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隻手指:白先勇散文精編 正文 《現代文學》的回顧與前瞻
    一九六○年,我們那時都還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級唸書,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腦子充滿不著邊際理想的年輕人,因為興趣相投,熱愛文學,大家變成了朋友。於是由我倡議,一呼百應,便把《現代文學》給辦了出來。出刊之時,我們把第一期拿去送給黎烈文教授,他對我們說:「你們很勇敢!」當時他這話的深意,我們懵然不知,還十分洋洋自得。沒料到《現代文學》一辦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變成了許許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壯,而開花,而終於因為經濟營養不良飄零枯萎的一棵文藝之樹。對我個人來說,《現代文學》是我的一副十字架,當初年少無知,不自量力,只憑一股憨勇,貿然背負起這副重擔,這些年來,路途的崎嶇顛躓,風險重重,大概只有在台灣辦過同仁文藝雜誌的同路人,才能細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風頗盛,開風氣之先者,首推我們的學長詩人餘光中,那時他早已名振詩壇了。夏濟安教授主編《文學雜誌》,又培養不少外文系作家。高於我們者,有葉維廉、叢、劉紹銘。後來接我們棒的,有王禎和、杜國清、潛石(鄭恆雄)、淡瑩等。然而我們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寫小說的,有王文興、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陳秀美),詩人有戴天(戴成義)、林湖(林耀福)。還有許多桿好譯筆如王愈靜、謝道峨,後來在美國成為學者的有李歐梵,成為社會學家的有謝楊美惠。這一夥人,還加上另外幾位,組成了一個小社團叫「南北社」(詳情見歐陽子《回憶〈現代文學〉創辦當年》)。我們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頂海邊,大談文學人生,好像天下事,無所不知,肚裡有一分,要說出十分來。一個個胸懷大志,意氣飛揚,日後人生的顛沛憂患,哪裡識得半分?陳若曦老鬧神經痛,但爬山總是她第一個搶先上去。王文興常常語驚四座,一出言便與眾不同。歐陽子不說話,可是什麼都看在眼裡。大家一時興起,又玩起官兵捉強盜來。怎麼會那樣天真?大概那時台北還是農業社會——清晨牛車滿街,南京東路還有許多稻田,夜總會是一個神秘而又邪惡的名詞,好像只有一兩家。台大外文系那時也染有十分濃厚的農業社會色彩:散漫悠閒,無為而治。我們文學院裡的吊鐘一直是停擺的,圖書館裡常常只剩下管理員老孟(蘇念秋)一個人在打坐參禪,而我們大伙卻逃課去辦《現代文學》去了。幸虧外文系課業輕鬆,要不然哪裡會有那麼多的時間精力來寫文章辦雜誌?而且大家功課還不錯,前幾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陳若曦、王愈靜通了幾封信,提出創辦《現代文學》芻議,得到南北社社員熱烈支持。於是大家便七手八腳分頭進行,首先是財源問題,我弄到一筆十萬塊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貸(後來幾乎弄得《現文》破產,全軍覆沒,還連累了家人)。歐陽子穩重細心,主持內政,總務出納、訂戶收發由她掌管。陳若曦闖勁大,辦外交、拉稿、籠絡作家。王文興主意多,是《現文》編輯智囊團的首腦人物,第一期介紹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資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張先緒設計。我們又找到兩位高年級的同學加盟:葉維廉和劉紹銘。發刊詞由劉紹銘主筆,寫得倒也鏗鏘有聲。葉維廉是創刊詩一首:《致我的子孫們》,氣魄雄偉。我們那時只是一群初執筆桿的學生,《現文》又沒有稿費,外稿是很難拉得到的,於是自力更生,寫的寫,譯的譯。第一期不夠稿,我便化一個筆名投兩篇。但也有熱心人支持我們的,大詩人餘光中第一期起,從《坐看雲起時》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譯家何欣先生,何先生從頭跟《現文》便結下不解之緣,關係之深,十數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論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譯。我們的學姊叢從美國寄來佳作一篇《盲獵》。外援來到,大家喜出望外。於是由我集稿,拿到漢口街台北印刷廠排版,印刷廠經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圓滑,我們幾個少不更事的學生,他根本沒看在眼裡,幾下太極拳,便把我們應付過去了。《現文》稿子丟在印刷廠,遲遲不得上機,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領。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廠裡不走,姜先生被我纏得沒有辦法,只好將《現文》印了出來。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著一大疊淺藍色封面的《現代文學》創刊號跑到學校,心裡那份歡欣興奮,一輩子也忘不掉。

