沒有“哥們”，只有“朋友”。哥們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則是相互獨立的；哥們得親密無間，朋友則不妨情淡如水。更何況，上海人的所謂“朋友”，也未必真是什麼朋友，比如暗地裡磨刀霍霍准備“斬”你一記的小販就是。
不過，就我個人的傾向而言，我更喜歡上海人的處世哲學。不錯，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家門前的雪打掃干淨了，豈非就沒有什麼“瓦上霜”要別人來操心？相反，如果天天操心別人的事，則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個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說話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說了，別人這麼關心你，你豈不也得”時刻准備著一，時不時地問別人一句：一您有事“這麼活，太累何況，當你大包大攬地說了”有事您說話“的話時，萬一事情辦不成，又該怎麼辦為了未雨綢纓，你就得事先”儲備“一批”哥們“，還得個個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張臥鋪票，而且還都是下鋪什麼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間，就不會有這麼多事。事實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許很難和上海人交朋友（但並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卻不難和他們共事。上海人是比較計較，賬算得很清。但這在保護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保證了你的權益；在維護他自己人格獨立的同時，也尊重了你的獨立人格。至少，和他們交往時，你不必處處設防。這就輕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對方的態度。因為如果上海人對你大皺眉頭，你也可以回他一句”關儂啥事體“的。更何況，在現代社會交往中，”哥們“總是少數，更多的還是要面對”泛泛之交“。那麼，輕松一點，豈不好？
其實，困難並不在於如何評價這兩種文化以及如何與兩地人相處（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鐵哥們“），而在於如何解釋：恰恰是沒有多少圈子意識的上海人，卻比圈子意識特強的北京人，有著更明顯的城市社區文化特征，這又是為什麼
道理仍在於”城灘之別“。前已說過，所謂間城”，本身就是一個圈子，是一個把無數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內的小圈子就越多，人們的“圈子意識”也就越強。因為在這樣一種空間狀態下，任何人都只有進入一定的圈子，才會有安全感，也才會覺得與“城”協調。北京的圈子特別多，北京人特別愛“抱團兒”，就是這個道理。結果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城”這個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強。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強，則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這樣一來，當然也就只有城內各圈子的社區性（甚至沒有社區性只有圈子性），而沒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區性或一體化文化
更何況，任何城都是要有牆的，而牆的文化功能，正在於分割空間。這種分割，可以從大到小、由外至內而層層推進。結果，如果城很大，城內圈子很多，那麼，生活在最內圈、最裡層的人，就不大能夠感覺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覺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灘就不一樣。灘沒有空間阻隔，灘上的人也是個體的、只有松散聯系的。用上海話說，就叫“不搭界”。既然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不搭界”的，則他們便只好和“灘”搭界。因此，個體的、單獨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與“灘”認同，並通過與“灘”的認同，而與灘上其他人認同。所以上海人平時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卻很容易“扎堆兒”、“成氣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區特征更明顯，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這裡。
所以，北京城與上海灘，就有著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性。如果說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氣”：大雅、大俗、大派頭。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極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說，你能想象用諸如“奧皮”、“驢肉”或“小腳”、“褲子”之類的詞兒來作地名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胡同”、“驢肉胡同”，而且還有“母豬胡同”和“屎殼螂胡同”；不但有“小腳胡同”、“褲子胡同”，而且還有“褲襠胡同”、“褲腳胡同”。任誰也不敢相信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兒。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說，把“灌腸胡同”改為“官場胡同”。這可真是只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觀。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各色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區性。精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面和雅致。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色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總弄文弄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總而言之，大氣的北京城城內有城，官、學、民三種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體化前提下的多層次；開闊的上海灘灘外有灘，五湖四海風雲際會，天南地北交互消長，形成多樣性前提下的一體化。北京與上海，是兩類不同的大城市，有著兩種不同的大手筆。北京“一體多層”，上海“多樣統一”。北京大氣，上海開闊。
同樣，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著不同的文化特征。
北京人是身份感比社區性更明顯（所謂“丟份兒”、“拔份兒”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內）。一個北京人，首先是官員、學者、平民，然後才是北京人。當然，所謂“身份感”，不一定就是職業、階級，也可能是指“品類”，即“君子”與“小人”、“高士”與“敗類”。不管什麼時候，北京人都不能丟了身份，這就叫“倒驢不倒架”。因為倘若丟了“份兒”，就沒人承認你是北京人豈止不是北京人，就連是不是人，只怕也還麻煩。
上海人則是社區性比身份感更突出。他們首先是上海人，然後才是商人、職員、自由職業者。上海學者余秋雨曾因不會說上海話而感到窘迫，上海市長徐匡迪也曾因不會講上海話而受到歧視。的確，在上海人看來，是不是上海人，比什麼都重要；而會不會講上海話，則往往決定著你在上海和上海人那裡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話，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驚喜：“儂上海人呀！”接著就是用上海話熱烈地交談。至於對方是什麼職業身份，則往往不在考慮之列。我自己就曾用這種辦法“哄騙”過不少上海人。盡管最後不得不承認我的上海話是“洋涇濱”的，還是能贏得不少的贊許：“‘洋涇濱’儂也曉得呀！”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卻幾乎從來沒有“小北京”。因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階層的圈子裡，官員歸官員，學者歸學者，當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樣，首先是上海人歸上海人，並一起傳播上海文化，把當地改造為“小上海”結果是，愛“抱團幾”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並無社區特性的散兵游勇，而平時“各顧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卻大成氣候，當然，不是某個上海人的氣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氣候。
也許，這就是上海灘，這就是上海灘的秉性和秘密。
弄清了這些秘密以後，我們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區文化特征是什麼？他們究竟有什麼資格和本錢看不起外地人？
四、“城市部落人”
人的秘密，從來就是文化人類學的最高秘密。
許多學者都指出，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他們在中國，就像猶太人、吉普賽人在西方世界一樣扎眼醒目。無論走到哪裡，上海人往往都會一眼就被認出。他們身上那種“上海味”，幾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猶太人、吉普賽人盡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卻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一樣，上海人在離開了上海以後，也仍是上海人。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哪一天，大上海真的“沉沒”了，上海人也不會因此而消失。
因為上海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中國人的一個“族群”。在古代中國，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和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的建立，原先屬於各個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原始族民”逐漸一體化，成為至尊天子屬下的“王朝臣民”。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雖然有城鄉兩大社區，但在本質上，它們卻並沒有多大區別。城市和鄉村基本上是同質的，市民和農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濱，莫非王臣”。如此，則城市鄉村皆為“天子治下”，市民農民都是“王朝草民”。鄉下的秀才可以進城做“京官”，城裡的老爺也樂意回鄉當“鄉紳”。中國古代的城市，似乎從來也不曾成為既吸引窮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從官宦、文人到小販，幾乎誰也不曾把城市當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們只要有幾個錢，就會想方設法在鄉下買幾畝地，隨時隨地准備回到鄉下去。當然，如果有足夠的資金，他們也會在城裡購置些房產，以供享樂和避難。但仍要在城裡修園林建別墅，讓自己覺得好像還生活在鄉下一樣。總之，他們總是游離於城鄉之間，把城市當作寄居之地，而在內心深處傾向於和眷戀著鄉村。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城市，往往不過只是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顯然，這樣的城市，並非真正的城市；這樣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寧肯稱之為“城”和“城裡人”。
