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校園裡，在臨時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築物的牆上，在宿舍的走廊裡，到處都是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矛頭大抵是指向業已倒台的舊北京市委、校黨委以及各系總支的。在第三學生食堂，開闢了內部大字報欄，揭批彭、羅、陸、楊和其他大人物。不過，這個內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著。聶元梓的大字報是5月25日貼出的，從貼出到廣播，幾天之內，留校的師生已分成兩派。當我們回校時，勝負早已分曉，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鬥經歷。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圍氣氛的感染，我也異常興奮。一向在台上指手畫腳的校領導突然被打倒了，雖然派進了工作組，但學校仍處於准無政府狀態，常軌不復起作用。列寧曾把革命稱作人民的盛大節日，當時確是一派過節的景象。革命意味著暫時的權力空白，人民一向受著嚴格的管束，現在突然沒有家長了，成了無人管束的孩子，洋溢著乍獲自由的喜氣。大字報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隱私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開眼界。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強烈的隱憂乃至恐懼。事實上，早在半年以前，報上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種憂懼就已經開始。我不知道高層鬥爭的內幕，但是，對文藝作品和學術文章作出極端牽強附會的解釋和臆測，據此在政治上提出嚇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軌一起，常識也被打破了，如果說常軌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識的打破卻使人迷惘了。魔鬼已從瓶中放出，它將施怎樣的魔法，所有的人心裡都沒有底。
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報欄前流連，貪婪地讀著，驚訝著，激動著。北大是一座大字報的森林，我一頭紮了進去。有一天，我在一張大字報上突然看見了郭世英的名字，並用紅墨水打著一個可怕的叉叉。那張大字報列數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癡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裡漫遊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著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裡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後不久，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由於這個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台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在學生宿舍樓裡，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台階，很適合做「斗鬼台」。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裡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斗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著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後台。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為對工作組的性質展開辯論。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生了明確的懷疑。人們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瞭解江青的歷史和個人品質，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開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最令我吃驚的，一是她的飛揚跋扈，把工作組長張承先像孫子一樣地辱罵，二是她的公報私仇，當著萬人之眾抖摟家庭私事。在第二場辯論會上，形勢已經明確，支持工作組的人不再有發言權，台上站著北大附中「紅旗」的中學生，其頭目彭小蒙是一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做了一個火藥味濃烈的發言。江青為之助威，高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群情激憤之時，康生又火上澆油，厲聲宣佈：「張承先不只是反動路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反動路線！」話音剛落，彭小蒙等舉起皮帶抽向張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皆作壁上觀。在作總結發言時，江青越說越激動，一聲「我要控訴」，便開始詳細數落張韶華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與之同居，張韶華的母親又是一個多麼壞的女人，說到最後，聲嘶力竭地叫喊：「我們家沒有這麼個兒媳婦！我們不承認有這麼個兒媳婦！」會場上立即響起呼應的聲音：「把張韶華揪出來示眾！」張韶華當時是北大學生，幸虧她早已逃匿，不在現場，暫時躲過了一劫。
辯論會之後，當天晚上，我在日記裡記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現，也記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時間裡，我仍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陸續記下了許多困惑。隨著運動向前推進，不斷有人遭殃，這些日記就成了我的心病，後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文件。
如同當時絕大多數學生一樣，我以天真的熱情接受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個神，甚至偶爾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樣的生理活動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議，彷彿是一種褻瀆。現在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太可笑，但我曾與人交流，發現當時有過與我同樣閃念的大有人在。我對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悅誠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發表談話傳抄出來，不脛而走，我讀後真心折服於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擊現行教育制度摧殘人才的談話，何其痛快淋漓，簡直像是說出了我們這些受壓抑學生的心聲。因此，雖然我對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強迫自己從正面理解和適應。報刊上出現的一些醒目口號，例如「觸及靈魂的革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關心國家大事」，在我這個小資眼裡被賦予了一種浪漫色彩，也誘使我努力順應這場運動。我感覺到了理解和適應的困難，便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對自己說：這場運動既然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進程必然會不斷地出乎我的想像，是我這樣思想一貫偏右的人所難以接受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右的傾向保持警惕。於是，在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關於當前運動的若干問題》中，我特別強調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危險始終是右傾。我心裡清楚，這個論點絲毫沒有某種政治分析作為根據，其實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隱晦表達而已。那時已有許多外地學生來京串聯，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爭先恐後地閱讀和抄寫這張大字報，並在上面寫滿了贊同的批語。我還寫過一張題為《造反有理，奪權有理》的大字報，時間大約在1966年九、十月間，由於開頭引用了從民間小報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話，結果整篇文章被誤傳成了《朱德同志講話》。不久後，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延安、成都都收到過這個標題的傳單，內容正是我的大字報。我忘了具體寫些什麼了，大約不外是說奪權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罷，是邏輯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寫大字報很少，這是主要的兩張，都是所謂理論思考，雖然沒有傷害具體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風點火的壞作用。現在我提及這一點倒不是要懺悔，而是想說明當時的總體氛圍，我不屬於極少數能夠超越這種氛圍的先知先覺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