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劉躍進 正文 錢後頭,藏著一個字:恨!
    這天下午,劉躍進穿著另一個人的衣服,裝扮成另一個人,蹲在十字街頭轉角處賣煮玉米。另一個人劉躍進沒有見過,嚴格告訴他,是個安徽人,高矮,胖瘦,臉上的黑,跟劉躍進差不多。其實模樣有些差別也沒啥,所有的裝扮為了哄騙一個人,為了對應一張照片,無人能分清照片上一個賣玉米的和另一個賣玉米者的細部;照片上,這個賣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體差不多就行了。何況,在這齣戲裡,這個賣玉米的並不是主角;主角是賣白薯的,和挨著賣白薯的那個賣羊肉串的。嚴格的老婆瞿莉如來現場調查,盤問他們的可能性最大。賣玉米的只是照貓畫虎,以防萬一。劉躍進平生第一次裝扮別人,為了裝扮這個人,嚴格付給劉躍進五百塊錢。劉躍進接過錢,馬上入了戲,他問嚴格:「你說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張口,說話穿幫了咋辦?」

    嚴格一愣,覺得劉躍進說得有道理,這一點他沒想到;再一想,覺得劉躍進說得沒道理。人在照片上不會說話,這人是安徽人只有嚴格知道;待戲開場,瞿莉並不知道這人的來歷;嚴格又鬆了一口氣,對劉躍進說:「你該說河南話,還說河南話,關鍵是不要緊張。」

    又交代:「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輕心;我老婆像黃鼠狼,有時候專咬病鴨子;不然我也不會把安徽人換下來。」

    劉躍進點點頭,撇下安徽人,又問另一個問題,指指報紙上的圖片,又戳戳報紙背後:「給人找這麼大麻煩,照相的圖啥呢?錢?」

    嚴格歎口氣:「錢後頭,藏著一個字:恨。恨別人比自個兒過得好。」

    劉躍進點點頭,明白了。圖片的遠景,有一新蓋的綜合商城;嚴格指著商城的樓頂:「該在這兒埋個狙擊手,『崩』地一聲,他腦袋就沒了。」

    劉躍進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和任保良提出的問題一樣,嚴格這麼大的老闆,出了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當呢?與一女的好了,還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離婚,跟那個唱歌的結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幹嘛還費這麼大的勁,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瞞哄老婆呢?在這一點上,嚴格還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釀造公司」那個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搶了劉躍進的老婆,倒是敢作敢為。但這話劉躍進沒敢問,只是想著各人有各人的難處;這麼大老闆,原來也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劉躍進對嚴格產生了一絲同情。或者,兩人有些同病相憐。說是同病也不對,但在害怕揭開世界的真相上,兩人倒是相同的。

    嚴格交代劉躍進不要緊張,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劉躍進倒沒感到緊張,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裝扮另一個人,而是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兒。一眼就能看出,這身衣服是從夜市的地攤上買的二手貨;這身衣服,也不知經了幾茬人;有些餿,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人,在這衣服上留下的痕跡。衣服雖有味,但這安徽人的玉米卻煮得不錯。一個大鋼精鍋,座在一蜂窩煤爐子上;劉躍進一出攤,馬上有人來買。而且能看出,都是回頭客。可見賣一玉米,也能賣出名堂。劉躍進又佩服這安徽人。嚴格說這人膽小,一說話就哆嗦;劉躍進卻覺得,這個哆嗦的人,做事倒認真。劉躍進想著,待哪天自個兒跟任保良鬧翻了,也來賣玉米。劉躍進接手攤子時,嚴格交代得很清楚:「安徽人怎麼賣,你就怎麼賣,一切不要改樣。」

    但劉躍進接手之後,馬上改了樣。別的樣子他沒改,只是改了玉米的價錢。煮好的甜玉米按穗賣,過去安徽人一穗玉米賣一塊錢,劉躍進接手之後,馬上改成了一塊一。劉躍進把在菜市場買菜的經驗,移植到了賣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錢,一百穗就多出十塊錢;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顧客掏錢時問:「不是一塊嗎?今兒咋改一塊一了?」

    劉躍進:「昨兒懷柔下了一場冰雹,地裡的玉米全砸壞了,可不就一塊一了?」

    人打量劉躍進:「咋改人了?」

    劉躍進:「我弟昨兒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劉躍進埋頭賣了仨鐘頭玉米,嚴格的老婆瞿莉還沒露面,還沒來調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會來了。來不來,劉躍進倒不在意;五百塊錢的演出費已經掙到手了,鍋裡的玉米賣出一半,也有五六塊錢的賺頭;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費,明天再接著賺玉米的差價;就這麼天天演下去,劉躍進還發了呢。但劉躍進的夢想馬上破滅了。劉躍進正浮想聯翩,一輛「奔馳」緩緩開來,停在路邊;從車裡下來一胖女人。車的另一側,下來嚴格。劉躍進知道,鑼鼓點敲響了,大幕拉開了,戲開場了。嚴格的老婆胖雖胖,但能看出,年輕的時候並不胖;現在雖然身子走了形,臉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顏色。她左手牽著一條狗,右手握著一張報紙。這張報紙,就是劉躍進看過的登著女歌星和嚴格的報紙。劉躍進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準備。