上海和上海人卻完全兩樣。
上海從來就不像中國那些古城一樣，是什麼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而是它的對立面（上海人特別看不起“鄉下人”，就是上海這種城市性質的心理體現）。（圖十九）作為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統治廣大農村的中心區域和派出單位。北京城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國內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漢、鄭州，都或者曾經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或者現在仍是區域性的政治中心。中國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中心”。在上個世紀初，中國3000以上人口的1400個城市中，至少有80％是縣衙所在；而萬人以上的城市，則半數是府治和省治。在那裡，巍峨的城牆和高大的城樓，象征著帝國的權威與尊嚴，也象征著古老中國的封閉與保守。
上海卻從來就不是什麼“政治中心”。它也沒有什麼巍峨的城牆，而只有平坦開闊的灘塗。當然，它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也迥異於北京等城市。它的經濟生活靠市場規律來運作，它的社會生活靠法制原則來治理，政治權威在這裡遠非是最重要的，而個人的聰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異於國內其他城市人的種種處世哲學和價值觀念，比如余秋雨、楊東平等學者都曾指出的不關心政治、缺乏政治熱情、不大看得起領導、沒有集體觀念、自由散漫、精明、會盤算、講實惠、守規矩、重理性、世俗、西化、商業氣息重、好訴訟而惡打斗，以及“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等等，無不根源於此。無論我們怎樣評價這些處世哲學和價值觀念，其與傳統中國格格不入，則毋庸置疑。一句話，上海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頗異於傳統中國人的“都市新人類”。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他們是一個新興的“部落”，一個不屬於森林、山野、鄉土、畜群，而只屬於城市的“部落一，——城市部落。
於是，我就只好把他們稱之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這個提法，可能會幫助我們揭開上海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談到上海人的“尷尬”：他們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卻又個個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們是一群“來歷不明的尷尬人”。其實，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謂“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屬於城市這個“部落”，而不必講究其他的什麼“來歷”（比如“祖籍”）。這裡必須強調指出，所謂“屬於”，不是“戶籍”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比方說，有的人，盡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卻仍與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個人，哪怕只是剛剛遷入上海，只要他與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這就好比一個本族人，如果沒有履行過“成年禮”的手續，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員；而一個外族人，只要經過了部落的“成年禮”，就是這個部落的一員一樣。也就是說，一個人，不論祖籍哪裡，來自何方，只要進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禮”，在內心規范、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諸方面都與上海文化相認同，那麼，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這個“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於中國其他城市（比如廣州）人的緊要之處。廣州也是中國異質程度很高的一個城市，廣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廣州與北京等地的差異，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質不同所決定（北京是“城”，廣州是“市”，詳後），還有相當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廣州人與內地人雖然區別很大，和其他廣東人卻差別不多。內地人一般把他們統稱為“廣東人”，並不分門別類地叫做廣州人、汕頭人、湛江人。盡管他們之間確有差異，但廣東人與內地人的差異也確實大於他們之間的差異。甚至可以說，即便沒有廣州，廣東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沒有上海，也就不會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這個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當然與傳統中國人頗多抵忤。
道理也很簡單：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中國”。農業生產是鄉土中國的主要經濟生活方式，中華文明主要是一種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審美意識和生活方式，在傳統中國人心中，早已扎下根來，已經成為傳統中國人的“文化無意識”而“城市部落人”卻有著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內心規范、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間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對上海人的種種“看不慣”，便多半因於此。
然而，城市文明畢竟要優於農業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這裡。也就是說，上海人足以自傲於國人的，不是權勢，也不是金錢，而是他們那一整套全然不同於農村文明的內心規范、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是明顯地優越於外地人那種農業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實上，在上海人那裡，“外地人”往往即等於“鄉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區性強於身份感，原因也在這裡。他們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說到底，其實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為只有這，才是能使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的“本錢”。
顯然，所謂“上海文化的社區性”，或“上海社區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現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說，部落族民特別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認同，有相當統一的文化習慣和行為方式，並很注意通過各種方式（圖騰族徽、服飾文身、語言手勢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區別開來。上海人也一樣。精明就是他們的圖騰，上海話則是他們的身份標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間的界限也劃得很清。當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們這個“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進多比方說，原始族民與部落之間的關系是人身依附關系，而上海人與“上海城市部落”之間的關系則是文化認同關系。而且，這種認同是發自內心的，不帶任何強制性。同時，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也不存在人身依附關系，而是相對獨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個“現代部落”，上海人則是“城市部落人”。
上海這個“城市部落”的形成，有著極為特殊的歷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約是在本世紀前半葉。那時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頗有些相似之處。比方說，它們都是當時最年輕的城市，是現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現代性的城市；它們都由大量的移民構成，都引進外資搞市場經濟，與世界的聯系最密切，最能自覺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它們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為世界和國人所矚目等等。有資料證明，從1930年到1936年（這也是舊上海的“黃金時代”），上海華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歲到40歲之間的青壯年，其比例高達38％左右；次為41歲到60歲、13歲到20歲兩個年齡段，分別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壯年人口比例還要更高。這也毫不奇怪。因為年輕人總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險，最少牽掛而最敢離鄉背井，最少成見而敢離經叛道，對本鄉本土的索然無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鮮最為敏感，最急於到具有誘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釋放能量和一顯身手。當然，他們也最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和新思想、新觀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國際慣例接軌”的東西。因此，正如今天闖深圳的絕大多數是年輕人，當年闖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輕人。年輕人朝氣蓬勃，極富創造性。當他們來到一個迥異於家鄉的地方，又接受了異質文化的熏陶時，就理所當然地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來。
