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從第五次「圍剿」以來推行的堡壘主義，這種作戰方法並非是蔣介石以及他的幕僚的臆想，而是來自於德國的高級顧問——馮·塞克特。最有意味的是，紅軍的顧問李德也來自德國，李德推行的也是堡壘主義，短促突擊。紅軍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可以說是兩個德國人在較量，然而卻是兩種不同的結局，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馮·塞克特出身於普魯士一個貴族家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歷任麥肯森第11軍團、卡爾大公軍團、約瑟夫大公軍團及土耳其軍團最高統帥的參謀長，德國陸軍總參謀長，戰後又任巴黎和德國代表團軍事代表。1920年到1926年任德國國防軍總司令，提出並實施了建立10萬「袖珍陸軍」的計劃，奠定了德國陸軍重新崛起的基礎。1926年晉陞一級上將並退休。他奉希特勒之命擔任了蔣介石的軍事高級顧問，不僅僅因為他有豐富的軍事經驗，更主要的是，他是希特勒法西斯獨裁主義的追隨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納粹。他要把希特勒的法西斯獨裁主義推遍全球。
馮·塞克特一到中國，便向蔣介石灌輸希特勒的獨裁主義。在馮·塞克特眼裡，希特勒的思想源遠流長，它是由第一帝國到第二帝國的思想繼承和發展而來。
馮·塞克特一遍遍向蔣介石販賣希特勒的獨裁主義——決不能讓多數人決定制度，只能由負責的人來作決定，當然每個人的身邊都要有顧問，顧問是為了你，最後靠你個人的意志下最後的決心，由一個人單獨作決定的原則是對責任與絕對權威的無條件的結合，權威是在獨裁下產生的。有的重大問題，是無法用決議和多數表決來解決的，這樣會使事情的本身變得一團糟，而是要用鐵血來解決……
馮·塞克特剛到中國時，蔣介石便請他到廬山為軍官訓練團訓話。馮·塞克特站在高高的講台上，身後有為他預備的椅子，可他並不坐下，他覺得站著講話本身就是一種威嚴，而坐下講話那是一種談心，此時，他來到中國不是在和中國人談心，而是向中國人宣揚希特勒的獨裁主義。他講話的開場白竟引用了一個下級軍官一篇題目叫《領導德國恢復舊日輝煌的應該是怎樣一個人》論文中的一句話，他一口氣說下去：
在一切權威蕩然無存的時候，只有一個來自人民的人才能確立權威，那這個人就是來自人民卻又不同於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須是個獨裁者，獨裁者的根應深深地紮在人民群眾之中，便知道怎樣去對待他們，他本人與群眾並無共同之處，因為他是偉人，具有著偉大的人格和獨裁者的魅力，在流血面前不退縮，在死亡面前不發抖，為了目標，不惜踐踏親人密友，勝利是用汪洋的血水換來的……
馮·塞克特這次演講，在軍官訓練團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掀起了一股崇拜領袖的熱潮。馮·塞克特的狂想曲也激起了蔣介石心中的陣陣波瀾，無形中，有很多東西他與希特勒的思想觀點是不謀而合的。他為了強化自己的思想，把這句口號刻在了每個軍官訓練團成員那把短劍的劍柄上。
馮·塞克特在與蔣介石的交談中還大量引證了黑格爾有關對戰爭的論述：……
世界戰爭歷史不是幸福的天國，幸福時期是歷史上空白的篇章，因為這些時期是和諧一致的，沒有衝突的時期……戰爭是最偉大的純潔劑，它有益為長期的和平所腐化的各國人民的倫喪健康……凡幹大事業的人，絕不能以卑辱的方式呼喚——謙虛，仁愛，寬容——用此來反對世界性的功業及其實現發生的衝突，建立強大的國家，必須要踐踏許多無辜的子民，碾碎前進路上一切絆腳石……
馮·塞克特推行的這些理論，無疑對蔣介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在一次給軍官訓練團的訓話上說：除了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以外，共和國體也是我們的敵人，我們的鬥爭只有兩種結局，不是敵人踏著我們的屍體過去，就是我們踏著敵人的屍體過去……
