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貴陽黔靈山下麒麟洞一所隱秘的四合院中。低低的雲層和濕漉漉的霧靄籠罩著這個著名的風景區，抬眼望去，四周像抹了一層厚厚的鍋底灰。
花白了大半頭髮的前國民黨西北軍將領、西安事變的發起人之一——著名的楊虎城將軍，佝僂著腰，懷抱幼女，手拿一張報紙，步履老態地來到院中。然後緊靠在一方石案下，緩緩戴上老花鏡，徐徐展開手中的報紙，默默捧讀了起來。
他由重慶秘密轉往貴陽，已在這個近乎與世隔絕的「夜郎之國」又被監禁了七個月。其行藏蹤跡僅有蔣介石、軍統上層和國民黨貴州省主席谷正倫知曉，外界的人仍在多方猜測這位當年聲震四方的將軍，究竟被蔣介石拘押在何處。
虎落平陽，英雄末路。經過十餘年的監禁，楊虎城倍受折磨刺激，身心俱疲，早已不復當年戎馬倥傯、征戰四方的豪情霸氣。他終日以夫人的骨灰盒為伴，愁眼相對一雙無辜的兒女。原先的虎背熊腰已變得形銷骨立，若黃鐘大呂般的爽朗之聲已變得緩慢低沉。惟有那張佈滿了細密皺紋的臉，依然沒有被歲月剝蝕去昔日的冷峻與堅毅。
這時，透過報紙，楊虎城已基本明瞭時局的變化，他在心中升騰起了熾烈的熱望，靈魂與肉體被擄掠得太久，終要迎來出頭之日了。他展開報紙，幼女已掙脫出懷，獨自在一旁玩耍。
報上通篇都在登載蔣介石如何從廣州將政府遷來了重慶。滿紙是荒唐的支吾之詞，明眼人一看，蔣介石已被逼得山窮水盡，企圖倣傚歷史和現實的範例，借助大西南做最後一搏。
楊虎城讀著報，心若明鏡，表面上卻不動聲色。
這時，負責看守他的軍統組長、原重慶白公館監獄長張鵠訕笑著湊了上來。
「老先生。」軍統特務都這麼稱呼楊虎城。張鵠不請自坐，逕自將報紙拍得沙沙作響，「委員長已將軍政系統全部搬到重慶，那裡組織了八萬人歡迎委座再到陪都，黨國上下齊心一致，堅決打好第二個抗戰。老先生對此有什麼感想啊？」
楊虎城就勢放下報紙。眼光瞟向霧氣瀰漫的天空，不著邊際地答道：「這天氣真怪，換了在重慶，熱得要命。偏偏在貴陽，這裡還跟過春、秋季節似的，一早一晚還怪有點冷。」
說著，楊虎城起身便去召喚獨在一旁玩耍的幼女。張鵠知道楊虎城雖特別關注時事，每天必看報紙，但多年的監禁生活已使他變得異常敏感和謹慎。對於時局特別是蔣介石個人，他絕口不會吐露半個字。
有好幾次，張鵠裝作聊天的樣子想從他口中掏出這方面的話題，話一出口，總被楊虎城擋了回去。張鵠見楊虎城和幼女擊節著手，做起遊戲，他心中暗罵一句，只得悻悻地走開了。
見張鵠離去，楊虎城不由得緊緊摟住幼女，黯然垂淚道：「要是爸爸死了，你可怎麼辦？」小女兒仰起天真的小臉，忙伸手往父親的臉上輕輕一拭，稚聲稚氣道：「爸爸不哭，以後我們還要回蒲城老家。」幼女名叫楊拯貴，是其續絃夫人謝葆貞於1941年陪他在息烽坐監時所生，她給監禁歲月裡的楊虎城帶來了莫大的慰藉。
眾所周知，因激於民族危亡的義憤，楊虎城和張學良於1936年12月12日發動了「西安事變」，對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蔣介石實行兵諫，痛陳他們的抗日救亡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被判十年徒刑，公開監禁。楊虎城雖暫時逃過蔣介石的處罰，但被逼交出兵權，帶著夫人幼子及隨員「出洋考察」，遊歷了歐州各國。
誰料到，他一回到國內，就被蔣介石無理拘押了起來。在這十餘年的囚徒日子裡，楊虎城夫婦及幼子和獄中出生的女兒，大部分時間被監禁在貴州深處的息烽。這裡地處黔西北，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易於監管。軍統在抗戰爆發後，精心選定該地，建起了集中營，作為關押各類「政治犯」的重要場所。
同張學良相比，楊虎城雖是西北軍名將，但實力、地位、影響力當然不可同日而語。至關重要一點，蔣介石一直固執地認為，「西安事變」的發動，主要責任是楊虎城和共產黨，至於張學良，則是「少不更事，誤入歧途，受了別人蒙騙和蠱惑」。換言之，在蔣介石心中，楊虎城是「元兇」，他一直在心裡恨得癢癢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只是礙於內外輿論，始終不敢下手而已。
張學良這時也被長期幽禁，但處境遠比楊虎城強。子女未受牽連，還被送往美國接受教育，兩位如夫人更是輪番陪伴。其次，張學良承襲家業根基，龐大的東北軍虎倒餘威在。再者，張學良與國民黨上層如宋子文、宋美齡兄妹和不少達官顯貴交誼甚厚，他本人還曾是掛名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綜合方方面面因素，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忌。
楊虎城就不同了。「西安事變」前，他只是西北軍的一方小諸侯，歷來與國民黨上層人物交遊甚少。「西安事變」後，覆巢之下的十七路軍已被打亂建制，重新整編。因此，楊虎城的處境特別艱難。3個年紀稍長的兒女雖被共產黨妥善安置，但身邊的幼子拯中和幼女拯貴一直不能出獄，為的是怕暴露其被關押的行蹤。
至於其夫人謝葆貞，非但不能和青史留名的紅粉佳人趙一荻相比，而且在監禁中不堪折磨，悲慘地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