但是，當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卻有著根本的、本質性的區別，那就是：深圳的改革開放是主動的，是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對自己民族國家前途命運的一種自覺選擇。所以，深圳的每一進步，都易為國人所贊賞；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為國人所承認；深圳的每一變化，也都易為國人所認同甚至仿效。這樣，深圳雖然也是一個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卻不會變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誕生為一個新興城市卻完全是被動的。它的開放是被迫的，它的現代化也是被強加的。而且，上海的現代化進程越快，現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著其被強迫和強加的程度越高。盡管上海人從這種被強加的現代化中得到了好處和實惠，但也因此招來了鄙視和罵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為較少被強迫現代化的內地人看不慣、看不起。因為所謂“上海文明”，所謂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國人過慣了的生活處處相悖，何況還是被鬼子們強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並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當上海人因其現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點“趾高氣揚”時，外地人心裡便常常會響起這樣一個聲音：上海人，別忘了你們城市公園門口豎著的那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上海人確實應該記住這些國恥，否則，便會連吉普賽人也不如。
事實上，上海這個“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性二律背反中誕生的歷史悖論。（圖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恥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奪目，另方面滿目瘡痍。也許正是由於這一點，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殘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個悖論：一個銜接中國古今、吞吐世界風雲的大都市，居然有著那麼多的小市民。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實在不成比例。他們是那樣地”小氣“（或曰”小家子氣“），小氣得簡直沒有名堂。比方說，他們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講上海話的方式來展示他們的自傲和滿足他們的虛榮，就是”小氣“的表現。中國人都是愛面子的，愛面子的人都難免有些虛榮，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會有些自傲。但是，別的地方人，即便是虛榮，也表現得大方、得體；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氣、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虛榮表現得那麼淺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現得那麼瑣碎、脆弱，簡直不堪一擊。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誰該看不起誰。於是，外地人就會納悶：不同凡響的海派文化和先進優越的上海文明，難道就是這些人創造的
當然是這些人創造的。只不過，他們在創造這些文明時，充滿了痛苦和矛盾。作為身在其中者，他們比外地人更能體會新文明的優越，也更能體會被強加的苦楚，這就使他們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現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點理不直氣不壯，十分尷尬。
上海人的這種尷尬，幾乎隨處可見。
比方說，當上海人把”外地人“統統看作”鄉下人“時，他們是不敢把北京人也歸進去的。北京怎麼好算”鄉下“當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異，相去又豈能以道裡計！自30年代”京海之爭“起，討論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異的文章著作（包括本書在內）即便不是汗牛充棟，至少也積案盈尺。我們無妨隨便從中拈出幾種說法，便不難看出”京海之別“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灘；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場，上海是商場；北京是傳統，上海是現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聰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學，上海是數學；北京是哲學，上海是科學；北京是神聖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氣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馬場；北京是田園詩，上海是廣告牌；北京是超凡脫俗深奧難懂的，上海是貼近現實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陽，美麗而遲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悶熱惱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異於上海，已是不爭的事實。
相異倒也罷了，問題在於，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鄉下人“，北京人也不怎麼把上海人放在眼裡。不論是文壇上的京海之爭，還是生活中的私下議論，北京人”聲討一起上海人來，總是那麼理直氣壯咄咄逼人。北京的電視連續劇《渴望》中那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男主角被起名“滬生”，顯然並非“無意”和“碰巧”，多少是有點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當然地引起了上海輿論的不滿，卻滿足了北京人的集體認同，甚至滿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體認同。外地人“幸災樂禍”地看著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則“義無返顧”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洩著對上海人的不滿。盡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時，是小心翼翼地將北京人“計劃單列”的，然而北京人卻不領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氣不可。
事實上北京是中國幾乎所有古老城市的總代表。這些城市當然並非北京的翻版或縮影，它們也都有自己的個性。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它們和北京一樣，都和農業文明保持著天然的、千絲萬縷的聯系，也都沒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稱之為“現代城市文明”的東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麼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鄉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鄉下，那麼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鄉長”。“鄉長”當然不能眼巴巴地看著“鄉民”受欺負。至於北京人把外地人稱為“地方上”的，則是“鄉長”們正常的態度。
於是上海人就有點尷尬把北京看作“鄉下”吧，自己也覺得說不過去；認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們的內心規范、行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來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遠；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區分開來對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認這些”小兄弟一。當然要認的，因為它們原本就是同一類城市。
顯然，在半個世紀以前，北京代表著眾多的城市，也代表著古老的傳統。這個傳統也曾經是上海人還沒有成為上海人時的傳統，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開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時也是上海人遲早要背離的。於是，變成了“城市部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們對北京的特殊態度來表示他們對傳統的尊重，同時又用對其他外地人的歧視態度來表示他們對傳統的背叛。上海人對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會有不同的態度，原因也許就在這裡；北京人一般並不怎麼歧視外地人，惟獨特別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這裡。
更何況，上海這個“城市部落”還有點“來歷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還是問他的“祖籍”，因為沒有多少人經得起這一問。說祖籍上海吧，等於承認自己是“鄉下人”；說出真正的籍貫吧，同樣可能也是“鄉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還是“江北人”。這大概是上海人特別愛講上海話的又一深層心理原因：只有講上海話，才能抹去或掩蓋“祖籍鄉下”造成的陰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於尷尬。
五、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其實，“城市部落人”的尷尬不僅僅在於“來路不明”，更在於他們被夾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裡外不是人。因為他們身上的現代性很難為傳統社會中人所理解，而傳統社會賦予他們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鏟除。結果，不管在誰眼裡，上海人都很“環”。
上海人壞不壞。即便某些人有點壞，也多半壞得有分寸，正如他們雖然精，卻多半精在明處一樣。精在明處，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點，也可以看作是對“精明”二字的又一種解讀。既然是精在明處，就不能說“很壞”至於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壞”的依據。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慣上海人。上海人只不過是在上海“欺負”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國各地“誹謗”上海人，誰更“壞”來著？
外地人與上海人的矛盾，說到底，其實就是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慣上海人之處，歸結起來，主要無非三條：小氣、精明、自私。上海人有這些毛病有的。一般地說，上海人都比較“摳門”，不大方。要他們犧牲自己的利益幫助別人，有時比登天還難。比方說，在舊上海，吸煙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說“借”，得說“討”。如果說“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幾時還？”（徐國楨《上海生活》）這就讓人覺得小氣。即便現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還是摳摳搜搜的，斤斤計較，什麼賬都算得很精。誰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楊東平講過一個在北京流傳甚廣的“經典笑話”：一個上海兒童花1分錢買了1根針，而針的價格是2分錢3根，因此這個兒童拿了針以後還不肯走，對售貨員說：“你還得找我兩張草紙。”這個笑話的真實性當然無從考究，但誰聽了都覺得“像”。
