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期兩周或三周的短期夏休使我們得以從辦公室工作的拘禁中解放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幾次休假對我們具有雙重意義。幾天內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開懷敞心地面向世界，面向新的人——我們懷著不可摧折的青春力量來享受這一幸福。我們一起旅游，幾個月前我們便盼望著這個日子，細心地做著准備，我們常為自己的細心而歡笑，然而它像一道陽光照射在我們灰暗的工作日上。出發的日子終於到了。一生中我從未再像同卡夫卡一起度過的旅行周中那麼心境手和地愉快過。一切憂愁煩惱、郁悶不樂全被我們留在了布拉格。我們變成了快樂的孩子，我們會想出最奇怪、最美的幽默話語——生活在卡夫卡身邊，直接享受他活躍地冒出來的思想確是一大樂事（連他的憂郁也是奇想聯翩、內蘊妙趣的）。除了那些大的共同的夏季旅游外，一年到頭還有許多夫布拉格近郊遠途的漫游。在有些夏天，我們每個星期天都來一番長途徒步跋涉，在復活節和聖靈降臨節我們一去二三天，平時我們也經常於星期六下午便離開了城市。大多數場合，菲利克斯·威爾奇是我們這個旅行團中的第三個人。我們一天內（我的日記中除了用“美不勝收”這一形容語外，還有這樣的記載）步行七至八個小時，這是我們的體育活動。還有在河流和小溪中沐浴。我們游泳，我們在陽光中一曬幾小時，我們的身體得到鍛煉。有一次，年輕的弗蘭茨·韋爾弗（那時還是中學生）也跟我們一起去塞諾拉普，參加了我們不拘形跡的在大自然中的生活。那次他曬得皮焦肉烤。他在薩查瓦蘆葦叢生的岸邊給我們朗讀了他的詩歌，令我們激動不已。卡夫卡在許多信中對此類野游提出過別出心裁的建議，現援引其中的一封：“親愛的馬克斯，你不要忙著花錢寄信告訴我你不能於六點零五分到達弗蘭茨·約瑟夫車站，因為你必須到達，我們乘坐的前往伏蘭的火車六點零五分准時開。
七點三刻我們將邁出前往達烏勒的第一步，十點在雷德勒那兒吃個辣椒，十二點在施台柯維奇吃午飯，二點到三點一刻我們穿過樹林到達急流邊，乘著急流四處逛逛。七點坐蒸汽船回布拉格。不用考慮什麼，只管於五點三刻到火車站——此外你不妨寫個管郵明信片來，告訴一下你是否想去多布裡柯維茨或其他地方。”我們在布拉格游泳場所的地板上不知度過了多少美妙的時辰，還有在莫爾道河上泛舟，以高超的技藝攀登河上的水壩。在我們長篇小說《斯蒂凡·羅特》中可以讀到這些經歷的反照。我佩服弗蘭茨游泳和劃船的技術，他駕駛一艘名為“飲靈號”的船尤其精明。他總是比我靈活、勇敢，在他人處於驚心動魄的處境時，他以奇特的方式聽之任之，報以近乎殘忍的微笑（這微笑的意思大體上是：“自己想辦法吧”）。我是多麼喜愛這種微笑啊，其中包含著多少信任和鼓勵！我感到，弗蘭茨在發明新的體育種類中主意是層出不窮的。這裡也表現出他的人格，為此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如同對待一切事情那樣）。第一次共同的夏日旅行開始於1909年9月《日，目的地是利瓦。卡夫卡、我的哥哥奧托和我在波納勒街下方的“巴格尼·德拉·瑪多尼娜”小游泳場度過的是最為悠閒的時辰——當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游利瓦時，我再也看不到那些可愛的、陽光照耀的灰色木板，再也見不到閃閃發亮的蜥踢在連接那車來車往塵土飛揚的街道與水流清冷的幽靜環境的園中小徑上爬行了。這座位於峭壁下的難以忘懷的、樸實無華的游樂場，我在你的湖灣中為你、也為我們的幸福經歷發出了訃告——我們在這裡曾享受著寧靜、享受著南方古典的簡樸。它再也沒有向我們顯示過這樣可愛、這樣高貴的面貌。卡夫卡後來也曾再度蒞臨利瓦，但卻是獨自一人，那是在他第一次戀愛受挫之後（1913年），他住在湖的另一邊的哈同根療養院。1909年我們三人境況都還很好。關於與我們一樣在這個游泳場住過的作家和大自然的崇拜者達拉哥的討論也不曾破壞我們舒適的心境。我那實際生活中比我能干的哥哥的旅行經驗幫助我們克服了一些困難，卡夫卡對他很欽佩。可以說是我的哥哥為我們“發現了”利瓦，一年前他已經來過，他領著我們取道最方便的路去觀賞一切美的和令人感興趣的地方。一張相片照的是我們的弗蘭茨在托布利諾城堡的拱廊下，另一張照的是我的哥哥蹲在一塊大理石板上，周圍是湖岸荒野的綠色。報紙上一條消息擠入了瑪多尼娜療養地的田園夢（當然，我們那時只能讀利瓦的意大利語地方報），在布雷齊亞將舉行飛行集會。——我們從未見過飛機，我們非常興奮地決定，盡管現金緊張，還是要到布雷齊亞去。卡夫卡尤其積極推動此次旅行——在此可以再次強調指出，那種認為卡夫卡蝸居在一個象牙之塔內，一個遠離生活的幻想世界中的觀點，那種將他想象成一個僅僅為宗教觀念所籠罩的隱士的觀點是多麼錯誤。全然相反，他對一切新的、有關時事的、技術上的事物都感興趣，比如對電影業的興起他就很感興趣。他從不清高地超然物外，即使對現代發展的濫用或弊病他也懷著耐心和不竭的好奇心追根溯源，保持著對人類的本質的希望，從來不懷著自大的“優越感”，從來不以斯蒂凡·格奧爾格那種態度拒絕與下層組織的世界接觸。只有那些不正直、不道德的事物對他才沒有吸引力。他有著了不起的天賦，會自然而然地對之感到厭煩。比如，我從來不曾說動他，多讀些卡薩諾瓦（我當時對之可能估計過高，但我今日仍覺得他是重要的、十分值得一讀的作家），不要光讀關於他逃出鉛皮屋頂監獄的描寫。——布雷齊亞人山人海。由於我們必須非常節省，我們只能在一個像是強盜窩的房間裡住宿，房間的地板中央（今天我還常問自己是否記錯了）有一個圓形的洞，從洞裡可以看到下面的酒館。我們相信，斯巴拉伏契勒隨時都可能走進來。可是第二天在飛機轟鳴聲聲的陽光之下，那惡夢般的夜晚在我們的笑聲中煙消雲散。
歸途中，我們在德申札諾過夜；在那裡幾百幅聖像下潛伏著的無數臭蟲自然將我們驅趕到了大街上，於是我們在湖堤上的長凳上受凍直到天明。我們那時就是這樣旅行的，對豪華的賓館我們一無所知，但卻無憂無慮、快樂興奮。那個時代具有很大的優點。利瓦是奧地利的，布雷齊亞屬意大利——有時會聽到關系緊張的消息，社會上傳說在利瓦那兒的布裡奧納山中有地下防御工事——但是誰都不當一回事，戰爭是個不現實的概念，一如《智者的石頭》，當我們旅途中越過邊境時，幾乎沒有什麼感覺。我們第一次看到的飛行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弗蘭茨把他所觀察到的一切寫下來，匯集在一篇文章裡。在他與我之間像進行一場體育比賽，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對這個主意發生興趣。我也打算寫一篇文章，但後來我們確定一下，看准的介紹更貼切、成功。這種游戲般的、幾乎是童稚的做法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卡夫卡總是有影響的。我們約定，旅行期間盡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頭腦中的妙語警句，對我們所見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絕不洩露。直到結束時攤開來看看，是誰擊中了要害……在這整個建議後面藏著我的一個秘密計劃。卡夫卡的寫作工作那時熄火停工了，數月之久一無所成，他經常對我訴苦說，他的才子顯而易見地在滲漏，已經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時一連數月處於冷漠狀態，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記中經常重視關於他的憂傷的記載。心靈傷感，精神愉快——這句話用在他身上真是再確切不過了，這句話也說明，為什麼甚至在他處於特別沮喪的狀態時，他給他所接觸的人們帶來的（且不論彌留之際的親密）不是沮喪，而是興奮。我那時從他的許多自白中知道他是多麼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確地向他指出，應該振作起來，我想要向他證明，他對他文學上的不育之症的擔心是毫無理由的，只要有一種意志，一種精力集中，就能將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計劃成功了。
