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加納的恩克魯瑪一樣，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也是一位富於超凡魅力的領導人，他成功地領導了一場爭取獨立的鬥爭。
然而，蘇加諾也像恩克魯瑪一樣，一旦獨立得到鞏固，他又變成一種災禍。這兩個人都只會摧毀，而不會建設。
蘇加諾長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識到這一點，並且自恃到了趾高氣揚的地步；他還具有一種令人興奮的、使群眾為之著魔的風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許革命發展成為宗教的革命領袖。這種革命並不是實現某一目標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標。
三十年代期間，蘇加諾一再遭到荷蘭人的監禁和放逐。這段經歷使他十分忿懣，怨氣難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建立並站穩腳跟之後，他還通過在荷屬新幾內亞製造混亂的辦法，繼續推行他自己的、反對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蘇加諾。在我們會見的大部分時間中，他不是談論本國令人頭痛的問題，而是大談其對荷屬新幾內亞——印尼人稱之為西伊利安——的領土要求。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蘇加諾對伊利安耿耿於懷，這是盡人皆知的。就在這次會見的前幾天，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孟席斯曾經在堪培拉警告過我，要我到印尼以後，準備在這個問題上聽一堂課。
我總想把我和蘇加諾的話題拉回到他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上去，但他就是不談，而是想在越南問題和法國人不義的問題上也給我上一課。當我問他我們在越南該做些什麼時，他直截了當地回答："什麼也不用做了。由於你們不支持胡志明，已經把這件事毀了。"
六十年代初期，蘇加諾下令突襲荷屬新幾內亞，最後佔領了它。但是，他的"輝煌勝利"是一種付出了過大代價的勝利。沒過幾年，他就下台了。在他對伊利安問題大叫大嚷、忙得不可開交之際，印尼共產黨人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了。國內的貧窮和動亂、印尼與大陸中國友好關係的發展、以及蘇加諾願意接納共產黨人進入其政府的態度，都使共產黨人大受鼓舞。
蘇加諾曾經聲稱，他本人是反共的。五十年代中期，他在訪問華盛頓時還向我吹噓過："我對共產黨人並不耽心。我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來對付他們。"但是，印尼共產黨人在1965年還是作了一次政變的嘗試，結果被軍方殘酷地鎮壓下去了。軍人們從蘇加諾手中奪取了全部權力，並且在1966年對他實行了軟禁。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在我認識的革命領導人中，蘇加諾是能老練地摧毀一種制度、但不能集中精力重建國家的最好例子。明擺著的事實是：印度尼西亞是非共產黨世界中僅次於印度和美國的、人口最多的國家，擁有比東南亞其他任何一國更多的自然資源，但是，它卻缺乏合適的領導。蘇加諾暫時地迷住了他的人民，使他們忽視自己的問題；他本人則從未動手去解決這些問題。
印尼儘管土地肥沃，蘇加諾的人民卻非常窮困。他不是用物質上的繁榮、而是用他稱之為"象徵性的空想的富裕"來支撐他的人民。他那從未付諸實現的五千一百頁的經濟計劃共分為八大卷，十七章，一千九百四十五條。但它不過是為了紀念印度尼西亞1945年8月17日從荷蘭手中獲得獨立而制訂的。
此外，他還像恩克魯瑪一樣，任意地、愚蠢地揮霍國家錢財。
結果，印度尼西亞的通貨膨脹率在戰後的世界中居於首位。
政治上的激情和肉體上的縱慾，把蘇加諾搞得精疲力竭。
1953年我訪問他時，他像談論擠滿了他在雅加達的宮殿的美女一樣，肉麻地談論著革命。他把革命視為一個國家渲洩感情的痙攣，認為它儘管可能造成損害，但本身完全是好事；他還認為革命應該永無止境地反覆進行下去。他曾經說過：革命使我神魂顛倒。革命強烈地吸引著我。浪漫主義使我發狂、入迷。革命象波浪一樣，幾乎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顆炫齲⒊鏨戀綰屠酌?
來吧，兄弟姊妹們，讓我們不斷地煽動歡跳的火焰吧！讓我們變成木柴，使革命的烈火燒得更旺、更旺吧！
我在印度尼西亞訪問期間，親眼看到蘇加諾在一次有幾千人參加的群眾集會上演講的情景。他使聽眾入迷了一個多小時。最後，他又像舉行儀式似地不斷高呼"曼達加"，以此來結束他的講話——這個詞是印象尼西亞革命的戰鬥口號，也是自由、尊嚴和獨立的象徵。群眾也一再高聲呼應："曼達加！"
陷於幾乎難以置信的狂熱之中。我膘了一眼蘇加諾：他的激動是顯而易見的，由於心滿意足而容光煥發。
蘇加諾是一位非常英俊的人，他知道自己具有磁鐵般的、吸引人民的魅力。我見過的最有煽動性的政治演說家中，有些人談吐很文靜，私下談話時甚至還有些害羞，因此，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他們那種感人的、超凡的魅力，只是為需要這種品質的場合而存在的。然而，蘇加諾卻表裡如一，身上沒有一點老謀深算和深思熟慮的影子。對他來說，群眾的激情就是他賴以生存的支柱，像食物和水一樣重要。這場革命把人們的激情釋放了出來，又使人民不顧一切地恣意行動，而蘇加諾還要把他的這種革命無上境地繼續下去。我在章曉夫的回憶錄中?到，印度尼西亞剛開始向蘇聯要求援助時，蘇加諾就立即要求章曉夫提供款項來建造大運動常對此我並不感到驚奇。當時，蘇聯總理則迷惑不解，他原來估計蘇加諾會要求提供糧食，或者提供武器。但是，蘇加諾要的卻是一個他可以繼續舉行大規模集會的場所。
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缺少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因此，富裕與赤貧經常同時並存。不過，我在其他地方從未見過貧富懸殊的情況象蘇加諾的雅加達那樣嚴重。1953年，我們從機場驅車穿過這座城市時，看到地上儘是敞開的污水溝和綿延幾英里的、簡陋不堪的棚屋。蘇加諾自己卻住在佔地幾百英畝的、蔥翠的花園中的宮殿裡。當我們抵達他的官邸的大門口時，他在門前的台階上迎候我們，身穿潔白奪目的、裁剪得非常合身的西服。他的宮殿也是純白色的，在明媚的陽光下，閃閃發光。如果我們直視它，準會刺傷眼睛。