然而，並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樣小氣、精明、自私。也許是“人以群分”的緣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這樣。他們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還挺愛打抱不平。況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氣、精明、自私吧，又招誰惹誰啦？事實上，上海人雖然小氣，卻不貪婪；雖然精明，卻不陰險；雖然自私，卻不損人。那麼，為什麼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氣、精明、自私，就渾身氣都不打一處來？不為別的，就因為它們和傳統價值觀念沖突太大。傳統社會以豪爽為尚，自然鄙視小氣；以木訥為美，自然討厭精明；以謙讓為德，自然憎惡自私。更可氣的是，上海人不但有這些“毛病”，而且還要把這些“毛病”公開地、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一點面子也不講。就拿“借火”一事來說，從理論上講，火當然是不能“借”的，因為“還”不但正如“光”不可“借”卻仍要說“借光”一樣，把“討火”說成“借火”，無非是有點人情味。一般地說，除借高利貸外，可以開口言借的，不是親戚、朋友，便是熟人、鄰居。如果說“討”，則不但自己變成了乞丐，雙方之間也顯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這一套，偏要認他那個商業社會的“死理兒”：借就是借，討就是討，有借有還，再借不難。既然根本“還”不了，就干脆說討，別說什麼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請問什麼時候還？有沒有利息？這就一點人情味也沒有了，而傳統社會是極其講究人情味的，結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別討厭上海人。從道理上講，上海人並沒有什麼錯，但在感情上，卻讓人接收不
實際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於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於人情世故的考慮。在外地人那裡，當有人開口言借或有求於你時，即便自己心裡不願意或其實辦不到，但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狀，否則你今後就別想做人。不過，由於豪爽已成為北方人的“文化無意識”，大家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做狀”。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條件。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節目曾討論過這個問題。主持人崔永元問一位東北嘉賓：節目做完後，我們幾個一起去吃飯，誰買單？那個東北人說，當然我買單。主持人又問，如果在座的所有觀眾也一起去吃，您還買單大家一所都笑了起來。可見豪爽也不是無條件的。既然有條件，不如先把條件講清楚。否則，咱們豪爽起來雖然比上海人可愛，卻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氣”真實。
對於傳統社會主張的木訥，同樣也要進行分析。
有三種木訥。一種是天生愚鈍，一種是憨厚謙和，還有一種是裝傻賣呆。天生愚鈍並不可取，當然也無可救藥，可取的是憨厚謙和。中國傳統社會是欣賞憨厚謙和的。一個憨厚謙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單位都會討人喜歡受到歡迎，得到諸如忠厚、老實、容易相處等好評。上海人卻很難給人這種印象。他們大多一臉的精明相，腦子轉得飛快，眼珠還沒轉完就完成了若干個運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結論。他們說起話來也飛快，像打機關槍連珠炮似的，裡裡外外都透著一股子精明。何況他們的話又那麼多，正所謂“上海鴨子呱呱叫”。這些都讓主張憨厚謙和，主張少說話多做事、“敏於行而訥於言”的人反感，心裡覺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話也很多呀！怎麼北京人就不讓人反感的確，北京人的話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話交談時話才多，要他們用普通話和外地人交談，有時反倒有點木訥，說不了多少話。北京人可不管談話對象是誰，一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所以，在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誇誇其談，言不及義，愛耍貧嘴。但也僅此而已。因為北京人的“貧”，給人的感覺是“油”；上海人的“快”，給人的感覺卻是“精一。精明寫在臉上，露在話裡，是不會讓人賞心悅目的。、油嘴滑舌雖然有些討嫌，卻不可怕。如果說的是閒話，則還有些喜劇性，就像聽相聲。再說，”大智若愚，大奸若忠一，耍貧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沒什麼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勁，讓人覺得其實是另一種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條件，憨厚謙和也要有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與世無爭。大家都不爭，也就容易憨厚謙和起來。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條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過也得是在所謂“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風淳樸”的地方。一旦超出這個條件，則所謂憨厚謙和，也就往往與裝傻賣呆無異。裝傻賣呆也有兩種。一種是自我保護，免得名高招忌樹大招風，出頭的椽子先爛。另一種則是以退為進，表面上裝得傻呼呼的，其實心裡的算盤打得比誰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備，他就會趁人不防悄然下手，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損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說：“門頭雞子啄白米，啄的顆顆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會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謙和，常常靠不住。
可見，傳統社會中人，也並非都木訥，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訥內心世故的人，其實比滿臉精明樣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並討人喜歡，則精明也就必然會遭到批判並引起厭惡，何況上海人還“精在明處”？精在明處又有什麼不對精在明處，就等於公開不把傳統的道德觀念和審美標准放在眼裡，這就會引起公憤，而公憤因為是“公”，也就不論對錯，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歷史上那些滿臉聰明相的人，幾個有好下場？
上海人也是從傳統社會過來的，他們不會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上海人卻不能不精明。因為上海不是一個“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而是一個充滿競爭的現代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裡，未經算計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不會算計的人也是無法生存的。因此對於上海人來說，精明就不但是一種價值，一種素質，更是一種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評的，所以我們也不能批評上海人的精明。更何況上海人還精在明處，這總比精在暗處好。第一，他沒有做假，他是公齊的對手。即便他會有損於你，也是公開宣戰，而非背後偷襲。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對等的。他有權精明，你也有權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樣精明，他就無損於你。如果你比他還要精明，他還會甘拜下風。也就是說，精明面前人人平等。這其實是一種有規則的游戲和競技，比傳統社會的“無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對付多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人其實是非常單純可愛的。他們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為精明是他們“部落”的圖騰，所以他們看不起“反應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應比他們還快，算計比他們還精，他們就會睜大眼睛以欣賞的目光看著你，不再把你當“外地人”。在這一點上，上海人其實比外地人更豁達。他們更看重文化的認同，而非地緣的認同。這也正是一個現代社區人的特點。
那麼，上海人的“自私”也是現代社區人的特點麼？是的。（圖二十一）
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確實不太“自私”。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請參看拙著《閒話中國人》，也就無“私”可“自”。傳統中國是“鄉上中國”，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家庭組織為本位的社會。家固然是“家”，國同樣也是“家”。一家人，分什麼公私分什麼你我然而市場經濟卻要求產權明晰，否則就無法進行商品交換，因此，一個按照市場規律來運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來管理的社會，必然極其看重個人權利。這個個人權利，既要靠法律來保護，也要靠自己來保護。上海人的飛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對個人權利的自我保護，包括”關儂啥事體“的口頭禪，也包括購物時的錙銖必較和挑三揀四。應該說，在這些場合被外地人視為小氣、精明、自私的行為，其實表現了一種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法律自覺。盡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錢買1根針還要找兩張草紙），然而權利再小也是權利。你可以放棄這個權利（因為這個權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沒有權利笑話別人的堅持和維護。難道因為權利太小就不該維護，放棄自己的權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無私？
當然，上海人也爭名奪利。但，請問哪個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況，除野心極大者（這樣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爭奪自己那一份，或他們認為是自己應得的那一份。比如擠公共汽車，或在地鐵一開門時就飛快地進去搶座位。這時，他們確實不會顧忌別人。因為在他們看來，每個人應得的那一份，應該由每個人自己去爭取，而不是由別人來謙讓。如果爭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戇大“。你應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奪不來，別人又能怎麼說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應得的，否則怎麼奪不來？