弗蘭茨興致勃勃地寫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齊亞現飛機》，經大加刪節後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亞》上（是我把它轉交給《波希米亞》當時的編輯保爾·維格勒的），後來我又說服弗蘭茨讓我將它全文收入我的《論丑的圖像之美》一書中（同我關於同一題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這本書中，我以下述評語推薦了弗蘭茨的文章：“在一本書裡只讓一個作者說話，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種沒有說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們朋友倆希望在這次旅行中和我們的思想中永遠不可分離地、肩並著肩地立在異國土地上，那麼在這本立於本土的書中我們為什麼就不能這麼做呢？盡管兩個作者都表現出滑稽的、故意誇張的擔憂，相互間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競賽的激烈過程中急切地請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奧托——給予幫助，但這兩篇題材一樣的姐妹篇如果沒有對方能產生嗎？它們能如此互相隸屬、互相補充、互相點題、相得益彰嗎？假如我們有共同發表的願望，而沒有別的辦法怎麼辦呢？”我手頭有這兩篇文章的清樣。我當時由於讓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書中得以發表而自豪。可惜願望未能成為現實。最後這本書顯得過於龐雜，許多散文都要根據出版商的意思從已經排好的版面中抽出，其中也包括這兩篇。——卡夫卡的文章於是發表在附錄中。這樣的文章當然絕對不是我的最終目的，它的作用僅僅是推動弗蘭茨的創作欲再度湧流。我達到了這個目的。當然，這個固執的作者在這麼做之前總是倔強地抗拒著我。有時我就像懸在他上方的鞭子，驅趕著他，逼迫著他，當然不是直接的，而總是通過新的方法，通過巧妙的途徑，無論如何我再也不讓他的才情重新處於停滯狀態了。有時候他為此感激我。但他也經常覺得我的逼迫討厭，它詛咒我的行動，他的日記有這種記載。我也感覺得到，但我並不在意。我認為這事關重大，我的行動是一種幫助，雖然這往往是違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將他的日記的產生亦歸為我的功勞。弗蘭茨的四開本筆記是直接從我們短小的旅行筆記中脫胎出來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筆記的繼續。——對自己的經歷進行記錄和評說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覺醒的傾向，這一傾向在我們共同搞的旅行報道中吸取了養分，開始得到系統性的建設。日記對於卡夫卡的意義完全不僅僅是自傳性的，為控制心靈服務的；在那些關於個人的評說中間夾雜著他後來收入他的第一本書《觀察》中的片斷，這類由他自己提供發表的篇章從內容實質上看無法與那些日記中的片斷區別開來。我們不知道，這位作者為什麼認為有些是值得發表的；而有些則應該保留。在日記的上下文之間還有許多或多或少展開的故事殘篇，它們堆積著，堆積著，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較長的小說《判決》突然脫穎而出，大放異彩。隨著《判決》的誕生（於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間的夜晚），這位作家獲得了突破，找到了與自身相適的形式，一個強大的、獨樹一幟而無法重復的小說天才終於進入了他的天地。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巴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們的友誼團體擴展了，這是一個幾年前便已開始了的發展。我把卡夫卡帶到菲利克斯·威爾奇和奧斯卡·鮑姆那兒。那位目光尖銳的哲學家（《仁慈和自由》、《中間的冒險》是他的代表作，此外還有與我一同起草的調查報告《觀點和概念》）和那位作家深受卡夫卡所吸引——這個四人聯盟有其獨特之處，其友誼就仿佛是兩個伙伴間的親密，從不為任何一句惡語所損害。四人有規律的聚會在許多年中賦予我們的生活以穩定的節奏。——關於與卡夫卡的第一次會面，作家奧斯卡·鮑姆在上面已經摘引過的文章中寫道：我們的第一次會晤我記憶猶新。馬克斯·勃羅德是中間人。他把弗蘭茨·卡夫卡帶到我這兒來，並在1904年那個秋日的下午給我們朗讀他剛寫完的小說《暗紅色的旅游》。我們那時才二十出頭。我們卷入了對這篇小說的熱烈的意見交流，話說得特別儉省，特別有節制，這是我們當時的特點。我還記得一些話。卡夫卡說過的話中有這麼一句：“假如說，沒有必要把注意力從事件過程轉到風格的創新上去，那麼其魅力在這裡便是最強烈的。”
卡夫卡走進我的房間時的第一個動作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是到一個盲人那兒。在勃羅德介紹時默默地朝我鞠了個躬。人們會認為這純屬毫無意義的客套，因為我目不見物。顯然由於我同時的鞠躬幅度過大，他那梳得光光的頭發碰了一下我的額頭。我感到一陣激動，其原因當初一下子說不上來。他是我所遇見過的人中的第一個，將我的缺陷確認為僅僅是我個人的事（不是通過適應或體貼，沒有在自己的行為上作出絲毫改變）。
他就是這樣。他就是這樣與通常的有目的的做法簡單而自然地保持著距離，他的嚴格而冷淡的與人的距離在人性的深度上勝過了通常的善意（這種善意我在以往與人第一次見面時是通過對方言談和語調和握手之熱度毫無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把他每一個無意識的動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話都歸入他個人整體的世界觀中來看，那麼盡管抽象的斗爭始終在他的精神中進行，他的出現，他的外表現象卻顯得極其生氣勃勃。在他朗誦時（朗誦是他所酷愛的事情），每一句話都通過每個音節清楚無誤地讀出而表達出來，有時他舌頭運動的速度令人頭暈目眩，完全猶如音樂中那樣分成短小的音節，一口氣長得驚人，在強度音階的漸強符號中急劇加強。——他的散文中也有這種現象，有的完成了的篇章（如《馬戲團女騎手》）是僅僅由一個句子構成的奇妙的結構。
我並不想造成這樣的印象——卡夫卡僅僅出現於“布拉格四人”的中心圈子裡。根據他的性格，實際上他願意與每一個情趣相投的人交往，或者至少在身體健康時不拒絕與人接觸。同卡夫卡有過交往的人中有馬丁·布德、弗蘭茨·韋爾弗·奧托·皮克、恩斯特·魏斯、維利·哈斯、魯道夫·福克斯，在以後的歲月中還有朗誦家路德維希·哈特、沃爾芬斯坦和其他人。這些人中有幾位也許想要說幾句話，並補充卡夫卡的生活圖（參見附錄二、三）。由於弗蘭茨得了一場不太嚴重的癤病，也由於法國醫生的幾次治療把他嚇得夠嗆，導致了這次巴黎之行的失敗。沒幾天他就回布拉格去了。卡夫卡對任何健康受損狀況都很敏感。——身體的任何不完美感都能折磨著他，比如頭皮屑或便秘或一個未曾完善發育的腳趾都會令他深感不適。對藥物和醫生他是不信任的。他要求讓自然重新帶來平衡，他鄙夷一切“非自然”手段。當他1911年去瓦倫多夫旅行（也許是公務出差）時，他認識了自然療法的倡導者、工廠主施尼策，從而使他的這種傾向更加鮮明。我在我的記載（1911年5月）中找到了有關的一段：“卡夫卡星期五到布拉格，不到我這兒來，不到鮑姆處去。下一個星期四我終於生氣地給他打了個電話。他是‘那麼弱、渾身散了架子，胃糟糕得很，老是在家裡，那麼悲傷’。星期五下午他來看我，講了關於花園城市瓦倫多夫的一些非常美妙的事，講到一個‘魔術師’般搞自然療法的人、富有的工廠主，這人檢查了他的身體，僅僅從側面和前面看了看脖子，便說骨髓中有毒素，並幾乎已進入大腦，說是由於生活方式顛倒造成的。他所建議的療法是：開著窗睡眠、曬太陽、在花園裡勞動、參加一個自然療法協會的活動，訂閱由這個協會，或毋寧說由這個工廠主自己編纂的雜志。他宣揚反對醫生、藥物、打針的見解。把《聖經》解釋成素食學說：摩西引導猶太人穿越沙漠，使他們在四十年內成為素食者。以曼那為素食品。死鵪鶉。向往‘埃及的肉罐’。耶穌在新約中更清楚地說到面包：“這是我的軀體。”弗蘭茨對自然療法和與之俱來的改革努力的立場是由強烈的興趣伴隨著的，通過對這一運動中混雜著的愚昧和乖戾怪僻的善意嘲笑，他的觀點已與此運動有了可喜的不同。從根本上而言，他認為造就新的健康人，利用神秘而又公開地展示著的自然治療力量這一工作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而且與他自己許多直覺和想法相吻合。他也作了大量的實踐。