蘇加諾是一位高貴顯赫的主人，絲毫沒有許多小國領導人在歡迎大國代表時常有的那種阿諛奉承的樣子。他不像他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沒有自卑情緒。相反，他給人以不僅覺得自己應與別人平起平坐，甚至還要高人一等的印象。他講地道的英語，在陪同我們參觀他那座滿是印度尼西亞藝術的無價之寶和漂亮的印度尼西亞女人的宮殿時，甚至流露出一種自我陶醉的優越感。那天晚上的宴會也是很高雅的。我們在一個寬闊的人工湖旁進餐，周圍是一千多支火炬，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開滿了白色的荷花。這頓晚宴用的餐具全部是金質的。
然而，蘇加諾也關心比較細小的事情。他告訴我，在來賓的浴室裡，既有一套新式的淋浴設備，又有一個老式的水桶。
他說，他喜歡用後者。儘管他的生活過分奢侈，但他仍然與最貧窮的人民保持著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聯繫。他在整個政治生涯中，總是喜歡讓汽車在路邊停下來，與人們握手、攀談。我在其他國家見到的一些領導人，以及我們許多駐外人員——尤其是在亞洲的人員——認為這有失尊嚴。但是，蘇加諾並不這樣看。我們在印度尼西亞農村訪問時，發現這些村莊比我們在雅加達地區看到的更為貧窮。我們在一個農民的家裡停了下來，看到他炸紅薯作為午餐。我們還參觀了一家鄉村的咖啡館，而且與店主閒談。人們看到一位美國副總統與他們在一起，似乎有點驚訝，但是，當他們見到自己的總統時，卻沒有表示出吃驚的樣子。蘇加諾定期地到農村巡視，和他的人民打成一片，並在失修的村舍裡過夜。
蘇加諾感人的、超凡的魅力，不僅吸引著印度尼西亞人，而且也吸引著美國人。1956年，他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由我陪同他。作為歡迎儀式的一部分，我們到首都市政廳的特區大樓去，蘇加諾就在那裡接受這座城市的鑰匙，他穿著一身卡其制服，戴一頂穆斯林的無沿便帽，還拿著一根鑲嵌著象牙的輕便手杖，彬彬有禮，心情很愉快，裝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突然，使我們的安全分隊毛骨驚然、但使群眾興高采烈的情況出現了：他擠過了警戒線，與男人們握手，和孩子們活躍地交談，還親吻婦女們，使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高興得尖叫起來。
在政治上自我放任的同時，蘇加諾在肉體上也是縱慾的。
最近，我向突尼斯的哈比卜·布爾吉巴總統提及蘇加諾。布爾吉巴本人也是同時代的一位革命領袖，而且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當我說到蘇加諾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時，他皺著眉、搖了搖頭，說：不。首先，他堅持說蘇加諾是由日本人扶上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曾與日本人相勾結，以此作為把荷蘭人趕出印度尼西亞的一種手段。接著，布爾吉巴又補充提出了另一條反對我的看法的理由，說："我記得很清楚，當蘇加諾來到突尼斯時，我們本來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討論，而他要我辦的第一件事情，卻是要我給他找一個女人。"
蘇加諾至少結過六次婚。在他掌權的整個時期裡，他的性能力和性慾是無數傳說和故事的話題。我在1953年出訪之前，接到國務院給我的情況簡介，其中強調了他的性格的這一方面，而且指出，他喜歡人們在這方面奉承他。很明顯，性和革命使他那種要別人敬慕他、並為他作出犧牲的需求得到了滿足。不幸的是，一位稱職的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所需要的品格，恰恰是與他這種品質相反的。對蘇加諾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應該是人民大量而迫切的需求，而不是他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卻把政府當作在政治上和肉體上炫耀男子氣概的場所。荷蘭殖民主義曾使他個人蒙羞受辱，對他的男子氣概是一種挑戰。蘇加諾在執政的二十年中，以毫無約束的私生活和向荷屬新幾內亞進行大叫大嚷的威脅來顯示他的這種氣概。這些狂熱最後終於把他本人吞噬了。
蘇加諾和恩克魯瑪的事例，同時證明了一條關於領導問題的可歎的真理：那些最善於在感情上接近人民的人，其綱領往往卻是最糟糕的。」蘋筧誦牡男形是起作用的。由於這樣的人缺少責任感，所以他?可以信口開河，選擇那些最具有感染力的詞語，以便觸動聽眾的感官最基本的機能。恐懼和憎恨是強大的力量。蠱惑民心的政客可以把這些力量利用起來；希望也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因此，蠱惑民心的政客又善於拋出虛假的希望，誘騙那些非常願意相信這種希望的人們，使他們把對於未來的希望寄托在空想之上。
蘇加諾有一個綱領——從殖民統治下取得自由。他圍繞這個綱領來塑造自己的形象。除此之外，他的統治對印度尼西亞人民來說就只是意味著一場災難了。但是，他依然把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究其原因，一是由於"曼達加"的口號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二是由於他本人具有一種生機勃勃的吸引力和演說家的氣質，三是由於他喜歡吹噓的作法對那些崇拜英雄的人來說是很容易受到感染的。
在殖民主義結束之時，新興國家中那麼多新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蠱惑民心的政客，這可能不是偶然的巧合。擺脫殖民統治是一種單打一的運動。它為蠱惑民心的宣傳提供了合適的場所；蠱惑民心的宣傳，又特別適用於這種運動。它要求相當大的、激起人們感情的力量。實際上，它又把一個國家變成了全民皆兵的國度，至少是造成一種可能出現全民皆兵局面的威脅。它絲毫不需要審慎的、錯綜複雜的均衡。而這種均衡正是民主政治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這種運動只要求把人民扭成一股足以威脅宗主國的力量，使它覺得繼續保持控制將是危險而枉費心機的，這就行了。
