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的革命家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思來和蔣介石這三個人的歷史。在打敗了蔣介石軍隊之後，隨著毛澤東對大陸的統治的鞏固，中國共產黨人實際上把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的對抗描寫成上帝和魔鬼之爭。毛澤東把自己看作當代的秦始皇——兩千年前第一個統一中國的皇帝。
他發動了一場個人迷信運動，把自己神化了。周思來則長期處於幕後，作為一個忠實的官員，運轉著中國的國家機器。在台灣，蔣介石憑藉著獨裁手腕進行統治。但是，他沒有象毛澤東那樣過份美化自己，因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創造了經濟上的奇跡，並且教導他統治下的人們要光復大陸。
這三個人中，我認識蔣介石的時間最長。我把蔣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其他兩人則不是。我和蔣介石夫婦有私交。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義上的產物。但是，贏得中國大陸戰爭勝利的是毛澤東和周思來。這兩個人中，周恩來更有遠見卓識。簡言之，他是我所結識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權力鬥爭的現實，在這方面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如今，這三個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來留下的遺產，在現代中國卻逐漸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訪問中國之前七個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執行一項秘密使命，為安排我的訪問進行談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訪問北京的兩天裡，花了十六小時以上的時間與周思來進行坦率而又廣泛的討論。他歸來時對我說，周思來與戴高樂一樣、是他所遇見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國政治家。
儘管基辛格像我們一樣，有時也採用誇張的手法，但他確實難得誇獎一位他從未見過的人物。我與周思來晤面並會談了一周之後，才理解基辛格為何如此不尋常地稱讚周恩來。
我在結束1972年的中國之行時，在告別宴會的祝酒詞中說道："我們在這裡已經一周了。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一些觀察家覺得我被這次戲劇性訪問沖昏了頭腦，對訪問的意義估計過高。不過，我相信歷史將會證明：如果不邁出美中關係正常化這一步，目前與蘇聯的力量均勢對我們將是極為不利的。當時，對外交關係這一突破作出了貢獻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載入了1972年的上海聯合公報。其中最值得稱讚的人物便是周恩來。
周思來是一位共產主義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於意識形態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現實主義者；既是政治上的鬥士，又是最大的調和者。在扮演如此錯綜複雜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像周思來一樣，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應付裕如。而周思來卻可以扮演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個，或是毫不猶豫地將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對他來說，這並不是意味著在適當的時機逢場作戲，而是說明這位內心世界十分豐富複雜但又敏銳聰穎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幾個側面。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著漫長而又豐富的經歷。
共產主義理論家特有的冷酷無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個歷史時期的機會，並經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質上的困難。儒雅之上所具有的個人素質，則賦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為億萬中國人民的"敬愛的領袖"；現實主義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夠準確地估計國內政治和國際外交風雲方面的潛在勢力。這位政治鬥士的韜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後還得以延續，並延伸到毛澤東以後的時代；調和者的機智和謙遜，又使他在更大的災難性人物分裂中國時，能夠把這個國家維繫在一起。
這些品質的相互作用，使周思來能夠臍身於共產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其時間比列寧、斯大林或毛澤東都要長。
周思來早期的生活，是一個革命領袖在政治上逐漸成長起來的典範。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約二百英里的江蘇省淮安縣。他母親去世後，他父親不能養活他，於是，周氏家族把他接過去，由他的幾個叔叔共同撫養他。從孩提時代起，周思來就受到中國傳統的官僚家庭的正統教育。他和他的一個叔叔及嬸嬸生活在中國東北的瀋陽時，又進了一所由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小學，一直讀到十五歲。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學到了他們從西方帶來的"新知識"。
