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世英恢復了聯繫以後，我就經常去他家了。這個寬敞精緻的二進四合院如今是郭沫若紀念館，每當我踏進去，心中便會瀰漫開一股濃郁而複雜的情緒。這裡的一石一木都是我熟悉的，然而，物是人非，昔日閤家聚居的和美情景已經一去不返。在那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幾乎每隔一兩個星期就在這裡度過一個週末日，品嚐過餐桌上不是尋常百姓能見著的豐盛菜餚，也領略過這個家庭非外人能想像的特殊悲歡。作為紅色中國第一文人家庭，這裡籠罩著一種高貴優雅的生活情調。然而，雖然郭沫若在文革中受到保護，民族的災難仍以特別的方式潛入了這個家庭，向它索取犧牲，最慘重的代價便是兩個兒子的死。
1967年5月2日，我到郭家去，世英正在西屋給小弟理髮。他看見我，第一句話便是：「我弟弟死了，知道嗎？」我一愣。前些天，外面傳說郭世英自殺，但我剛見過他，當然不相信。「我聽說是你自殺了。」我說。「是啊，真不可理解！」他說，「外面都傳是我。」接著，他談起了郭民英自殺的情況。
我見過郭民英一面。那是我上北大後的第一個國慶節，世英邀我去他家，那時他家住在西四大院胡同。我到時，哥倆每人剛畫完一幅油畫，都是兩隻蘋果的寫生，在比誰畫得好。在我的印象中，民英個子比哥哥略矮，臉皮白淨，一雙大眼睛中含著憂鬱。當時他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學小提琴。後來他退學了，到浙江的海軍部隊當兵。後來聽民英的好友林銘述說，退學的原因是，民英學小提琴學晚了，感到沒有前途，恰逢羅瑞卿作了一個報告，提出培養未來的將軍，他知道後大為興奮，遂決定棄藝從武。世英告訴我，民英參軍後，據說表現很好，被當做特殊的接班人培養，幾個月就入黨了。正要討論他的轉正，他突然自殺了，用衝鋒鎗打自己的腦袋，子彈從前額穿到後顱。事情發生在4月7日，世英和林銘述一起去料理了後事。我保存著世英的一張照片，是在這趟治喪之旅的歸途上拍的，他身披夾克，斜靠在輪船的桅桿上，嘴角掛著頑皮的笑，那副輕鬆的樣子倒像是在假日旅遊中。
我問是什麼原因，世英說：「思想問題，部隊的人也說是悲觀厭世了。他也一點兒不隱瞞，什麼柴可夫斯基、貝多芬，都談了，但部隊根本解決不了，怎麼解決啊。說他有精神分裂症，我才不信呢。中央文革都急了，前幾天，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都來我們家了。我母親得了心臟病，查出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弟弟的死訊。」說到這裡，他笑了，接著說道：「這件事一出，對於我們又是一個階級烙印！我們班的同學想整我，這下多了一條理由。」一會兒，他給小弟理完發，卻和我討論起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問題，盛讚毛澤東關於階級消滅後仍有矛盾和共產主義也會消滅的論斷，最後激昂地說：「黑格爾說現在就是絕對境界，馬克思說將來是完美的，只有毛主席是最徹底的辯證法！」
民英的死似乎沒有打亂這個家庭的正常生活節奏，表面上一切平靜。除了於立群因患神經官能症，時有情緒鬱悶的情形之外，氣氛仍是輕鬆的。屋裡放著正受批判的西洋音樂，世英和建英著迷地玩攝影，我也常和他們一起在暗室裡埋頭苦幹。就餐的時間，我經常見到郭老。在餐桌上，他很少吃菜，也很少說話。可是，有一回，是他的生日，他自己說起他曾單獨一人做了一百人的飯菜，口氣特別自豪，大家都笑了。他很細心，常常示意讓人把我夠不著的菜挪到我面前。一次飯後，他親自剖了一隻椰子，走到我跟前，首先遞給我一塊。郭老是非常平易近人的。我在客廳裡翻一本日本畫報，他走過來，問我懂不懂日語，我說不懂，他便給我講解片假名和平假名。我和他玩康樂球，我第一次玩這種遊戲，卻贏了他，他向於立群誇我打得好，結果於立群立刻把我打輸了。他仍常常寫詩，寫好了就拿來給我們看，雖然我們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澤東詩詞是當時的熱門，我曾兩次聽郭老講解。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裡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笑。還有一次，平英帶來一撥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氣，向郭老擺出一副辯論的姿態，但郭老毫不介意，總是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看法。有一個學生提到毛的詩句「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問郭老，聽說柳亞子得到這首詩後向毛要頤和園，是否真的。郭老連連搖頭，於立群也插話說，他們瞭解柳亞子的為人，不可能提出這種要求。我記得柳此後的確有「若將名園長遣我，躬耕原不戀吳江」之句，與世英耳語，世英也記得，立即去找出這首詩，讓我遞給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說真沒有想到。
