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謝堂前的燕子 正文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台北人》之主題探討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復雜性的作品。此書由十四個短篇小說構成,寫作技巧各篇不同,長短也相異,每篇都能獨立存在,而稱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說。但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聯成一體,則效果遽然增加:不但小說之幅面變廣,使我們看到社會之“眾生相”,更重要的,由於主題命意之一再重復,與互相陪襯輔佐,使我們能更進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義,並使我們得以一窺隱藏在作品內的作者之人生觀與宇宙觀。

    先就《台北人》的表面觀之,我們發現這十四個短篇裡,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點:

    一、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都是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灣這一小島的。離開大陸時,他們或是年輕人,或是壯年人,而十五、二十年後在台灣,他們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

    二、他們都有過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這兩個共同點,便是將十四篇串聯在一起的表層鎖鏈。

    然而,除此二點相共外,《台北人》之人物,可以說囊括了台北都市社會之各階層:從年邁挺拔的儒將樸公(《梁父吟》)到退休了的女僕順恩嫂(《思舊賦》),從上流社會的竇夫人(《游園驚夢》)到下流社會的“總司令”(《孤戀花》)。有知識分子,如《冬夜》之余欽磊教授;有商人,如《花橋榮記》之老板娘;有幫傭工人,如《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有軍隊裡的人,如《歲除》之賴鳴升;有社交界名女,如尹雪艷;有低級舞女,如金大班。這些“大”人物,“中”人物與“小”人物,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籍或都市(上海、南京、四川、湖南、桂林、北平等),他們貧富懸殊,行業各異,但沒有一個不背負著一段沉重的,斬不斷的往事。而這份“過去”,這份“記憶”,或多或少與中華民國成立到遷台的那段“憂患重重的時代”,有直接的關系。

    夏志清先生在《白先勇論》一文中提到:“《台北人》甚至可以說是部民國史,因為《梁父吟》中的主角在辛亥革命時就有一度顯赫的歷史。”說得不錯:民國成立之後的重要歷史事件,我們好像都可在《台北人》中找到:辛亥革命(《梁父吟》),五四運動(《冬夜》),北伐(《歲除》、《梁父吟》),抗日(《歲除》、《秋思》),國共內戰(《一把青》)。而最後一篇《國葬》中之李浩然將軍,則集中華民國之史跡於一身:

    桓桓上將。時維鷹揚。致身革命。韜略堂堂。

    北伐雲從,帷幄疆場。同仇抗日。籌筆贊襄。

    在此“祭文”中沒提到,而我們從文中追敘之對話裡得知的,是李將軍最後與共軍作戰,退到廣東,原擬背水一戰,挽回頹勢,不料一敗塗地,而使十幾萬廣東子弟盡喪的無限悲痛。而他之不服老,對肉身不支的事實不肯降服的傲氣,又是多麼的令人心慟!

    誠如顏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時空意識,社會意識極強的作家,《台北人》確實以寫實手法,捕捉了各階級各行業的大陸人在來台後二十年間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說《台北人》止於寫實,止於眾生相之嘲諷,而喻之為以改革社會為最終目的的維多利亞時期之小說,我覺得卻是完全忽略了《台北人》的底意。

    潛藏在《台北人》表層面下的義涵,即《台北人》之主題,是非常復雜的。企圖探討,並進一步窺測作者對人生對宇宙的看法,是件相當困難而冒險的工作,大概就因如此,雖然《台北人》出版已逾三年,印了將近十版,而白先勇也已被公認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作家,卻好像還沒一個文學評論者,認真分析過這一問題,我說這項工作困難,是因《台北人》充滿含義,充滿意象,這裡一閃,那裡一爍,像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遺下遍處“印象”,卻仿佛不能讓人用文字捉捕。現在,我願接受這項“挑釁”,嘗試捕捉,探討《台北人》的主題命意,並予以系統化,條理化。我擬在個人理解范圍內,憑著《台北人》之內涵,嘗試界定白先勇對人生的看法,並勾繪他視野中的世界之輪廓。