初等教育結業後，周恩來參加赴美國留學的考試，由於入學考試的成績不夠理想而未能實現。之後，他考入具有反封建傳統的天津南開中學就讀，又在日本度過了兩年時間。在那裡，他第一次閱讀了卡爾·馬克思的著作。1919年，周恩來回到中國，進入南開大學學習。然而，政治鼓動工作對他來說，比學習科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由於在組織學失罷課和遊行示威方面起了作用，被監禁了四個月。
1920年，周恩來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時，已經二十二歲了。
之後，他芭洲繼續求學，訪問英國、德國，但大部分時是在法國度過的。作為一個罷工組織者，他的大名遠揚，激進的中國留學生也很歡迎他。他雖然參加課堂學習，但政治鼓動工作仍佔用他的大量精力。不久，他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助學金。
1924年，周思來回到中國，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那時正處於國營合作時期。他被任命為黃浦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當時的校長正是年輕的軍官蔣介石。周思來給蔣介石以深刻的印象，被留作國民黨軍隊的政委，並派他和幾位軍官前往上海組織起義，以便武裝佔領上海。
1927年，對共產黨日益增長的力量感到恐懼的蔣介石佔領了上海，立即調轉槍口，向他部隊中的共產黨人開火。周思來倖免於難。在蔣介石軍隊迫使周的殘部進行長征之前，周思來曾組織過幾次不成功的城市暴動來反對國民黨。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他成為毛澤東可以信賴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了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代表毛澤東與蔣介石進行聯絡。後來，他又作為共產黨的首席代表，與國民黨進行旨在結束內戰的談判。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後，周思來任總理、外交部長，有時兼任這兩個職務，其時間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
我1972年訪問中國期間，周恩來無以倫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過多次長時間的正式會談和非正式交談，我終於瞭解了他，並對他產生了極大的敬意。"恩來"譯成英文是"恩惠降臨"之意。這個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風度和氣質。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係中，他都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決不"傷人情面"。
周恩來的外貌給人的印象是：儀態親切，非常直率，鎮定自若而又十分熱情。雙方正式會談時，他顯得機智而謹慎。
他穿著一套做工精細的灰色中山服，上衣口袋上方別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小徽章，端坐在談判桌對面，身子稍向前傾，雙臂放在桌子上，有時，他雙手交叉置於胸前，右臂顯得有些瘦弱——這是長征途中一次受傷留下的永久性的紀念。他已是七十三歲的人了，但他那向後梳的頭髮僅僅略呈灰白，而且有一點彎曲：黝黑的膚色則差不多與地中海人相似，和其他的中國人不大一樣。
在正式的會議上，他輪廓清晰的面部的表情始終比較嚴峻；在聽我講話時，頭總是側向一邊，同時兩眼緊盯著我。亨利·基辛格曾經把周思來比作眼鏡蛇：靜靜地蜷伏著，保持著出擊的姿勢，以便伺機猛撲過去。曾經用來描述查爾斯·帕納爾這位十九世紀的愛爾蘭偉大愛國者的警句，完全可以用到周恩來身上：他是重冰覆蓋下的一座火山。
周恩來懂英語、法語、德語、俄語和日語。所以在他聽完翻譯前，就已經知道我所說的意思了，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他偶爾還糾正翻譯的譯文，使之能夠更精確地表達他的思想及各種差別細微的詞義。他講話時不用提綱，並且很少帶他的助手參加討論。他講話很有邏輯，完全使人信服。為了加強話語的份量，他有時還降低聲音，或點頭以示強調。
周恩來身材瘦削，似乎顯得有些虛弱。然而，他精力之充沛卻超過他許多年輕的助手。由於肩負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很長時間，總是起早睡晚，在他擔任總理兼外長時尤其如此。
他經常利用清晨的零星時間會見外國來訪看，談話繼續到日出，談話結束時，精神卻仍然星爍如初。
隨著非正式的宴會和觀光活動的增加，我們的互相瞭解加深了；周恩來的姿態也更加開朗，表情更加豐富了。他經常靠在椅背上，用富於表現力的手勢來增強談話效果。當要擴大談話的範圍，或是從中得出一般性結論時，他經常用手在面前一揮；在擱淺的爭議有了結果時，他又會把兩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對。在正式會談中，他對一些俏皮話暗自發笑；在閒聊時，他又變得十分輕鬆自如了，有時對善意的玩笑還發出爽朗的笑聲。他開懷大笑時，兩眼閃射出快樂的光芒，臉上皺紋顯露，顯示出這是發自於內心的真正的喜悅。
在國宴上，周思來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這種場合中常用的傳統飲料香檳酒。茅台是一種烈性酒，用糧食釀成，含酒精高達五十度以上。曾經有一個笑話說，有一個人由於茅台酒喝多了，飯後點香煙時，他爆炸了。在一次宴會上，周思來點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裝有茅台酒的杯子上來證明它的可燃性，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我們繞著宴會廳與五十多位高級官員碰杯，我注意到周恩來向每個客人祝酒時，只用嘴唇輕輕碰碰杯沿。當我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時，都還拿著原來的那杯酒，坐下來休息。談到酒量，周恩來對我說：在長征途中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一天喝了二十五杯酒，這使我非常驚訝。由於年齡的原因，他的酒量已被限制到二、三懷。我記得曾經讀過一段書，說紅軍在長征途中曾經攻佔了生產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裡的酒都喝光了。
