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國5:鐵血文明 第十三章 鐵血板蕩 第二節 不畏生死艱途的亙古大巡狩
    隆冬之時,嬴政皇帝開始了最後一次大巡狩的秘密謀劃。

    對於嬴政皇帝的巡狩,天下已經很熟悉了。平定天下之後的短短十年裡,皇帝已經四次巡狩天下了。若從秦王時期的出行算起,則自秦王十三年開始,嬴政的出行與巡狩總共八次,一統之前的秦王出行視政三次,一統之後的皇帝巡狩五次。大要排列如下:

    秦王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時年嬴政二十六歲,第一次東出視政到河外三川郡。其時,桓碕大勝趙軍於河東郡,殲趙軍十萬,殺趙將扈輒。嬴政趕赴大河之南,主要是會商部署對三晉進一步施壓。就秦之戰略而言,秦王這次出行,實際是滅六國大戰的前奏。

    秦王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時年嬴政三十二歲。其時,王翦大軍滅趙。嬴政第二次東出趕赴邯鄲,後從太原、上郡歸秦。這次出行兩件大事:一則處置滅趙善後事宜並重遊童年故地,二則會商滅燕大計。

    秦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時年嬴政三十六歲。其時,王翦大軍滅楚。嬴政第三次東出,經過陳城,趕赴郢都,並巡視江南楚地,會商議決進軍閩越嶺南大事。

    依照傳統與帝國典章,嬴政即皇帝位後的出行稱之為巡狩。

    巡狩者何?《孟子·梁惠王下》云:「天子適諸侯日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也就是說,就形式而言,巡狩並非秦典章首創,而是自古就有的天子大政,夏商週三代尤成定制。《尚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禮記·王制》、《國語·魯語》等文獻,都不同程度地記載了這種巡狩政治的具體方面。大要言之,在以征伐、祭祀為根本大政的古代,巡狩的本意是天子率領護衛大軍在疆域內視察防務、會盟諸侯、督導政事、祭祀神明。然從實際方面看,春秋之前的天子巡狩,其實際內容主要在三個方面:一則祭祀天地名山大川,二則會盟諸侯以接受貢獻,三則遊歷形勝之地。就其行止特徵而言,一則以舒適平穩,一則以路途短時間短,一則以輕鬆遊覽。真正地跋涉艱險,將巡狩當做實際政事而認真處置,且連續長時間長距離地大巡狩,唯嬴政皇帝一人做到了。

    第一次大巡狩是滅六國的次年,始皇帝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時年嬴政四十歲。這次是出巡隴西、北地兩郡,一則巡視西部對匈奴戰事,二則北部蒙恬軍大舉反擊匈奴事。這次出巡的路線是:咸陽——陳倉——上邦——臨洮——北地——返經雞頭山——經回中宮入咸陽。這次路程不長,然全部在山地草原邊陲行進,且多有匈奴襲擊的可能性危險,其艱難險阻自不待言。

    第二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時年嬴政四十一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河外——嶧山——泰山——琅邪——彭城——湘山——衡山——長江——安陸——南郡——入武關歸秦。從路程之遙與沿途舉措之多看,大體是初春出初冬歸,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的主要使命,是宣示大秦新政之成效,確立帝國威權之天道根基。是故,其最主要舉措是四則:其一,嶧山刻石以宣教新政文明;其二,泰山祭天封禪,梁父刻石,以當時最為神聖的大典,確立帝國新政的天道根基;其三,登之罘山,刻石宣教以威懾逃亡遁海之復辟者;其四,作琅邪台並刻石,系統全面地宣教新政文明。

    列位看官留意,這個偉大帝國的直接史料在後來的戰亂中消失幾盡,帝國華夏大地所留下的實際遺跡便成為彌足珍貴的直接史料。譬如嶧山刻石文、之罘山第一次刻石文皆未見於《史記》,對於非常注重言論記載的太史公而言,絕不會有意疏漏,完全可能是司馬遷時已經湮滅,或被掩蓋隱藏,而後世重新得以發現。唯其彌足珍貴,不妨錄下三篇刻石文辭1,以窺帝國風貌——

    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

    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群臣從者,鹹思悠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

    世無萬數,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梁父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並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跡,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鹹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靜,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台刻石文