蔣介石就是蔣介石，他不是博古。蔣介石並不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的東西並不符合中國國情，只能吸取適用他的一部分，希特勒就是希特勒，他蔣介石就是蔣介石。可以說蔣介石是深深瞭解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文化的，他知道孔孟之道浸透了整個民族的各個角落。可以說，他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很瞭解中國這塊土地的，然而他們最後走的路卻是那麼不一樣，一個是革命，另一個是鎮壓革命，結局也就各不相同了。另外一個就是，蔣介石並沒有吃透中國人一大部分的民心，失去了民心，同時也就注定了他的結局。
馮·塞克特人生的四大信條是：「愛情，仇恨和祖國，利益」。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他萬沒有料到的是，在紅軍隊伍中，還有一個叫李德的德國人在和他做殊死的較量。他們不謀而合地用了同一種戰術，打的卻是兩種心情的戰爭，一個是法西斯，另一個則是布爾什維克，卻通過兩支中國的軍隊在進行相互拚殺。
早在慕尼黑的街壘戰中，兩人已經較量過了。不過那時兩個人的身份不同，馮·塞克特那時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國防軍總司令，而李德則是一個起義的戰士。
到了中國，兩個德國顧問不遺餘力地對抗，一方面是為了他們不同的使命，更重要的是為了他們不同的信仰，一個是無產階級的虯E行者，另一個則是把共產主義當成頭號敵人，推行擴張主義的獨裁者。馮·塞克特眼看著紅軍的根據地在他的堡壘主義圍攻下正節節潰退，曾有過短暫的興奮，直到後來看到紅軍放棄根據地西進，也沒能使他的興奮持續多久，他終於發現這一點點眼前的勝利並不像他們追求的那樣輝煌。
馮·塞克特所崇敬的和追求的是帝國的榮耀和形象，他追求的是第一帝國的榮耀。中世紀的羅馬帝國，那是多麼的神聖，可歷史無情地使這種神聖很快衰落下去了。他夢想，經過自己的努力，把德國也建成一個第一帝國的形象，他崇尚希特勒的帝國主義毅志，那就是擴張和獨裁，可他的身體愈來愈差了，自己也許看不到德國在世界稱帝的時刻了，自己的理想和夙願還沒有來得及完成。他這次到中國來，就是推行德國稱帝計劃的一部分，眼前小小的勝利，使他沒能看到這一曙光，距德國稱帝的目標還很遙遠，遙遠得似乎沒有了盡頭，但他仍然清晰地記得希特勒的話：要取得新的土地，只有東方才有可能……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馮·塞克特沒有來得及等待他那光榮夢想的實現，便於1935年回國，不久便病逝了。他傳播關於「獨裁」的思想，卻深深地影響著蔣介石。
自第五次「圍側」以來，蔣介石覺得自己統一中國的雄心正在一點點地變成現實。那一段時間，不論走到哪裡，他都會讓隨從給他帶上那份放大的中國地圖，那張地圖有一面牆壁大小，他時常站在那張中國地圖前暢想著統一中國的大業。
中國的古代皇帝中，他崇尚的是秦始皇、李世民、成吉思汗這些有雄心又有膽略的皇帝，他一站在那張地圖前，就感受到了自己的強大，內心勃發噴湧的是氣吞山河之勢，這種強大的勝利感，常使他感受到一種微醺，酒醉一樣的快慰。
在1936年7月，陝北的白家坪，周恩來與斯諾有一段談話，對那時的蔣介石有一段評價。
斯諾：你認為蔣介石的勢力比前幾年增強了還是削弱了？
周恩來：1934年蔣介石的勢力發展到了頂峰，而現在正在迅速地衰落，在江西第五次「圍剿」時，他能夠動員50萬軍隊發起進攻和進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在他粉碎了19路軍，迫使我們撤退以後，他變成了長江流域的霸主，但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此，他的內戰口號已完全失去了號召力。
斯諾；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你對他作何評價？
周恩來：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一個拙劣的外行，作為一個戰略家，也許好一些。作為戰術家，蔣介石採用了拿破侖的方法，拿破侖的戰術需要極大地鼓勵士兵的高昂的士氣和戰鬥精神，領先必勝的意志，而蔣介石在這方面老犯錯誤，他過於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帶領敢死隊的英雄，他帶一個團或一個師，也總是搞得一團糟。他老是集中部隊，企圖通過猛攻奪取陣地。1927年武漢戰役，在其他部隊失敗後，蔣介石率領一個師攻城，投入了全部的力量進入防禦工事，結果全師覆沒。
在南昌，蔣介石又重蹈覆轍，他不等增援部隊到達，就用他的第一師向這個被孫傳芳佔據的城市發起突擊，孫傳芳後撤，讓蔣介石進入部分陣地，然後反擊，把蔣介石帶入城牆和一條河之間的起伏地帶，最後使蔣軍大敗。