    我願將《台北人》的主題命意分三節來討論,即“今昔之比”,“靈肉之爭”與“生死之謎”。實際上,這種分法相當武斷,不很恰當,因為這三個主題,互相關聯,互相環抱,其實是一體,共同構成串聯這十四個短篇的內層鎖鏈。我這樣劃分,完全是為了討論比較方便。

    今昔之比

    我們讀《台北人》,不論一篇一篇抽出來看,或將十四篇視為一體來欣賞,我們必都感受到“今”與“昔”之強烈對比,白先勇在書前引錄的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就點出了《台北人》這一主題,傳達出作者不勝今昔之愴然感,事實上,我們幾乎可以說,《台北人》一書只有兩個主角,一個是“過去”,一個是“現在”。籠統而言,《台北人》中之“過去”,代表青春、純潔、敏銳、秩序、傳統、精神、愛情、靈魂、成功、榮耀、希望、美、理想與生命。而“現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亂、西化、物質、色欲,肉體、失敗、委瑣、絕望、丑、現實與死亡。

    “過去”是中國舊式單純、講究秩序、以人情為主的農業社會;“現在”是復雜的,以利害關系為重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工商業社會。(作者之社會觀)

    “過去”是大氣派的,輝煌燦爛的中國傳統精神文化:“現在”是失去靈性,斤斤計較於物質得失的西洋機器文明。(作者之文化觀)

    “過去”是純潔靈活的青春。“現在”是遭受時間污染腐蝕而趨於朽爛的肉身。(作者之個人觀)

    貫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對比之主題,或多或少,或顯或隱,都可從上列國家、社會、文化、個人這四觀點來闡釋。而潛流於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則源於作者對國家興衰、社會劇變之感慨,對面臨危機的傳統中國文化之鄉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對人類生命之“有限”,對人類永遠無法長葆青春,停止時間激流的萬古悵恨。

    難怪《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全是中年人或老年人。而他們光榮的或難忘的過去,不但與中華民國的歷史有關,不但與傳統社會文化有關,最根本的,與他們個人之青春年華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系。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如樸公或李浩然將軍,創立轟轟烈烈的史跡,固然在他們年青時,或壯年時,其他小人物如盧先生(《花橋榮記》)或王雄(《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所珍貴而不能擺脫的過去,亦與他們的“青春”攸關:盧先生少年時與羅家姑娘的戀愛,王雄對他年少時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之不自覺的懷念。(他們的悲劇,當然,在表面上,也是實際上,導源於民國之戰亂)。這些小人物的“過去”,異於樸公、李將軍,在別人眼中,毫無歷史價值,但對他們本人,卻同樣是生命的全部意義。

    《台北人》中的許多人物,不但“不能”擺脫過去,更令人憐憫的,他們“不肯”放棄過去,他們死命攀住“現在仍是過去”的幻覺,企圖在“抓回了過去”的自欺中,尋得生活的意義,如此,我們在《台北人》諸篇中,到處可以找到表面看似相同,但實質迥異的布設與場景,這種“外表”與“實質”之間的差異,是《台北人》一書中最主要的反諷(irony),卻也是白先勇最寄予同情,而使讀者油然生起惻憐之心的所在。

    首先,白先勇稱這些中國大陸人為“台北人”,就是很有含義的。這些大陸人,撤退來台多年,客居台北,看起來像台北人,其實並不是。台北的花橋榮記,雖然同樣是小食店,卻非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的花橋榮記。金大班最後摟著跳舞的青年,雖然同樣是個眉清目秀靦腆羞赦的男學生,卻不是當年她癡戀過的月如,《一把青》的敘述者遷居台北後,所住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干”。尹雪艷從來“不肯”把她公館的勢派降低於上海霞飛路的排場,但她的公館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歲除》的賴鳴升,在追憶往日國軍之光榮戰跡時,聽得“窗外一聲劃空的爆響,窗上閃了兩下強烈的白光”。卻不是“台兒莊”之炮火沖天!而是除夕夜人們戲放之孔明燈。《孤戀花》之娟娟,是五寶,又非五寶。《秋思》之華夫人,花園裡種有幾十株白茸茸的“一捧雪”,卻非抗日勝利那年秋天在她南京住宅園中盛開的百多株“一捧雪”。《冬夜》裡余教授的兒子俊彥,長得和父親年輕時一模一樣,但他不是當年滿懷浪漫精神的余欽磊,卻是個一心想去美國大學念物理的男學生。竇夫人的游園宴會,使錢夫人一時躍過時間的界限,回到自己在南京梅園新村公館替桂枝香請三十歲生日酒的情景。但程參謀畢竟不是鄭彥青,而她自己,年華已逝,身分下降,也不再是往日享盡榮華富貴的錢將軍夫人。