周恩來夾夾走江湖賣藥的人常有的那種目光，對我說：長征中，茅台酒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萬應良藥"。
我們談話的內容涉及到政治、歷史和哲學。所有這些周恩來都很在行，周恩來是一位由學者轉變成了造反者的人，但從未失去學者敏銳的頭腦和深刻的思想。然而，他的意識形態有時也會影響他對一些問題的思考，使他曲解他讀過的歷史。例如，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在提到法國革命戰爭中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軍隊時，稱它為"志願軍"。事實上，在當時的法國軍隊中，除了象拉法夷特（Lafayette）這樣的少數人外，都是受過訓練的職業軍人，他們為了反對英國軍隊這一政治目的而戰鬥。
周恩來還對我說：林肯發動內戰是為了解放奴隸；他之所以獲勝，則是因為"人民"支持他。事實上，林肯這位歷史上少見的偉人和中國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進行內戰，並非為了解放奴隸，而是為了使南方回到合眾國中來。他發表《解放奴隸宣言》是一個明智的策略。但它只是要解放在叛亂的州中的奴隸，而不是解放仍留在合眾國中的邊遠各州的奴隸。林肯堅定不移地反對蓄奴，但他首先考慮的是拯救合眾國。
雖然周恩來是一位具有獻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於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輝煌的宮殿之中，平靜、優雅地在其中活動，像一位君主時代的聖哲一樣。看見他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的人，誰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場專門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變人性的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宮殿裡的裝飾，是中國過去受人尊重的標誌。這些宮殿用豪華的中國風景畫和金、銀、玉石製成的古代藝術品裝飾起來，這裡絲毫沒有北京街道上四處張貼的宣傳標語的痕跡。
那裡的藝術品和裝飾品的精美程度，可以與周恩來的品格和他處理國家事務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來的敏捷機智大大超過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領袖，這是中國人獨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和中國文明的精華的結晶。在談話中，周恩來仔細地分辨每個詞語的不同含義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在談判中，他用遷回的辦法，避開爭議之點；在外交上，他有時善於通過似乎不重要的事情來傳遞重要的信息。
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極有興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隊的交流為我們兩國關係的突破揭開了序幕。他們似乎都很欣賞取得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像欣賞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樣。例如，毛澤東說過：中國曾經堅持在改善關係前，應該解決所有的主要問題，這確實有點"官僚主義"。他說："後來，我看你做得對。於是我們就打起乒乓球來了。"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領：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推古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離開了一會，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淨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壯、魁梧，穿著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周恩來還具有其他中國人的品德——不可動搖的自信心，它來自中國人民享有的幾千年的優越的文化傳統。然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遺產也有著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方面，這種認識與過去兩個世紀中中國所遭受的民族恥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憤懣是結合在一起的，使他們對外交上喪失尊嚴的現象極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羅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學畢業生，香港居民。他對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尋常的瞭解。他曾概括地描述過中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