    維廿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

    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事。事已大畢,乃臨於海。

    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專心揖志。

    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

    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優恤黔首,朝夕不懈。

    除疑定法,成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

    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務貞良。

    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

    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富。節事以時,諸產繁殖。

    黔首安寧,不用兵戈。六親相保,終無賊寇。歡欣奉教,盡知法式。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琅邪台刻石文之後,附記了這篇最長刻石文產生的經過:李斯王賁等十一位隨皇帝出巡的大臣在「海上」會商,一致認為古之帝王地狹民少動盪不休,尚能刻石為紀,今皇帝並一海內天下和平,天下相與傳頌皇帝功德,更該刻於金石以為表經。於是,產生了這篇專一地全面地敘述滅六國之後帝國新政舉措的文辭。

    列位看官留意,這三篇刻石文極易被看做歌功頌德之辭,而忽視了它對歷史真相真實記載的史料價值。就後世史家對秦史的研究而言,至少忽視了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兩處事實: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謂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謂一量,統一規定形制尺寸重量也。這一事實是說,秦在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之外,還有一個統一,這就是統一大軍裝備的形制尺度與重量。在諸多史家(包括軍事史、兵器史等專史)與文化人的知識認定裡,都以為兵器衣甲裝備的標準化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歷代兵書中,只有宋代編定的《武經總要》規定了各種兵器的尺寸重量。對秦帝國的兵器裝備標準化,既往的通常說法是史料無載,一直到當代考古學者在秦兵馬俑中發現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鏃,方才提出了這一理念。事實上,琅邪台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確實無誤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將「器械一量」與「同書文字」並列,可見其重要。《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對此條的解釋是:「內成曰器,甲冑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被人忽視而沒有作為公認史料提出罷了。其二是「六親相保,終無賊寇。」當代人大多激烈抨擊秦政中的連坐制,幾乎沒有哪個史家或學人提出連坐制在當時的實際意義。這一條給我們展示了秦帝國自家的實際解釋:連坐制的實際意義在於「六親相保」,其實際效果則是「終無賊寇」。也就是說,起於戰時管制的秦法連坐制,通過相互舉發犯罪,而達到共同防止犯罪,進而族人親人互相保護的目標。對於社會總體效果而言,沒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沒有賊寇這種罪犯了。因為這一實際效果,秦統一中國之後,連坐制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是推向了整個華夏。自秦之後,後世斷續沿用連坐制而始終不能徹底丟棄,應該說,這種實際效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戰時社會。

    就是在這次大巡狩濱海之行的後期,盧生徐福等幾個方士第一次上書皇帝,萬分肅穆地說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請求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從一個方面說,始皇帝親臨大海,眼見其壯闊遼遠,對流傳久遠的海中有仙之傳聞不可能完全拒絕相信,更兼其時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時常發作,遂允准了盧生徐福之請,准許其籌劃出海求仙。從另一方面說,其時六國貴族多有逃亡,許多貴族後裔都逃遁到海島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為名目,派出精幹斥候於護衛求仙的軍士之中,以求查勘貴族藏匿之真實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時年嬴政四十二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琅邪台——返經恆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後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後來見諸於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伏道側壕溝,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擲嬴政皇帝座車,結果誤中副車,刺殺未遂。但在當時,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沒有緝拿到罪犯。

    也就是說,這件震驚天下的大謀殺,案件當時並未告破。

    為此,這次大謀殺給帝國君臣敲響了復辟勢力已告猖獗的警鐘,將帝國君臣從「天下和平」、「靡不清靜」的時勢評估中解脫了出來。時隔年餘,嬴政皇帝微服出行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遭數名刺客突襲。若非隨行四武士力戰擊殺刺客,嬴政皇帝也許那一次就真的被復辟勢力吞沒了。博浪沙大謀殺事件,蘭池宮逢盜遇刺事件,是帝國新政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後,嬴政皇帝與帝國權力的注意力,發生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變化——從全力關注構建文明盤整天下,轉為關注對復辟暗潮的查勘,終於導致了三年之後(始皇帝三十四年)對復辟勢力的公開宣戰。從大巡狩而言,博浪沙大謀殺事件,也導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新政宣教,轉變為巡邊、震懾復辟與督導實際政務三方面。這一轉變,從馬上就要到來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軌跡。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時年嬴政四十五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經舊趙之地——入舊燕之地——遼西郡——碣石——返回再經燕趙舊地——經上郡進入邊地——巡視北邊——南下歸秦。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記載得最為簡單,然實際意涵卻最為豐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導遲滯工程(壞城郭,決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視九原並部署反擊匈奴戰事。若將史料殘留的「點」聯結起來,這次大巡狩的實際作為,則立即清楚地表現出內在的軌跡——這次大巡狩,無疑是嬴政皇帝即將實施的內外戰略的預備舉措。這個內外戰略是:對外大舉反擊匈奴,對內大舉鎮壓復辟。這兩個大戰略,是緊密相連的一個整體:鎮壓復辟必須以肅清長期邊患為保證,鞏固邊地又必須以整肅內政為根基。