無論什麼季節，他都開著窗睡覺。到他的房間裡去拜訪他的人都會注意到那裡新鮮、清冷的空氣。他總是穿著單薄的衣服，冬天亦然，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不吃肉，從不喝酒。得病時，他選擇去鄉村原始的環境中接受家庭化照料（在屈勞），對療養院不屑一顧，到毫無辦法時才去療養院。1910年還有一次重要的會晤。我在我這一年5月裡目的日記中找到這麼一段記錄：“薩沃伊咖啡館。列姆貝格協會。對J．P．很重要。”（J．P．是我當時計劃寫的一部長篇小說）5月4日：“晚上與卡夫卡在薩沃伊。棒極了。”弗蘭茨關於用伊地語（俚語）演出和演唱話劇的東方猶太人劇團的筆記無疑是從下一年開始的。從那時起，這些筆記填滿了四開筆記本的許多頁。很少有人像卡夫卡那樣給這些演員（即使是其中最傑出的也不例外）以如此深的愛和如此緊迫的理解努力畫像。他描寫的既有關於他們的藝術的也有關於他們的私人生活的。由他給予這一殊榮的有克魯格夫婦、契西克夫婦、皮帕斯先生，尤其是年輕的伊薩克·略維。在這方面，我是激發者。我們的友誼的美妙之處就在這裡：在許多方面我向卡夫卡學習，這是已經提到過的，在其他事情上卡夫卡又追隨我的足跡。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將從我這兒接受的第一推動力發展到我從來不曾想象到的深度和廣度。比如說，盡管我是薩沃伊咖啡館裡演出的常客，並在那裡學到了許多有關猶太民族的知識；但弗蘭茨在我帶他到那裡去了一次後，簡直便融合在這個環境中了。這裡體現了他干一切事情的那種高度的、創造性的、富有成果的換而不捨精神。一種奇怪而羞怯的愛與敬慕將他與一位女演員聯系在一起，而她幾乎毫無察覺。他將演員略維視為朋友，經常帶他到他的住處去（這使不喜歡弗蘭茨一切朋友的父親非常惱火），讓這個感情強烈的朋友敘述他的整個生活、環境和歷程，從而得以深刻地窺視這群波蘭——俄羅斯猶太人的風俗和精神危機。他的日記中凝聚著從略維那兒得來的財富；這段經歷也引導卡夫卡去研讀猶太史（格列茨編）和伊地語文學史（皮內斯編寫的書的法文版本），——四開筆記本中大段大段地摘錄著後者的內容，接著是關於小民族文學的結構和特點的思想豐富的探討。同時還可在這些地方側面看到卡夫卡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捷克文學發展的浮光掠影。在皮內斯一書的摘錄後面跟著同樣詳細的比德曼《歌德談話錄》一書的摘錄，足見他興趣之廣泛。順便提一下，在卡夫卡以後的日記中還有《伯爵夫人圖爾海姆回憶錄》（讀它“成了我最近幾天的樂趣”入《馬賽蘭·德·馬伯將軍回憶錄》和保爾·霍爾茨豪申的《德國人在一八一二年的俄國》）的摘錄。卡夫卡尤其愛讀傳記和自傳體的著作。格裡爾帕第和黑貝爾的日記、馮塔納的書館也在他愛讀的作品之列，他對這些作品遠比對這些作者的文學作品熟悉。屬於他喜愛的書籍還有報告文學，如富蘭克林的自傳、薩賽的《一八七0——七一年巴黎被圍》、弗朗索瓦、柯佩的《一個巴黎人的回憶》，後者尤推“瑪蒂爾德公主”、“古斯塔夫·福樓拜傑出的言談”二章。卡夫卡朗讀書中引錄的他所喜愛的福樓拜的話真是莊嚴恢宏。他把這本書送給我，時至今日，我還很願意重溫他劃出來的地方，這往往是那些表明作者的虛榮心和奇特性的地方，頗能說明卡夫卡的用心，比如下面這段關於拉瑪丹的軼事：“我看不透這個年輕人——他在一個不認識人登門拜訪後說道——他在我面前不那麼激動。”卡夫卡懷著激動和愉快的心情闖入了東方猶太民族力量的新世界，下面這張明信片或許能夠向我們展示這樣的心情：“親愛的馬克斯，竟然叫我們給撞上了！蘇拉米特和戈得法登即將上演了！我歡樂地浪費一張明信片，把現在你已經讀到的這件事告訴你。我僅希望，他也已經給我寫了信了。”弗蘭茨根據伊薩克·略維的陳述以略維的口氣著手寫一種類似自傳的東西，借以環顧伊地語戲劇，這篇東西的開頭部分保留了下來。這篇小作品很好地勾勒出他們間的談話面貌，我那時也經常參加他們的談話；勾勒出一個當時吸引了卡夫卡注意力的利益圈子的面貌，這個圈子從與復國主義的抽象理論有別的角度，從更其活躍、更其色彩紛繁的角度向他和我展示了猶太民族的事業。那時候正值復國主義者和復國主義世界現初次來到我的身邊，我把這些影響介紹給了我這位朋友，這種影響的發源地是布拉格巴爾——柯霍巴協會，尤其是那位傑出的胡果·貝格曼。卡夫卡一開始拒不接受，—一我當初對這方面向我宣教的一切（往往以過於華麗完美的形式宣教）概不贊同，而且當初正是為了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經院方式表示抗議，才走入了齊根廣場那上演著受到普遍蔑視的“蹩腳小劇”的不怎麼吸引人的薩沃伊小咖啡館的。我積極地捍衛這種思想，盡管這些演員的表演往往類同於為滑稽而滑稽的文藝，接近偽藝術品。但他們的演出給我們提供的關於猶太民族的了解要多於西方猶太人的哲學理論，那些西方猶太人雖然也努力探索民族性，可是在核心上已經異化了。後來隨著認識的吃力的增長，我才漸漸明白，東方和西方，齊翁山和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之間是如何聯系的。卡夫卡對這種觀點的反對態度持續得比我更久。在我後來成了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信徒時，我（當我們在莫爾道河上泛舟時）力圖說服卡夫卡承認這種政策的必要性，結果不僅白費口舌，甚至導致了一些爭吵，在我們中間造成了唯—一次短暫的疏遠。——在我的日記中我找到了一段1913年1月18日關於在布伯、韋爾弗、卡夫卡、皮克、鮑姆和我之間的談話記載，內容自然是這個題目。1913年8月23日日記：“下午同卡夫卡一起。游泳、劃船。關於集體感的談話，卡夫卡說，他沒有這類感覺，因為他的力量只夠用於自己。船上的辯論。我在這一點上的轉變。他給我看基克加德、看貝多芬的書信。”12月的日記中談到了疏遠。可是12月24日已經又是：“卡夫卡。關於社會問題。城市公園。”——從那時起，卡夫卡日益向我的復國主義基本立場靠攏。在1918、1919年激動人心的那些日子裡（猶太國民委員會、猶太學校成立），他以建議、同情、鼓勵、出於愛心的贊同站在我一邊，他對我工作的認可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而且他通過深鑽希伯萊語，在這個領域中也遠遠地超過了我。然而我畢竟是先走了一步。讓我們就那可憐的伊地語劇團再稍談幾句。從這裡產生了我們後期似乎毫無關聯的發展階段的動力。卡夫卡為那些始終掙扎在貧困線上的藝術家們服務是不知疲倦的。比如，他起草了一封給波希米亞所有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信件，以求讓這個劇團能巡回演出；他讓他們的演出變得豐富多彩。通過這件事顯示出，只要他還健康，還沒有被職業、結婚計劃等等弄得完全麻木，他身上使潛藏著何等充沛的被抑制著的能量和活力。1912年2月18日他在猶太區政府禮堂舉辦了一場略維朗誦會，朗誦會籌備工作和技術上布置的整副擔子都壓在他的肩上，他唉聲歎氣。但做來卻瀟灑優雅，不無自豪。弗蘭茨為朗誦會所作的開場白保存在我的妻子的記錄中。它是這樣開始的：在東方猶太詩人的詩句開始之前，尊敬的女士們，先生們，我想告訴你們，你們懂得的行話要比你們估計的多得多。我對今天的晚會對你們中每一個人是否產生影響並不擔心，然而我希望這種影響能馬上自由擴展，只要它是份所應得的。但是在你們中間有些人擔心聽不懂行話，這種情況不會發生。那種擔心的心情幾乎可以從你們的臉上看出來……
至於《判決》中那個俄國朋友的形象，也有著演員略維的某些特征，這是十分明顯的。而日記中的這句美麗的話是多麼激動人心：“我們對這些這麼好卻無所收益，甚至遠遠不曾得到應得的感謝和榮譽的演員們的同情，實際上只不過是對許多高尚的努力之悲劇命運的同情，首先是對我們的努力之命運。”——離開布拉格後，略維脫離了他的人馬，前往布達佩斯。在卡夫卡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封略維致弗蘭茨的信，日期是1913年10月28日，發自維也納。信中寫道（具有特征的拼寫和語法錯誤按原文保留）：“您想想，我陷得多麼深，甚至斷了與您的這一聯系……我多麼盼望您的信啊！我早就脫開了一切，沒有朋友，沒有父母，沒有家庭……一切人中之最可愛的卡夫卡博士也失去了……這一失去是我沒有想到過的……您是唯一對我那麼好的人……是唯一說話說到我心坎裡去的人，唯一把我理解為還算不錯的人。而您我也不得不失去……可惜您不能給我寫信。您不能對我好。我請求您不要以為我‘瘋了’，我頭腦清醒得很正常。就像死掉一樣。”信中接下去出現了這麼一個悲傷的句子：“我能夠期待什麼呢？再給來一針嗎啡……”附著的是弗蘭茨對這封信或另一封信的答復的草稿。信中說：親愛的略維：我真高興，您還記得我；但從您信中可以得出結論，說我這麼遲才回信，這卻是不那麼令人高興的。我暈頭轉向，忙忙碌碌，卻不能為自己或他人做許多有益的事情。