    瞿莉下午四點從上海飛到北京。本來兩點該到,但上海有雷陣雨,飛機晚起飛倆鐘頭。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來她與娘家關係不好。瞿莉小時,與父親關係好,與母親關係不好;母親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親對妹妹卻不一樣,罵是罵過,從無動過手;可見脾氣也分對誰。家裡分成兩黨:父黨與母黨。但父黨弱,家裡是母黨的天下。上海人戀家,但瞿莉考大學,毅然考到北京,就是為了擺脫上海的母黨。瞿莉與嚴格結婚第二年,瞿莉的父親死了;瞿莉從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

    但近一年來,瞿莉開始走娘家,有時一月一走;連嚴格也不知道這變化從何而來,是瞿莉變了,還是她母親變了。但不管是誰,嚴格並不反對這變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嚴格的天下,嚴格就可以放心約會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嚴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並不是為了走娘家,而是為了看心理醫生。瞿莉認為自己得了重度憂鬱症,只是背著嚴格沒說。

    瞿莉與嚴格結婚十二年了。頭五年,日子窮,兩人老鬧彆扭;那時瞿莉還文靜,與文靜的人鬧彆扭,皆是冷戰。五年後,日子富了,瞿莉變胖了,兩人再鬧,開始大吵大鬧。大吵大鬧五年,又不鬧了,又開始冷戰。這時的冷戰,就不同於過去的冷戰。冷戰中,瞿莉突然發現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體,在心,似總在擔心什麼。既擔心嚴格變心,每天睡覺前,都偷偷到廁所檢查嚴格的內褲;又擔心自己;似又不是擔心他們兩人,而是擔心整個世界。周圍一發生變化,哪怕門口釘皮鞋的換了,或國家領導人變了,本來與她毫不相干,她都覺得世界亂了,全體不對勁。明顯是憂鬱症了。別人得憂鬱症,應該睡不著覺,應該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夠,越吃越胖。一煩心,就吃漢堡包。直到吃撐吃累,倒頭便睡著了。於是就看心理醫生。北京也有心理醫生,但上海人心眼小,得憂鬱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醫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還有一個想法,這憂鬱症雖得在現在,說不定和童年也有關係,和母親也有關係,在上海就地就醫,也接地氣;於是一個月一趟,飛上海看醫生。

    別人看心理醫生解開了心結,瞿莉越看心理醫生,心結結得越大。給瞿莉看心理的醫生是個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三十多歲,也說浙江官話;但他沒鬍子,髮型、手指的舞動,像個同性戀。但他看別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樁樁一件件,由表及裡,由淺入深,透過現象看本質,說得頭頭是道。但他一開始也沒說中,也是針對現象說現象,直到半年之後,盤問出瞿莉與嚴格結婚十二年,流過三次產,一個孩子也沒保住,一切才豁然開朗。這蔣介石的小老鄉,翹著梅花指,微微點頭,用浙江官話說,這就對了,一切根源都在流產;和她的童年和母親倒沒關係。她擔心的不是嚴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個世界,而是孩子。檢查嚴格的褲頭,是怕他跟別人生孩子;又開始與嚴格冷戰,做一個頭髮,卻與周邊的美發店吵了個遍,是在往外推卸責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進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沒有孩子,將來的家產落到誰手裡。換句話說,是錢。

    原因找到了,醫生豁然開朗了,瞿莉本也該開朗,但她沒開朗,反倒更憂鬱了。因為這根源她無法解決。本來對世界還沒有那麼擔心,現在反倒更加擔心了。本來擔心的是整個世界,經過醫生的幫助,倒漸漸落到了嚴格一個人身上。嚴格在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這種擔心和留意會使事情適得其反,也許她要的就是適得其反;想用適得其反,用爆發,用一個惡劣的最壞的結果,用殺人,用血流成河,來證明錯不在自己,把責任都推到對方和世界身上。過去擔心嚴格在外邊有人,現在嚴格在外邊沒人,她倒不放心;也許,嚴格在外邊搞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讓她的願望早日實現。

    她這次去上海,本不是為看病,就是一個習慣;昨天,她北京的一個閨中密友,打電話告訴她,嚴格與女歌星的照片上了報紙。這閨中密友也是個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興奮,又讓瞿莉看清了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時刻盼著身邊朋友倒霉的人。也是心裡有病。但閨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聽到這消息,並沒有沮喪,而是像密友一樣興奮;就像戰馬聞到了戰場和血的氣息,渾身的血液,立即沸騰起來。但她在電話裡,又故作沮喪的樣子,也讓閨中密友上了一當。可她準備引而不發,她要消受這苦膽和毒汁;火山積得越久,噴發出的火焰越壯觀。她從首都機場下了飛機,嚴格來接她,手裡拿著一張報紙,她知道嚴格是在欲蓋彌彰,搶佔這事的先機。待上了車,瞿莉抱上狗,嚴格打開報紙,讓她看照片。接著解釋:「你愛信不信,當時我買紅薯時,都沒留意她是誰。」