所以，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一般賬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別想占我的便宜。於是，就會出現這樣”可笑“的事：幾戶人家共用一個樓道，每家都安一盞路燈，開關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這在外地人看來就是”自私件或“小氣”，在上海人看來則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糾紛。生活原本已經不易，再為這些小事徒起糾紛，既傷和氣又費精神，是不合算的。當然，上海人當中，也有喜歡占別人便宜的人。但因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還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們的“國情”，全國各地一樣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過，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費請客，也會精打細算，不會為無謂的面子鋪張浪費。因為錢雖然是公家的，報賬的人卻是自己。自己報銷的公款太多，又沒有得到實際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實上，上海人雖然精明，卻並不主張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們稱為戇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冤大頭，卻也鄙夷精明過頭損人利己，對諸如掉包、掉槍花、耍滑頭、損浪頭、開大興、搗漿糊、老門檻、不上路等等不以為然。上海社會的正面值是“精在明處”，是一利己不損人一，是“自私得合理”。這個“理”就是：你的權利是你的，我的權利是我的。你不願意損害你的權利，我也不願意損害我的權利，因此大家都別損害別人的權利。如果你能不損害別人的權利而獲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來干涉。但如果你損害了別人的權利，別人就會不答應，最後你自己也會倒霉。懂得這個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則，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檢驗一個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標准之一。這個標准有時比精明不精明還重要。一個人如果“拎不清”，那麼，哪怕他一口標准的上海話，或者顯得很精明，上海人也會從骨子裡看不起他。因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則是假精明。比如“吊車”就是。所謂“吊車”，就是當公共汽車上乘客已滿，上不了人時硬擠上去，致使車門關不上，車也開不走。這時，平時“自私”、不愛管閒事的上海人就會和售票員一起勸告或聲討那個吊車的人。原因很簡單：這個人已經損害了大家的權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是典型的“拎不清”。對於這種“拎不清”的人，是沒有什麼客氣好講的。
顯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個人權利和利益的認識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認識到，個人權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東西，它只能存在於與他人、與群體的種種關系之中。要維護個人的權利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這些關系，然後作出相應的判斷和決策。比方說，這件事該不該管，這個眼前的利益是不是應該先放棄等等。理得清這些關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則，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舉“吊車”一事為例。“吊車”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們要想走，就得讓我上去。”在北京則是：“我就要上來，你能把我怎麼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結果當然是果真誰也走不北京的司機和售票員的心理是：“走不我還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來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則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別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想讓我給你讓個地方上來？沒門兒！”不難看出，北京人在考慮問題時，是以群體為本位，並作最壞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慮問題時，卻以個人為本位，並力爭最好的前途：“不管這個‘閒事’，我就走不大家都來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結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棄群體利益的同時也放棄了個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維護個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維護了群體的共同利益。
看來，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導致兩種不同的結果：當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不發生直接關系時，他們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說，不管閒事，遇事繞著走，以免引火燒身等等。但當群體受損會直接導致個人利益受損時，他們也會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較長時間排隊而秩序有可能紊亂時，就會有上海人主動出來維持秩序。因為自己來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隊，該得的總能得到；秩序一亂，則倒霉的沒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樣，上海人在於己無損的前提下，也會助人為樂。比方說，在公共汽車上為其他乘客和售票員傳遞錢票，上海人叫“擺渡”。在自動投幣的制度形成之前，“擺渡”是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售票的一種重要方式。在這種情況下，拒絕“擺渡”也是屬於“拎不清”一類的。因為“擺渡”對你並沒有什麼壞處，不過舉手之勞，如果也拒絕，就太不像話。再說，誰都有需要別人“擺渡”的時候，大家都不肯“擺渡”，大家都沒有車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這種“合理”有時也會變成“歪理”。楊東平談到過程乃珊講的一個故事：眾人排隊買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隊入內購買。一排隊者不服，找經理反映“走後門”問題。經理拍著他的肩膀說：一我認識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隊；如果我認識你，你也可以不排隊，可惜我不認識你。“這顯然是”歪理“，但大家卻可以接收。因為這種”不公平“後面也有”公平“：只要認識經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隊。既然如此，與其譴責”走後守，不如多認識幾個經理。
這樣一來，傳統社會的某些東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來。但必須指出，它們是經過了上海文明的“包裝”和“洗禮”的。洗禮成功的也許很精彩，包裝失敗則可能很尷尬。如果既有傳統的一面，又有現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麼好的一面，就會糟糕透頂。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說，傳統社會注重群體生活，人與人之間互相關心，人情味很濃，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隱私；現代社會尊重個人權利，反對干預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漠不關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兩方面缺陷於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氣吝嗇，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該管的公共事務能躲就躲能賴就賴；卻又愛窺人隱私，說人閒話，搖唇鼓舌，撥弄是非，你說討厭不討厭這種人見人憎的“小市民氣”，只怕是連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總之，上海人是一群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游移著的“城市部落人”。他們的根在中國傳統文化，枝葉卻又沐浴著歐風美雨。這就使他們身上既有優勢互補的精萃，又難免不倫不類的尷尬。於是，當別人議論他們時，一旦事涉敏感之處，就會演出戲劇性的沖突來。
六、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日，台灣作家龍應台在《文匯報》發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寫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原來他們在上海。”
這篇龍女士自認為、我也認為是贊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發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軒然大波。據雲：“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的“大丈夫”雲雲。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紛紛撰稿作文，起而應戰，歷數龍文的種種不是，力陳上海男人的種種委屈。還有上海男人遠隔重洋寄來信件，對龍應台表示最強烈的抗議，並株連到《文匯報》，揚言要在海外發起抵制《文匯報》的運動雲雲。委屈的龍應台驚詫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其實，龍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點“咎由自取”。因為她在贊美上海男人時，實在不該用了一種調侃的語調，諸如什麼上海男人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啦，什麼上海男人“不以幫女人洗內褲為恥”啦，什麼“在20世紀末的中國上海，你說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說還有那麼多離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為怕老婆而不敢坐馬桶、只能蹲在馬桶上辦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強迫做愛等等。這話擱到誰頭上，誰都會惱火。