此處有個新聞：我訂婚了，並覺得做了件什麼好事和必要的事，盡管世界上自然有許多懷疑，在這許多懷疑面前，即便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把握不定的。
您始終還在折磨自己，無路可走，這是很悲哀的。您恰恰在匈牙利逗留了這麼長時間，真是奇怪，不過也許有糟糕的原因。我覺得，當我們那時在布拉格的夜色中漫步時，我們倆心中燃著多得多的希望之火。那時我想，您一定會取得突破的，而且是一舉成功。此外，我必須告訴您，我對您的前景的希望並未熄滅。您有那麼點絕望，但也有那麼點幸福，當您在絕望中想到這點時便如此。願您為今後的好時辰而多多保重身體。您所必須經歷的事態已經是夠糟的了，不要由於損害健康而使事態更加尖銳化。
我很希望能聽到關於您和您的朋友什1的更多情況。您這回不去卡爾斯巴德嗎？致最衷心的問候！您的弗蘭茨·K。
我不知道這封信是否到達略維手中，他後來如何。——他今天是否還活著呢？1911，8月末。休假的歡樂。乘車前往蘇黎世。然後去弗呂倫，再後是盧加諾。每到一處，最使我們感興趣的總是在湖中游泳。那是些陽光普照的日子，世界一片歡樂。我們的友誼在那時變得日益密切，逝去的工作年又經歷了許多高潮，包括關切的擔憂在內。我在3月13目的記載中找到這麼一段：“卡夫卡打來電話，因為他房間裡的燈光滅了，後來又亮了。”我把他的詩“小小的心靈——跳著舞步……”（《鄉村婚事》131頁）譜了曲，用鋼琴變奏來表現這簡單的旋律，從而表明我對這位朋友的愛。順便提一下，卡夫卡具有音樂語言藝術的天才，但卻缺乏真正的音樂上的細胞，這看來有得亦有失，互為補償。我經常觀察到，有些作家在他們的詩歌或散文中表現出傑出的音樂的節奏和力度，好像在語言中發揮盡了他們的音樂力量，以致在音響的王國中再也不能占有特殊的席位。卡夫卡不會演奏樂器。有一次他對我說，他不能區分《快樂的寡婦》和《特裡斯坦》。無論如何可以肯定一點，他從來沒有為認識高檔音樂花過很大力氣。但是對節奏和旋律的自然感覺卻並不貧乏。我經常聽到他哼唱略弗的謠曲《艾伯斯坦伯爵》，這是他喜愛的曲子。——我時常拽他去聽音樂會，但很快就放棄了，因為音樂會給他的印象純粹是視覺上的。“我聽到的音樂自然在我周圍砌起了一堵牆”，他在日記中談到一次勃拉姆斯音樂會，“而唯一持久的對我的音樂影響是，我感到被囚禁著，與自由無緣”。接著是關於女歌唱家們、觀眾、一個包廂裡的教會人士，一句也沒有談及音樂。——弗蘭茨對於戲劇、朗誦會的興趣要強烈得多。我們一起在劇院裡、有歌舞表演的餐館裡、有著美麗姑娘們的酒家度過了多少個夜晚。這就是說，那種特卡夫卡視為沙漠修道土或隱士的看法也是完全錯誤的。至少在他的學習階段不是這麼回事。那麼此後呢？此後他對生活的要求不是太少，反而是太多，亦即要求盡善盡美，在愛情上也要求盡善盡美，否則寧可一無所得——這樣的結果當然是，他與調情戲愛全然不沾邊，對性愛他僅僅從最困難的方面接受，他從來不說“不正經的”笑話，甚至不能容忍別人當著他的面說。這意思是：他並不抗議，但是也無人會當著他的面那麼干。他的整個品質是對純潔的渴望。——在那青春年代裡，這種嚴格的思維方式卻還不曾如此清晰地形成。他記得他對一個叫韓富的酒館女侍的熱情，一次他談到她時說，成團成團的騎士會從她身上馳過。弗蘭茨在這個戀愛關系中是非常不幸的。這從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出，照片拍的是他和韓茜，但是看上去他好像馬上就要脫身逃走似的。我的一段日記中寫道：“特羅卡德洛酒館。那裡他〔弗蘭茨〕愛著德意志帝國郵票上的日耳曼姑娘。分開的房間。但他奇怪地退縮。當他說我將為您付房錢時，他笑了，仿佛那是嘲諷。”一些信中有對此或類似的關系的提示。這朦朧晦暗的女人事宜（根據他的思想——主要在他的思想中——亦可稱之為不純潔的）在他的三部長篇和其他作品中留下了許多痕跡。我在此再摘引一張寄自波希米亞森林中的斯皮茨山的明信片以及三封信，它們證實了他在同女人世界打交道中所渴望的、得不到滿足的心情（卡夫卡提到的那本書指我的長篇小說《諾納發格宮》，1908年人（明信片）親愛的馬克斯：我坐在陽台屋頂，前方快要下雨了。我保護了腳，把它們從陽台的磚地上縮回到一根桌子下的橫檔上，只是由於為寫字而犧牲著雙手。我要寫的是，我很幸福，你若能來我將很高興，因為森林裡有些事足以令人在沼澤上躺著思索好幾年。——再會，我馬上就會回來。你的弗蘭茨。（用的信封是AssicurazioniGenerall的）親愛的馬克斯：謝謝你。你一定會原諒我這個不幸的人沒有更早些向你表示感謝。而我星期天上午和下午一開始無所事事地坐著，無所事事得可怕，僅僅通過我的身體姿勢，僅僅為了爭取一個職位。下午的後半部分依然坐在我祖父那裡。但是經常為自由的時辰而激動，然後在黃昏時分不言而喻地坐在可愛的幾床旁的沙發中，而她在紅色的被子下面拍打著她那男孩般的身體。晚上同另外那一個去展覽會，夜裡去酒館裡，五點半回到家中。這時我第一次讀你的書，為此我再次謝謝你。我只讀了很少一點，而且是已經知道的內容。什麼樣的喧囂啊，有控制的喧囂嘈雜聲。你的弗蘭茨。1908．6．9親愛的馬克斯——現在是午夜十二點半，對於寫信來說這是個不同尋常的時間，即使夜晚像今天一樣炎熱也罷。連夜蛾都不飛到燈光中來。——在波希米亞森林中度過了一些幸福的日子後——那裡的蝴蝶飛得像我們這兒的燕子一樣高。我回到布拉格已經四天，一片迷們。沒有人受得了我，我也受不了任何人，但第二點只是結果，只有你的書（我現在終於一口氣往下讀了）使我舒適。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無從解釋地深陷於不幸之中了。我在讀它的時候，緊抓著它不放，盡管它根本沒打算幫助不幸者。但倘若沒有這本書，我就必須馬上找到一個人，只需要他和善地向我提起昨天我同一個妓女在旅館中一事。她太老了，已經無力多愁善感，人們對妓女不像對情婦那麼親熱，這僅僅使她遺憾，卻並不使她驚奇。我沒有安尉慰她，因為她也不曾安慰我。最親愛的馬克斯，並不是有什麼事非馬上說不可，而是由於對你的問題好歹總得有個答復，要作出這個答復昨天走的那段路太短了（不是“昨天”，其實那時已是夜間二點一刻）。你說，她愛我。為什麼這麼說？是開玩笑還是沒睡醒覺？她愛我，而不想問問我，我問誰一起在斯台科維茨，我干了些什麼，為什麼我在工作日不能去旅游等等。在酒吧間裡時間也許不充裕，但旅游時卻有的是時間，你想要什麼，而每一個答復對她來說都是夠受用的。一切似乎都可否定，但在下面這一點上卻沒有否定的可能：我在外那兒害怕碰到W，我這麼對她說了，於是她也馬上害怕起來，為我害怕，怕碰到W。由此產生了一個簡單的幾何圖形。她對我的態度是高度的友好，這種友好完全沒有發展的能力，與高度的和低度的愛情全都相距甚遠，因為它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我根本不必把我自己混入那幾何圖形中去，讓它保持清潔。現在我完全有資格睡覺去了。你的弗蘭茨不言而喻，我們互相間平時談到許多初期與女人接觸的經歷，弗蘭茨有時回憶起更早些時候與一個法語女教師的關系。他也還說到一個他有一次在楚克曼特爾認識的女人。我擁有的材料中有一張發自楚克曼特爾的神秘的明信片，那是在很早的時候：我的地址是弗蘭茨寫的，林中小徑那幅畫下面的文字出自一個陌生的女人手筆。“這是一片森林，在這可以幸福。所以來吧！”署名是速記體，無法辨認。關於這個插曲和後來於1913年在利瓦的插曲（關於後者弗蘭茨守口如瓶，這一點是他對那位姑娘的諾言），1916年的日記中有所涉及：“除了在楚克曼特爾，我還從未與一個女人親見過。然後還有同那位瑞士女人在利瓦。第一位是個女人，我是無意識的，第二位是個孩子，我徹頭徹尾地給搞糊塗了。”在盧加諾，我們幸福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弗蘭茨是掌握那賦予生命的、將大地與天空夢幻般結合在一起的大自然樂趣的大師。（不妨重溫一下他從波希米亞森林回來後寫給我的那句話：“那裡的蝴蝶飛得像我們這兒的燕子一樣高。”）在拉克百樂旅館（盧加諾），在附近的游泳場以及我們的徒步漫游中，我們享受著美好而自由自在的日子；晚上，我們倆在旅館平台上激動地寫日記，但這回不再互相保密，而是互相商討。那時產生了共同寫一部長篇小說《裡夏德和薩姆埃爾》的計劃。我們在小說中善意地互相取笑（短篇小說集296頁）。當卡夫卡心情愉快的時候，他很少不帶點小小的刻薄，而小小的刻薄總是與許多的愛結合在一起的。通過寫日記，我們創造了一整套享受生活、或不如稱之享受旅游樂趣的理論。