印度的賈瓦哈爾·尼赫魯與恩克魯瑪和蘇加諾不同，他既是一位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革命領導人，又是一位國家的建設者。然而，他與他們——特別是與蘇加諾一樣，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尼赫魯糾纏於克什米爾問題，與蘇加諾糾纏於西伊裡安問題如出一轍。他對印度的需要的關切，與他對自己在第三世界政治舞台上所起作用的關切相比，如果說不是黯然失色的話，起碼也是相形見絀的。
尼赫魯才華橫溢而傲慢，是一個具有貴族派頭、脾氣急躁和極端自負的人。他熱沈地獻身於印度和獨立、統一的理想。
對印度來說，不幸的是，他像當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越來越為社會主義理論所吸引，他和他的女兒決意在地大物博的印度強行推行這種理論，使印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國家具有幾百年反抗外來勢力的傳統，數百萬人僅能勉強餬口。
1889年，岷章成於阿拉哈巴德——它現在是巴?斯坦的一部分。他的父親是克什米爾一個有錢的婆羅門，而且是印度最傑出的律師之一。尼赫魯與克什米爾這種祖傳的聯繫，很可能是他後來那麼熱衷於克什米爾問題的一個原因，他決意把克什米爾變成印度的一部分，拚命反對讓克什米爾人民自己決定自已的問題。幾乎可以肯定，這種自決權有利於巴基斯坦而不利於印度。
尼赫魯本人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受過英國的紳士教育，並於1912年被接納參加英國律師界。回到印度後，他當了一個時期的律師。但是，1919年英國在阿木裡查對印度軍隊的大屠殺使他極為憤怒，從那時起，他就獻身於印度的獨立事業了。
他是聖雄甘地的信徒。然而，他在政治上傾向於甘地的左翼，而且不像甘地那樣信奉非暴力主義。他向別人鼓吹非暴力；但當使用武力符合他本人或印度的目的時，他又不怕使用武力。
尼赫魯似乎是一個不知疲倦的競選者。1937年大選之前，他作為國大黨執行委員會主席進行競選，在二十二個月中，行程達十一萬英里，一周之內作了一百五十次演講。
三十年代期間，尼赫魯因為參與抵抗活動而一再受到監禁。第二次大戰中，他反對援助大不列顛——除非英國立即讓印度獨立——因此被再次投入監獄。他在獄中寫下了他最好的著作，包括他的自傳，以及以給他女兒的書信的形式寫成的世界史。戰爭結束時，他參加了分割次大陸和使印度及巴基斯坦成為獨立國家的談判。1947年，他成為印度第一任總理，並一直擔任該職到1964年他逝世時為止。
尼赫魯中等身材，大約五英尺十英吋高。他五官端正，育著一個鷹鉤鼻和一雙暗棕色的、善於表達感情的眼睛。他還具有一種貴族式的風度。他的英語，無論是書面的還是口語，也都是無可挑剔的、嚴謹的。他可能也是一位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具有超凡魅力的演說家。儘管我從來沒有機會聽過他向群眾講話，但他那種使人數眾多的聽眾入迷的能力，也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據說，他有一次使一百萬人都聽得入了迷。只要他到場，數以十萬計的群眾哪怕聽不到他的講話，也都會被他吸引住，在我見到的世界領導人中，尼赫魯肯定居於最有才華者之列。他可能也是傲慢的、不易相處和自以為是得使人難以忍受的人。他還具有一種明顯的、他本人也不予掩飾的優越感。
尼赫魯也面臨過一些會使小人物猶豫動搖的挑戰。
1979年，我在墨西哥的柯奈瓦加最後一次見到伊朗國王時，他議論起尼赫魯和印度其他領導人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他把印度和中國作了對比，說："中國是一個民族。他們可能講不同的方言，但他們的書面語言是通用的。不管他們住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有著一種共同的社會感。這把他們緊密地聯合在一起了。在政治問題上，他們相互之間可能也有尖銳的歧見，但是歸根結底，他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並為他們的中國傳統而感到驕傲。"他又說："印度卻是一個種族、宗教和語言的大雜燴，沒有一種基本的印度語言。印度人在議會中唯一能夠相通的語言是英語。"
他指出：印度次大陸的人民信奉六大宗教，講十五種使用範圍較廣的語言和數千種次要的語言和方言；印度的歷史又是如此錯綜複雜，以致無法計算它有多少種族和少數民族。他說，在英國人把印度捏合在一起，使它置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以前，印度一直不是一個國家。他認為，印度是一個人口太多、資源太少的國家；相比之下，中國儘管人口眾多，但具有豐富的資源和為本身提供吃穿的潛力。∫晾使醯穆鄣閌牽河《燃負蹺薹u芾磣約海誰要是能夠成功地把印?一直捏在一起，這個人必定是政治上的天才。尼赫魯做到了這一點。值得讚揚的是，印度儘管面臨著巨大的經濟、社會問題和隨之而來的、把印度誘向獨裁統治的趨勢，但尼赫魯堅持印度應該保留和發展民主制度。
1953年，我在印度見到了岷章場在此之前，有些人告訴我說，他是反美的；有些人則說，他是反英的；還有一些人告訴我道，他只是反對白人。這些指責可能都有一點道理。但根據我自己和他談話得到的印象，我同意已故的保羅·霍夫曼的看法。他對我說過：岷章持徊還深切地熱愛印度罷了。
儘管岷章車不少年月是在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中度過的，而且他在英國監獄中也被關押得衰弱不堪，但他仍然十分欣賞英國詩歌，有時還去英國度假。他突出自己，以第三世界的發言人和"不結盟運動"的締造者自居。但他也處處顯示出要人們認真地把印度看成一個大國的態度。這位高傲的人對英國統治者把印度人當成二等人的做法感到非常憤慨。他後來向世界其他地區講話時流露出來的那種優越感和傲慢態度，看來也是出自內心的。印度人民對他的奉承，使他的這種態度更加變本加厲了。三十年代中，隨著他的威望的增長，他的妻子和女兒有時揶榆他道，"喂，印度的寶貝，現在幾點了？"或者說，"唷，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化身，請把麵包遞過來。"