還應該承認，與龍應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過是發發議論）的文章，也都有他們各自的道理。有些話說得十分在理，比如說男人下廚的根本原因，在於女子普遍就業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還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於社會，又需同工於廚下，“否則，一頓晚飯吃到什麼時候去？”（馮世則《說“橫掃”》）有些話說得頗為俏皮，比如說古人是“女為悅己者容”，如今則是“男為悅己者廚”（M．P《瑞典來信》）。有些話有點道理也有點俏皮：“不是每個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經歷，深夜被趕出家門的男人也許正無憂無慮地走向情人的單身公寓，而家裡河東獅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歎命苦，卻死惦著灰溜溜走出家門的男人。”（張亞哲《亂談“上海男人”》）有些話可能是事實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只是他們在夫妻關系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也說“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不為傳統觀念而硬撐，不為討好女人而強扭”，“以一顆平常心處世居家過日子，所以多數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點也沒覺察到自己已變成世界稀有品種，奇貨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還有的則已不僅僅是替上海男人說話了，比如說大陸女人之難：“在搖晃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她得抱得動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得扛得動煤氣罐。她溫柔不得，粗糙一點才做得了大陸女人。”大陸男人也難：“本來分房子該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給誰的後門擠了下去。他也有氣呵！女人可以因此而罵他是窩囊廢，他卻不可以去罵單位領導是混賬東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漢得起來！守大門的老頭同志，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小姐，托兒所的小阿姨們，樓上樓下左鄰右捨，上級下級同事領導，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個關系處理不好他都會倒楣。夫妻關系上他不以退為進，再跟自家人過不去還有什麼意思？你讓他鼓著胸肌揍女人出氣以顯示男子氣概““事實上每日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錘煉胸大肌。無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樣拼命運動賣弄肌肉以顯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壓在他們身上以及他們妻子身上的生活擔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軟”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心愛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觀（唐英《上海男人，累啊》）。
這樣實在的話，誰讀了不會為之動容？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龍應台有多少失誤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於這件事為什麼會在上海引起那麼大的反響。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罵慣了”的，比如說“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氣”等等。這些飛短流長閒言碎語全國各地滿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聞滿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報章雜志及天南地北的雜談閒聊，時有對上海人、特別是對上海男人的評論，往往帶貶意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這當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辯解、駁斥。”（楊長榮《為上海男人說句話》）比如電視連續劇《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委瑣之嫌，《孽債》則被誤認為是說上海男人亂撒風流種子，“敢生不敢養”，不負責任。兩劇雖在上海引起不滿，卻也未見“有什麼上海人跳將出來理論一番”。這一回卻是破了一個例。那麼，為什麼上海人在蒙受了那麼多“不白之冤”時都無動於衷，惟獨這一回龍女士只不過用調侃的語言贊美了上海男人，就讓上海人大為光火、惱羞成怒莫非這次觸及到的是一個特別敏感的問題，而上海人又特別忌諱別人說他們怕老婆？
的確，男女關系確實是一個敏感問題，怕老婆也不怎麼體面。不過，怕老婆雖不體面，卻也不算太丟人。中國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連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請參看拙著《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也沒聽說有多丟人。至少，怕老婆總不比自私、小氣丟人。何況上海人也並不諱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電視台播出名為《海派丈夫變奏曲》的系列小品，列舉圍裙型、夾板型、麻煩型、保駕型、私房錢型等10種類型，並唱道：“男子漢哪裡有，大丈夫滿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趙買醬油。妻子一聲吼，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交，殘羹剩飯歸己有，重活髒活一人干，任打任罵不還手。”其調侃性實不讓龍女士，上海人看了聽了卻哈哈大笑，也沒聽說有人要向電視台“討個說法”。
也許，問題就出在：怕老婆這事（也包括相關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說得，別人就說不得，尤其龍應台說不得。因為上海男人“終究是男人，是中國的男人。盡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彎豆芽’”（胡妍《龍應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個男人願意被說成是“不像男人”沒有。如果被女人這樣說了，就更不行。何況尤應台又是個嫁了老外的台灣女人，同時又是一個著作等身的名女人，養尊處優，風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著說話腰不疼”，有什麼資格對被生活重擔壓彎了腰的上海男人說三道四？結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眾目睽睽之下，無端地成了一盤烤得透紅的龍蝦”，而那位亂刮旋風的龍女士，卻“早已坐在瑞士美麗的家中，欣賞並記錄著她兒子安安的如珠妙語，我們這裡關於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渾不關那個家中的痛癢”（李泓冰《龍應台與周國平》）。想想誰不生氣？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著那麼光火。要知道，尤應台畢竟沒有惡意呀！她也沒有挖苦或者嘲諷上海男人，只不過有點“困惑”又有點“調侃”罷
其實，事情壞就環在那“調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認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溫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麼，你調侃什麼還不是內心深處多少有些不以為然？這就讓人惱怒，而惱怒的深層原因則是被戳到了痛處。事實上，上海男人的形象問題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塊“心病”。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全國各地都有了一種“共識”，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並為此深感苦惱。上海男人也不是沒做過努力，比如也有人留發蓄須，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狀，但給人的感覺卻是“不像”。因為“你無法設想一個濃須長發的壯漢操一口綿軟的吳語與小販討價還價”（楊東平《城市季風》）。正因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無可奈何，因此特別怕別人說。現在龍女士卻把一般人認為“不像男人”的種種表現添油加醋地統統端了出來，還嚷嚷得滿世界都知道，這不是存心和上海人過不去這口氣無論如何也咽不下。對這種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的，不獨上海人如此。不過，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在對龍女士的“回敬”中，盡管有些話也許沒說到點子上，但那態度，仍不失優雅體面，費厄潑賴。
於是我也想替上海男人說幾句話。
要說上海男人，還得先說上海女人。
說起來，上海的事情就是有點怪。比方說，大家都公認上海這個城市好，對上海人評價卻不高。上海人當中，上海男人歷來形象不佳，上海女人卻頗受好評（除特別反感她們的愛窺人隱私和愛說人閒話外）。平心而論，全國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優秀女人，上海女人並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優秀的。但，一個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歲，或者在惡劣條件下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卻仍能有“女人味”的，則似乎非上海女人莫屬。可以說，上海女人是中國“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上海女人之所以特別有女人味，除南方女性原本比較嬌美，城市生活遠較農村優越外，更重要的，還是她們特別看重自己的性別特征，有一種可以稱之為“女性養成教育”的傳統。她們從小就懂得女人應該是怎麼樣的，以及應該怎樣做女人。結果，即便她們本來不是最漂亮最出色的，也變成最漂亮最出色的這也正是上海這個城市特有的魔力。陳丹燕說：“上海是那樣一種地方，要是有一點點錢的話，它可以做出很有錢的樣子出來，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氣派。”《上海的風花雪月》）我們也可以說：上海女人是這樣一種人，要是有一點點漂亮一點點嬌嗲的話，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嬌嗲的樣子來，她們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上海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這個詞，是完全屬於南方的。北方人無論男女，往往不知“嗲”為何物。我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一書中對“嗲”有一個界說，認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能夠讓男人心疼憐愛的“味道”。一個女孩子之所以能有這種味道，則多因身材嬌小、體態嫵媚、性格溫柔、談吐文雅、舉止得體、衣著入時，靜則亭亭玉立，動則娉娉裊裊，言則柔聲輕訴，食則細嚼慢咽，從而讓男士們柔腸寸斷，疼愛異常，大起呵護之心。其中，除先天氣質外，後天修養也很重要，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則是上海人之所謂“嗲功”。