    雜誌出來了,銷路卻大成問題。什麼人要看我們的雜誌?卡夫卡是誰?寫的東西這麼古怪。幾篇詩跟小說,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見經傳。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們到處貼海報,台大學生反應冷淡,本班同學也不甚熱烈,幾個客戶都是我們賣面子死拉活拖硬抓來的。教授我們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熱心的,像張心漪教授,替我們介紹訂戶,不惜餘力。殷張蘭熙女士,百般衛護,拉廣告。黎烈文教授對我們十分嘉許,其實只要有人看,我們已經很高興了。雜誌由世界文物供應社發出去。隔幾天,我就跑到衡陽街重慶南路一帶去,逛逛那些雜誌攤。「有《現代文學》嗎?」我手裡抓著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亂翻裝作漫不經心的問道。許多攤販直搖頭,沒聽過這本東西。有些想了一會兒,卻從一大疊的雜誌下面抽出一本《現代文學》來,封面已經灰塵撲撲,給別的暢銷雜誌壓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攤販問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趕快走開。也有意外:「現代文學嗎?賣光了。」於是我便笑了,問道:「這本雜誌那麼暢銷嗎?什麼人買?」「都是學生吧。」我感到很滿足,居然還有學生肯花錢買《現代文學》,快點去辦第二期。第一期結算下來,只賣出去六、七百本,錢是賠掉了,但士氣甚高,因為我們至少還有幾百個讀者。其實《現文》銷路一直沒超過一千本,總是賠錢的。因此攤販們不甚歡迎,擺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賣雜誌的,卻是《現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獨國主詩人周夢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個攤位上常常掛滿了《現代文學》,我們賣不掉的舊雜誌,送給他,他總替我們擺出來。有時經過武昌街,看見紅紅綠綠的《現文》高踞在孤獨國的王座上,心裡又感動、又驕傲。我的朋友女詩人淡瑩說,她是在周夢蝶那裡買到整套《現文》的。

    雖然稿源困難,財源有限,頭一年六期《現文》雙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來了。週年紀念的時候,還在我家開了一個盛大慶祝會。除了文藝界的朋友,又請了五月畫會的畫家們。像顧福生、莊、韓湘寧都替《現文》設計過封面,畫過插畫。張心漪老師、殷張蘭熙女士也來捧場,大家真是高興的,對《現文》的前途充滿信心。而我們那時也快畢業了,大家回顧,都覺得大學四年太快,有虛度之感。對我個人來說,大學生活最有意義的事,當然就是創辦了這本賠錢雜誌。家中父母親倒很支持,以為「以文會友」。確實,我辦這本雜誌,最大的收穫之一,便是結識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見識都豐富了許多。

    到了第九期,《現文》遭到頭一次經濟危機。我拿去放高利貸的那家伸鐵廠倒掉了。《現文》基金去掉一半,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時期我天天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五內如焚。數目雖小,但是我那時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學生,同學們更不濟事。父母親的煩事多,哪裡還敢去擾他們。我跑到伸鐵廠好幾次,也夾在債權人裡跟鐵廠索債。別人拿回錢沒有我不知道,我那張借據一直存了好幾年。有時候拿出來對著發呆,心裡想:這個鐵廠真可惡,這筆文化錢也好意思吞掉。但雜誌總還是要辦下去的。幸虧我們認識了當時駐台的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熱愛文學,知道我們的困境,便答應買兩期《現文》。於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風雨飄搖中誕生了。同時《現文》男生也入了營,編務的重擔便落到了《現文》女將們身上。《現文》女將,巾幗英雄,歐陽子坐鎮台大,當助教,獨當一面。陳若曦在外做事,仍舊辦她的外交。我們的學弟們,鄭恆雄、杜國清、王禎和也正式加盟,變成《現文》的第二代。我在軍營裡無法幫忙,只有稿援,在那樣緊張的生活裡,居然湊出了兩篇小說來:《寂寞的十七歲》和《畢業》(後改為《那晚的月光》),那是拚命擠出來的。等到女將們出國,朝中無大臣,《現文》的人事危機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來,形勢岌岌可危。一直到我們受訓完畢,出國留美,《現文》的形成期終於結束,改為季刊,邁入了一個新的紀元。