1953年我見到尼赫魯時，他至少用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來談論美印關係，又花了二半以上的時間長篇大論地對我講述他所謂的、印度正面臨著來自窮兵贖武的巴基斯坦的危險的問題。儘管他在這次講話中談到的是巴基斯坦對印度的假設性的威脅，他的舉止卻預示著如下時刻的到來，十八年後，得到蘇聯供應的印度軍隊在他女兒的領導下肢解了巴基斯坦，並威脅要消滅它——這是我根據美國在這場衝突中"偏袒"巴基斯坦的政策設法予以否定的目標。
回首往事，我認為他把無可爭辯的、超凡的才能和精力過多地用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衝突上，這是他的一大弱點。尼赫魯如果還活著的話，他完全有可能和有力量攫住即將射向巴基斯坦的子彈，和平地解決兩國之間的爭端。不幸的是，他在世之時，未能使自己這樣做。印巴衝突是戰後的歷史上愚蠢地耗費軍事力量的最悲慘的事例之一。幾十年來，這兩個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雖然有幾億人生活於赤貧之中，但它們每年還都花幾十億美元去購置武器，其基本目的不是為了防禦來自北方的侵略的威脅，而是為了互相殘殺。
然而，在我們的會談中，尼赫魯也談到一個我認為是有價值的論點。他說，有四億人口的印度正試圖通過民主的途徑來取得繁榮、進步和正義。六億人口的中國則試圖通過專制的途徑來達到這些目標。因此，他堅持說，盡一切可能來保證印度取得成功，這是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的。這樣，第三世界其他國家在走上自治的道路時，將會看到民主的途徑是可行的；而共產黨的實驗是失敗的。這個論點是為岷章車哪的服務的，因為他需要更多的援助。但它也是頗為正確的。
印度持續地發生經濟災難的原因之一，正是尼赫魯自己頑固地信奉社會主義。他說過，中國和印度所進行的試驗，代表著極權主義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競爭。這句話雖然是正確的，但印度所進行的並不是建立自由企業的試驗。尼赫魯在獄中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三十年代中期，他鼓吹社會主義，並極力敦促他的追隨者們組織工人聯合會和農民聯合會。他一開始就為社會主義的教義所吸引，這是不足為奇的。尼赫魯出身於特權階層，在社會道德的熏陶下成長。他長大成人的那個國度，並不是一個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甚至稱不上是農業民主國家。印度等級制度森嚴，大量的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使他們出奇的富裕，其他千百萬人民瞻念前景，看到的卻是難熬的貧窮，早逝甚至成為擺脫貧窮的一條途徑。
印度需要自下而上地提高生產率。相反，在經濟方面，它卻採取了把思想自上而下地灌下去的辦法。官僚機構則像一層又一層粘蠅紙一樣，使人們寸步難移。印度獨立以來，光美國就已向它提供了九十多億美元的援助。但是，這筆錢並未能用於建立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而只是用來補救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所造成的損失。
不幸的是，尼赫魯對社會主義的羅曼蒂克和他對巴基斯坦的耿耿於懷，卻成為他傳授給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的偏見的一部分。1953年，我與尼赫魯晤談時，她是一個興致沖沖的旁觀者和聽眾。她充當女主人，招待我的夫人和我。在我們訪問期間，她彬彬有禮，考慮周到。多年之後，她擔任總理，我任總統。我再次見到她時，發現她確實酷似其父。如果稍有區別的話，那就是她對巴基斯坦的敵意甚至比她父親更為強烈。
賈瓦哈爾·尼赫魯無疑是一位偉大的革命領導人。我在與他的談話中，可以感覺到他對印度人民為什麼會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他具有一種近乎超凡的、神秘的氣質。同時，我也可以看到，他把這種氣質與對權力的要素的精闢瞭解和行使權力的意願結合了起來。在必要時，他會毫無保留地使用這種權他的遺產就是印度這個國家，以及印巴衝突給印度留下來的、持續不斷的苦難。
在印度獨立初期那些關鍵性的歲月裡，只有非常有權威的人士才能夠把印度團結在一起，使它保持單一國家的狀況，防止其他勢力使印度分裂。正如伊朗國王所說的，使整個印度成為一個國家，比起使整個歐洲成為一個國家來，並不是更為容易和順理成章的事情。從語言上、種族上和文化上來看，印度甚至比歐洲更為千差萬別。不過，這種統一是否有利於印度人民，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了。統一有時對統一者來講，比被統一者更為重要。如果少耗費一些精力去對付這個國家天生的離心力，那麼，在改善人民生活狀況方面，也許就可以更有作為了。"延《人成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這已成為一種陳世牡。印度如果被分成為好幾個國家，其境況是否會更好一些，這裡姑且不論。尼赫魯已把它合併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了，而且繼續保持民主國家的性質。他的女兒則不時依靠專制的手段來保持權力，或重新奪取權力。尼赫魯如果活著的話，他是否會這樣做呢？我對此是深表懷疑的。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堅定地獻身於保持和擴大民主制度及其程序的事業。由於他面臨過的任務十分艱巨，因此，他在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也應該說是戰後最傑出的成就之一。》坡賓國家的建設者：麥格塞塞
歷史中充滿著"倘使……將會……"和"如果……將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呢"等撩人的問題。對我來說，這類問題中最使人感到悲傷的是：如果四十九歲的菲律賓總統拉蒙·麥格塞塞1957年沒有在飛機失事中遇難的話，那將會是怎樣一種局面呢？