不過蔣介石在戰略上要比戰術上強一些，他的政治嗅覺要比軍事嗅覺強，這就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他常能相當老練地全面策劃一次戰役。
斯諾：從軍事角度看，紅軍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周恩來：有兩個重要因素致使蔣介石第一次取得勝利，第一，他採納了德國人的建議，在縱深構築堡壘群，步步為營，以短促突擊向前推進，最後以優勢兵力，對紅軍逐步實施有效的包圍。第二，我們未能在軍事上同國民黨19路軍發動的福建起義相配合，沒有支持這支牽制蔣的力量。我們本來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義部隊相互配合的，但聽從了李德和上海國際顧問的建議，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蔣介石集結在瑞金附近的部隊，這就使蔣介石得以從側翼包剿19路軍而把它打垮。
此時，蔣介石站在南昌行營的軍事地圖前，目光久久地注視著印江、德江、沿河和四川的酉陽。這是紅2、6軍團所在的地方。當初6軍團突破湘江，向湘、鄂、川方向「流竄」時，蔣介石就意識到了什麼，他想到也許這是紅軍大部隊的一支先頭部隊，他想到了紅軍企圖撤離的計劃，但他萬沒料到紅軍會走得這麼快。
那時他就命令何鍵，一面追堵6軍團，一面防堵紅軍大部隊西竄。他已部署好了重兵，不讓大股紅軍與汀西的賀龍聯起手來。他為這一計劃有些得意起來。
當他的目光離開印江、德江一帶移到紅四方面軍川陝根據地時，他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他心裡清楚，這是一支並不比朱毛的隊伍好對付的力量，他覺得此時消滅赤匪統一中國大業的理想變得遙遠起來。在1933年底，那裡的紅軍曾粉碎過川軍20多萬人的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從川陝撤走後，到了陝北，主力很快西渡黃河。
就在紅軍主力緊鑼密鼓準備西征的前夕，蔣介石於1934年10月10日雙十節那天，偕夫人宋美齡、私人顧問端納、少帥張學良等一行，從漢口抵達洛陽，參加了中央軍事學院洛陽分院的開學典禮。
他同夫人站在檢閱台上，看著一個個學員方隊在他眼前走過，強大的軍樂隊演奏出的音樂和方隊裡喊出的口號聲，震耳欲聾，那一刻，蔣介石又領略到了那種微醺的感覺。檢閱完畢之後，3000多名學員仍然排著方陣站在檢閱台前，聆聽蔣介石的教誨——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國家內戰頻繁而對外用兵者！不安內則不能攘外，日寇是疥癬之疾，共匪則是心腹大患，共產黨的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為抗日，實為威脅我南京……共匪不除，國無寧日！
蔣介石在洛陽停留幾日後，於14日到達了古都西安，邁出了他西北之行的第一步，當日的《華北日報》記述了蔣介石的西安之行：
……輿論認為蔣介石西安之行與共產黨對四川的威脅不無關係。因為國共的任何行動都會變該省為一主要戰線，但蔣委員長暨夫人卻大肆鼓吹新生運動……
蔣將軍、蔣夫人行後做即席演說，前者用中文，後者用準確美妙的英文。在座的無不讚歎蔣委員長及夫人的尊嚴和風度，深為中國首腦層中能有這般才智、活力和獻身精神的人物而欣慰不已。
蔣介石又到了蘭州、寧夏等地，《華北日報》於10月21日報道了蔣介石寧夏之行：
方圓百里左右，只有綿延無盡的尖頂淺褐色的黃土山丘，山丘四圍沖蝕成乾裂的溪谷。
號角吹響了。民眾開始歡呼，樂隊開始奏樂，歡迎蔣介石夫婦和張少帥，客人們走下飛機，馬鴻逵將軍和其曾任山東省主席的兄弟馬鴻賓將軍走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表明寧夏仍在黨國手中……
當時的內蒙古也發電邀請蔣介石去視察，蔣介石採取了一個折衷的辦法，派一位好友去了內蒙，而他偕大隊人馬來到了張家口，隨後又去了太原。
蔣介石此次之行，被認為是危險的，由於隨行的張少帥和端納等人未加阻攔，事後受到了許多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的批評。
從蔣介石這次西北之行中可以看出，蔣介石雖認為紅軍已到了最危險的關頭，他也料到紅軍窮途末路時會逃竄，但決沒料到會那麼快，直到南昌行營電話告之中央紅軍已經西征，蔣介石才偕高級幕僚急慌慌地飛赴南昌，去指揮追堵紅軍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