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改朝換代的年代，開公司不如開政府。這點覺悟，中國史書上是有記載的。比如在戰國時期，大商人呂不韋雖然「往來販賤買貴，家累千金」，仍然覺得經商利薄，於是想出了一個在政治上「借肚皮上市」的辦法，將自己的種子播到了未來的皇太后的肚子裡。待到秦王嬴政登基，這政府就算是開張了。只可惜好景不長，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遊山逛水到了今天的蘇州一帶，一路威風凜凜，卻看得當地十佳青年項公子眼熱心動，直呼「彼可取而代之也」，意思是說，政府你開得，我為什麼開不得？後來，秦朝就真的滅亡了。
當然，通過開政府以謀取私利本是家天下的時候才有的事情。當「以天下為己用」的君王紛紛被打倒，當家計財政讓位於公共財政，現代政治學的一個常識是政府是實現民眾利益的工具，任何政府都不能以摘社會的桃子為目的。
儘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膽大妄為，將公權攫為己有，繼而搶奪民權。
且看2007年的一則新聞：幾位閩商組建的長治市傑昌公司因房地產開發中的糾紛，被當地某公司起訴。案件判決後，長治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時，向傑昌公司下發執行通知書，要求該公司支付20萬元案件執行費和150萬元實際支出費。據長治中院執行局李局長說，「實支費」就是辦理案件中實際支出的費用，包括該院為辦理傑昌公司的案子前後買進的6部新車。（8月14日《東南快報》）
據說，當閩商宣稱無錢支付這莫須有的「實支費」時，那位李局長竟然堂而皇之地警告當事人：法院不是民政局，企業困難在法院裡喊沒用。而如果傑昌公司配合，執行費可以降到100萬。況且，法院幫傑昌公司已經辦了很多事情，傑昌公司不能一點人情都不講。傑昌公司這麼大的企業，不要計較這點錢。而另一位胡副局長則說，「我們不聽國務院的，只聽法院的。」
根據《人民法院訴訟費收費辦法》第八條關於申請執行費用標準，執行金額或價額超過50萬的部分，按百分之零點一交納。據此折算，傑昌公司認為只應承擔二審一期部分房屋3800平方米案件的執行費14720元。然而，法院下達的通知卻要求公司承擔案件執行費20萬元，實際支出費150萬元，合計170萬元，漲了一百多倍。
開公司，還是開法院，這是一個問題。用納稅人的錢財辦一個案子，張口就要當事人一百多萬的「實支費」，局長「坦蕩蕩」只能說明這法院是局長大人們自己開的，而且沒有拿過納稅人一針一線。幾位閩商卻落得個「雙重賠本」：一方面，作為納稅人，他們購買的維護公平正義的公共產品沒有兌現，部分稅等於白交了；另一方面，作為當事人，他們又被法院索要「保護費」。簡單說，這「雙重保護」的結果都是納稅人賠本。
有道是，「大蓋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當法院墮落為逐利工具，而不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整個社會都可能處於危險之中。當當事人成為長治中院敲骨吸髓的提款機，按照這個邏輯，該院可以向被告索取任何不當費用，比如買保險、買房子、蓋法院摩天大樓……
有人委婉地說，這是亂收費。在我看來，這無異於權力對社會進行公然搶劫。當閩商拒繳這筆天價「實支費」並向長治中院等有關部門反映，此事遲遲未得到解決。對比之下，執行局的兩位局長卻為催繳此款而樂此不疲，甚至還積極查封了傑昌公司價值80萬元的兩個商舖。
耐人尋味的是，此前，長治市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曹燎原曾批評過當地「敲鑼打鼓引資，關起門來打狗」的執政作風。其背後的潛台詞是，儘管許多地方出於政績目的招商引資，但是有些部門卻熱衷於將轄區內的企業當作唐僧肉肆意宰割。如此「關門打狗」、侵奪社會權利，莫非長治中院已經變成了公權版的「黑磚窯」？
談到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記得在剛剛加入世貿組織時，許多人就國外企業兵臨城下敲響了「狼來了」的警鐘。長治中院如此明目張膽地索要閩商的百萬資產，不僅讓我們看到本土企業家們的內外交困，也讓我們看到外地狼與本地狼的區別。至少，外地狼多講規則，而本地狼卻是「隨權所欲」，冷熱酸甜，想吃就吃。與此同時，這一醜聞也為我們見證，失控的權力一旦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著口水和骯髒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