1965年，我問他：如果美國政府承認北京政府，共產黨中國人會作出什麼反應。他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說："你們要承認我們？"接著，他又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完全錯了。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會承認你們。"1954年，在討論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對中國民族尊嚴受到藐視時何等的敏感。他當時是中國的代表；國務卿己病杜勒斯則是美國的代表。杜勒斯曾經告訴記者說：只是在一種情況下，他與周恩來才會見面，這就是"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時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會議前夕，杜勒斯與周恩來都提前到達了，而且相遇了，周恩來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卻一搖腦袋，走出房間，使這位中國外長受了侮辱。六年之後，周恩來對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溫色。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杜勒斯對周恩來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朝鮮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共產黨中國的"志願軍"殺死了；台灣的蔣介石政府不久又將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安全條約；大陸中國和蘇聯還結成了旨在對付美國的軍事同盟。但我很清楚，這件事確實傷害了周恩來的感情。因此當我第一次到達北京時，我一走下飛機的舷梯，就特意一邊向周走去，一邊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為我訪問中國時最值得紀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他們的自信心又使他們能夠轉而進行認真的自省，而不至於對自己的缺點感到不安。在我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斷地提到有必要瞭解和克服他們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就提到出席會議的雙方人員平均年齡的巨大懸殊，說："我們的領導層中，年紀大的人太多了。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類似的是，當我們遊覽北京十三陵時，一個低級官員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鮮艷的衣服，還教他們在我的一行到達時應該怎樣做。
周恩來對此表示歉意，說："有人帶了一些小孩來這兒，是為了點陵墓的風光，造成一種假象。你們的記者向我們指出這一點，我們承認這是不對的。我們不願意文過飾非，而且已經批評了當事人。"在我們訪華的過程中，我情不由己地想起章曉夫的高談闊論是多麼裝腔作勢，而中國人的待人接物是多麼平易近人。其實，章曉夫的吹牛不是為了掩蓋其自卑的理；周恩來機警的自我批評則是自信心充分發展的明顯表現。我知道，這只是如何待人接物的一種方式，但在事實上，這表明中國人對他們的文化和哲學的絕對優勢堅信不疑。憑借這一優勢，他們總有一天會戰勝我們和其他人。
周恩來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許多人為之傾倒。但他們沒有意識到周恩來的這些品格與冷酷的政治活動家的品質是同時並存的。記者弗雷德·厄特利說，周恩來是一位"難於抗拒的……機智的、有魅力的、講究策略的人"。西奧多·懷特承認，他"對周恩來的品德幾乎沒有任何懷疑，對周的判斷也沒有任何疑問"。一位在日本的中國記者說："應該說，他是我見過的給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見過這位無情的政治家和並朱為他的魅力所動的人，則把周恩來描繪成另一種類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擔任過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沃爾特·羅伯遜曾經對我說，周恩來雖然很有風采，但他曾經親手殺過人，然後又抽著香煙安然離去了。
四十年代曾經與周恩來打過交道的一位美國官員對我說："您把周的姓讀成喬了。嗯，他對我來說，確實像一位姓喬的，醜怪的人。我曾經想過我們應該與他決裂。但忽然之間我又發現，我錯了。對他沒有用的東西，他是不會承認一是一、二是二的。"
國民黨一位曾經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也對我說過："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確的。因此認為談判雙方也許都應有所讓步。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開始懷疑這個人了。他雖然可能是真誠的，但他也不會被他的政治偏見完全蒙住眼睛。後來我終於認識到，在他的話裡沒有絲毫道理。最後，我發現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戲。他是一位我從未見過的了不起的演員。他一會兒笑，一會兒哭，使他的觀眾也跟著他笑，跟著他哭。但是這些純粹是在演戲！"
當然，周恩來這兩種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結合在一起的。他總是根據他的國家的利益和意識形態來處理問題。他之所以討好外交官和新聞記者，幾乎也都是為了增進他的國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為了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棄信守，他可能也會無動於衷地離開同伴。在和我們的關係中，周恩來信守與我們的協議中的條文和精神。然而，他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友誼，相反，他是為了他的國家的利益才與我們建立友誼的。
在延安就認識周恩來的西奧多·懷特許多年後寫道，他過去對周恩來的信任是絕對的。他將周恩來的兩種形象聯繫在一起，概括他說：周恩來"與本世紀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出現的任何一個英明而又無情的人物一樣，在行動時果敢而機智，像貓撲老鼠一樣。他非常果斷，能夠憑自己的行動衝出一條道路。
