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資源一直是一個小公務員，具體職務是宣傳部幹事和黨校教員。作為我的本職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兩件事，一是寫材料，二是講課。毫無疑問，不論寫還是講皆奉命而為，其內容無非是配合形勢做政治宣傳。
一開始，我懷著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的誠懇態度，十分認真地對待寫材料的工作。記得最早接手這項工作，是縣裡開毛澤東思想講用大會，我的上司把一大堆講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審讀一遍。這些稿子是縣裡抽調各單位的秀才寫的，在我這個有文字潔癖的人看來，大多文理不通，於是我一篇篇仔細修改，改完後讓原作者謄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囉嗦，我做了大量刪節。叫來原作者，發現是一個書生模樣的中年人，戴著眼鏡，瘦削的臉佈滿皺紋，一支接一支抽煙。他看了我的刪改，表情似有不甘，但還是默認了。敘談之下，知道他原是廣州軍區的專職作家，文革中被定罪發配到資源。他叫劉天野，我稱讚他的名字好，他說是為了取笑廣州人，在廣東話中這個名字的發音是老天爺。此後我們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資源。
在發現我很會寫材料之後，縣武裝部把我抽調去，與那裡一個名叫唐海的年輕幹事合作，寫縣裡一個民兵先進單位的材料。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幾個月，經常跑桂林軍分區。軍分區一位副政委管這件事，似乎頗賞識我，幾次半開玩笑地說要把我調去。唐海也向我傳遞了類似信息，說軍分區首長對我很感興趣，我在資源肯定呆不長。不過，後來此事就沒有了下文，唐海卻青雲直上了，在兩三年之內，以所謂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飛快地提拔，二十幾歲就當上了桂林軍分區政委兼廣西軍區副政委，據說預定目標是培養為總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飛機上去的幹部，四人幫倒台後，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據我接觸，他倒不是一個有野心的人，城府並不深，人挺隨和，實在是糊里糊塗被選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種天真的自信，我們合寫的材料，我覺得不行，他總是滿意之極。有一次，他參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學習班，回來後跟我聊天，說他認識了一個副軍長的老婆，是外交官，他準備讓她在國外買表。說到這裡，幸運兒天真地問：「為什麼在國外買表這麼便宜？」然後博學地自己回答：「大約是通貨膨脹吧。」
我依然在縣委宣傳部裡寫著各種材料，看我能寫，幾乎所有寫材料的任務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發現，我在做著毫無意義的事情。那些講用材料或某某單位的先進事跡，都有一個固定的套路，為了體現所謂境界，必須誘迫相關對像編造動人事例和豪言壯語，在多數情況下還必須自己替他們編造，否則就通不過。還有那些沒完沒了的學習班，最後首長做例行總結報告，講稿都讓我來寫。那往往是一些黨員學習班，班上傳達的文件不讓我這個非黨員聽，卻非要我來寫總結報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來越厭煩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耗費在製造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邊寫著，一邊本能地感到厭惡，寫了幾句就丟開，然後強迫自己再寫幾句。我一遍遍問自己：難道我的生命就這麼賤嗎？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用盡量少的時間敷衍塞責，決不多花一分鐘。儘管如此，浪費掉的時間仍是大量的，現在想來仍覺心痛。
有時候，我的頂頭上司認為某個材料重要，就親自和我一起寫，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謂親自和我一起寫，就是他坐在我旁邊，看著我寫每一句，隨時發出指示，讓我塗掉重寫。我一不耐煩，他就諄諄教導我說，好文章都是這麼磨出來的。關於我的這位頂頭上司，我在這裡忍不住要多說幾句，他領導了我這麼多年，我應該對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卻是石頭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畢竟當上了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工作。當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現得最充分。武裝部一個副政委任政工組長，是宣傳部的直接領導。在一個學習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輔導課，下課後問：「我的課講得怎樣？」我說：「可能深了些，農村幹部恐怕聽不懂。」石副部長立即糾正：「講得很好，不深也不淺，對機關幹部、農村幹部都正合適。」後來，軍隊幹部撤離地方，開告別會，副政委宣佈：「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點，但這次有規定，不請大家提意見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說什麼了，開始互相嬉鬧起來。石副部長突然囁嚅而言：「我說幾句。這次首長要走，我們捨不得……」他的話被嬉鬧聲打斷，然後重新接上，聲音顫抖，帶著哭音：「捨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現在沒有辦法，只好把首長的好思想好作風學過來……」說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淚來。
