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雷州市近萬名小學六年級學生參加完統考後，有家長曝料試卷和答案考前就已經隨處可買了。雷州市教育局隨後證實，試卷答案考前已經外洩，此次考試成績取消，而當地檢察機關已介入調查。至於父母為什麼要買答案，自然是為了孩子考高分進當地的優質中學。
說標準答案完全摧毀了中國教育，這話未免言過其實。不過，在很多時候你又不得不承認，標準答案是個不折不扣的禍患。在那裡，不僅有對知識的喬裝改扮、故作威嚴，更有對人性的無窮摧折，對光陰的無情浪費。死記硬背的學問，本來就是記憶之學對思維之學的侵襲，更別說那些要求別人寫讀後感的主觀題，竟然也有標準答案。就在幾年前，甚至還有好事者琢磨出一個孔子標準像。可歎決定孔子長像的不是父母遺傳的基因，而是兩千多年後的「標準化」運動。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標準答案一旦被確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機制立即被激活。所以，當被問及「雪融化了成什麼？」時，一個孩子答「春天」，結果被老師判定錯，因為標準答案是「水」。這樣的標準答案似乎還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標準答案注定只能當笑話聽。比如：「一個春天的夜晚，一個久別家鄉的人，望著皎潔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鄉，於是吟起了一首詩。這首詩是什麼？」一個學生答：「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結果同樣被判卷老師打了個X，標準答案為「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仔細想來，中國的中小學甚至大學教育，大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等式來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號左邊是權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號右邊是惟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個封閉的世界。
面對如此情景，你難免悲從中來——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一道開放的考題，即「2=?」。同樣是運算，兩者的開放性顯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個，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殺勿論。至於後者，答案自是千變萬化。你可以說「2=1+1」，也可以說「2=2×1」，甚至，你還可以別出心裁，說「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樂意，根據既有的常識，你可以DIY出你最願意看到的答案。當然，你也可以說與後一種相仿的情形並非從未出現，然而荒誕乃至讓人無法忍受的是，當出題者問你2等於多少時，你只能說2等於「1+1」，而不能說等於「0+2」。這樣的標準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所能製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標準血案」或「標準冤案」了。
好了，在這裡我並不是要討論數學，不是要討論哥德巴赫猜想。讀者不妨用其他詞語代替這裡的2。比如「正義」「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說的是，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它會抹去差異，填平溝壑，告訴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義，合乎理想。如果把運算的過程比作生活的過程，那麼生活就只有一個目的，只有一個標準答案。按說，幸福與否是個很私人的問題，但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告訴你的卻只有一個答案。在過去，比如「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狠鬥私字一閃念」等等，變來變去其實答案都是一個，即政治正確。而不是自己結合自己的人性與經驗去體悟「什麼是幸福」。簡單說，「1+1=2」式的教育，沒有過程，其迷信的只是一個結果；而探尋「2=？」式的教育，卻是煥發人的創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發人們回歸自身與探尋真理熱忱的教育。
數日前，我與陳志武先生同做一期電視節目，談現在大學生一畢業就著急買房的問題。剛工作就忙著買房，在許多人看來算是標準答案了。為什麼年紀輕輕就一定要買房？事實上，就個人而言，我最幸福的體驗也不是三十歲以後在中國買了房，而是我當年把準備在北京買房的錢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讀書上。
生活沒有標準答案。回首前塵往事，你走你的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運算法則。一起長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學；一起上學的人，未必都能考上大學；都讀了大學的人，未必都能立即找到工作；沒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業；沒有成就一番事業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樣是念了哈佛，梭羅畢業不找工作，借把斧頭跑到瓦爾登湖畔搭了個木屋，過一種可以試驗的生活，而蓋茨索性中途輟學，不久就創辦了微軟公司。
我們的教育不能窮得只剩下標準答案了。一個社會要有共同的底線，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這並不意味著教育與思考應當唯標準答案馬首是瞻。標準答案的背後，是考生的命運，是命題者的權威。當人人不得不向所有貌似客觀公允的標準答案低頭時，我們真正能夠看到的，卻是一盤盤「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棋局。而這個被標準答案統治的世界，一個連過程都被標準化的世界，是一個已知的、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個遠離了創造和創造精神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