我記得，我們在四林湖的蒸汽船上曾為那些“只”帶著照相機，而顯然對用日記完成的旅游回憶錄這更高的藝術一無所知的游客發出同情的歎息。——還有另一個計劃產生於那次短暫的、然而內容無限豐富的旅游過程中（那次旅游也到達了米蘭，在那裡由於對霍亂的恐懼而折回，前往斯特雷莎和巴黎）。這是一個近於瘋癲的計劃，但我們倆卻堅定不移地、不斷以新的戲謔加以擴充。我們想出一個主意，創造一種新的導游書。它可以被冠以“便宜”之稱。比如瑞士便宜游”、“巴黎便宜游”等等。弗蘭茨懷著不知疲倦的心情和孩子般的快樂，推敲琢磨這種應該使我們成為百萬富翁，但首先是擺脫可厭的公務工作的這種類型的原則，細至一切枝節。我則認認真真地同出版商們就我們的“旅游小冊子改革”保持通訊聯系。我們的談判失敗的原因是，不得到一筆巨額預支，我們便不肯披露我們寶貴的秘密。——弗蘭茨特別樂意在這種嚴肅與戲謔的分界線上玩弄平衡，且技藝高超。人們經常摸不看頭腦，他的意思是嚴肅的抑或是開玩笑的；他自己顯然也並非總是搞得清，一任自己偉大的童話敘述家的創造性奇想湧流。他也便是這樣與我玩新的旅行指南——我們的“便宜叢書”——的游戲的，其內容我們在巴黎地鐵的比爾和其他提及最多的開胃飲料廣告旁的牆上處處都曾看見：“便宜從書”首先可為旅行者減卻選擇之苦，提供的是強制性路線，在每個城市裡只有一家旅館，只有一種交通工具，價格最為實惠。將有一個組織經常驗證情況。關於准確的“小費數”卡夫卡寫入了我們共同的備忘錄。筆記中寫著：“不是快速或慢速的旅游者，而是一種不快不慢的旅行團。偏差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問題不大，因為總是與精確近咫尺。”“便宜叢書”此外還將在自己的分類中回答下述問題：“下雨天干些什麼？”“旅游紀念”、“合適的服裝”、“免費音樂會”、“何處與怎樣可以像當地人一樣獲得免費戲票？”“各畫廊只有少數重要的畫，但值得認真觀看。”我們尤其以開玩笑的態度搞一本“便宜叢書”中的語言向導，這本書的原則是：“要想完全掌握一門外語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寧可馬上著手學一種不正確的外語。這樣不太費勁，而用來互相理解卻也夠了。這是一種世界語，一種由我們發明的不合標准的法語或英語，還加上方言和當地適用的符號語言。”我們懷著濃郁的興趣和喜愛所制訂的一切計劃都融和著我們開懷的大笑，都自然地包含著深有所感的嘲諷，這些嘲諷是針對我們自己的缺陷（我們倆都缺乏對外語的天才）和我們由於情勢所迫而實行的節儉的。——為了減低那些日子在我的記憶中過於明亮的亮度，從願以鄭重的態度再引錄一段我此後寫的日記：激動人心的是，柏拉圖多次試圖將他的學說付諸實施（西西裡）。可能會發生什麼呢，在他心裡，在他周圍？——提到柏拉圖的名字所產生的矜持穩重的音調與這顯然傻裡傻氣的事實完全不相稱。——這個人雖然在許多方面有謬誤，但他在同時代人的眼裡難道不應該占有比傻子更合理的地位，不應該少令人難堪些嗎？後世對他的過度鼓吹不那麼介意或根本不介意，於是他的“理想”觀念光輝地顯現了——然而人們卻忘了，這種過度鼓吹和這種理想觀念是共生的。假如我完全誠實地說的話：卡夫卡有些時候有些方面不也在令我難堪嗎？比如在盧加諾，當他不肯服洩藥、忠於他的自然法則時，我不是由於苦求而敗壞了自己的情緒嗎？——卡夫卡的這種情況是一個天才的例外表現，他是那麼難以言狀的溫柔和體貼入微。從原則上說，天才的身上總是噴湧出令人不愉快的因素直至徹底的不可捉摸，而他自己努力去消除這些。事實上這些因素在他身上也幾乎令人覺察不到，只有一些殘余，比如不准時。
為了進行下一個年頭即1912年前往魏瑪的旅游，我們出於對歌德的愛，出於進行了多年的歌德研究而有著特別充分的准備。聽卡夫卡出神地談歌德，給人以一種非常特別的感覺；這就仿佛是一個孩子在談他的一位祖先，這位祖先生活在比今日更幸福、更純潔的年代，與神性有著直接的接觸。這時我們再次看到他那輕微的刻薄：卡夫卡有時強調說，他很驚訝，怎麼有的作家會那麼不謹慎，居然去摘引歌德的話——歌德的一句話在每個作家的其他文字中間總是顯得格外耀眼。下面一段日記證明了卡夫卡對歌德不同尋常的敬意（我在這段話後面接上一段關於萊辛形象的日記，以便將卡夫卡對德國古典文學家們的態度的全貌至少象征性地勾勒出一個輪廓來）：歌德通過他的作品的強大力量很可能阻止了德國語言的發展。在他身後的年代裡，盡管散文經常脫離他，但是最終——現今便是如此——卻更強烈地渴望重新回到他的身邊，並重新揀起歌德筆下出現過、但此外與歌德並無關系的古老的用語，對自己無限的依附性之完善的外觀高興不已。
關於巴爾海姆（見《明娜·封·巴爾海姆》，他在日記中引錄了我們提到過的狄爾塞的那本書中的一段話：“他擁有心靈生活的那種自由的靈活性，在生活狀況改變時總是重新展現出令人驚訝的全新的一面，這種能力是只有真正的詩人的創造中才具備的。”懷著這種五體投地的心情，我們拜訪了魏瑪，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了補充日記中對這次旅行的記述，我想重述一下我的《愛的魔國》中相應的一段，唯一與之不符的是，我們這兩個可憐的小職員沒有一整個月，而只有一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用於訪問魏瑪。他們共同作夏季之旅。只去魏瑪，去魏瑪一個月；在尊崇歌德的原始力量方面他們從一開始就是一致的，全然不受時髦的反對他的竊竊私語所擾。對此不需要什麼抵抗性的影響力，這些也許只能加強他們的感情。此外，他們希望做的並不是研究魏瑪，而是在那裡生活，就像在一個避暑勝地那樣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游泳，晚上在主廣場的一家飯店中吃許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就像關系到戈爾塔的一切事物一樣，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層獨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於戈爾塔的意願，而是出於他的自然屬性、一種獨特的誠實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覺上求精）的基本特征。
他和弗勞恩普蘭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兒之間產生了一種微妙的關系。說是愛情關系恐怕言過其實，這只是兩個年輕人之間一種羞怯的、調皮的、或許還帶著微微痛楚的樂意互相見面。結果是，戈爾塔連同克裡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處，這麼一來，他們便可以同這美麗的姑娘一起隨便進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他們可以進入不對游人開放的花園，可以在開放時間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間裡，也就是說不受游客腳步聲的影響。他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員，當然這是就最遠的意義、就古羅馬的意義而言。歌德的旋律幽靈般一縷縷地掠過與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過的時光，掠過夏季歌德花園古老的爬滿青籐的牆內那綠葉環抱、玫瑰簇擁的晚上。他在這裡，這個有著國王般威嚴的老人，他無隱無形地就在這裡！魏瑪的其他紀念地，包括與歌德有關的在內，他們參觀得不很多。戈爾塔的經歷總是有缺陷的，總是只抓住個別的，對這個別的當然懷著愛的緊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遠做不到完善。這也很容易轉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贊揚來歸納：一種緊張積極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但是戈爾塔不曾感到這是優點，而認為是自己的弱點，是缺陷，他也無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這種無漏洞的經歷或強有力的朝這個方向做出努力的現象，他對此入的欽佩便會無以復加。從他的一些話中可以看出；他把克裡斯朵夫（也許不完全對）看成是這麼一個傑出的人。無論如何，他們互相補充，達到了最融洽舒適的境界。在魏瑪度過這些日子後他們將分手，這使他們感到有些痛苦。克裡斯朵夫回家去，裡查德還要去哈爾茨山的一個自然療養院。在那之前，他們還將一起乘坐一段火車。在鐵路岔路口的火車站上，克裡斯朵夫突然熱血沸騰地擁抱朋友，吻了他（僅此一次），輕輕地吻在臉頰上。回家後，他們無日不見面，至少要匆匆說幾句話。在有的星期裡，他們一個下午接著一個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游泳學校中度過，在秋天栗子樹下那些曬得滾燙的木板上，在已經有點兒涼的莫爾道河水中。對職業的憂慮，關於家庭、關於最初的艷遇——他們無所不談。