大約在1967年六七月間，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編魯迅語錄。他說，這是音樂學院一個學生讓他編的，並許諾編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個學生：「這個人只要想幹什麼，總是能幹成的。」不久後我見到了這位能幹的人物，他就是與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後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銘述。世英對這項工作十分投入，我開始有些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認真了起來。我們各自通讀魯迅全集，詳細摘抄卡片，然後把兩人的卡片放到一起，進行取捨和分類，擬訂編目。我們常常為一條語錄的取捨和歸類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編目已定，他又推倒重來，提出一個別出心裁的新方案，興奮地說：「如果你不同意這個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譏：「看來你是現在才成為人的嘍。」在前海西街的那個深院裡，不時響起我們愉快而激烈的爭吵聲。在工作間隙，他會閒談對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一次談到他母親的病，他說：「其實她有什麼病？就是生活太舒適太安逸了，才什麼病都來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親的藏書，上面有郭沫若閱讀時畫的記號。有時候，他會指著畫了問號的某處笑著說：「瞧，盡挑毛病了。」他還對我說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聽父親說，魯迅那首著名的《自題小像》的主題並非通常所解釋的愛國，而是寫魯迅自己的一段愛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時，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並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謄抄完畢，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當時人們編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為獨特。不過，能幹的林銘述始終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後來告訴我，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與林相識後，我也覺得他很能幹。他個兒不高，精力充沛，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在任何場合都談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攝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癢，便向世英借相機。郭家的相機都很高級，鑒於我是初學，世英就把一台徠卡借給林，我則用林的那台國產58-2玩起了攝影。
進入1968年後，林銘述又出新點子，提議我們一起來研究文革思潮。當年3月，我們在林家及音樂學院教室先後舉行了四次討論，參加者除我、郭、林之外還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給我寫信都要談論這件事。在討論時，他也非常認真。我們規定每人寫一篇論文，他說他打算以對群眾的態度為主線寫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實在群眾，打倒走資派是為了教育群眾，革命委員會就是讓群眾直接參與政權……」我們都不同意，認為應該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主線。他激烈地和我們爭論，反覆論證群眾問題是最根本的，專政問題受群眾問題的制約，說到末了大聲宣佈：「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頂點，高到老三篇就沒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澤東的三篇短文，即《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當時許多人能全文背誦。後來，我們都寫了論文初稿，他的主題正是群眾，我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藝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題，印象中他的觀點算比較中性。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還沒有來得及傳閱，他就遇害了。
當時我們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導動機都是力圖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現在來看當然水平甚低。不過，世英的心態要比我們複雜。表面看來，他對文革懷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歌頌的調子比我們高許多。可是，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已預感到文革所釋放的那股盲目力量可能毀滅他和他的家庭，於是藉著用極端方式為它辯護來說服自己。在一次討論時，他忽然顯得心不在焉，瞇眼望著窗外某處，沉默半晌，迸出了一句話：「郭沫若遲早也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