第二次大戰後湧現出來的新興國家的領導人中，麥格塞塞是最引人注目者中的一位。他與思克魯瑪、蘇加諾和尼赫魯不同，沒有領導過他的國家的獨立運動。菲律賓是於1946年在未付出任何代價的情況下，由美國賜予獨立的。1953年，麥格塞塞當了菲律賓總統。他逝世前夕，差點又以壓倒的多數再次取得大選的勝利。
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從來不是一位革命的領導人。他既沒有心理上的需要、也沒有政治上的需要來製造一次不斷的革命，或者在外國進行冒險活動以引起一場革命。他將自己非凡的才能全部傾注在為菲律賓人民帶來安全、穩定和進步的事業上。
在追求這些目標時，麥格塞塞也面臨著戰後任何一位領導人都會碰到的艱難的戰鬥。麥克阿瑟把菲律賓從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來，但並未使它走出戰爭的廢墟。戰爭和日本的佔領，都使菲律賓的經濟和精神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菲律賓於1946年獲得獨立之後，立即開始了爭取生存的鬥爭，其艱難的程度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無異。美國和菲律賓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和1945年到1955年期間美國八億多美元的援助，都發揮了作用。但是，菲律賓政府不僅需要與崩潰的經濟進行鬥爭，還要與本國被激烈衝突的不同政見搞得四分五裂的狀況進行鬥爭。
在某些主要方面，戰後的菲律賓與戰後的意大利是極為相似的。這兩個國家在精神上和經濟上都被戰爭摧垮了。它們都面臨著共產黨的威脅——這些威脅在實質上比日本、西德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共產黨更加危險。戰爭結束後，這兩個國家基本上都得依靠自己過日子。固此，它們必須自己對付共產黨的威脅，不能求助於佔領國的最高權力。然而，這兩個國家在關鍵時刻，也都出現了自己的領袖——從1945年到1953年，意大利有德·加斯佩裡的領導，從1950年到1957年，菲律賓有麥格塞塞的領導。他起初當國防部長，後來擔任總統，勇敢地、富有想像力地和直率地迎接了各種挑戰。
在共產黨許下諾言要把意大利人民從貧窮和絕望中解救出來之時，德·加斯佩裡不能像阿登納那樣：簡單地向邊界那邊指一指，告訴他的人民說，你們想看看共產黨人的諾言是怎麼回事嗎？那好，請看看東德是什麼樣子吧！加斯佩裡在機智和謀略方面，必須比共產黨人略勝一籌；同時，他還必須讓意大利人民看到：他的道路是走向繁榮和自由之路。他的任務是既互相關聯、又是互有區別的：他既要打擊共產黨人，又得為他的人民解決吃、穿問題，並且鼓舞他們。
麥格塞塞在菲律賓的機遇來到以後，他也展開了反對共產主義的、兩個方面的戰鬥。從情緒上來說，正如意大利被戰爭和法西斯搞得一厥不振一樣，他的國家也被戰爭和日本的佔領搞得頹喪不堪了。麥克阿瑟有一次向我指出：事實上，菲律賓人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人數的百分比，要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德·加斯佩裡必須與一個組織良好、得到優厚資助的共產黨進行鬥爭；麥格塞塞同樣也必須與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這支強大的共產黨暴動隊伍進行戰鬥。與此同時，他還必須給精疲力竭的人民以鼓舞，並象德·加斯佩裡那樣，給人民以豐足的產品，而不是讓他們去聽共產主義那種誘人的海妖之歌。雖然他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前就去世了，但他在短時期內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他的榜樣像一座燈塔，輝映著整個自由亞洲。
麥格塞塞是一位罕見的領導，他把對人民的巨大吸引力、無限充沛的精力和樸素的良知結合在一起。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還是一位當選總統。他的身材立即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將近六英尺高。對一個菲律賓人來說，這是非常高的了。他儀態自然，具有一種巨大的個人魅力和身體素質方面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在他出現於群眾面前時，就更鮮明地流露出來了。在1953年的那次訪問中，有一天下午，我在馬尼拉向兩萬名菲律賓青年商會的會員講話。當群眾看見麥格塞塞步入會場時，甚至只是看見他坐在主席台上時，他們立刻就像發了狂似的。他和我們面前的人群之間的激清的交流，就像閃電一樣強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中，麥格塞塞很活躍。日本佔領菲律賓的整個時期裡，他是游擊隊的一位領導人，引起了麥克阿瑟的注意。1945年，這位將軍任命他為澤姆巴爾斯省的軍事司令官。但由於他成功地戰勝了另一個敵人——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才使他成為全國赫赫有名的英雄。
戰後幾年裡，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發展成為一支非常強大的隊伍，他們甚至能在馬尼拉公開保持一個司令部。到1950年，菲律賓人民抗日軍有一萬六千名戰士。在菲律賓的有些地方，他們實際上還收取稅收，用以支付他們自辦學校和工廠的費用。
當時，菲律賓軍隊的士氣非常低落，無法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進行有效的防禦。農村的情況更糟。麥克阿瑟曾經說過，如果他是一個菲律賓農民的話，他也可能會參加菲律賓人民抗日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力量的來源之一，就是答應進行土地改革。當時，耕種土地的農民平均得把他們微薄的收成中的百分之七十交給世襲的地主。
