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水北 正文 笑臉
    下鄉的一大收穫,是看到很多特別的笑臉,天然而且多樣。每一朵笑幾乎都是爆出來的,爆在小店裡,村路上,渡船上,以及馬幫裡。描述這些笑較為困難。我在常用詞彙裡找不出合適的詞,只能想像一隻老虎的笑,一隻青蛙的笑,一隻山羊的笑,一隻鰱魚的笑,一頭騾子的笑……對了,很多山民的笑就是這樣亂相迭出,乍看讓人有點驚愕,但一種野生的恣意妄為,一種原生的桀驁不馴,很快就讓我由衷地歡喜。

    相比之下,都市裡的笑容已經平均化了,具有某種近似性和趨同性。尤其是在流行文化規訓之下,電視、校園、街道、雜誌封面、社交場所等都成了表情製造模具。哪怕是在一些中小城鎮,女生們的飛波流盼都可能有好萊塢的尺寸和風格,總是讓人覺得似曾相識。男生們可能咧咧嘴,把姆指和食指往下巴一卡,模擬某個港台明星的代笑動作——我在有一段時間就好幾次見到這種流行把戲。公園裡的一個小孩不幸衝著照相機大笑了,旁邊的母親竟急得跺腳:「怎麼搞的?五號微笑!五號!」

    嚇得小孩趕快收嘴巴縮鼻子,整頓自己的表情。

    山裡人遠離著「五號」或者「三號」,不常面對照相機的整頓要求,而且平日裡聚少散多,缺少笑容的互相感染和互相模仿。各行其是的表情出自寂寞山谷,大多是對動物、植物以及土地天空的面部反應,而不是交際同類時的肌肉表達,在某種程度上還處於無政府和無權威的狀態,尚未被現代社會的「理性化」統一收編,缺乏大眾傳媒的號令和指導。他們也許沒有遠行和暴富的自由,但從不缺少表情的自由。一條條奔放無拘的笑紋隨時綻開,足以豐富我們對笑容的記憶。

    我懷疑,在這裡住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在鏡中是否也會笑出南瓜或者石碾石碾的味道,讓自己大感陌生?

    09准制服

    同我一起下鄉的有妻子,還有姐姐和姐夫——他們從四川省一個大企業退休,這次一起來轉業務農。他們雖然沒有當地知青,但在大學時代參加過下鄉「社教」和支農,對農村並不完全陌生。

    村民們對我們的開荒有些好奇,挑剔我們的動作卻讚許我們的工效,懷疑我們的理由卻參與我們的規劃。有的還給我們挑來豬糞和草灰。看到我們腳上的黃鞋子,他們臉上多有驚訝之色。我這才注意到,他們腳下已見不到這種鞋子。哪怕是一位老農,出門也經常踏一雙皮鞋——儘管皮鞋可能蒙有塵灰甚至豬糞,破舊得像一隻隻鹹魚。年輕女子們當然更多一些講究,腳下如果不是高跟鞋,就一定是鬆糕鞋——那種鞋底厚若磚塊的日本樣式。可能要不了多久,她們還會緊緊盯上吊帶裙、露背裝、指甲油、眼睫膏一類,一個個身體全方位裝修升級,隨時準備踏上VIP晚宴的紅地毯。

    西裝成衣眼下太便宜了,已經普及到絕大多數青壯年男人,成了一種鄉村准制服。不過,穿准制服挑糞或者打柴,撒網或者餵豬,衣型與體型總是彆扭,裁線與動作總是衝突。肩墊和袖扣的無用自不用說,以挺刮取代輕便也毫無道理。如果頻頻用袖口來擦汗,用衣角來擦拭煙筒,再在西裝下加一束腰的圍兜,或者在西裝上加一遮陽的斗笠,事情就更加有點無厘頭式了。好在這是一個怎樣都行的年頭。既然城裡人可以把京劇唱成搖滾,可以把死嬰和馬桶搬進畫展,山裡人為什麼不能讓西裝兼容圍兜和斗笠?難道只准小資放火,不准農夫點燈?

    老五就總是穿上這麼一件。一定是好些天沒有換洗,一定是穿得過於多功能,他的西裝已像硬硬的鎧甲,而且是成人鎧甲套在娃娃身上,甲片長得幾可護膝。我問他為什麼買得這麼大。他興沖沖地說:「大號小號都是一個價。我揀大號的買,合算!」

    他不過是買衣時想多謀幾寸布。

    端午節,我應邀去縣城,參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裡我才知道,身為陪祭的主賓之一,我必須穿上我家沒有的西裝。主人倒是很熱情,馬上從某照相館給我借來一套,讓我臨時換上。可惜這一套太小,箍在我的身上,不僅把我捆成了一個粽子,而且熱得我滿頭大汗,似乎我一面對屈原就有不可明言的緊張和羞愧。

    身旁的台灣詩人餘光中先生,湖南作家譚談先生,都對我的滿頭大汗都投來同情目光。不知是誰遞給我擦汗的紙巾。

    我只能苦笑:「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為什麼大家都穿西裝來見他?」

    他們付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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