    我臨出國,將《現文》鄭重托付給餘光中、何欣、姚一葦三位先生。余、何一向與《現文》淵源甚深,姚先生則是生力軍,對《現文》功不可滅,值得大書特書。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藝術的奧秘》便是一篇篇在《現文》上出現的——又拉入許多優秀作家的文稿來:如陳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這三位再加上《現文》第二代,編輯危機,算是解決。至於財源,出國後,便由我一個人支撐。家裡給我一筆學費,我自己則在愛荷華大學申請到全年獎學金。於是我便把學費挪出一部分來,每月寄回一張支票,化做白紙黑字。在國外,最牽腸掛肚的就是這本東西,魂牽夢縈,不足形容:稿子齊了沒有?有沒有拉到好小說?會不會脫期?印刷費夠不夠?整天都在盤算這些事。身在美國,心在台灣,就是為了它。這段期間,《現文》開始起飛,漸趨成熟。一方面是《現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長,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編輯方面,改進內容,提高了創作水準。這個時間,佳作真多。據咪咪(餘光中太太)說,三位太太也動手幫忙,寫封套、送雜誌。《現文》第二代杜國清他們騎腳踏車,奔跑印刷廠,大家幹勁十足。我在愛荷華每次接到台北寄來的《現文》,就興奮得通夜難眠,恨不得一口氣全本看完。看到陳映真的小說,心裡有說不出的感動,又難過。《壁虎》的作者是誰,我打聽。原來是一個還在中學唸書的小姑娘,我很詫異。施叔青初執筆便氣宇不凡,日後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學風水旺,妹妹李昂後來居上,風格特殊。

    此後,《現文》的編輯人事,經過幾次大變動,王文興、餘光中、柯慶明都輪流當過主編及執行編輯。這幾位編輯勞苦功高,筆難盡述。只有傻子才辦文學雜誌,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擔任這吃力不討好的編輯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現文》之所以能苦撐十三年,第一要靠這批編輯們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幾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張惠,還有中文系的師生都曾出過大力。此外,那時候的作家,對《現文》真是義薄雲天,不求稿費、不講名利,他們對於《現文》都有一份愛心與期望,希望這份文學雜誌能夠撐下去。七年,《中國時報》余紀忠先生,聞悉《現文》財政拮据,慷慨贈送紙張一年,使《現文》渡過危機。然而在工商起飛的台灣,一本農業社會理想的同仁雜誌,是無法生存下去的。跟我們同時掙扎的《文學季刊》、《純文學》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現文》的經濟危機又亮起了紅燈。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貨膨脹,台灣的紙價印刷費猛增。我在美國教書的薪水,怎麼省也省不下這筆費用來。我有一位中學好友王國祥,也是《現文》的忠實讀者,知道我的困境,每個月從他的研究費捐獻一百二十塊美金,但是兩個人合起來的錢,仍然無濟於事,第五十一期出畢,我只好寫信給當時的編輯柯慶明,宣佈《現文》暫時停刊。柯慶明來信,最後引了白居易的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則回以岳飛的《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武穆的這首《滿江紅》是小時候父親教授我的,這也是他唯一會唱的歌,常常領著我們唱。後來無論在哪兒聽到這首歌,我總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總觀五十一期《現代文學》,檢討得失,我們承認《現文》的缺點確實不少:編輯人事更動厲害,編輯方針不穩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夠時,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來。然而《現文》沒有基金,編輯全是義務,行有餘力,則於編務。我對於編輯們除了敬佩外,絕不敢再苛求。《現文》又沒有稿費,拉來文章全憑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們這個重義輕利的中國社會,這種事情才可能發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認為《現代文學》在六○年代,對於中國文壇,是有其不可抹滅的貢獻的。