麥格塞塞當時是菲律賓國會的議員，1950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他迅速而有力地採取了從兩個方面來反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行動。首先，他重整部隊，在分散的軍營之間來回奔波，突擊巡視，並解除了失職軍官的職務。他俘獲了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同時又實行了一項雄心勃勃的重新安置農民的計劃。這場政治上的鉗形攻勢，摧毀了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實力基礎。他曾驕傲他說："我真不知道該把投降的菲律賓人民抗日軍安置在什麼地方了。"
1953年，當我見到他時，他向我介紹了他對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辦法，說："不能光用槍炮對付他們。我們必須使年輕人抱有希望，使他們相信衣、食和住宿的條件一定會改善。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激進分子就蔫了。"然而，儘管他相信光是槍炮不能解決問題，他也不是一位認為在反對極權主義侵略時根本不需要槍炮的幼稚的理想主義者。他強烈地支持我們在共同防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他在戰鬥中打敗了菲律賓人民抗日軍的恐怖分子。在必要時，他會堅定不移地用武力來與共產黨人作戰。他說："在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共產主義之間，不可能有和平，不可能有使人麻痺瓦解的和平共處，也不可能有灰色的中立主義，只可能有衝突——全面的衝突，毫無妥協餘地的衝突。"
我第一次見到麥格塞塞時，他剛以壓倒多數的選票贏得了總統職位。他在被國民黨提名之前，把黨內一些領導人的建議撇在一邊，領導了一次軍事政變。在接受提名時，他發表了記錄在案的演講中最為簡明扼要的一次演說，以此開始他的競選活動。當時他站了起來，說："我是一個實幹的人。因此，我不是一位演說家。"講完，他就坐下了。1956年我第二次訪問菲律賓時，又看見了他。這一次，他則是一位正在實幹的演說家：當時，五十萬人在馬尼拉的盧內塔公園集會，熳７坡殺?獨立十週年。我首先代表美國講了話。接著，正當麥格塞塞走向講台時，熱帶的大雨撕裂了灰色的天空，傾盆而下。助手們拿著雨傘匆匆來到他身邊。他把他們推開了，把事先準備好的講稿鋪在面前的講台上。然而，大雨把講稿淋透了，使它變得毫無用處。麥格塞塞乾脆把它推在一邊。所以他的整篇演說實際上是即席講的。剛下大雨時，我估計群眾會四散離去。結果，雖然許多人走了，但是更多的人仍站在原地，目不轉晴地看著麥格塞塞，對大雨毫不理會。他的聲音、他的音調和他的話語，響徹了整個會場，到處都可以感到他的存在。當他的講話結束時，人們仍然置熱帶豪雨於不顧，欣喜若狂，鼓掌歡呼。這是我在演說方面所見到的、最令人驚歎不已的壯舉之一。
麥格塞塞破除了菲律賓政治的清規戒律。在一個貪污腐化盛行的國度中，他頑強地抗拒著腐蝕。在1951年的選舉中，為了縮小地方財主們和軍人在政治中的影響，他這位國防部長進行了鬥爭（在城鎮裡，警方當時甚至可以肆無忌憚地謀殺反對黨的選民），並取得了勝利：那一年的選舉是廉潔的。作為總統，他把他在馬尼拉的宮殿向每個人開放，而且耐心地聽取農民和工人們的控訴。他不相信所謂的專家們對一些問題的意見，寧願親自去郊區和農村巡視，瞭解人們的感覺和需要。他在驅車出巡時，還時常伸出手來，和湧上街頭看他駕車駛過的菲律賓人握手。》坡殺鑫大的政治家、作家和教育家卡洛斯·羅慕洛經常對他的國家的政治作出敏銳而古怪的評論。在我對馬尼拉的一次訪問中，菲律賓參議院的一位議員對美國進行了一次惡意的攻擊。我向羅慕洛問起這位議員的情況。他回答說："他是美國的一位偉大的朋友。"我說："喔，那他肯定是用一種奇特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友誼的羅。"羅慕洛眨眨眼睛，答道："您不懂菲律賓的政治。在這裡，政治家成功的訣竅是：使美國人受不了，又懇求他們別離開。"另一次，他告訴我："你們美國人把我們教育得太妙了。我們把美國政治制度中過了頭的東西全盤接了過來，而且把它們發展了。"
麥格塞塞不在此例。這可能因為他具有強烈的自信心。但我認為，這也是因為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他的國家和人民的緣故。在他尋求取得成功的這一方面，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他親眼見過戰爭，親自戰勝過日本入侵者和共產黨恐怖分子這兩個敵人。他瞭解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間保持平衡是多麼困難。他識破了新極權主義者的面具，也認定他們在菲律賓不會取得勝利。因此，他又是一位現實主義者，知道路程還很漫長，途中還會有許多艱難險阻和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他迫使他的國家朝前走，小心翼翼地沿著一條介於既不要使人民感到希望渺茫、又不要對他們作過分承諾這兩者之間的航道前進。他深切地感到，他正肩負著讓菲律賓廣大人民群眾有一個正直的、進步的政府的使命。
1956年我訪問菲律賓期間，麥格塞塞陪我作了一次神秘而可怕的旅行：參觀柯裡磯多島上黑暗的隧道，當年麥克阿瑟被圍困在巴丹時，曾與他的家人居住在這個島上。麥格塞塞雖然與日本人打過仗，但他具有一種政治家的見解，仍然認為日本人肯定還會在亞洲再次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對我說，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相信，在日本人手中遭受過比其他國家更多苦難的菲律賓人民，是會接受日本人參加亞洲大家庭的。
他用他的總統快艇帶我到柯裡磯多島去。白天很長。我們倆人下到艙裡，在兩個床鋪上舒展了一下。他累了，但看起來精神還很鬆快。他雙手交叉，墊著腦後，凝神看著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談論起他所取得的成功及招致的失敗。當時，土地改革正在進行。許多農民已從擁擠的呂宋島上遷走，在其他島嶼上給他們分了土地和房屋。他已著手進行一次雄心勃勃的計劃，旨在清除政府中的不良現象。這一切都需要時間。但他仍然有使不完的精力，對未來充滿樂觀情緒。