魏瑪之行的重要性還在於經過了萊比錫，在那裡我把弗蘭茨引薦給恩斯特·羅沃特和庫爾特·沃爾夫，他們當時共同領導著羅沃特出版社。因為在我心裡早就燃燒著一個願望，讓我的朋友出一本書。弗蘭茨對我這願望內心很矛盾。他願意——卻又不願意。有一段時間拒絕的想法占上風，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後，面臨著將那些他認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從手稿叢中，即從日記中找出來，並作最後的修飾的任務，他疑慮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據，由於對標點符號規律和正字細節沒有把握而產生了絕望。該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萊比錫去的樣篇後，從一開始（那是走運的年頭！）就表示願意接受，問題僅僅取決於弗蘭茨何時將最後看的定稿寄去。而他執拗得要命，覺得他寫的東西一無是處，覺得把過去的“毫無價值的”文章匯集起來妨礙他寫出較好的作品來。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記是他反抗我的見證，然而反抗無濟於事。這本書必須完成，而且也完成了。當弗蘭茨根據自己認為值得的選出來的這個集子顯得小得可憐時，這家出版社決定把《觀察》（這就是這本書的名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大號字體來排。這本書有九十九頁，只編號印刷了八百本，這在今天是罕見的，在本首版書以其碩大的字體頗類古代的感恩刻板。通過這個罕見的偶然現象（據叔本華的思想已不再具備偶然性），這些偉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質被表達得再好不過了。於是在那非同尋常的年代，由於那與世界上惡的力量至少能夠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動，弗蘭茨的反抗被克服了，並轉入了好轉的方向。順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鬧了一場。我堅持要實行在盧加諾制定的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的計劃。我們開始了，但很快就停頓了。我不放棄，直至寫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發表在維利·哈斯編纂的《赫德之頁》上（見短篇小說集236頁）。後部分將表現的是：友誼陷入了像愛情關系中那樣的動搖和麻煩——這兩個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氣憤，他們的對立將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濕而有霉氣的、炎熱過度的美蘭（我在那裡幾乎聲淚俱下地請求弗蘭茨，假如我死在異國他鄉，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臨霍亂的威脅，他們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燒起來，放出耀眼的光華。“旅行以這兩個朋友將他們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種新的，獨特的藝術行動上而告結束。”這句話寫在發表了的這一章前面的注中。這兩個朋友當然不是照原型描下來的，尤其薩姆埃爾不是，他應該是個實際、富有和無依賴性的人——但是我們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筆記用在裡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薩姆埃爾身上（有時也可反過來）。這個主意使我們感到其樂無窮。對這個工作弗蘭茨也取抗拒態度（可參照他於1911∼1912年間的新年前夕寫的日記），然而我畢竟成功地在一段時間內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時他適應了有規律的寫作時間，克服了內心的障礙，奮力擺脫了一個枯竭的時期——就在我們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時，他自己的日記也開始更豐富地湧流，——寫《裡查德和薩姆埃爾》）這一工作有時也使他高興，不過是偶然的；而他對自己的結束使他產生了這種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為個性”在他身上正在發生。於是他的創作開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裡一口氣寫下《判決》，從而最終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記中震驚地描寫了這個夜晚——我相信，這段自我描述將永遠是認識真正的藝術家是怎麼回事的重要文獻。“只有這樣才能寫作，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此徹底他身心敞露。”與此同時，他對逼得他無可奈何的掙錢職業給予最尖銳的批評，但沒有譴責。發生這個突如其來的突破的契機是一個柏林姑娘的來訪，她是F．B．小姐——一與她的關系籠罩弗蘭茨的生活達五年之久。“當我8月13日到勃羅德家去時，她坐在桌旁，”日記開始敘述這次事關命運的見面，接著寫下了這麼個句子：“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我的日記中在8月13日這天同樣記錄了這次會晤，緊接著這在我父母房子裡會晤的筆記之後寫的是：“西提咖啡館。卡夫卡帶來完成了的書，我高興極了。B．小姐。然後我又讀了一遍《觀察〉神筆。星期三，8月14日，我將《觀察》寄給了羅沃特。”1912年是卡夫卡生活中決定性的一年。兩個重要的事件發生在8月13日這同一天。我保存著一封短信，是卡夫卡在第二天早晨通過郵差送來的。這封信表明（其它因素除外），把我僅僅看成扮演逼促發表的角色的人，把卡夫卡看成扮演抗拒者角色的人是不正確的。
信中說：“早晨好！親愛的馬克斯，我昨天在整理歸納小文章時處於小姐的影響下，因此很可能會產生什麼愚蠢之處，產生某種暗中滑稽的順序顛倒。請你再看一遍，讓我在欠你的深深的感謝上再加上一個感謝。”接著是兩點小小的修改意見。當我於9月29日從波多諾斯回來時（我在那裡同朋友菲利克斯·威爾奇一起從事《直觀和概念》一書的寫作），弗蘭茨在車站等我們，並馬上就談起了《判決》這篇剛剛完成的小說，他願意提供發表在我的年鑒《阿卡狄亞》上。它也真的發表了，在這個出版物唯一的一期上（1913年）——前面有給未婚妻的題詞。緊接著《判決》後，弗蘭茨繼續進行一個長篇小說第一章的寫作，這部長篇他顯然早就開始了，但至今才奮發起來。這部長篇叫《失蹤者》——或叫《美國〉我引錄我那時的日記於此。9月29日：“卡夫卡處於極度興奮狀態，通宵達旦地寫。這是一部故事發生在美國的長篇小說。”10月1日：“卡夫卡處於難以置信的極度興奮狀態。”10月2日：“卡夫卡，繼續為靈感驅使。一章完成了。我對此很高興。”10月3月：“卡夫卡，進展順利。”10月6日他給我朗誦《判決》和《司爐》（那部美國長篇的第一章）。緊隨其後（10月8日）發生了他母親與我之間的通信（關於打算進行的自殺）。10月14日，偉大的維也納小說家奧托·施托瑟爾（卡夫卡和我特別欣賞他）來看望我，我們三人去布拉格小街散步。但是10月28日的日記已經記下了不祥之兆，卡夫卡給F．小姐寫了封長達二十二頁的信，對未來的擔憂擾亂著他的心。從此，這個關系的悲劇上演了（弗蘭茨自己的日記缺從1912年10月至1913年2月這一段，這就是我將這一時期我的日記引述於此的原因）。