    白先勇對這些大陸人之“不肯”放棄過去,雖然有一點嘲諷的味道,但我認為卻是同情遠超過批評,憐憫遠超過譏誚。所以。我覺得,顏元叔在《白先勇的語言》一文中,說白先勇“是一位嘲諷作家”,容易引起誤解;而他說白先勇“冷酷分析……一個已經枯萎腐蝕而不自知的社會”,這“冷酷”二字,實在用辭不當。當然,白先勇並不似顏先生所說,只處理上流社會(白先勇筆下的下流社會,真正“下流”得驚人)。但就是在處理上流社會時,他對其中人物之不能面對現實,懷著一種憐惜,一種同情,有時甚至一種敬仰之意。譬如《梁父吟》。我覺得,白先勇雖然刻畫出樸公與現實脫節的生活面貌,他對樸公卻是肅然起敬的。葉維廉先生在《激流怎能為倒影造像》一文中,論白先勇的小說,寫道:

    《梁父吟》裡的革命元老,叱吒風雲的樸公,現在己惺忪入暮年,他和雷委員對弈不到一個鍾就“垂著頭,已經矇然睡去了”。不但是革命的元氣完全消失了,而且還斤斤計較王孟養(另一革命元老)後事的禮俗,而且迷信:合於樸公那一代的格調已不知不覺的被淹沒……

    我細讀《梁父吟》,卻和葉維廉有些不同的感受。如果我沒錯解,我想白先勇主要想表達的,是樸公擇善固執、堅持傳統的孤傲與尊嚴。從一開頭,白先勇描寫樸公之外貌,戴紫貂劑冒,穿黑緞長袍,“身材碩大,走動起來,胸前銀髯,臨風飄然……臉上的神色卻是十分的莊凝”,就使我們看到樸公的高貴氣質與凜然之威嚴。而樸公事實上之“脫離現實”,恰好給予這篇小說適度之反諷,卻不傷害作者對主角的同情與敬意。樸公與雷委員對弈,“矇然睡去”之前,卻先將雷委員的一角“打圍起來,勒死了”。而他被喚醒後,知道身體不支,卻不肯輕易放棄,他說:

    也好,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改日你來,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

    此篇最末一段,白先勇描寫樸公住宅院子裡的景色:“……蘭花已經盛開過了,一些枯褐的莖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盛開過的蘭花與殘苞,顯然影射樸公老朽的肉身。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的葉子,應該就是樸公用以創建民國的那種不屈不撓,貫徹始終的精神吧!

    《台北人》中之人物,我們大約可分為三類:

    一、完全或幾乎完全活在“過去”的人。

    《台北人》之主要角色,多半屬於這一型,明顯的如尹雪艷、賴鳴升、順恩嫂、樸公、盧先生、華夫人、“教主”、錢夫人、秦義方等人。不明顯而以變型行態表征的,如《一把青》之朱青與《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這兩人都“停滯”在他們的生活慘變(朱青之喪夫,王雄之被人截去打日本鬼)發生之前,於是朱青變得“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伙子”;而王雄對麗兒之癡戀,卻是他不自覺中對過去那好吃懶做,長得白白胖胖的湖南“小妹子”之追尋。