他也懂得，他正在從事的事業的重要性已超出菲律賓的範圍。他說："在亞洲的每個角落，人們都在注視著菲律賓，而且認識到美國的價值正在這裡受到檢驗。我覺得，我們在這裡如果能夠成功地給我們的人民帶來繁榮、自由和公正的話，那麼，我們的榜樣，以及通過我們所表現出來的美國的榜樣，對這個地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將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翌年，他在一次飛機失事中遇難去世了。許多人認為，這次失事不一定是一次意外事故。他的去世，對菲律賓人民和對亞洲所有的人民都是一個悲劇。他是一位具有感人的超凡魅力的人，他瞭解建設國家這門藝術的艱深。他的國家需要他的領導，世界也需要他的榜樣。
以色列的先驅者：本·古裡安和梅厄
在二十世紀的這些歲月裡，老殖民帝國瓦解了，相互競爭的核超級大國湧現了，全球的距離也縮短到了一日的旅行或一次直撥電話即可到達的程度。在這些歲月中，中東有時也發生急遂的巨變。在那裡，新興的國家紛紛出現：古老的國家重新獲得了完全的獨立；曠日持久的對抗也點燃起來了。失去耐心的、嚮往現代化的人們，與拚命維護舊習慣的人們在互相摩擦，各種文化在互相衝突；被壓抑的憤怒情緒一觸即發，時而平息下去，時而又爆發出來。
中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文明的搖籃。它的聖地對三大宗教來說都是神聖的。今天，中東是遊牧部落與學者、雜貨鋪與實驗室、油田與以色列聚居區、議會和阿亞杜拉等雜處並存的地區。在這些地方，農民們耕種著幾世紀前他們的祖先照料過的、多石的田地，在另一些地方，衣著時髦的婦女則在去現代化辦公室的途中閱讀著來自開羅或倫敦的最新雜誌。中東是動盪不定的、脆弱的、對東西方之間的衝突至關緊要的地區。
它還深深地陷入了不斷變化著的漩流之中，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富有爆炸性，更牽動人們的感情。
在中東劇烈變動的年月裡，這個地區也產生了一些非凡的領袖人物。
最卓越的領導人之一是戴維·本·古裡安——以色列建國之父和第一任總理。他把他的一生獻給了震動中東、並以其特殊而十分重要的方式改變著世界的事業。
艾森豪威爾總統過去常常把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本·古裡安說成是"《舊約全書》中的預言家"。我發現，這種說法對兩者而言都有點令人啼笑皆非。杜勒斯是一位虔誠的美國新教徒，他把《新約全書》的教義鐫刻在自己的心靈之中，本·古裡安則是一位諳熟基督教《聖經》的學者。不過，他把自己說成是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他有一次解釋道："雖然我經常援引基督教《聖經·舊約全書》開頭的五篇，但請允許我聲明一下，我個人並不相信它所假定的上帝。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能求助於上帝，或者向一位住在天上的、超人的上帝祈禱……然而，儘管我的哲學是世俗的，我卻深深地相信那利米和以利亞這兩位神靈。我確實認為這是猶太遺產的一部分。我不是篤信宗教的人。以色列早期的建設者們大多數也如此。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熱情，還是來自子《聖經》一書。"他把《聖經》說成是"我一生唯一的、最重要的書"。
艾森豪威爾的說法儘管頗為令人啼笑皆非，但還是恰當的。杜勒斯和本·古裡安都從《聖經》中得到一種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都是他們個人最突出的特徵。杜勒斯的使命是保護自由，使其免受極權主義的危害；本·古裡安的使命是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故土上重新定居下來。"盡古裡安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只有?英尺三英吋高。
但是，他給人以一種龐然大物之感。這一方面是因為他骨架寬闊，腦袋很大，臉色紅潤，還有著滿頭銀髮，另一方面是因為他那突出的下唇，剛毅的下巴，以及疾步如風的步態使他顯得更有風采，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有的人是興風作浪的。本·古裡安則是一位息事寧人的人。
1906年，本·古裡安從波蘭遷冒以色列。也就是在這一年，戈爾達·梅厄從俄國移民去美國。作為一名二十歲的非法入境的移民，古裡安剛抵達雅法，就在塞傑拉的加利利村當農民，從事勞動。如果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他的生命，那麼，他堅持認為耕種——使沙漠開花——是他最大的樂趣。後來他退休時，又回到了沙漠地帶，在這塊土地上度過自己的餘生。"盡古裡安一生中也貪婪地閱讀書刊，而且撰寫了大量著作。他在五十開外時，又學習了希臘文，這樣他就能夠閱讀柏拉圖的原著了。他還研究過印度教和佛教。本·古裡安能講九種語言。1966年，我、我的夫人以及我們的女兒特蕾西婭和朱莉一起去他家裡拜訪他，當時他住在特拉維夫的郊區。他把我帶進他的書房，只見四面牆邊擺滿了雜亂的書籍，多到快要溢出來的程度。我1972年和1976年拜訪毛澤東時，不禁聯想起這間書房。毛澤東的房間裡也堆滿了書籍和手稿，有的還散落到地上。很明顯，他們倆的這種情況說明，這些書並不是一種擺設，而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東西，這與我在很多時髦的府第中的正式藏書室裡見到的情況不一樣。那些藏書室裡的書籍經常滿積灰塵，很少打開。
從本·古裡安在雅法上岸之日起，到1948年5月他站在特拉維夫博物館的話筒前向全世界宣讀以色列獨立文件之時上，四十多年過去了。在這些歲月裡，他在土耳其、英國的統治下和國際共管的情況下，為了把自己的夢想變為現實而鬥爭著。
然而，與其他革命領導人不同，以色列獨立之時，卻不是本·古裡安慶祝和平之日。就在他宣佈獨立後的一天之內，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和伊拉克就向這個新興國家發動了戰爭。