與此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熱情的、和藹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禮的人。"
周恩來把儒士的個人品德和列寧主義革命家的冷酷無情結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個性特別適合於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像台金鋼一樣——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種金屬都要堅韌。共產主義制度總是獎勵善於施展詭計的人，同時毀滅進行妥協的志士。周恩來的政治天才，在於他能夠成功地同時扮演鬥士和調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聞記者曾經問過周恩來：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您更多的是中國人還是共產主義者，周恩來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國人。"當然，周恩來的同事都是中國人，但是他們當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產黨人，其次才是中國人。儘管周恩來信仰共產主義，俱使這一信仰極端化並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來出身於官僚家庭，這種背景也使他有別於他的同事。這個家庭植根於舊中國的為人處世之道，家族裡的成員總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讀古書，以便進身仕門，保持若干世紀以來在這個帝國的官僚機構中的社會地位。周恩來在青年時代便摒棄了舊社會的哲學信條，但他不可能完全擺脫舊社會在文化上給他留下的影響，他自己也從未想到要擺脫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著對中國的過去的尊重，即尊重舊社會那些值得保留的東西。
周恩來不同於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他經常承認對自己的過去和家庭懷有負疚之心。1941年，國共兩黨為了重建抗日統一戰線而進行談判。休會期間，周恩來對一小群人講了話。大家寂靜無聲，周恩來以動人心弦的話語表達了他的負疚之情。
他說，他希望打敗日本人之後，能夠回到他母親的墳前掃墓，這使在場的中國心埃"抗日戰爭期間，周的父親由於走投無路，只好寫信向他當時業已出名的兒子要錢。周立即從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錢，寄給他的父親。1942年，他的父親去世了。周按習俗在共產黨的報紙上發了一則訃告。我猜想，此舉一定會使他的同事感到疑慮，甚至吃驚。
在我們1972年的歷史性會見的若干年之前，周恩來就告訴過一個記者：中美兩國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關係，這是美國的過錯。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到中國來都是會受到歡迎的，但這必須對等。他接著說："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他又強調："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一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把孔子的話當作權威加以引證，這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對周恩來而言，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說的"君子"或治理國家的上等人所應有的品德——聰明、自尊、文雅、和藹、果斷和堅毅。
這些品德使周恩來在處理政治關係時大得裨益，也有助於他和競爭者們和平共處達半個世紀之久。一度曾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說，周恩來在黨內派別之爭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個成功的調和者。這主要因為他是一個"圓滑的人"，"屬於處世隨和，會交朋友，不走極端，總能適應生存環境這一類人。"
他具有的這種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贏得中國人民對他的永久的愛戴。他是唯一獲得了"我們敬愛的領袖"這個稱號的社會活動家。群眾對他的熱愛，在中國的政治上也變成了一股絕無僅有的力量。這在他逝世時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的儀式上，江青這個極左分子無禮地拒絕向周恩來的遺體脫帽致敬。當電視轉播這一鏡頭時，一群在電視機旁觀看的廣州居民喊了起來："揍死她！"
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周選定的副手鄧小平熱情洋溢地稱讚這位已故總理。這一講話後來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極左分子在一張大字報裡要求毛澤東譴責這個講話，並說："這個悼詞必須撤消"。毛澤東當時雖然在政治上同情極左分子，但據說他這樣回答："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人民都是會反對的。周恩來的悼詞不能改。人民不會同意改。"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周恩來對一些殘酷的事件習以為常。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有一種固定的看法。它的擁護者們相信歷史最終將導致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他們的任務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由於他們這麼看待自己，所以迴避了對所有道德問題的考慮。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所犯的罪惡，都認為是難免的，是為了推動歷史前進的。