    白先勇冷靜刻畫這些不能或不肯面對現實的人之與現世脫節,並明示或暗示他們必將敗亡。但他對這類型的人,給予最多的同情與悲憫。

    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卻能接受“現在”的人。

    《台北人》角色中,能不完全放棄過去而接受現實的,有劉營長夫婦《歲除》、金大班,《一把青》之“師娘”,《花橋榮記》之老板娘,《冬夜》這余欽磊與吳國柱等。他們也各有一段難忘的過去,但被現實所逼,而放棄大部分過去、大部分理想。剩下的只是偶然的回憶。如此,負擔既減輕,他們乃有余力挑起“現實”的擔子,雖然有時絆腳,至少還能慢步在現實世界中前行。這些角色對於自己被迫捨棄“過去”之事實,自覺程度各有不同,像“師娘”,就沒有自覺之悵恨,但余欽磊與吳柱國,卻對自己為了生存不得不采的態度,懷著一種說不出的無可奈何之惆悵。這份無限的感傷,反映在《冬夜》之結語中:

    台北的冬夜愈來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卻仍舊綿綿不絕的下著。

    白先勇對於這類型的人,也是深具同情之心的。而且,他的筆觸傳達出發自他本人內心之無限感慨:要在我們現今世界活下去,我們最大的奢侈,大概也只是對“過去”的偶然回顧吧!

    三、沒有“過去”,或完全斬斷“過去”的人。

    《台北人》中的這型人物,又可分二類,其一是年輕的一輩,也就是出生在台灣,或幼年時就來到台灣,而沒有真正接觸過或認識過中國大陸的外省青年男女。他們是沒有“根”,沒有“過去”的中國人。例如《冬夜》中的俊彥,《歲除》中的驪珠和俞欣,即屬於此類,他們因為沒能親眼看到國家之興衰,未曾親身體驗聯帶之個人悲歡,對於前一輩人的感觸與行為,他們或漠然,或不解,或缺乏同情,永遠隔一段不可越逾的距離。

    另一類是“斬斷過去”的人。例如《冬夜》中的邵子奇,《秋思》中之萬呂如珠,《梁父吟》之王家驥,就屬此類。他們之斬斷過去,不是像朱青《一把青》那樣,由於“回顧”過於痛苦(朱青其實沒能真正斬斷),卻是因為他們的“理性”(rationality),促使他們全面接受現實,並為了加速腳步,趕上時代,毫不顧惜完全丟棄了“傳統之包袱”。

    惟獨對於這種為了“今”而完全拋棄“昔”的人,白先勇有那麼一點兒責備的味道。但是責備之中,又混雜著了解,好像不得不承認他們有道理:“當然,當然,分析起來,還是你對。”也可以說,白先勇的“頭腦”贊成他們的作風。但他的“心”,卻顯然與抱住“過去”的眾生同在。

    讓我們比較一下《台北人》中兩個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中年人:《梁父吟》之王家驥,和《思舊賦》之李家少爺,前者顯然是個很有理性,完全洋化,拋棄了中國傳統的人。他的父親王盂養(革命元老)去世,他從美國回來辦喪事,卻對中國人的人情禮俗非常不耐煩,也不了解,把治喪委員會的人和他商量的事情,“一件件都給駁了回來”。王家驥捨棄了傳統,失去了中國人的精神,但在現實世界中,他卻能成功,跟上時代潮流,不被淘汰。

    李家少爺卻正相反:他也是中國舊式貴族家庭出身,父親當年也是轟轟烈烈的大將軍。他出國後,顯然因為突然離了“根”,不能適應外界環境,終於變成了一個白癡,我們不清楚他在國外,是否遇到什麼特別事故,引發導致他的精神崩潰。但我們卻知,他之退縮到癡癲世界,根本原因還是他不能接受現實,只肯回顧,不能前瞻。