    儘管史料對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簡單的九個字:「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然只要將前後事件通聯,這九個字的份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實說,匈奴長期為患北邊,此時的秦軍已經退守到九原黃河以南的北地郡與上郡駐紮,連緊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領地。要一舉佔據河南地,並掃滅陰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將匈奴部族驅趕得遠離華夏,便要大舉殲滅匈奴的有生主力騎兵;而要真正做到一舉大勝,沒有通盤的戰略籌劃是不可能的。此時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糧秣兵器仍得通過上郡輸送,諸方協同尤其要緊。事實上,正是在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與蒙恬、扶蘇等協同各方會商部署,最終議決:來年大舉反擊匈奴,戰勝之後立即開始修築長城。第二年的事實進展,幾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戰略籌劃完成了。

    唯其瞭解這一軸心目標,立即便可明白:所謂東遊碣石,所謂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語言說,是造勢以惑人。惑誰?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窺見其真實戰略意圖的內外敵對勢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這次大巡狩的東部之行中,將求仙之事鋪排得很大,而且大舉鋪排了兩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盧生出海,訪求兩位傳說中的古仙——羨門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將離開東部之前,又大張旗鼓地派遣韓終、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隊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藥。

    之後,嬴政皇帝的車騎儀仗銷聲匿跡了。

    百年之後的司馬遷,尚且只能留下九個字。此足以說明,直到後來的西漢時期,人們僅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邊,至於究竟在巡邊中做了些什麼,卻一無所知。不是司馬遷不想記述,而是因為沒有依據。這成為了一個永遠湮沒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離開東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盧生入海歸來了。盧生求仙無著,卻帶回了那則載於史冊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讖言。這則讖言的形式載體很是不清楚,只說是「圖書」。若依據傳統分析,這則預言當是圖讖形式,也就是某種皮張上畫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圖畫,旁邊一句字跡古奧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讖言。這幅畫究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這句讖言,卻是明白無誤地被記載了下來。

    這件事至少說明:其一,嬴政皇帝在東部碣石逗留的時間不會很短,估計至少兩個月上下,否則以古代船隻之航速盧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認定:皇帝東遊只是要求仙,別無他事。其二,天下復辟勢力也關注著邊患,企圖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製造了這則讖言,藉以擾亂嬴政皇帝心神,並激發秦軍早日與匈奴大戰。因為,在六國貴族看來,匈奴正在強大之時,而秦軍正在多年大戰後的疲弱之期。與強大的匈奴開戰,時日越早,對秦軍越是不利。若秦軍主力一旦戰敗,則復辟勢力自可趁機大舉起事。

    以帝國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淺薄的伎倆,更不可能如《史記·集解》中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解釋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距始皇帝僅百年之遙的司馬遷,自然清楚這則讖言之實際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卻相對暖昧了許多,只錄讖言,而不直說因果關係,只在記載讖言之後說了事實:「始皇乃使蒙恬發兵……」雖然,司馬遷的指向顯然也與鄭玄相同,然卻硬是不明說。這裡顯然有兩個原因:一則是司馬遷「信則存信,疑則存疑」的相對嚴肅的治史態度,自知此等說法荒誕不經,遂不予置評;二則是司馬遷基於西漢時期之大勢,對秦帝國的歷史只能是表面相對公正,而實則腹誹。此等堆積煙雲的錄史筆法,篤信怪力亂神的解說手法,是後世史家與註釋家解讀秦帝國歷史的兩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叢生,遂使秦帝國的種種歷史真相的澄清變得分外艱難。這是後話。

    依據常理解析,嬴政皇帝與隨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會為讖言所動。然在表面上,帝國君臣卻向外界釋放了這則讖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讖言為白頭北上巡邊。這當如何解釋?若果然如鄭玄所言,看作帝國君臣愚昧不識天機,誠可笑也。顯然,這是帝國君臣的將計就計——你要出讖言麼,我便正好借此反擊胡人,做好這件最該做的大事。