然而，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當他們之間有了分歧時，問題也跟之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什麼道德可言，也沒有什麼妥協的餘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動。在分歧中，雙方不可能都是正確的。不管哪一方錯誤，它都是在"阻擋歷史前進"。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殺身之禍。
周恩來在政策和政治問題上喜歡運用策略，而不是進行無情的壓制。作為一位總理，他推行了廣泛的經濟改革，有些作對了，很多則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會動亂，不像他的政治對手們——他們以強迫的方式，經常進行過多過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會的動盪。激進派要求在一千年內才能辦到的事情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要大功告成。周思來不顧他們的反對，始終如一地推動著循序漸進的現代化計劃。
在中國政治上變幻無常的各種聯盟中，周思來不動聲色地行使著權力，而且收效頗大。他從未給他的同事們留下想要爭得更大權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澤東庇蔭的強硬路線分子為核心的幫派形成以後，周思來雖然對這一夥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兒，但他仍然能與他的對手們共事。在這種情況下，他韜晦以待，直至這個幫派陷於困境。這時，他的支持與否就變得舉足輕重了。到了這個關鍵時刻，他會立即轉而加入奉行更加溫和的路線的對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將黨內鬥爭升級到採用暴力，周恩來也會跟著干。在宣佈美中恢復外交關係後不久發生的一個不幸事件就是例證。當時，曾經擔任紅軍領導人的林彪調集力量反對最高領導一事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周恩來和他的同事們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失敗已經定局，馬上登上飛機，企圖逃往國外。在我和周思來的會談中，他告訴我，林彪的飛機當時向蘇聯飛去，但在中途失蹤了。他補充道，此後再也找不到那架飛機。說完，他一笑了之。
中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許是周思來在當權的歲月裡所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毛澤東就一直擔心國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動會逐漸消退，青年人會變得意志消沉。他認為，只有在大動盪中，才能使中國保持它的革命原則。他號召中國青年與舊的制度進行鬥爭，聲稱："我們開始搞革命時，也只不過是二十三歲的小伙子：當時的統治者卻是一些上了年紀、又有經驗的人。他們比我們學問大，但我們掌握的真理比他們多。"
在那些年月裡，許多青年人由於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和沒有錢而備受挫折。他們帶著一種復仇的心理，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將成千上百的學校和工廠付之一炬。哲學家林語堂將"革命總是吞噬他們的孩子"這一陳詞濫調顛倒過來，評論道："在中國，是孩子們在吞噬著革命。"
毛澤東的紅衛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毀現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機構。作為總理的周思來正好居於這一機構的頂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萬紅衛兵包圍了人民大會堂，實際上把周思來軟禁起來。周思來憑著他那種一向鎮靜沉著的精神，與來包圍他的人進行了長達三天兩夜的馬拉松式談判，渲洩了他們的不滿，平息了他們的火氣，使人群終於逐漸散開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訪華歸來後，對我說過：周思來在談到文化革命時，幾乎隱藏不住他內心的苦悶。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周思來是為了實現建立平等的社會這一遠景而鬥爭的第一代領導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漸進地推行經濟現代化的領導人。因此，他一方面贊同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後數十年內滿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國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須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
