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懺悔是因為這兩年我一直在馬不停蹄地出書，書出得太多了，我的朋友詩人伊沙曾善意地提醒我「你寫得太多了」，結果遭到我一篇文章《詩人有什麼可狂的》的抨擊，現在想來，真正太狂的是我自己。我覺得真到了該替自己和整個小說界反思和懺悔的時候了。
2001年我曾在一年內出版七部長篇小說，被文壇稱為「趙凝旋風」。去年，因為「非典」的影響，在全國書市都不景氣的情況下，我竟也有包括《胭脂帝國》在內的六本書出版。今年我開始有意識地控制出書的「量」，長篇小說僅出新作《夜妝》一本。
我認為「當紅」作家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和「當紅」演員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當我們面臨的撲天蓋地稿約(片約)，總是有點「暈」。誰都有過剛出道時的艱難，書稿被人踢來踢去，遭人冷語，但當有朝一日作品被人認可，你的文字就變成了出版商眼中的錢，我們從沒人搭理忽然間變成了一座人見人愛的「富礦」，我的名字成了明晃晃的金字招牌。幾年來，面對多家出版社的不停催稿，以及高額稿酬的誘惑，我必須夜以繼日地不停寫作，長篇小說一本接一本地出，這幾年我給出版社創造的利潤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當然，我自己也得到了不薄的版稅收入，用一本小說的版稅收入就可以購買一部像樣的汽車，這是過去的作家所不敢想的。
拋開金錢的誘惑，反思自己的寫作，我覺得自己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快，還是因為「緊迫感」在作怪。這種緊迫感並不是因為想要購買更多的汽車，而是因為精神上有恐懼。我們是前有「大將」後有「追兵」的一代作家，即所謂「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當初李師東先生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今天，我們這代人已成為文壇上的「實力派」，即所謂中堅力量，但我們仍像「三明治」中間的餡一樣，被人上下夾著，上有莫言、王朔那樣的「大將」，下有像安妮寶貝這樣厲害的「追兵」，我們被夾在中間，不得不把自己調到衝鋒陷陣的狀態，才能贏過這上下兩代人。
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餡」是「三明治」中最精華的部分。
在《夜妝》中，我試圖寫一個好看的故事，而不考慮其它因素。我們最初進入文壇，身上沾染著極濃的「大師情結」，把卡夫卡的《變形記》當成寫小說的標準，使我們的中短篇一度變得艱澀難懂。小說讀者的流失，誰該負責？我認為作家應該負全責。我們把小說變得古靈精怪，或者把小說變成冗長的、讓人讀來很不舒服的「半論文」，有一段時間，我心高氣傲，認為誰都看得懂的小說一定很臭，要把小說寫得像「天書」一樣沒人看得懂才算高級，有事沒事一天到晚作曲高和寡狀。是我們這些小說作者，親手把讀者變成了小說的敵人。這事誰都不能怪，只能怪我們自己。
因為那些空洞、冗長的東西能得獎，有一部分小說家就專營此類，使小說變得越來越難看。小說變成了不是給讀者「講故事」，而是「炫技」、「耍酷」給同樣寫小說的人看。滿頭滿腦的方塊字塞滿整個空間，有的人甚至連分段似乎都懶得分，讀來實在令人生厭，這都是那批從八十年代走過來的作家身上帶來的毛病，或者說他們給文壇留下了永遠的「後遺症」，有一段時間，文壇就像好像競技場，各種「技法」和「搞怪動作」滿天飛，人人都在玩虛的。寫小說的潛台詞好像就是：我就是不讓你看懂！我就是不讓你讀下去！
我認為小說家應該主動放棄「大師情結」，不要一聽誰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流口水，小說家應該變得實在些，不要以為今天寫出來的東西就一定是經典(經典不經典要讓時間說話)，也不要為這獎那獎而活著，要寫出好看的、適合讀者閱讀的小說來。要寫出貼近自己身心的小說來，不要整天跟著「大師」屁股後面轉。他們拉美文學爆炸他們的，我們寫我們的，小說寫作者只是一個平常勞動者，要把姿態放低一點，抱著「寫小說是給人看的」這種態度來寫，我從去年的《胭脂帝國》到今年出版的這部《夜妝》，都在用行動來證明這種轉變，我不再寫那些虛無飄渺的東西了，不再假深刻，不再玩酷。
我希望我的懺悔都能文壇帶來一切有益的東西。我們都從天真的大師夢中醒來，做一些腳踏實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