    一個作家,無論怎樣客觀地寫小說,他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懷的態度(同情或不同情,喜歡或不喜歡),卻都從他作品之“語氣”(tone)洩露出來。我們讀《思舊賦》,可從其“語氣”感覺出白先勇對李少爺懷著無限憐惜之情。這使我聯想起美國文豪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在其巨作《聲音與憤怒(TheSoundandtheFury)中,他對坎普生家庭(TheCompsons)的那個白癡男子賓居(Benjy),也寄予同樣深厚的憐憫。事實上,雖然白先勇和福克納的作品,有很多不同處(譬如作品之“語氣”,白先勇冷靜,福克納激昂),我卻覺得此二作家有幾點相似:一、他們都偏愛喜回顧,有“清”,但逃避現實的失敗者,在《聲音與憤怒》中,福克納憐愛賓居,也憐惜蔑視肉體“貞操”的凱蒂(Caddv),更悲憫與死神戀愛,對妹妹懷著某種亂倫感情而最後自殺的寬丁(Quentin)。但他對坎普生家庭的兄弟姐妹中,惟一神經正常,有理性,抱現實主義的傑生(Jason),不但不同情,而且極端鄙視(白先勇對王家驥,倒無鄙視之意)。二、他們都采用癡狂、墮落、死亡等現象,影射一個上流社會大家庭之崩潰,更進而影射一個文化之逐漸解體。福克納所影射的,是美國南北戰爭之後衰微下去的“南方文化”(SouthernCulture)。這“南方文化”之精神,頗有點像中國舊社會文化:農業的,尊重傳統與榮譽的,講究人情的,紳士派頭的。福克納對這被時代潮流所卷沒的舊文化舊秩序,也滿懷惦緬與鄉愁。所不同的,美國南方文化,不過一二百年的歷史。而白先勇所背負的,卻是個五千年的重荷!

    靈肉之爭

    靈肉之爭,其實也就是今昔之爭,因為在《台北人》世界中,“靈”與“昔”互相印證,“肉”與“今”互相認同。靈是愛情,理想,精神。肉是性欲,現實,肉體。而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間的張力與扯力,極端強烈,兩方彼此撕斗,全然沒有妥協的余地。

    《花橋榮記》之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時期在桂林戀愛過而留居大陸的“靈透靈透”的羅家姑娘成親。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義,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見現實生活的艱辛痛苦,因為他的“靈”把他的“肉”踩壓控制著,然而,當現實之重棒擊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沒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夢幻,“靈”立刻敗亡,“肉”立刻大勝,於是他搞上一個大奶大臀唯肉無靈的洗衣婦阿春,整日耽溺於性欲之發洩:既失去“過去”,就絕望地想抓住“現在”。但當他連丑陋的“現在”也抓不住時(阿春在盧先生房裡偷人,他回去捉好,反被阿春“連撕帶扯”咬掉大半個耳朵),他馬上整個崩潰,而死於“心髒麻痺”。他之死,他之“心髒麻痺”,可以說是他的靈肉沖突引致的悲劇。

    《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之王雄,和盧先生的故事旨意,基本上很相似。王雄是個男傭,顯然沒受過什麼教育,對於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了解力,反省力,但我們可從白先勇幾句輕描淡寫的對話敘述中,窺知這男主角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麗兒之影像,與他少年時代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他今日對麗兒之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如此,在他不自覺中,“過去”之魅影統攝著他——“靈”的勝利。這期間,“肉”也起來反抗,企圖將王雄拉往相反方向:那“肥壯”“肉顫顫”的下女喜妹,就是王雄體內的“肉”之象征,但“靈”的力量太強,擠壓“肉”於一角,“肉”完全抬不起頭,卻想伺機報復,這種靈與肉的對峙對敵,白先勇在幾句敘述中點出:

    舅媽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王雄一來便和她成了死對頭,王雄每次一看見她就避得遠遠的,但是喜妹偏偏卻又喜歡去撩撥他,每逢她逗得他紅頭赤臉的當兒,她就大樂起來。

    然而時間不能永駐,麗兒必須長大。入中學後的麗兒之影像,就開始不再能符合凝滯於王雄心目中那十歲的“小妹子”之影像。而麗兒在實際生活上,開始脫離王雄,也是白先勇特意用外在現象,來投射王雄之內心現象,最後,當麗兒捨棄了王雄,也就是說,當“過去”捨棄了王雄,他的生活意義頓失,“靈”即衰萎。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現在”,只是肉體,只是喜妹。但他那被閹割了的“靈”,哪裡肯就此罷休?他最後對喜妹之施暴,與自殺身亡,其實就是他的“靈”對“肉”之最後報復,最後勝利。可不是嗎,他死後,靈魂豈非又回麗兒家裡,天天夜裡在園子裡澆水,把那百多株杜鵑花,澆得很像噴出了鮮血,開放得“那樣放肆,那樣憤怒!”