正像埃德加·斯諾所說，周思來是"一位建設者，而不是一位詩人"。當周恩來看到紅衛兵的怒潮摧毀了他精心奠定的現代化基礎時，他一定會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國人懷念周恩來，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黨和國家擰在一起的偉大的調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懷念他，則是因為把他看作中國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國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談判中，天生的靈活性、對國際權力鬥爭原則的熟悉和熱切堅定的思想信仰這些品格集於周思來之一身，此外，他對外國情況也十分瞭解，具有高瞻遠矚的歷史洞察力和極其豐富的經驗。所有這些，使他成為當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務上，毛澤東給予周思來以相當大的自由和權限。1972年，在我和毛澤東的晤談中，當涉及到特定的國際問題時，毛就對我說："這些問題不應在我這裡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會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上的問題。"因此，我後來和他的談話雖然涉及到最高級會談的議程的全部問題，但都是從哲學的角度來進行討論的。最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來隨後舉行的會談中，周思來總是引用毛澤東的話語，以此作為他在談判席上所持立場的指導原則。
中蘇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當前全球戰略平衡的兩大外交事件。周思來則是這兩個事件的中心人物。導致中蘇破裂的論戰的起因，歸結起來不外是哪個國家在共產主義集團中應居首位這個問題。作為第一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1917年起，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優越地位不放。中國可能已經成為第二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但毛澤東和周思來顯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誰居首位的問題，既表現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也表現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上。蘇聯成為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後，其領導人要求中國在外交上也跟著它的指揮棒轉，因為中國需要蘇聯核保護傘的保護。蘇聯領導人也把核壟斷當成對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不大不小的威脅。在共產主義世界裡，蘇聯的核武器既是其盟國的保護罩，又是懸在它們頭上的劍。
因此，中國想要發展自己的核武器是不足為奇的。中國人要求蘇聯給予技術援助，蘇聯開始時勉強同意了，後來索性撕毀了協議。
在一些象徵性的問題方面，中國領導人認為，在與蘇聯打交道中，任何不平等的關係都無異於向野蠻人叩頭。1957年，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以後，周思來氣憤地抱怨說，章曉夫也應該學學漢語了，免得談話老是用俄語進行。章曉夫辯解道："可惜漢語實在太難了。"周恩來憤怒地回答："俄語對我的困難，並不亞於漢語對你的困難。"
在1961年蘇共代表大會上，中蘇分歧公開化了。當時赫魯曉夫企圖譴責阿爾巴尼亞，因為阿爾巴尼亞一直頑固地堅持走斯大林的道路，無視克里姆林宮的新路線。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觀察員，反對章曉夫這樣做。周思來可能已經意識到，如果持獨立思想的阿爾巴尼亞今天受到譴責，中國明天也將受到譴責。
在那次會議中，章曉夫發動了對斯大林主義的全面譴責，以此回敬周恩來。周恩來卻在這個時候向斯大林墓獻了花圈，題籤上稱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章曉夫又採取了一個別人都不敢採取的行動——暗中操縱代表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陵墓旁邊移走的決議。於是周恩來退出了大會會場，中蘇兩國之間的分裂變得無可挽回了。幾年之後，周思來說，"約翰·杜勒斯的陰魂正在克裡姆止腔病！
由於中蘇分裂，到了六十年代末期，中國發現自己已經處於孤立的地位，而且被敵對的強國所包圍。我最後決定與北京作出和解的姿態之前，曾經盡量為周恩來設身處地地考慮過：當他環顧四周以後，一定會看清中國真正的和潛在的敵人是誰。
中國的東北方是日本。它對中國並未構成軍事威脅，但日本的經濟力量可能在將來成為對中國的可怕的潛在威脅。
南面是印度。自從中國派遣軍隊參加了一系列的邊境衝突以後，周恩來對印度人只有蔑視而已。然而，他懂得，印度是世界上第二個人口最多的大國，有了蘇聯的支持，它可能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威脅。
北邊是蘇聯。它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可以在三十分鐘內突襲並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在中蘇邊境，蘇聯還駐有全部現代化的四十多個師，比十年前至少增加了三倍。
太平洋彼岸是美國。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周恩來把美國看成意識形態上的最大死敵。但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也認識到：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所有的鄰國中，美國是現在或將來都不想反對中國的唯一國家。更重要的是，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制止中國的北方死敵的國家。
上述格局為中美恢復邦交準備了條件。這並非由於這一方喜歡那一方的哲學，而是為了維持力量的微妙平衡——這對中美雙方的利益都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正因為如此，當周恩來獲知我們希望重新打開兩國關係的信號時，他就像毛澤東在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以"只爭朝夕"的精神行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