    意圖這麼明顯,倒把瞿莉的火拱上來了。本不想上閨中密友的當,這時又上當了;本想引而不發,突然又發了。她說:「你緊張什麼?我到現場問一問,不就清楚了?」

    嚴格:「昨兒的事兒了,誰還記得?」

    瞿莉不理,讓司機徑直去照片上的街頭。但她這樣做,正好也上了嚴格的當。嚴格不是欲蓋彌彰,而是欲擒故縱;他盼的就是瞿莉去現場;瞿莉過去也去過別的現場,讓他提心吊膽;但這次與過去不同,這次經過周密佈置,他擔心他的戲白導了;他不是借此否定這一件事,而想借此否定整個瞿莉。嚴格也入戲了,裝作不情願的樣子:「你愛看不看。」

    隨瞿莉一塊來到了昨天的街頭。

    劉躍進本來不緊張,看到瞿莉和嚴格下車,演出要開始了,劉躍進突然又有些緊張。畢竟過去沒演過戲,更沒演過生活。演生活,原來比演戲還難。讓劉躍進感到緊張的還有,他整天跟工地的民工在一起,大家都是下層人,說的是同樣的話,幹的是同樣的事,沒跟嚴格瞿莉這些有錢人打過交道,不知道他們整天幹些啥,遇事會說啥話,自己這戲該怎麼接。瞿莉牽著狗,並沒有急著上去調查,而是由著狗的性兒,隨意在街角各個攤子前蹓躂。嚴格倒有些不耐煩,催她:「不信,你問賣烤白薯的。」

    瞿莉沒去問烤白薯的,倒在其它攤前繼續蹓躂。但她恰好又上了嚴格的當。瞿莉蹓躂回劉躍進的鋼精鍋前,劉躍進像安徽人一樣,渾身開始哆嗦。瞿莉看劉躍進哆嗦,便停在劉躍進攤前,攤開報紙問:「師傅,昨兒看到這歌星了嗎?」

    劉躍進說不出話來,哆嗦著點點頭。瞿莉好像很隨意地:「她幾個人來的?」

    劉躍進磕巴:「倆。」

    嚴格在瞿莉身後,嚇得臉都綠了。瞿莉:「哪個人是誰?」

    劉躍進:「她媽。」

    瞿莉一愣:「你咋知道是她媽?」

    劉躍進:「我聽她說,『媽,你先吃玉米,我去買塊紅薯。』」

    瞿莉鬆了口氣。嚴格在瞿莉身後,也鬆了口氣,悄悄給劉躍進翹大拇哥。看似一個民工,還真能演戲。瞿莉問完劉躍進,不再問別人;就是問別人,有這良好的開端,嚴格也不怕;瞿莉牽著狗,轉身回到奔馳車旁。嚴格也跟了過來,似受了多大委屈,率先上了車,「彭」地一聲,關上自己一側的車門。這時瞿莉對司機說:「等一下,我也買根玉米。」

    牽著狗,又回到劉躍進攤前。問:「玉米多少錢一根?」

    劉躍進這時不緊張了,還為剛才的緊張有些懊惱;原來演出這麼容易。這時開始放鬆,真成了一個賣玉米的:「一塊一。」

    瞿莉扒拉著鍋裡的玉米,又似隨意問:「這歌星,是昨天上午來的,還是下午來的?」

    這一問把劉躍進問懵了。沒有台詞提示,劉躍進只好隨機應變,順口答道:「上午,我剛出攤。」

    瞿莉點點頭,笑了。劉躍進以為自己又演對了,也笑了。瞿莉挑了一穗玉米,掏出兩塊錢,遞給劉躍進:「不用找了。」

    牽著狗,又回到車旁。劉躍進以為演出圓滿結束了,嚴格在車上也以為演出圓滿成功了;奔馳車在街上疾駛,瞿莉一直在埋頭啃玉米。嚴格還有些得理不饒人:「人家報上說的是吃飯不吃飯的事,你都能往男女關係上想,心術能叫正嗎?」

    又說:「下次再這麼疑神疑鬼,我真跟你沒完。」

    沒想到瞿莉猛地抬頭,將手裡的玉米,摔到嚴格臉上,把嚴格的眼鏡也摔掉了;腳下的狗也嚇了一跳,仰起脖子,「汪汪」叫起來。嚴格急了:「幹什麼,無理取鬧是不?」

    瞿莉這時滿含淚水,指著報紙:「嚴格,下次你要騙人,還要仔細些。賣玉米的說是上午,看看你們身後的鐘錶!」

    嚴格從腳底下摸到眼鏡,戴上,看報,原來,全景圖片上,遠處那座綜合性商城,商城樓頂的犄角上,豎著一電子鐘;雖然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數字:17:3:56。嚴格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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