但，如果你以為上海女性都是弱不禁風嬌生慣養的“嬌小姐”，那就大錯特錯上海女人不但嬌美，而且能干。——中國女人都能干，但在能干的同時還能保有女人味，卻很難。在我的印象裡，城市女性中能做到這一點的，當首推上海和成都的女人。不過成都女人嘴巴太厲害，得理不讓人，也不夠嗲，則其女人味較上海女人又略遜一籌。
上海女人都是“專家”，——專門顧家。除女高知、女高干和其他個別人外，屬於市民階層的上海女人，一般知識面都不廣，對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沒有太多的興趣，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設和家庭生活，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精。在這方面，她們的學問往往超過她們的丈夫（她們的丈夫則超過外地男人），她們的精明也往往超過她們的丈夫（她們的丈夫則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們就理所當然地應該享有家庭的主導權和領導權，而她們的丈夫則同樣理所當然地應該去買菜、燒飯、洗衣、拖地板。當然，丈夫比妻子更精明能干的也有。不過，在這樣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會反過來讓妻子當小工，而是“從奴隸到將軍”一人承擔。於是他們的妻子便可以繼續去當“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顯強於丈夫的則可能會由“嗲妹妹”變成“母老虎”。但一般地說，即便是“母老虎”，也是上海式的。她們能夠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權並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東獅吼，而是懷柔政策，即不是高壓，而是嗲功。因此，當男人發現“妻管嚴”原來是一種“甜蜜的痛苦”時，他們就會心甘情願地把這種一病“繼續得下去。
更何況，在男人買菜、燒飯、洗衣、拖地板時，女人也並沒有閒著。上海女人是閒不下來的。事實上讓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卻袖手旁觀的，在上海並不多。更多的還是”夫妻雙雙把家建，你挑水來我澆園“（惟一弄不清的是上海人哪來那麼多家務要做）。上海女人在家裡差不多都是”身先士卒“的將軍。不管上海的男人如何被說成是”馬大嫂“，真正家務做得多的，多半還是女人。她們在控制了”治權“的同時也提供著最好的服務，讓丈夫穿得體體面面，把孩子養得白白嫩嫩。難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麼叫”領導就是服務“，最好到上海人家裡去看。
看來，我們還應該說，上海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們家裡是這樣。
很難想象，與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廝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說”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白臉“和”娘娘腔“，即細皮嫩肉、奶聲奶氣（其實事實並非如此或並不完全如此）。較之”北方大漢“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確乎比較白嫩，上海話也確乎比較綿軟，給人陰柔有余陽剛不足的感覺。但如果以此便斷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膚淺可笑。難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樣渾身肌肉、像土匪一樣滿臉胡子才像男人？不至於吧！
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還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這方面，他們的趣味和品味甚至都和女人一樣。他們的做家務，已不僅僅是分擔勞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為”事業“，沉湎癡迷，樂此不疲。不少上海男人不但精於烹調料理，能燒一手漂亮的小菜（這在外地男人看來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對服裝裁剪也十分在行（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們像女人一樣愛逛商店（男人不愛逛商店是世界性的），熟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講價的技巧，善於識別面料的真偽，說起各種服裝的流行款式來如數家珍，有的還會織毛衣。這就實在太像女人哪有一個”大男人家“整天惦記著針頭線腦，念念不忘毛衣的針法和紐扣的搭配上海男人就會。
上海男人還會像女人一樣絮絮叨叨、婆婆媽媽，熱衷於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雞毛蒜皮，鄰裡間說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當然絕非所有上海男人都這樣，正如絕非所有上海男人都會打毛衣。而且，外地同樣也有這樣的男人。但在人們心目中，這樣的男人似乎以上海為最多、為最典型，甚至會認為上海男人”就是這樣的“。於是，在外地如果碰到這樣的男人，人們就會說：“他怎麼像個上海人？”
上海男人有這麼多“不像男人”之處，怕老婆早已不是什麼嚴重問題
我曾多次說過，在某種意義上，“怕老婆”其實是“封建殘余”。只有在傳統社會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傳統社會“怕老婆”才可笑。因為傳統社會的規矩是“男尊女卑”。本該威風八面的“大老爺們”居然怕起老婆來了，當然可笑。現代社會崇尚的卻是人格獨立、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該怕男人，男人也不該怕女人。“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恐怕是“誰也不怕誰”。上海人也一樣。上海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數恐怕還是“誰也不怕誰”的。女人也許會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會虧待丈夫；男人可能會孝敬文母娘多一點，卻無妨看作是對妻子持家辛苦的一種變相酬勞，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於分擔家務，則早已不限於上海。只不過北方男人的做家務，多限於換煤氣之類的“力氣活”或裝電器之類的“技術活”，不至於給老婆洗內褲。然而這並不等於說他們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男人。做家務嘛，還有什麼活干不得不成？再說，人家願意，你管得著
更何況，上海女人是應該為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負責的。一方面，上海男人那種溫柔光潔、香噴噴甜膩膩的形象，是上海女人設計和塑造的。正如楊東平所說，她們總是喜歡按照“小家碧玉”的審美理想，仿照裁剪書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兒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風》）。另方面，她們對家庭生活的過分看重，不斷與同事、女友攀比，務必事事不落後於人，也無形中給男人造成了負擔和壓力。前面說過，雅致是上海的空氣，上海人在家庭生活中也會追求雅致，這原本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對於大多數薪資不高住得又擠的工薪族來說，要過雅致的生活，就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就是：夫妻雙方都必須把時間精力聰明才智投入到家庭建設中去，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精打細算以求節省，想方設法以求精美。一個人，尤其是一個男人，如果在這方面花費太多的心思，就難兔變得小氣瑣碎起來。女人小氣瑣碎一點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盡管並非所有女人都小氣瑣碎），男人小氣瑣碎就會被人看不起。這時，連同他的外形和語調，便都會被看作是“女人氣”的表現。
有著上述“特征”的當然只是上海男人中的一部分。他們在上海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裡女氣”的男人外地也有，就連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說“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這裡面有誤解，也有偏見。比方說，把所謂“怕老婆”以及主動承擔家務，買菜、做飯、幫老婆洗內褲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證據，就是傳統觀念所使然。其他如“像個彎豆芽”或“喝醪糟都上臉”等等，也不足憑。我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一書中說過，並非只有身材高大、肌肉發達、力大無窮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於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於一團正氣。”這樣的男人上海有沒有我想是有的。
但，問題並不在於上海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麼程度，而在於為什麼一說“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會有那麼多人認同，上海人自己則會特別敏感特別惱火？這個事實可是繞不過去的。比方說，龍應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為《啊，北京男人》在北京的報上發表，會怎麼樣肯定只會引起哄堂大笑，以為那不過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
其實，上海人也不該惱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歡嘲笑上海男人，但他們卻並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還會在心裡給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絕不會有人說“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麼，根據“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們的男人也不該不像男人。
事實上上海女人的“軍功章”裡，確實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於上海男人的疼愛呵護，使她們有著遠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環境，她們才能夠在為人妻為人母後仍舊保持著讓人嘖嘖稱贊羨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為他們的女人作出了犧牲的。要犧牲就犧牲到底吧！不要再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煩惱。更何況，某些被認為是“不像男人”之處，可能恰恰是一種進步。正如吳正所說，北荒南鄉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後外加搖頭”的“男子漢派頭”和“大老爺們作風”，“正是該類地區在能見的將來還不能那麼快地摘去貧困之帽的標幟之一”（《理解上海男人》）。進步是不需要辯解的。“大言不辯”。上海男人如果堅信自己是現代新男性，就用不著那麼迫不及待地出來為自己辯白。
