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週報》約寫一篇評論，談的是體育明星男的多去做官，女的多嫁富豪。沿用舊時說法，無非是說他們愛走兩條路，或曰富，或曰貴。求貴的多是男體育明星，他們選擇做官，比如熊倪當了湖南省體育局副局長，女排主教練陳忠和成了福建省體育局副局長。女體育明星鄧亞萍似乎是個例外，她也選了從政之路，去了團中央。長得漂亮的女體育明星則多嫁有錢大佬，先有伏明霞，再有郭晶晶，後有張怡寧。她們選擇的是求富。中國人習慣富貴二字連著說，不是純粹的語言習慣，而是「富」與「貴」息息相通。富即能貴，貴必能富。
我不喜歡多嘴多舌，本想推辭不作評論。凡事都要說幾句，很遭人厭煩。何況從業擇婚兩樁事也算正常，本沒什麼值得說的。人家喜歡當官，還是喜歡經商，外人無須置喙。婚姻更是相情相悅，娶誰嫁誰完全自由。為這些事費口水，豈不是吃飽了撐的！
倘若硬要說，則只能說說官和錢。假如熊倪當了體育老師，下班了跟同事打麻將，肯定沒有人說什麼壞話。要說，只會說熊倪這人太本色了。假如伏明霞嫁的是普通人張老三，天天跟鄰居家媳婦李菊花去逛街，肯定也沒有人說什麼壞話。要說，只會說伏明霞這人太平民化了。唯獨跟官和錢有了干係，七七八八的話都來了。顯然，根由不在誰做了官，或誰嫁了富豪，而是這個「官」字和「錢」字出事了。
「官」這個字，1949年之後本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則是「幹部」。「幹部」相比「官」字，似乎多了革命和進步意味。「官」字實則有些趨向貶義，儘管字典裡沒這麼定義。民間用語習慣是最靠得住的詞典。人們罵不爭氣的領導，會說他「當官做老爺」，而不會說他「當幹部做老爺」。所以，1949年以後至少在前三十年，正規場合併不使用「官」字。與「官」字相關的「官場」，詞典裡的詞性色彩就明確了：指官吏階層及其活動範圍，貶義，強調其中的虛偽、欺詐、逢迎、傾軋等特點。可最近二三十年，「官」和「官場」這兩個貶義詞漸成日常用語，等於說人們已把所有進入公權部門的人，以及所有公權部門通通貶義了。
錢是好東西，但中國人對待錢的態度，卻是耐人尋味的。近二三十年，中國人對有錢人不斷變化著稱呼，事實上是不斷改變對有錢人的態度。人們稱呼他們，最初叫大款，繼而叫富人，繼而叫富豪，繼而叫大鱷。叫大款是八十年代初，當時影視片裡的大款多肥頭大耳，粗俗不堪，說明那時候社會意識層面是鄙視財富的。後來叫有錢人為富人，已把他們劃為不同的階層，但態度終算是平和的；後來又叫他們富豪，他們同普通民眾則是雲泥之隔了；最終叫他們為大鱷，則多少帶有些敵意，因為鱷魚畢竟是會吃人的。
拜為官不廉者和為富不仁者所賜，人們對官員、官場和有錢人的態度確已如此，這同誰做了官，誰嫁了富豪並無關係。運動員就不能做官，顯然是意氣之辭；大富豪就不能娶妻，同樣是毫無道理。當然，女運動員嫁了富豪是否幸福，或者男運動員能否當好官員，則完全是另一碼事。當不好官的人多了去了，同他是不是運動員沒關係；富人家婚姻不幸福的也多了去了，不在乎這家主婦是不是女體育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