    首先,是西洋文學的介紹。因為我們本身學識有限,只能做譯介工作,但是這項粗淺的入門介紹,對於台灣當時文壇,非常重要,有啟發作用。因為那時西洋現代文學在台灣相當陌生,像卡夫卡、喬伊思、托馬斯?曼、福克納等這些西方文豪的譯作,都絕無僅有。喬伊思的短篇小說經典之作《都柏林人》我們全本都譯了出來。後來風起雲湧,各出版社及報章雜誌都翻譯了這些巨匠的作品,但開始啟發讀者對西洋現代文學興趣的,《現文》實是創始者之一。譯文中,也有不少佳作。舉凡詩、短篇小說、戲劇、論文,犖犖大端,名譯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長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學生的豐功偉績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張惠,她的翻譯質與量在《現文》所佔的篇幅都是可觀的。

    當然,《現文》最大的成就還是在於創作。小說一共登了兩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年代崛起的台灣名小說家,跟《現代文學》,或深或淺,都有關係。除掉《現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興、歐陽子、陳若曦,及我本人外,還有叢、王禎和、施叔青、陳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華、李昂、林懷民、黃春明、潛石、林東華、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羲、子於、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寧、司馬中原、段彩華。這些作家,或發軔於《現文》,或在《現文》上登過佳作。更有一些,雖然沒有文名,而且在《現文》上只投過一兩篇,但他們的作品,有些絕不輸於成名作家,只可惜這些作家沒有繼續創作,他們的潛力,已經顯著,要不然,台灣文壇上,又會添許多生力軍。我隨便想到的有:奚淞、東方白、姚樹華、張毅、黎陽、馬健君等。

    《現代文學》的現代詩,成就亦甚可觀,有兩百多首,舉凡台灣名詩人,一網打盡。藍星、創世紀、笠、星座等各大詩社的健將全部在《現文》登過場,還有許多無黨無派的後起之秀。《現文》對台灣詩壇的特別貢獻,是四十六期詩人楊牧主編的「現代詩回顧專號」,對台灣過去二十年現代詩的發展成長,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回顧展。這種兼容並蓄的現代詩回顧展,在台灣當時,好像還是首創。楊牧編輯這個專號,頗花心血,值得讚揚。

    《現文》登載本國批評家的論文比較少,但名批評家夏志清、顏元叔、姚一葦、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現文》發表。夏志清教授,對《現文》從頭到尾同情鼓勵,呵護備至。他在一篇論文裡提到:「《現代文學》,培養了台灣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現文》另一項重要工作,則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這要歸功台大中文系的師生。《現文》後期執行編輯柯慶明,當時在台大中文系當助教,向中文系師生拉稿,有十字軍東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兩期「中國古典小說專號」從先秦到明清,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作了一項全盤的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在台灣學界如此受到重視,《現文》這個專號,又是首創。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寫成的巨著《中國古典小說》,在《現文》幾乎全部譯完登出,這本文學批評,在西方漢學界早已成為眾口交譽的經典之作,使西方人對中國古典小說刮目相看。