在軍事上，以色列最艱巨的戰鬥並非發生於獨立之前，而是在獨立之後。從這個意義上講，以色列進行的是一場繼續不斷的革命——首先是反抗英國的統治：接著，又是反抗它的阿拉伯鄰國的敵對行動。以色列幸而有本·古裡安這樣一位領導人。事實表明，他不僅有能力領導一場不管是和平的還是暴力的革命，使之取得成功，而且能夠在革命成功之後建設國家。"盡古裡安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八十年來，他一直為實現猶太人的?想而奮鬥。他又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瞭解，由於敵對勢力包圍著以色列，使以色列不能在地域上進行擴張；他也相信，以色列會一如既往地充分發揮自己的力量，並為此而感到自豪。就其信念而言，他又是一位空想家。他認為，以色列南部的沙漠地區內吉夫總有一天會繁榮起來，發展成為一個既不完全像城市，也不完全像農村的地區，成為猶太人的家當時和後來的以色列其他領導人，一直妄想得到更多的地盤。本·古裡安卻不是這樣的人。他把自己稱作"狂熱的內吉夫分子"，還爭辯說，以色列的使命是開墾沙漠地帶。他說，沙漠地帶如果不改良的話，這對"人類是一種恥辱"，對："不能供養其全部人口的世界也是一種可恥的浪費"。他說，如果沙漠地區得到改良，就能為以色列提供它所需要的全部空間。他常以尖刻的口吻談論想以武力擴展以色列領土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擴張主義分子，並爭辯說，除非以色列既是一個猶太國家，又是一個民主國家，否則它就沒有理由存在。他說：那些主張兼併阿拉伯土地的"極端分子"將會剝奪以色列的使命；"他們如果取得成功，以色列就將不是猶太國家，也不是民主國家。阿拉伯人在數量上超過我們。為了控制他們，到時就只好採取不民主的鎮壓措施了。"
1967年的六天戰爭之後，他建議，除了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外，從埃及和敘利亞手中奪得的其他土地應該歸還給阿拉伯人，因為這些土地"只不過是不動產"。他的建議使許多以色列人大為吃驚和惱火。他說："對以色列最大的考驗，不是在它的疆界之外與敵對勢力進行戰鬥，而是在於能否成功地從占以色列領土百分之六十的荒地上收穫更多的東西。""盡古裡安是以色列的托?斯·傑斐遜、喬治·華盛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他對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活的影響滲透到各個角落。他撰寫了以色列的獨立宣言。他組織了第一支地下的猶太人軍隊。1948年以後，他擔任了總理和國防部長，在四條戰線上開展反對阿拉伯人和保衛以色列的鬥爭。在殘忍的獨立戰爭之後，他制訂了先發制人以減少以色列仿亡的防衛戰略。這種戰略時至今日仍在應用。他贊同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進行公開審判：同時又不顧他的同胞們的強烈反對，與西德打開了非官方的關係，接受康拉德·阿登納的戰爭賠償。
他的國內政策是建立在他對平等的夢想的基礎之上的，這就是：保持民族的統一，為了發展和保衛現代化的猶太國家這個共同目標而共同勞動。"盡古裡安與許多只把生命獻給單一事業的人不同，他並不是狹隘的。我發現，他不僅在觀察以美關係方面，而且在觀察一般性的世界事務方面，都是堅定的、清醒的和果斷的。他對待各種事物比較公允。1967年的六天戰爭以後，戴高樂公開抨擊了以色列，由於當時正在火頭上，所以他也發表了一些略有輕視猶太人的言論。戈爾達·梅厄從未就此寬恕過他。本·古裡安後來則說："我認為我們對戴高樂是很不公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是否喜歡猶太人，而在於他拯救了法國。"
在待人方面，他和藹並有耐性。1959年他在美國進行官方訪問時，訪問了我們在華盛頓的家。那一年，特蕾西婭正在公誼會學校七年級研習猶太教。她次日要參加一次考試，因此向古裡安問個不休。在向她解釋為什麼猶太教的安息日是星期六而不是星期日，以及什麼是大分枝燭台的問題時，他還就猶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傳統作了半個小時的講解。結果，特蕾西婭在考試中得了個"優"。自此以後，她一直很珍惜這次令人難以忘懷的會面。
戴維·本·古裡安是一位無與倫比的傑出人材，是推動歷史的一個基本力量。他有激情、有信仰、有信心，是一個勇於探索和獨闢蹊徑的人，而且知道自己的腳步正改變著世界。也許有人會爭辯說，以色列的創建是天經地義的。但是，要使這種天經地義的事情變成現實，還需要耗費一個人非凡的精力。
美國和以色列一直都是分猶太移民的兩大目的地和猶太難民的主要避難所。這種共同的特性像一種強有力的紐帶，把這兩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各地猶太人對以色列有一種精神上和感情上強烈的依戀，這使以色列各屆總理和美國各屆總統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係。許多人認為，這種關係僅僅是一種政治關係。誠然，這種關係中包含著政治方面的因素，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戰略上的考慮。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以色列對美國有一種獨特的重要性，因為以色列對大量的美國人具有獨特的重要性。每位美國總統都意識到這一點，而且會有相應的表現。對他們來說，其他國家永遠不能與以色列相提並論。
對我來說，戈爾達·梅厄與其他領導人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兩人都是在1969年執政的，而且同在1974年辭職。
她在我就職後兩個月擔任總理，一直到我辭職前兩個月才辭職。實際上，她是"我的"以色列總理！我是"她的"美國總統。
就我們兩國而言，我們當政的那些歲月是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無情的。我們關係中的緊張狀態時而還很嚴重。她的要求經常超過我的預計。有時，我採取的一些行動或提出的一些條件則是她認為難以接受、或不能接受的。我們兩人都知道，我們都在進行著巨大的賭博；東西方之間的平衡、工業化國家的生命線以及以色列的生存，則都維繫於中東這場爆炸性的衝突之上。我們都在警惕地互相注視著對方，深知任何一方的失策對雙方都可能是致命的。由於還沒有完全明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如何解決這些衝突的問題上，當然也存在極為不同的看法。
但是，風雨同舟亦能使彼此的聯繫更為緊密。人們從觀察一位領導人如何經受考驗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或她的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