    當然,嬴政皇帝在東部的時日,也非全然耗費在求仙事上。畢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過,則未免太假,總得有些許政事作為。於是,有了嬴政皇帝對燕齊舊地的遲滯工程的有力督促。這便是壞城郭、決川防。碣石之地,正當舊燕趙齊三國拉鋸地帶,要塞林立,川防纍纍,相互攻防,相互淹決,堪稱天下川防為害最烈之地。儘管此時中原川防已經順利疏通,然此地卻是遲滯了許多。嬴政皇帝就此徹底解決,正好一舉兩得。諸般工程雷厲風行地開始之後,隨行群臣會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門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說的主要是帝國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門刻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成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並諸侯,初一泰平。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成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列位看官留意,這篇碣石門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並諸侯」。與此相聯,從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東觀刻石文開始,帝國宣教中開始強調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業敘述與新政內容敘述為主,正面強調皇帝之德者很是淺淡,琅邪刻石文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顯然,並沒有將皇帝之德擴展到一統之前。這次不同,將平定六國第一次提為「德並諸侯」。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經開始向彰顯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鮮明,其文辭為「奮揚武德」,東觀文辭則為「皇帝明德」。然則,都沒有從總體上將統一天下、開創文明的大功業歸結為「德」的力量。這次的「德並諸侯」四個字,顯然是大大地彰顯了德功德政。馬上將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大巡狩的會稽山刻石文,對「德」也同樣做了鮮明強調,文辭為:「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這一宣教轉折,是帝國君臣在反覆辟中的策略轉變。

    秦奉法治,更兼為政求實,對王道德政歷來嗤之以鼻。雖然,秦政理念認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愛民;但是,由於王道德政已經成為先秦治國理論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與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從來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時為何有此一變?根基在時勢之變也。秦一天下之後,六國貴族與儒家門派對秦政的攻訐有一軸心言論,便是「暴政失德」。這一攻訐性評判,既因秦政文告從來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眾有所惶惑,又因復辟勢力的日漸活躍而大有加劇之勢;尤其是焚書坑儒之後,秦不言德,似乎已經成了秦政本身無德的一個表徵。對此,政治嗅覺極為敏銳的帝國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沒有覺察。當此之時,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為一種時勢所必須的策略,一種反擊復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與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縱觀嬴政皇帝的歷次大巡狩,其艱難險阻每每令人驚歎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屢抵邊陲,卻從來沒有涉足過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陽大梁新鄭的風華地帶都是必經之路,卻沒有一條史料記載過嬴政皇帝在此間的逗留。舊齊之臨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兩赴舊齊濱海,卻都沒有進入臨淄。東臨碣石,瀕臨燕國,嬴政皇帝也沒有去燕都薊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隴西北地與上郡,三地俱為蠻荒邊陲,俱為連綿大山,路況最差,氣候最惡,又兼有匈奴游騎襲擊之風險,安有舒適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幾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顛簸。登泰山封禪,而驟逢「風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樹下避雨。當代人皆知,雷電風雨之中在大樹下避雨是極為危險的,而其時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學道理,幸未被雷電擊中,何其大險也!後過江水,則「逢大風,幾不得渡」,連隨身玉璧也顛簸沉入江水。再從湘水登衡山,「遇風浪,幾敗溺」,也就是說,險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險,所以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歸程。

    如此奔波一年,剛剛過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這第三次大巡狩更險,方出函谷關,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謀殺——舊韓世族公子張良帶其結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擊行刺!若非誤中副車,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歸天了。歸來途中,嬴政皇帝為一睹當年長平大戰之勝跡,硬是捨棄了相對舒適平坦的河內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嶺的上黨山地,其崎嶇艱難無須描述。年餘之後,嬴政皇帝微服出巡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突遭數名刺客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對遇刺險境只有淡淡兩字:「……見窘。」就實而論,隨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戰護衛,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見其性命之險!

    第四次長距離大巡狩,又是直接抵達濱海之碣石門。那時的濱海地帶,是人跡罕至的荒莽邊陲,與今日之沿海萬不能同日而語,其艱難險阻多矣!碣石門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進入匈奴流竄的北邊之地巡視,部署完軍政大略後,又從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陽。

    後世皆知,秦帝國之馳道、直道、郡縣官道相交錯,交通網絡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應該是極為快捷且相對舒適的。然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跡所過,十有八九都是沒有大道的險山惡水,其迂迴繞遠自不待言,其艱臉難行更是亙古未見。姑且以大數計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萬里上下計,則五次大巡狩便是五萬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時期的三次出行,七八萬里之數當不為誇大也。在以畜力車馬為交通工具的時代,在華夏山川之絕大部分尚未開發的時代,要走完七八萬里山水險地談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歲勞碌力竭,豈非古今君王之絕無僅有哉!——

    註釋:

    1此三篇刻石,皆以韻斷意。《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雲,前兩篇為三旬一韻,琅邪台文為兩句一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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