    其實五十二期的稿子,當時已經完全收齊發排了,但因經費問題,始終未能出刊。為了寫這篇回憶,我又從箱篋裡翻出一些有關《現文》的資料來,有一張發了黃的照片,是《現文》創刊時,當時的編輯們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華、林湖、李歐梵、葉維廉、王文興、陳次雲、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我本人及張先緒。那時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個個臉上充滿自信與期望。自信,因為初生之犢,不懂事;期望,因為覺得人生還有好長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幹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著的日期:一九六○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們這一批人都已進入了哀樂中年。對著這張舊照,不禁百感叢生。我們各人的命運,當初誰能料及?替《現文》設計封面的張先緒,竟先去世,而且還死得淒涼。張先緒有才,譯文真好,然而個性內向,太敏感。陳若曦勇敢,又喜歡冒險,所以她的一生大風大險多,回到大陸七年,嘗盡艱苦,居然又全家出來了。這就是陳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學來演講,我們相見,如同隔世,她走路還是那樣不甘落後。王文興、林湖、陳次雲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為台大外文系的中堅分子。葉維廉、劉紹銘、李歐梵在美國大學教書,各有所成,是美國漢學界後起之秀。方蔚華曾執教政大,已為人父。很多年沒有見到詩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請我吃飯,兩人酩酊大醉,因為大家都有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論詩,醺醺然,不知東方既白,少年情懷,畢竟不同。十七年,時間的擔子,是相當沉重的。歐陽子在美國除寫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滿,然而卻遭天忌,患了嚴重的眼疾,網膜剝落,雙目都動過大手術,視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訪她,我們同時都感到,時間的壓迫,愈來愈急促,於是我們覺得要趕快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歐陽子以超人的勇氣,在視覺模糊的狀態下,完成了她的論文集《王謝堂前的燕子》,接著一鼓作氣,又單獨編輯了這本《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編選這本集子,歐陽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現文》上二百多篇小說全部仔細看過,經過深思熟慮,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評,她的短評,寥寥數語,便將小說的精髓點出,對讀者大有幫助,而且她的書後目錄作得特別詳細完整,書後附有《現文》所有的小說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現文》之小說篇目,對於日後研究《現文》小說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這種編選態度之嚴謹認真,堪為楷模。

    重讀一遍這本選集的小說,更肯定了我對《現文》的看法,《現文》最大的貢獻,在於發掘培養台灣年輕一代的小說家。這本選集中三十三篇小說,大多傑出,可以稱為六○年代台灣短篇小說的優秀典例。其中有數位早已成名或日後成名的,但是他們投在《現文》上的小說,卻往往是他們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寧的《鐵漿》,我認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題宏大:中國傳統社會與現代文明的衝突;形式完整:以象徵手法,乾淨嚴謹的文字,將主題意義表達得天衣無縫。這真是一篇中國短篇小說的傑作。又如陳映真的名著《將軍族》,正如歐陽子所評:「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義在《將軍族》中兩個卑微的角色身上,發出了英雄式的光輝燦爛。這一篇,應當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黃春明的《甘庚伯的黃昏》,雖然這是他投到《現文》唯一的一篇,但是這篇感人肺腑的小說,以藝術形式來說,我覺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無一贅語,形式內容相互輝映。還有幾篇,在台灣小說發展史上,有其特殊意義。叢的《盲獵》,無疑的,是台灣中國作家受西方存在主義影響,產生的第一篇探討人類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說。王禎和的《鬼?北風?人》是他初登文壇,在《現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禎和以前,當然還有許多本省作家描寫台灣鄉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禎和所受的是戰後教育,國語應用純熟。他這篇小說台灣方言的運用,以及台灣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經營的一種寫實主義,他這種鄉土寫實作風,對日後流行的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有啟發作用,而選集中這篇《鬼?北風?人》則是先驅。但《現文》這本小說選集,另外更重要的一個意義,是收集了許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為成名作家,個人都有選集,作品不至湮沒,但是名氣不大的作家,他們這些滄海遺珠,如果不選入集內,可能就此埋沒,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是大大損失,因為他們這幾篇作品,寫得實在好,與名家相比,毫無遜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裡的哪吒》,從中國傳統神話中,探索靈肉不能並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歐陽子認為:「其表達方式與主題含義,皆具驚人的獨創性。」又如黎陽的《譚教授的一天》,我認為是描寫台灣學府知識分子小說中的上乘作品,筆觸溫婉,觀察銳利,從頭至尾一股壓抑的感傷,動人心弦。東方白的《□□》,研討人類罪與罰的救贖問題,含義深刻,啟人深思。姚樹華的《天女散花》,刻劃社會階級間無法跨越的障礙,感人之至。綜觀選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題內容豐富而多變化,有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之式微者,如《鐵漿》、《遊園驚夢》;有描寫台灣鄉土人情者,如《鬼?北風?人》、陳若曦的《辛莊》、林懷民的《辭鄉》、嚴的《塵埃》;有刻劃人類內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愛的凌遲》、歐陽子的《最後一節課》;有研究人類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獵》、《封神榜裡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啟發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興的《欠缺》;有讚頌人性尊嚴者,如《將軍族》、《甘庚伯的黃昏》;還有描述海外中國人的故事,如於梨華的《會場現形記》、吉錚的《偽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風格,有的運用寓言象徵、有的運用意識流心理分析、有的簡樸寫實、有的富麗堂皇,將傳統融於現代,借西洋糅入中國,其結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體的一種文學,這就是中國台灣六○年代的現實,縱的既繼承了中國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遺產,橫的又受到歐風美雨猛烈的衝擊,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中國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空前劇變的狂飆時代,而這批在台灣成長的作家亦正是這個狂飆時代的見證人。目擊如此新舊交替多變之秋,這批作家們,內心是沉重的、焦慮的。求諸內,他們要探討人生基本的存在意義,我們的傳統價值,已無法作為他們對人生信仰不二法門的參考,他們得在傳統的廢墟上,每一個人,孤獨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價值堡壘,因此,這批作家一般的文風,是內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諸外,他們的態度則是嚴肅的、關切的,他們對於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個人有一種嚴肅的關切,這種關切,不一定是「五四」時代作家那種社會改革的狂熱,而是對人一種民胞物與的同情與憐憫——這,我想是這個選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貴的特質,也是所有偉大文學不可或缺的要素。在這個選集中,我們找不出一篇對人生犬儒式的嘲諷,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謾罵。這批作家,到底還是受過儒家傳統的洗禮,文章以溫柔敦厚為貴。六○年代,反觀大陸,則是一連串文人的悲劇,老捨自沉於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軍黑龍江,沈從文消磨在故宮博物館,噤若寒蟬,大陸文學一片空白。因此,台灣這一線文學香火,便更具有興滅繼絕的時代意義了。