也許，從總體上講，上海人還不是理想的、完整的、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城市人（部分優秀分子除外）。他們確實較早地獲得了某些現代觀念，卻又同時留著一條傳統的辮子和尾巴。於是，當辮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時，就會叫起來。至少，他們在面對傳統觀念的挑戰時多少顯得有點底氣不足。底氣不足的原因，除無法割斷歷史割斷傳統外，還因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確實“不像男人”之處。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歷史所造就，有的則是上海人自己檢點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況，某些傳統美德如豪爽、謙讓等等也許已“不合時宜”，但畢竟曾經有過自己的合理性。因此，當堅信傳統美德合理性的人身體力行地堅持著這些道德規范，並因而覺得自己有資格批判上海人時，他們是理直氣壯、中氣十足的，而代表著“現代”的“城市部落人”，則會自慚形穢、語無倫次，甚至惱羞成怒。
實際上，上海人的內心深處充滿了矛盾，他們的日常行為也不乏悻論。比方說，上海灘原本是開放的。正是無拘無束的開放，造就了雄極一時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靈卻很難對外開放。上海人謹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絕無某些北方人“見面就熟，無話不說”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的信條較之傳統社會中人為尤甚。這恰是當年“十裡洋場”上爾虞我詐、一不小心就會上當受騙的教訓所致。結果，“不設防的上海文明終於滋生了處處設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於上海文明的未來》）。正因為處處設防，所以尤愛窺私，因為要防備別人背後做手腳。大家都設防，大家又都窺私，每個人都既要窺人又要防人窺，結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窺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個個皮笑肉不笑。這就難免讓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著犯惡心。但在上海人，卻又有說不出的苦衷。應該說，上海人是背著沉重的心理負擔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唯其如此，他們才會成為最招人物議的一族。
七、新上海人
然而歷史畢竟翻開了新的一頁。
新一代的上海人將如之何？“城市部落人”處於兩難之中。
也許，事情難就難在上海人是一個“現代部落”。“部落”這個概念，無論如何也是和“現代”相沖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個“部落”，那麼，上海人還會是上海人
其實，上海人之所以成為一個“部落”，主要原因就在於傳統中國從來沒有過上海這樣一種城市類型。這就使上海一開始便處於農業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圍之中，而上海人則不過是在這大海的灘塗地段一求生存。面對傳統力量的敵意和懷疑，上海人不能不通過強化自己的社區性，來保衛自己的新文明。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個極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個自戀而脆弱的“部落”。
現在的歷史條件顯然已大不同於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這也是近年來上海大刮懷舊風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新型城市相繼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從而形成一個“一元多樣”的新局面。所謂“一元”，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謂“多樣”，就是除上海模式外，還有深圳模式、廈門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來出現的重慶模式和“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這麼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獨。
上海不再成為一個“部落”，並不等於上海人將不再成其為上海人。因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內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時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稱之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就和塑造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國人目標一致；而上海人百年來養成的敬業精神、契約觀念、合理主義等，也與發展市場經濟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於上海人的種種丑陋，則原本應該滌蕩一淨。實際上，上海人早就開始在做這個工作在某些城市尚陶醉於“表揚與自我表揚”時，上海卻高舉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旗幟，真誠地歡迎一切善意的批評。在這方面，向被視為“小氣”的上海人，卻比許多自以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雲：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則更難，故曰“人貴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卻有條件。因為上海一直既是眾望所歸，又是眾矢之的。是眾望所歸就能知彼，是眾矢之的就能知己；是眾望所歸就能增強信心，是眾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為外地人的幾句閒話而不自在。如果說，上海人過去曾經一度是“最招人物議的一族”，那麼現在便不妨因勢利導，干脆把自己變成“最敢於接受批評的一族”。苟如此，則上海人必將以全新的面貌和極高的素質讓世人矚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種順應形勢自我更新的機制。當歷史需要上海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時，它成功了；當歷史需要上海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它又成功現在，上海已經積累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搞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無疑是長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種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則同樣是題中應有之義。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經濟模式，也是一種文化模式。它最終將造就既能繼承傳統美德又具有新觀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獨厚。上海觀念比北京新，歷史比深圳久，比廣州大氣，比重慶雅致。更為可貴的是，上海還是一個有主見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歷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能做什麼和必須做什麼。所以，即便在極左勢力最為猖獗的年代，一貫“膽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幫”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時也頑固地堅持著他們認為應該堅持的東西，比如學文化、讀外語、不為進部隊文工團只為藝術修養學琴練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把寶貴的文化遺產毀於一旦。
的確，上海是這樣一個城市：它是開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設防的、泥沙俱下和魚龍混雜的，但不等於沒有選擇、不識好歹。作為“城市部落”，它總是會頑固地堅持著自己的社區性，而這種社區性又恰恰是指向現代指向未來的。於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們種種遭人非議的“毛病”）後面，便蘊含著尚未開發或不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東西。一旦條件成熟，這些具有優越性的東西便會破土而出，上海人就會讓人刮目相看。
實際上，上海人的許多毛病（比方說“小氣”、“自私”）是被逼出來的。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評就特別惱火），只不過要改也難。比如現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錢來倒是不小氣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別人的錢時不小氣），卻比他們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時往往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看來好的東西會變成傳統，壞的東西也會變成傳統，而一個東西一旦變成了傳統，就可能一代一代傳下去。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應對“上海文化”進行一番梳理，揚其長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優。上海人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因為上海人一直在對自己的文化進行自省，又有那麼多人在關注著這件事情。更何況，時代總在進步，社會總在發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來越好，他們實在不必再堅持那些毛病，而他們文化中那些具有現代性和優越性的東西，則無疑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大成氣候。
何況上海灘又是何等地開闊開闊是上海灘的品格。更為難得的是，上海不但開闊，而且雅致。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蘇州），大城因其開闊則難兔粗疏（如北京）。惟獨大上海，不但大，不但開闊，而且雅致。這說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種極為優秀的品質，這才能把開闊和雅致統一起來，就像北京能把大氣與醇和統一起來一樣。只是由於上海一度關上了大門，既不對外開放，也不對內開放（或只出不進），雅致的味道才變酸因為開闊既喪，則市民社會的雅致必然變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喪，則大氣也就變成了霸氣和痞氣。但一個真正優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質是不會輕易喪失殆盡的。可以肯定，這樣的一個城市，一旦全面進行改革開放，它的氣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釋放出的能量，都將是無可估量的。
看來，我們似乎不必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憂。
上海人仍將會是上海人，但卻會變得更可愛、更美好。他們從“最招人物議的一族”一變而為“最優秀的一族”，應該說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