我在11月3目的日記中找到這段記述：“去鮑姆處，卡夫卡在那裡朗讀了他那美妙的第H章。他完全愛上了F，很幸福。他的這部長篇小說——部神奇的著作。”在這豐富得不同尋常的年終，11月24日，卡夫卡已經在鮑姆家給我們朗讀了“關於甲蟲的燦爛的中篇小說”（即《變形記》）。卡夫卡的三個主要作品便這樣在1912年9月底和12月之間產生，也就是說在兩個月中，或者就那長篇小說而言，有了決定性的開端。在《判決》這篇感情如暴風驟雨的小說中，盡管這個兒子是那麼善良、順從，在父親心目中卻是不順從的、魔鬼般的，被判處“溺刑”，他呼喊著“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一直是愛著你們的呀！”自行墜入河中。這篇小說第一眼看上去在精神分析學上是清楚明白的，但在第二眼、第三眼看上去時，卻又蒙上了霧紗。關於這篇小說，弗蘭茨自己有過三次評語。一次是與我談及的，我記得他有一次突如其來地對我說：“你知道最後一句意味著什麼？……我想到的是強烈的射精。”另外兩次解釋載於日記之中，寫於排印期間：1913年2月11日。借修改《判決》之機，我把我目前感到這個故事中變得清晰的所有關系都寫下來。這很有必要，因為這個故事就像一個正常地從我身上分娩出的滿身污垢的孩子，而只有我的手能夠穿過污垢觸及軀體，也只有我有此興趣：那個朋友是父與子之間的聯系，他是他什〕最大的共同點，蓋奧爾格單獨坐在他的窗前，懷著快感反復思索著這個共同點，相信掌握了父親，除了一個一閃即逝的悲傷的疑點處，認為一切都是太平的。隨著這個故事的進展，父親從那位朋友這個共同點中聳立起來，站到了蓋奧爾格的對立面，通過其他較小的共同點，即通過愛、母親的親切形象、對她的忠實的回顧以及父親本來為本店爭取來的顧客，更強化了父親的形象。蓋奧爾格則一無所有，那個未婚妻在故事裡只是通過同那個朋友、也就是說同那共同點的關系而存在，由於婚禮尚未舉行，她不得踏入圍繞著父與子的血緣線，因而被父親輕而易舉地驅開了。那共同點的一切都堆積在父親的身旁，蓋奧爾格僅僅感覺到這是一種陌生的、自立了的、從未得到他足夠的保護的、身受俄國革命之苦的因素。由於他自己除了朝父親看著的目光外，一無所有，那個將他與父親徹底隔絕的判決才會對他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蓋奧爾格的字母教與弗蘭茨一樣多。在本得曼這個名字中，“曼”只是為了對付故事裡未知的可能性而預先采取的手段，用來強化“本得”。“本得”與卡夫卡的字母數則一樣多，而e這個元音處在與卡夫卡中a這個元音同樣的位置上，同樣重復兩次。弗麗達同F．開頭的字母和字母數相同，勃蘭登菲爾德的開頭字母與字母數與B，相同，並通過“菲爾德”一詞在意義上有一定關系。也許甚至想到柏林說不定也產生了影響，而回憶勃蘭登堡邊區或許也發生了影響。2月12日。我在描寫那個遠在異國的朋友時多次想到了斯多於爾人在這個故事寫成三個月後，我偶然碰到了他，他告訴我，他在大約三個月前訂了婚。
我昨天在威爾奇那裡朗讀完這個故事後，老威爾奇走了出去，待他一會兒之後回來，他特別稱贊故事中圖畫般的描述。他伸出手說道：“我看見那個父親就在我面前，”這時他單單看著那空空的椅子，即我朗誦時他坐過的那把。
妹妹說：“這是我們的住房。”我對她誤解了地方很驚奇，我說；“那麼父親只能住在廁所裡了。”
1913年1月《觀察》出版。扉頁上的題贈是：“獻給M．B。”在弗蘭茨送給我的那本書的題詞上寫著：“正如這裡已經印出的，獻給我最親愛的馬克斯——弗蘭茨·K。”一年後，我得以通過我的長篇小說《圖科·布拉厄走向上帝之路》的題贈作為回報。關於他的第一本書和他的創作的總題目，我在弗蘭茨生前我寫下的唯一的關於他的大塊文章中（發表於1921年11月《新周報》寫道：從哪兒開始呢？——無所謂。因為這個出版物有個獨特之處，無論從哪方面去觀察”總是歸到同一個結論。
已經表明，它的誠實性、不可動搖的真實性和純潔性是多麼明顯。因為謊言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另一種面貌，而不純潔的東西會閃爍亮光。但在這裡，在弗蘭茨·卡夫卡身上，可以這麼說：在現代派的整個文學范疇內，只有在他身上沒有亮光閃爍，沒有天幕的變換，沒有布景的推移。這裡只有真實，沒有其他。不妨以他的語言為例！有那麼些低劣的手段（玩弄新的詞匯、拼湊、易換句子成分的位置等等），這些手段為他所不齒。“不齒”甚至也不是准確的用詞。那些手段無法接近他，就像不純潔無法接近純潔，為純潔所禁止一樣。他的語言像水晶般清明，從其表面上看除了追求正確、清晰、對象准確，似乎覺察不到別的。然而在清純的語言小溪那明亮的鏡面之下，夢和幻象在不可測度的深處流過。往下看去，人們會為其美麗和獨特而著魔。可是卻說不出，至少在看第一眼時說不出，這些完全正確、健康、簡單的句子形式的實質是什麼。只要讀上幾個卡夫卡的句子，舌頭和呼吸器官會感受到一種從未感受過的甜美。終了處，段落似乎追循著某些神秘的法則，詞組間的小間歇有著它們自己的結構，一種不是由地球上物質構成的旋律在回蕩。這是完美無缺，地地道道的完美無缺，這就是引起站在阿克羅波利牆的廢墟面前的福樓拜哭泣的那種純形式的完美。然而這是運動中的、行進中的、甚至疾馳中的完美。比如我想到《公路上的孩子們》，這篇具有古典美而又令人激動萬分的散文，他的第一本書（《觀察》）的第一篇。這是火，這是滿懷預感的童年那不平靜的火與血，但是這些火牆服從著一根看不見的樂隊指揮棒；它們不是火的碎片，而是一座宮殿，每一塊石材都是翻滾著的烈焰。完美——因而是不誇張，不過分的。只有在不能達到最外邊界，不能達到圍著宇宙的那條線時，人們才跳躍而過。而包羅萬象的東西則不需要跳躍。——這樣不會枯燥嗎？這便是卡夫卡藝術上的重要意義所在。我已經說過：他是運動中的、行進中的完美。所以，包羅萬象與最小、最滑稽的細節相融合，奧基安諾斯與辦公室生活的灰色幽默藝術相融合，靈魂得救的甜美與本來是戰馬布齊法魯斯的新律師的融合、或與一個遭受折磨的鄉村醫生、或作公務旅行的小人物或一個身著閃光飾片服的馬戲團女騎手的融合。所以有著閃耀偉大藝術光輝的階段和風格的樸素，盡管樸素，卻與奇思異想交相輝映，在每一個句子裡，在每一個詞匯中。所以那裡的隱喻毫不引人注目，卻總是有新意（人們總是過了一些時候才驚奇地發現它）。所以有著寂靜、視野廣闊、自由，如同在雲層之上——然而也有善良的淚和同情的心。假如天上的天使要開玩笑，他就必須使用弗蘭茨·卡夫卡的語言。這種語言是火，卻不留下煙熏的痕跡；它有著無窮空間的崇高，卻也發出生物會發出的一切顫抖。純潔的人觸動不了不純潔的，這既是純潔者的優勢，又是他的弱點。優勢：因為這意味著，徹底地感受自身與絕對之間的距離。可是這種距離本身卻是某種消極物，是其弱點。純潔者要想顯示出自己的優勢，就必須堅持不讓自己與絕對之間的距離在誘惑下消失，就必須仿佛通過幾千層放大鏡片一樣來誇大弱點。但是，只要他想保持自己的位置，那麼他就不可以，也不能承認這麼做恰恰是他的優勢之所在。於是出現了第二層地板，就像所有雙層地板一樣，這第二層是幽默。是的，他是這般執著，這般堅持最危險的行為（事關生死存亡），其中透出一股恐怖氣息，然而就在這恐怖氣息中也泛著一絲可愛的笑意。這是一種新的微笑，是卡夫卡作品的標志，是接近最後審判的微笑，仿佛是一種形而上的笑。有時候，當他給我們幾個朋友朗誦他的一篇小說時，更是笑容滿面，而我們也開懷大笑起來。可是我們馬上就沉默了。這不是讓人類享用的笑。只有天使可以這樣笑（不能將他們按照拉菲爾的小天使雕像來想象——不，是長著三對巨大翅翼的天使、賽拉芬，是介於人與上帝之間的魔鬼般的形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強與弱、高昂與屈從以非常獨特的方式相互交織在一起。第一眼看上去明顯的是弱點——一這是一種表面上類似頹廢、魔鬼般的惡，對正在腐爛、正在死亡、恐怖的東西的一種愛好。就像從愛倫·坡、從維利、德·裡斯勒、亞當和其他一些新人作品中爆發出來的東西。然而這個第一印象是完全錯誤的。卡夫卡的小說如《在流刑營》與坡毫無關系，盡管坡等人筆下出現了許多題材相近的恐怖場面。只要對比一下語言風格就會明白這一點，或至少產生疑問。卡夫卡色調明快的描述猶如安格爾線條清晰的畫，豈可與那些恐怖文學專家們顫抖的、有時是強行引起顫抖的形式同日而語？那些人是或多或少有一點科學興趣對地獄深海進行探究的專家；往往只是出於被迫才拖上那麼一小段宗教的尾巴，即一種“道德”。他們是詩人，當然，甚至是大詩人，是確實受到了精神震蕩的——可是難道不也到處讓人感到那麼點“對震蕩的自豪”的味道嗎？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滿場景之中的卻是宗教信徒們深沉的嚴肅態度。他從不表露對深淵的好奇心。他違背著自己的意志向深淵看去。他對崩潰並無渴望之。心。