    《現代文學》一九七三年停刊,於今三載半,這段期間,我總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無法彌補。有時候我在做夢:到哪裡去發一筆橫財,那麼我便可以發最高薪水請一位編輯專任《現文》;發最高稿費,使作家安心寫作;請最好的校對,使《現文》沒有一個錯字;價錢定得最便宜,讓窮學生個個人手一冊。然而我不死心,總在期望那春風吹來,野草復生。其實《現文》這幾位基本作家,個個對文學熱愛,都不減當年。王文興寫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變》一出,轟動文壇。歐陽子寫作不輟,《秋葉》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說佳作。陳若曦兜了一大圈,還是逃不脫繆斯的玉掌,又重新執筆,《尹縣長》像一枚炸彈,炸得海外左派知識分子手忙腳亂。至於我自己也沒有停過筆,只是苦無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個長篇,磨到現在。按理說,我們人生經驗豐富多了,現在辦一本文學雜誌,應當恰逢其時。

    去年返台,遠景出版社負責人沈登恩來找我,「遠景」願意支持《現文》復刊。我跟幾位在台的《現文》元老商量,大家興奮異常。施叔青請我們到她家吃飯,在座有多位《現文》從前的作家編輯,酒酣耳熱,提到《現文》復刊,大家一致舉杯支持,姚一葦先生竟高興得唱起歌來,我從來沒見他那樣青春,那樣煥發過。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個細胞都在開始返老還童。

    復刊後的《現文》,我們的期望仍只是一個:登刊有價值的好文學,發掘培養優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現在台灣的優秀作家,比我們當年一定要多得多。《現文》將繼承我們以往兼容並蓄的傳統,歡迎有志於文學的作家,一同來耕耘、來切磋、來將《現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國文學的聖壇上,點燃起一朵文藝火花。《現文》發刊詞裡有一段話,我引下來,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們願意《現代文學》所刊載不乏好文章,這是我們最高的理想。我們不願意為辯證「文以載道」或「為藝術而藝術」而花篇幅,但我們相信,一件成功的藝術品,縱非立志為「載道」而成,但已達到了「載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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