    過去是愛是靈,現在是欲是肉,這一主題含意,除了在上述二篇外,在《台北人》其他篇中,也時常出現。過去在南京,朱青(《一把青》)以全部心靈愛郭軫。現在,在台北,“朱小姐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伙子”。過去,在上海百樂門,金大班曾把完整的愛給過一個名叫月如的男學生。現在,在台北夜巴黎,她為求得一個安適的肉身棲息處,即將下嫁老邁的富商陳發榮。“教主”(《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以前在上海,對那具有“那股靈氣”的姜青之同性戀,是愛情。現在,他與三水街小ど兒的勾搭,是肉欲。余欽磊(《冬夜》)的前妻雅馨,是靈,是愛,是理想。他現在的妻子,是他為了維持“肉體生命”(吃飯睡覺),被迫接受的丑陋現實。

    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靈”與“肉”之不可能妥協,或“昔”與“今”之不可能妥協,歸根究底,起源於一個自古以來人人皆知之事實:時間永不停駐。時間,不為任何一人,暫止流動,青春,不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盧先生一直期待,一心一意要和羅家姑娘成親,抬回“過去”。但誰能拾回過去?即使他住香港的表哥沒有騙他,即使羅家姑娘真的由大陸來到台灣與他成親,他怎能撿回失落的十五年歲月?單就“時間”的侵蝕這一點而言,她也已不可能再是相片中的模樣:“那一身的水秀,一雙靈透靈透的風眼,看著實在叫人疼憐”。而盧先生自己,“背有點佝……一頭頭發先花白了,……眼角子兩抓深深的皺紋”,怎能和當年那個“穿著一身學生裝,清清秀秀,干干淨淨的,戴著一頂學生鴨嘴帽”的自己相比呢!如此,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愛情”與“青春”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人既不能長葆青春,愛情也只在凝固成一個記憶時,才能持久(所以白先勇小說裡的愛情,必維系於生離或死別)。然而可憐的人類,卻往往不甘於只保留一份記憶。他們要把這份凝固的過去,抓回移置現實中,以為這樣就能和從前一樣,卻不想到流動的時間,無法載納凍結之片刻。“過去”,永遠不能變成“現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尋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實現。

    上面討論“今昔之比”之主題時,我將《台北人》的人物分為三類,並指出白先勇對此三型人物之同情程度。現在我們亦可從靈肉觀點,作同樣之分析。白先勇給予最多悲憫的,是抱住“靈”而排斥“肉”的人,如盧先生和王雄(當然,我們亦可引申而包括所有活在“過去”中之角色)。但他顯示出這些人必將敗亡,因為大多的“靈”,大多“精神”,到底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承受的。對於只有肉性而無靈性的人,如喜妹,阿春,余教授現在的太太,白先勇則不同情,而且鄙視。但他又十分同情那些被現實所逼,不得不接受“肉”,卻保留“靈”之記憶而偶然回顧的人。如金大班,余欽磊。白先勇好像滿懷悲哀無可奈何地承認:人,要活下去,要不敗亡,最多只能這樣——偶然回顧。

    在《台北人》世界中,對過去愛情或“靈”的記憶,代表一種對“墮落”,對“肉性現實”之贖救(redemption)。如此,現實俚俗的金大班,在想到自己與月如的愛情時,能夠突然變得寬大同情,把鑽石戒指卸下給朱鳳和她肚裡的“小孽種”。“祭春教”的“教主”,之所以異於一批比他資格老的“夜游神”,而有“那麼一點服眾的氣派”,是因他過去曾有三年輝煌的藝術生命(靈),並曾全心全意戀愛過他那個“白馬王子”。余欽磊接受了現實,卻還能保持人情與人性,是因他對前妻雅馨的愛情之記憶,以及他對自己參與五四運動的那種光輝的浪漫精神(靈)之偶然回顧。