他崩潰，但是他是看見並愛著光明的道路、堅定的信念和凝固的整體的，他熱愛頭頂上方那一碧如洗的、永遠拯救人類的、完美的天空甚於一切。可是這個天空皺紋突起，如同一張動怒的父親的臉。對天空能否保持一碧如洗的擔驚受怕要比對一些還過得去的地獄中的反常現象的探索不知要可怖多少倍。比起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學形式所提供的有趣的、病態的素描作品所引起的轟動來，卡夫卡造就的藝術作品給人的震動要強烈得多。正因為如此，他的書《變形記》或《判決》等等）才令人感到那麼恐怖。因為在它們周圍，包括在它們中間，整個自由的世界門戶洞開。因為這些作品不是“根據原則要求而可怕”，其原則要求毋寧說正是“可怕”的反面，從原則要求出發也許應該是田園般的或英雄氣概的，反正應該是正在的、健康的、積極的，傾向於生命欲望，傾向於溫柔和善良，熱愛著美麗的姑娘軀體（它在《變形記》結尾處在主人公的屍體上方放射光芒），愛著鄉間的勞動，愛著一切自然的、普通的和童真鮮嫩的，充滿了對歡樂、幸福、正直，對肉體和心靈的力量的追求——這種原則要求如同仁慈的上帝創造世界的主意——但是“不是我們的”。在仁慈的上帝的意志襯托下，這“只是不是我們的”比對最極端的暴力的罪行坦白更要驚心動魄得多。卡夫卡並不拋棄生活。他不怨天尤人，只怨自己。所以他對自己的審判嚴格之極。在他的作品中處處有法官的座席，處處宣告被執行判決。《變形記》——那個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賤化為動物，賤化為昆蟲。更可怕的是，他讓動物（《致科學院的報告》）向人類靠攏，但這是怎樣一種人類，這是一種化裝，是揭去人類假面具的化裝。
但是這還是不夠！人在他筆下還得更深地墜落——這裡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達上帝身邊；假如父親判決了他；假如與原始道德的完全結合，進入“法”的企圖遭到一個強壯的守門人的阻止；或者是這樣——這個人沒有勇氣把這守門入推開；假如垂死的天子的“聖旨”永遠傳不到你這兒——好吧，於是你就變成了一個沒有用處的東西，既非有生命又非無生命，變成一個紗芯，作為“天堂之父的憂慮”不停不息地上樓下樓。“你叫什麼來著？”——“奧德拉德克”（這與一系列意為“背叛者”的斯拉夫語詞匯有諧音親緣關系，對民族的背叛，洛德，對建議、對上帝造世決定的背叛，拉達）。“那麼你住在哪裡？”
“飄游不定。”——從這裡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寫共同的人類悲劇外，尤其注重寫他那不幸的民族，寫那無家可歸，幽靈般晃蕩的猶太民族，寫這沒有形象，沒有四肢的軀體。
在這方面無人像他這樣不吝筆墨。但是在他的書中卻從未出現過“猶太人”一詞。
1913年5月，描寫美國的長篇小說（在他身後才發表）的第一章《司爐》發表。這回弗蘭茨與出版社進行商議沒有外加因素，也沒有我的促進。我在此援引後來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蘭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庫爾特·沃爾夫之間的特殊關系，這一關系對作者和出版者來說都是莫大的榮譽。這一關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獨特的光輝之譽。庫爾特·沃爾夫寫道（1921年10月3日）：尊敬的、親愛的卡夫卡先生！
兩周前我偶然在萊比錫碰到來自布拉格的路德維希·哈特，並同他一起由萊比錫前往柏林。乘車途中，路德維希·哈特向我敘述了他在布拉格的報告晚會時，談到與您在一起給他帶來的歡樂。與路德維希·哈特的談話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報告我活著的訊息。我們間的信件往來是稀疏的、少得可憐的。我們與之有聯系的作者中沒有一個像您這樣難得向我們提出願望和問題，沒有一個給我們這樣的感覺，他們對發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運像您那樣不在乎。顯然，出版者應該每隔一段時間告訴作者，作者對他的書的命運漠不關心並不能影響出版者對出版物的高質量的相信和信賴。我真誠地保證，我內心對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樣地入迷，那樣地牽腸掛肚，我個人對我們所代表和訴諸公眾的作家中持這種關系的頂多不過兩三個人。您不能將您的書通過我們所取得的表面成績用作衡量我們推銷工作的尺度。您和我們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不能馬上，而是一段時間以後才獲得共鳴，而且我們對德語讀者各階層抱有希望，相信他們有朝一日會產生與這些書相應的接受能力。但願您能給我們機會，讓我們以實際行動來證實那使我們與您、您的創作聯系在一起的不可動搖的信賴，請您將別的書繼續交給我們出版，這將給我帶來莫大的快樂。不管你決定寄什麼給我們，您寄來的任何手稿我們都歡迎，並懷著愛和細心排成書出版。假如今後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給我們一個自成結構的、較大篇幅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我從您自己這兒和馬克斯·勃羅德那兒得知，有許多這類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們將特別感謝地歡迎。再說，按照常規，人們對一個自成結構、范圍廣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於接受。這種對讀者的估計是平庸的、沒有意義的；然而卻是事實。這樣一種規模較大的散文作品將獲得的反響會得到廣泛的傳播，遠遠超過我們至今所達到過的；而這麼一本書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對先前發表過的東西作更有活力的宣傳的可能性。
親愛的卡夫卡先生，請您滿足我的奢望，告訴我，我們在最近的將來是否有希望獲得，獲得什麼。
我希望您重新健康如常，並懷著不變的信念謹致問候。
真誠崇拜您的庫爾特·沃爾夫。
盡管有這樣的許願，弗蘭茨依然不能下決心完成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一部。關於美國長篇計劃中的結尾（我之所以在此談及，是因為其頭兩章在《觀察》）出版之前已經寫成），我記得，它將是卡夫卡作品中唯一樂觀地、在廣闊的生活前景中結束的一部。當然有時候弗蘭茨打算讓他的主人公卡爾·羅斯曼獲得另一種悲劇性結局。這一點可從他1915年9月29日的日記中看到，在這則日記中，他將他的兩個長篇——《失蹤者》和《訴訟》（其主人公叫K．）作了個比較：“羅斯曼和K，無辜者和有罪者，最終二者無區別地受懲罰，被殺害，殺無辜者的手較輕，與其說被打倒不如說是被推到了一邊。”比起後期那兩本偉大的書來，寫美國的長篇用筆較輕、色彩較明亮，樂觀的希望更多些。關於這部長篇小說，日記中也有一小段評論、自我闡述。我引錄下面這幾行的另一個原因是，這裡展示了卡夫卡一個深刻的思考，他將對狄更斯的崇敬與尖銳的批評結合在一起。人們從這麼一個警句中也許可以隱隱約約地感到，在同一個人打交道中可以發現多麼巨大的財富，多麼穩重的評斷。這個人在投身於不可知的事物中時，厭惡清醒的、廉價的故作神秘；這個人不會被一個人或一個詩人的優點照得頭暈目眩，以致看不見陰暗面；他也從不因一種現象所暴露的弊病和錯誤而不能正確地贊賞該現象同時展示的優點。如此清楚、真實和復雜，卡夫卡在此看待狄更斯的方法便是他看整個世界的方法。這一頁日記寫的是；狄更斯的科波菲爾。（《司爐》——㊣(51)對狄更斯不加掩飾的模仿，計劃中的整部長篇小說將有過之而無不及）。箱子的故事、令人高興的與個人著迷的人、低賤的勞動。莊園中的情人、骯髒的房捨及其他，但首先是方法。我的意圖是（據我現在所發現）寫一部狄更斯式的長篇小說，只是得到取之於時代的強光與取之於我自身的弱光的富源。狄更斯的富源和無須思慮的強大的湧流，但因此也產生了可怕的有氣無力的段落，在那些地方他疲倦地將已達到的東西攪得一團糟。荒唐的整體留下野蠻的印象，一種野蠻人社會，而我則由於我的虛弱和我的模仿教訓而得以避免。感情泛濫的表情後面是冷酷無情。這些粗糙的刻畫性格的木頭每個人那裡已被人為地踩碎，沒有這些木頭，狄更斯哪怕匆匆攀上一遍地的故事都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