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橋人在嶺上打柴，擔回來攤在地坪裡曬乾了再燒。濕柴很重，擔在肩上十分咬肩。我們知青後來想出一個主意，砍了柴以後就攤在嶺上曬，曬乾了，下次砍柴時再來擔。每次都是擺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乾柴，擔子就輕一些。羅伯明說這個辦法好，換了我的擔子試一試，眼睛瞪大，說確實輕好多麼。
我說一大半的水分都蒸發了。
他放了我的擔子，還是擔著他剛砍下的濕柴往嶺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問他，為何不試試我們的辦法？
「柴都不想擔了，這人橫看直看都沒有什麼活頭了。」
「不是不擔，是要擔得科學一點。」
「什麼科學？還不就是學懶？你看你們城裡的汽車、火車、飛機，哪一樣不是懶人想出來的？不是圖懶，如何會想出那樣鬼名堂？」
一句話把我堵得好一陣沒吐過氣來。
他又說：「科學來科學去，看吧，大家都要變馬鳴。」
他是指神仙府裡的主人。馬鳴住在那裡從來沒有出過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時候找回來一點瓜菜，懶得燒火，就生著吃。這樣生吃慣了，以後找回來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裡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還有一套一套的講究，說煮熟了的東西不營養，山上的老蟲豹子從來都是生吃，勁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麼不好？他也從來不擔尿桶，在自已的腳當頭戳了一個牆洞，一根竹槽從屋裡接出去，有尿就往糟裡射。他認為這樣也比擔尿桶科學，水勢就低。堵塞不如開導。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臉。臉上結成殼了，就用手於搓一把，或者掰幾下，刮幾下，就掉下一塊一塊的殼皮。他不說自己怕冷水。反而說人洗多了臉不科學，把一點好油氣都洗光了，傷皮。
更可笑的是，他從溪裡挑一擔水回家要半個時辰，尤其是上坡的時候，走著「之」字路，扭過來拐過去好半天還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閒人奇怪，說你放了一擔水再唱戲不好麼？馬鳴說：「你們曉得什麼！這樣走才省力。詹天祐當年在八達嶺修鐵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祐何許人也。
「你們如何會曉得！」他一臉清高和傲慢，不屑與眾人白費口舌的樣子，擔著他那兩桶水，依舊扭過來拐過去，把寶貴的氣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這以後，人們說神仙府裡的桿子，一個比一個科學，那裡都要成為科學院了。可以想像，當馬橋人從馬鳴身上體會「科學」一詞的含義時，不會對這個詞有大多的好感。我懷疑，他們後來對上面發來的一些科學種田小冊子看也不看，折成紙片卷紙煙；他們對上面一遍一遍關於科學餵豬的廣播無動於衷，甚至割了充當廣播線的鐵絲，用來箍尿桶，都是出於一種心理慣性。也就是說，對金剛們的嘲笑連坐了科學。有一次，馬橋的一夥漢子去長樂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輛正在停車修理的大客車，覺得十分新奇。他們圍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擔把客車殼子敲得咚咚咚震響，眼看已經把好端端的車殼捶癟了兩塊。躺在車底下修車的司機氣得鑽出來大罵，操著扳手要打人，才把馬橋人轟開。但馬橋漢子們抑制不住一種莫名的衝動，逃遠了，還回頭大喊大叫，撿起石塊朝大客車使勁扔過去。
他們與司機無冤無仇。他們也從無破壞的惡習，比方走過任何一戶人家時決不會把扁擔住牆上或門上敲打。他們為什麼一到汽車面前就忍不住要動手呢？我只能懷疑，他們嘻嘻笑笑的下面，隱藏著一種他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的嫌惡——嫌惡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學的成果，一切來自現代都市的機械怪獸。在他們看來，所謂現代都市不是別的什麼，只不過是一大群科學亦即懶惰的人。
把這場挑釁汽車的事件歸罪於馬鳴，當然有些牽強，也不大公正。但一個詞的理解過程不光是理智過程，也是一個感覺過程，離不開這個詞在使用環境裡與之相關聯的具體形象、具體氛圍、具體事實。這些東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對這個詞的理解方向。「樣板戲」是一個糟糕的詞，但一個在樣板戲曲聲中獲得了愛情或青春記憶的人，一聽到這個詞可能會激動不已豪情澎湃。「批判」、「立場」、「專案」等並不是什麼壞詞，但領教過「文革」紅色恐怖的人，一聽到這些詞可能會不寒而慄深惡痛絕。對這些詞實際理解的定型，可能長遠影響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今後的心理狀態和生存選擇，卻不是這些詞的字面意思所能負責的。那麼，「科學」這個詞，既不能對羅伯等馬橋人猖狂抵毀科學的言論負責，也不能對馬橋漢子們在公路上抄起扁擔對科學成果群起而攻的偶發事件負責。
誰來負責呢？是誰使「科學」成為了馬橋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惡？
我只能說，應該負責的，可能不僅僅是馬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