我還捨不得剪掉另一個精彩鏡頭。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區開會，在大禮堂聽報告。找位置坐下後，他突然發現他認識的一個地區首長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煙，煙。」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問他：「你不是不抽煙的嗎？」但還是把煙盒給了他。他抽出兩支，恭敬地遞給首長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點著，自己點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煙盒和火柴。一會兒，太太自己點燃了一支煙，並遞給他一支。太太抽著煙，臉朝前方講台。他拿著未點燃的煙，若有所待。總不見太太回過頭來，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幹什麼？」我實在感到厭惡，就明知故問。這時候，他一隻手拿著未點燃的煙，另一隻手摸索著伸進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煙點著，然後又摸索著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這些動作時，他的臉部始終保持著嚴肅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後腦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邏輯，這樣一個人會怎樣對待他的下屬。在他眼裡，我除了是一架寫材料的機器外，還是一個聽差。他隨時可能來敲我的宿舍的門，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瑣事，比如去找某個領導到食堂參加會餐，去找電工修理辦公室的電燈，諸如此類。我算得好脾氣，盡量不和他公開衝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瑣之態敗壞。因此，當我被下調到處在荒僻之地的黨校時，感到的是解脫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調到黨校的。這裡是縣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煙稀少。黨校一共四人，一個校長，兩個教員，一個會計。雇了一個傻子當炊事員，因為實在太傻，不久就辭退了，我便在會計家裡搭伙。一到夜晚，周圍黑洞洞的空曠一片，螢火蟲一閃一閃，蛙和昆蟲們單調地鼓噪著，我獨自坐在屋子裡，真感到與世隔絕，心裡淡泊極了。屋子十分簡陋，久無人住，老鼠猖獗，蚊蠅和各種蟲子亂飛，蒼蠅在桌上、書上、身上、臉上拉屎。屋前一條髒水溝，農民在上游飲牛、洗糞桶，天旱時渾若泥漿，那是我們的日常飲用水。從物質條件看，當然比在縣城差了許多。但是，擺脫了寫材料的差事，能夠自己支配大量時間，這比什麼都好。更使我慶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開嶟是一個難得的通情達理的人。他出身農民，身上仍有農民的種種缺點，例如愛佔小便宜之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講衛生，進我的房間，一邊抽煙，一邊滿地吐痰。然而，可貴的是他還保持著農民的樸實，尊重常識，我們對縣裡許多現象的看法都比較一致。他對理論懷有天真的興趣，多少還識貨，以欣賞的態度放手讓我講課，在講課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種瑣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暢了許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較喜歡講課，因為多少能夠自主。講課的題目當然是規定了的，所謂緊跟形勢，例如毛澤東號召學馬列時，講《反杜林論》和《國家與革命》，批林批孔時，講儒法鬥爭，但怎麼講就由我自己決定了。我備課是十分認真的，比如要講儒法鬥爭，我就讀《論語》、《韓非子》、《史記》等書，在此基礎上寫講稿，而決不是照抄報紙。其實我這樣做是出於強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單純的宣傳機器，每講一個題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穫。正因為如此，我的講課就比較有內容，受到了廣泛的歡迎。在去黨校前，我在縣城裡就以講課出了名，各個單位紛紛請我去上輔導課。到黨校後，這個名聲就傳遍了全縣的農村地區，因為縣黨校的主要任務是培訓農村的大隊幹部，我們還時常下到公社去為農村黨員辦班。我本來擔心自己有學生腔，農民聽不慣我的課，其實不然，他們往往聽得津津有味，用他們的話來說，是一點瞌睡也沒有。走在街上，常常會遇到聽過我的課的農村幹部，走過來告訴我，說我講課最生動實際，他們最愛聽我的課。這並不奇怪，因為他們一向聽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號和官樣文章，有了一個對比。我心裡當然明白，我的講課充其量仍然是比較有內容的政治宣傳，與我所想望的理論研究和精神創造完全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