    生死之謎

    而時間,無情的時間,永遠不停,永遠向前流去。不論你是叱吒風雲的將軍,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論你是風華絕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會的女娼,到頭來都是一樣,任時間將青春腐蝕,終於化成一堆骨灰。

    一切偉大功績,一切榮華富貴,只能暫留,終歸滅跡。所有歡笑,所有眼淚,所有喜悅,所有痛苦,到頭來全是虛空一片,因為人生有限。

    人生是虛無。一場夢。一個記憶。

    細讀《台北人》,我感觸到這種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潛流於底層,白先勇把《永遠的尹雪艷》列為第一篇,我覺得絕非偶然。這篇小說,固然也可解為社會眾生相之嘲諷,但我認為“象征”之用意,遠超過“寫實”。尹雪艷,以象征含義來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靈,是死神。她超脫時間界限:“尹雪艷總也不老”;也超脫空間界限:“絕不因外界的遷異,影響到她的均衡”。她是“萬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風”之意象,暗示她是幽靈:“隨風飄蕩”,“像一陣三月的微風”,“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踏著風一般的步子”,“一陣風一般的閃了進來”。而她“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雙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觀世音”,“踏著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極樂殯儀館”等等,明喻兼暗喻,數不勝數。加上任何與她結合的人都不免敗亡之客觀事實,作者要把她喻為幽靈的意向,是很明顯的。

    我之所以強調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艷喻為幽靈,即要證明《台北人》之底層,確實潛流著“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為尹雪艷既是魔,既是幽靈,她說的話,她的動作,就超越一個現實人物的言語動作,而變成一種先知者之“預言”(prophecy),也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作者對人生的評語。其功效有點像希臘古典戲劇中的“合唱團”(Chorus),也類似莎士比亞《馬克白》劇中出現的妖婆。

    所以,當尹雪艷說:

    宋家阿姐,“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

    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對人世之評言,而當“尹雪艷站在一旁,叼著金嘴子的三個九,徐徐的噴著煙圈,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壯年的、曾經叱吒風雲的。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狂熱的互相廝殺(表面意思指打麻將),互相宰割”,我們好像隱約聽到發自黑暗古墓後面的白先勇的歎息:“唉,可憐,真正可憐的人類!如此執迷不悟!卻不知終歸於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艷,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臨下,俯視芸芸眾生,看著他們互相廝殺,互相宰割。然後,不偏不袒,鐵面無私,將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

    女此,《永遠的尹雪艷》,除了表面上構成“社會眾生相”之一圖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隱形之“開場白”。這使我聯想起《紅樓夢》第一回中,亦有含義相差不遠的“預言”。即“跛足道人”口裡念著的: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

    但曹雪芹的“預言”是“明說”。白先勇的“預言”是采用現代文學技巧的“暗喻”。

    與尹雪艷同樣深具含義的,是最後一篇《國葬》,中,突然出現於靈堂的老和尚劉行奇。這和尚也不是“人”。他對著李浩然將軍的靈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義方兩半句話,掉了幾滴眼淚,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裡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尹雪艷如果是幽靈,劉行奇便是個菩薩,他悲天憫人——由於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而超越解脫,而能對眾生之痛苦,懷無限之悲憫。而老和尚那種因慟於世人之悲苦,連活都說不出來的胸懷,也正是《台北人》作者本人的胸懷。

    不錯——自先勇是尹雪艷,也是劉行奇。既冷眼旁觀,又悲天憫人。是幽靈、是禪師、是魔、是仙。

    另一方面,我覺得白先勇也抱一種“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類似道家哲學之思想。憑著常人的理性與邏輯,“過去”應該代表死亡,“現在”應該代表生命。但在白先勇視界中,“昔”象征生命,“今”象征死亡。這一特殊看法之根結,在於白先勇將“精神”,或“靈”,與生命認同,而將“肉體”與死亡印證。如此,當王雄自殺,毀了自己肉身,他就真正又活起來,擺脫了肉體的桎梏,回到麗兒花園裡澆杜鵑花。郭軫與朱青的逝去了的愛情,是生命;但埋葬了“過去”的朱青,卻只是行屍走肉。朱焰“只活了三年”,因為隨著他“藝術生命”之死亡,他也同時死亡。

