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河夫（Tshekhob）書簡集中有一節道，(那時他在愛琿附近旅行，)「我請一個中國人到酒店裡喝燒酒，他在未飲之前舉杯向著我和酒店主人及夥計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並不像我們那樣的一飲而盡，卻是一口一口的吸，每吸一口，吃一點東西；隨後給我幾個中國銅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一種怪有禮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吸，這的確是中國僅存的飲酒的藝術：乾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國人對於飲食還知道一點享用之術，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藝術卻早已失傳了。中國生活的方式現在只是兩個極端，非禁慾即是縱慾，非連酒字都不准說即是浸身在酒槽裡，二者互相反動，各益增長，而其結果則是同樣的污糟。動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調節，中國在千年以前文化發達，一時頗有臻於靈肉一致之象，後來為禁慾思想所戰勝，變成現在這樣的生活，無自由、無節制，一切在禮教的面具底下實行迫壓與放恣，實在所謂禮者早已消滅無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慾與縱慾的調和。藹理斯對於這個問題很有精到的意見，他排斥宗教的禁慾主義，但以為禁慾亦是人性的一面，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慾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並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他在《聖芳濟與其他》一篇論文中曾說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慾與耽溺）之一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將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將其一（耽溺）推至極端，再轉而之他，其人才真能瞭解人生是什麼，日後將被記念為模範的高僧。但是始終尊重這二重理想者，那才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師……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他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於微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更是簡明的說出這個意思來了。
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斯諦耳博士在《儀禮》序上說，禮節並不單是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這是用以養成自製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唯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才有這樣安詳的容止。」從前聽說辜鴻銘先生批評英文《禮記》譯名的不妥當，以為「禮」不是Rite而是Art，當時覺得有點乖僻，其實卻是對的，不過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禮儀禮教都是墮落了的東西，不足當這個稱呼了。中國的禮早已喪失，只有如上文所說，還略存於茶酒之間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對上海禁娼，以為妓院是中國文化所在的地方，這句話的確難免有點荒謬，但仔細想來也不無若干理由。我們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臘的「女友」（Hetaira）的韻事來作辯護，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國挾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國娶妻如西洋的宿娟」，或者不能不感到《愛之術》（ArsAmaroria）的真是只存在草野之間了。我們並不同某西人那樣要保存妓院，只覺得在有些怪論裡邊，也常有真實存在罷了。
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這些話或者說的太大太高了，但據我想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慾主義總是無用的了，因為這只足以助成縱慾而不能收調節之功。其實這生活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的中國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即是很明白的這種主張。不過後代的人都只拿去講章旨節旨，沒有人實行罷了。我不是說半部《中庸》可以濟世，但以表示中國可以瞭解這個思想。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卻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瞭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但由道學家看來，或者這正是他們的缺點也未可知罷。
十三年十一月
（1924年11月作，選自《雨天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