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熱衷於討論人權高於主權，還是主權高於人權。其實，不唯國家有主權，每一位國民也有主權。而且，個體主權之是否淪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對的精神事件。
所謂個體主權無外乎兩種：一是「對物」；二是「對己」。
「對物的主權」，十八世紀的歐美賢良已有精彩論述。如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有關物權的至理名言——「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衛兵不能進」；美國政治活動家詹姆斯?奧蒂斯反對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時的慷慨激昂——「一個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裡就應當受到像王子一樣的保護」。
至於「對己的主權」，則包括個體的身體自治（行動自由）與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條件下，無論「對物」，還是「對己」，兩種主權都具有某種可讓渡性：通過談判你可以變賣房產，替人工作、聽人差遣，甚至接受有關思想與行為的培訓等等。但是，沒人希望自己因此變成奴隸，既失去了「對物的主權」，也失去了「對己的主權」，成了「大公無私」時代裡一無所有的「新人」。
最常見的情形是，人們敏銳於擁有「對物的主權」，而無視自己的思想與行為成為徹頭徹尾的淪陷區，就像漢娜?施密特，電影《朗讀者》裡的納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漢娜完全是漢娜?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優雅、溫順，而且理直氣壯。在那裡，劊子手被還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國市民，忠於職守，對上級以及既有法令無條件服從。當法官質問她為什麼只為不出亂子而寧願讓三百人活活燒死時，漢娜反問法官：「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法官一時無言以對。相信這也是人們最怕面對的問題。體制、環境、「大家都這樣做」等等就像是隱身衣，許多作惡的人都曾經穿過，而且還要為將來備用。
至於漢娜為什麼還是被判終身監禁，影片未完全展開，答案在德國的另一場真實的審判中。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裡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牆倒塌前，27歲的他射殺了一位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裡斯?格夫洛伊，20歲。幾十年間，在這堵「隔離人民的牆」下面，先後有300位東德逃亡者被射殺。
和上面這位可憐的女人一樣，亨裡奇的律師也辯稱這些衛兵僅僅是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不這麼認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則。」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格夫洛伊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從漢娜?施密特到因格?亨裡奇，體制內的作惡者莫不把體制與命令當作其替罪的借口，為自己主權淪陷、良心失守卸責。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選擇的。不是麼？在修砌柏林牆的第一天便有東德衛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牆，方生方死，正是從那一天開始了它持續幾十年的坍塌。
你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衛兵。亨裡奇案作為「最高良知準則」的案例早已廣為傳揚。「抬高一厘米」，是人類面對惡政時不忘抵抗與自救，是「人類良心的一剎那」。這一厘米，是讓人類海闊天空的一厘米，也是個體超拔於體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見證人類具有神性的一厘米。
那一刻，像過往與將來的所有光榮時刻，良知被人類奉若神明。而人類之所以高貴，正在於人的身上附著了這種神性的良知。如亨利?梭羅所說，「每一個人都是一座聖廟的建築師。他的身體是他的聖殿，在裡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鑿大理石，他還是有自己的聖殿和尊神的。」中國人不也常說「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麼？不管是「神知」，還是「己知」，背後都關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後者是自律之神，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惡的樊籬。一旦丟掉了良知，人類神性的廟宇也就坍塌了。人類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瑣的世相與一望無際的殘酷。
為了克服阿倫特筆下的「平庸之惡」，抵禦隨時可能發生的權力之禍，尤其在經歷了極權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之後，各國已經越來越注重對其國民抵抗權的保護。這既是一種法律上的救濟、政治道德上的分權，也是一種良心上的共治。具體到今日中國，現行《公務員法》第54條不也規定公務員有抵抗上級的權利麼？只可惜有人於法不顧，以為可以盡享良心淪陷之紅利，且永遠不受責罰。而這一切，也正是網民窮追暴力拆遷、跨省追捕等惡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國家，誰能帶領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領導者？當一個人因不分善惡、唯命是從而導致自己主權淪陷，這樣「亡國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無希望？在此意義上，所謂良心發現，是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救亡圖存」？
年少時愛看《加裡森敢死隊》，如今只記住其中一個鏡頭：盟軍戰士逃跑時，一位德軍士兵開槍射擊，可是怎麼扣不動扳機，嘴裡還嘟囔著，「什麼老爺槍！」二十年後想起這個細節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個手忙腳亂的德國兵是在「蓄意不謀殺」，正管理著他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