    最後,我想借此討論《台北人》生死主題之機會,同時探討一下白先勇對人類命數的看法。我覺得他是個相當消極的宿命論者。也就是說,他顯然不相信一個人的命運,操在自己手中。讀《台北人》,我們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沖犯”等論調:會預卜凶吉的吳家阿婆,稱尹雪艷為“妖孽”。金大班稱朱風肚裡的胎兒“小孽種”。麗兒的母親戲稱她“小魔星”,又說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沖”。順恩嫂得知李長官家庭沒落情形,兩次喊“造孽”,而羅伯娘解之為“他們家的祖墳,風水不好”,樸公關心王孟養“殺孽重”。娟娟唱歌像“訴冤一樣”,“總司令”拿她的“生辰八字去批過幾次,都說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個“不祥之物”。藍田玉“長錯了一根骨頭”,是“前世的冤孽”。

    我必須趕快指出,我上面舉的例子,若非出自作品中人物之對話,即是出自他們的意識,絕對不就代表白先勇本人的意思。事實上,這種談話內容,或思想方式,完全符合白先勇客觀描繪的中國舊式社會之實際情況。然而讀《台北人》中的某些篇,如《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或,更明顯的,如《孤戀花》,我們確切感覺出作者對“孽”之濃厚興趣,或蠱惑。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主要是祖先遺傳而來,出生就已注定,根本無法擺脫。他好像也相信“再生”之說:前世之冤魂,會再回來,討債報復。

    《孤戀花》中的娟娟,身上載有遺傳得來的瘋癲,亂倫引致的罪孽;她“命”已注定,絕對逃不了悲慘結局。白先勇確實有意把娟娟寫成五寶再世。五寶是此篇敘述者(總司令)在上海萬春樓當酒家女時的“同事”,也是她同性戀愛的對象。五寶和“總司令”唱戲,“總愛配一出‘再生緣’”。後來她被一個叫華三的流氓客,肉體虐待,自殺身死,死前口口聲聲說:“我要變鬼去找尋他!”十五年後,在台北五月花,“總司令”結識娟娟,長得酷似五寶,同樣三角臉,短下巴,“兩個人都長著那麼一副飄落的薄命相”。她把她帶回家裡同居。後來娟娟結識柯老雄(與華三同樣下流,皆有毒癮),“魂魄都好像遭他攝走了一般”,任他萬般施虐。然而,在“七月十五,中元節這天”,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鐵熨斗,將柯老雄的頭顱擊碎,腦漿灑得滿地。白先勇用非常靈活的“鏡頭急轉”之技巧,混淆今昔,使娟娟與五寶的意象合而為一,傳達出娟娟即五寶的鬼之旨意。娟娟殺死柯老雄後,完全瘋掉,但她已報前世之冤孽,也仿佛一並拔法了今世新招之孽根,雖只剩下一空殼,也好像沒什麼遺憾了似的。

    白先勇小說人物之“冤孽”,常與性欲有關,而且也常牽涉暴力。但我覺得白先勇亦存心將他的冤孽觀,引申而影射到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文化。如果人的全部理性、都無法控制與生俱來的冤孽,那麼,同樣,一切人為之努力,皆無法左右命中注定的文化之盛衰,國家之興亡,社會之寧亂。此種哲學理論固然成立,但畢竟太消極些,只能適用於“昔”,不能合乎干“今”。然而這種基於實用社會學觀點的價值判斷,卻絕對不能介入文學批評之范疇內。因為實用社會學所針對的,是終將成為“過去”的“現在”,而文學藝術,惟有文學藝術,是不受時空限制,融匯“今”“昔”的,我就至少知道一位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威廉·福克納,對人類命運的看法,與白先勇相差不遠。在他作品中,doom(命、劫數)curse(孽,天譴)等字,一次又一次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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