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針度與人 正文 哲學類(2)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字公甫,號石齋,人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人。他年輕時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學。後來困學知變,"盡窮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又"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在三十九歲後進京,明朝的大學祭酒刑讓很賞識他,"揚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陳獻章的入學法門是"以靜為主","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明史)說他——

    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子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如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捨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卸勒也。"其學洒然獨得,論者謂有鴦飛魚躍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為"活孟子"了。

    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學中"心學"的大將,他在程朱派的理學主流下,獨挽狂瀾,上承陸九淵,下啟王守仁,使程朱理學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兩個太陽。他的長處在教人獨立思想,短處在禪味過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點。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號陽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稱他陽明先生(陽明是本縣一個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歷程,自稱:"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正德丙寅是一五○六年,他已經三十五歲了。

    那時候,他因上書直諫,被廷杖,並滴遣到貴州的龍場驛(在貴陽西北七十里,屬修文縣),在困境中得到徹悟。這三年的磨練,使他建立了自己學說的基礎。

    自宋到明,中國的學統全在程朱學派手中,王守仁卻上追陸九淵,認為陸學才是儒家的真傳,遂形成"陸王哲學"。王守仁的學說叫"心學",也叫"陽明學",重點是"心外無理","心即理"。王守仁認為朱熹他們心、理二分是錯的。他宣稱:"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他也反對朱熹先格物窮理的步驟,認為先知而後行,就會終身不行,也就終身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認為"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謂之知"。這在思想境界上,的確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號浚川,人稱浚川先生,河南儀封人。他"幼有文名",二十九歲中明朝進士後,開始做官。他一邊做官,一邊"究心國家典章時政機宜。……以正學術"。為了揭發宦官的黑暗弄權,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沒有證據證明他不法。出獄後,降級改敘;繼續做官。為了替盜林木的百姓講話,又被罰俸。他六十一歲死去,死前三年,還因"朋比阿黨"的罪名,被趕出朝廷,"斥為民"

    《明史》說:"廷相博學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歷、輿圖、樂律、河圖、雒書及周、邵、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但是現在我們檢查他的遺作,卻發現"其說乖僻"中,有很多進步的言論。他對傳統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獨立的見解。他既反對程、朱、陸、王的理、氣、太極、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對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對邵雍的象數思想,又反對上行、災異、鬼神、風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說:"五行生剋出自異端邪術,古今大惑莫甚於此。"公然說風水是"邪術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於此"。這種革命性的"乖僻"言論,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隱:《何心隱集》

    何心隱(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永豐人。他三十歲前,走科舉的路,後來追隨顏鈞(山衣),走上顏鈞"欲有為於世,以寄民胞物與之志"。顏鈞是王守仁(陽明)學生的學生的學生,何心隱就是三傳弟子。

    何心隱辦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學校,格於舊勢力,後來解散了。在他四十二歲的時候,由於壞政府抽稅,引起民變,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絞罪,後改充軍貴州。他的朋友程學顏商請浙江大員胡宗憲調用他,因而出獄。四十三歲隨程學顏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熱的當朝大吏,乃改名何心隱,逃到南方。"從此蹤跡不常,所游半天下。"一五七六年、一五七七年,官方兩次緝捕他,都被他逃脫,但是一五七九年,他終於在祁門被捕。被捕後,他"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略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最後在湖廣巡撫王之垣面前,坐而不跪,公然說:"公安敢殺我?又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最後被打死在獄裡,年六十二歲。

    何心隱案是中國舊社會迫害異端的一個顯例。何心隱由反對地方官到反對當朝宰相,爭取人權與講學自由,最後竟遭慘死。他的身世與血淚,最令我們欽敬。

    李贄:《李溫陵集》

    李贄(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福建晉江人。他小時候,家裡很窮,母親死了,跟著父親過活。二十六歲中舉人,三十歲後到河南做小官。四十歲前碰到河南災荒,兩個小女兒都活活餓死了。五十一歲做雲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後,於五十四歲辭官,"托跡禪林",把家變成禪院。在湖北麻城等地,開始講學。因為許多婦女和僧侶聽他的議論,遂被戴上"左道惑眾"、"大壞風化"等帽子,在七十五歲那年,為湖北佬驅逐,並把他家給燒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後還是難逃大劫,給事中張間達劾他非聖無法,明神宗下令把他關到監獄。他七十歲時曾說過:"吾當蒙利益於不知我者,得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後,他終於以七十六歲的年紀,被"不知我者"關在牢裡,自殺在牢裡,完成了"榮死詔獄,可以成就此生"的語讖。

    李贄是十六世紀以前中國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並且他的人格也灑脫高超,有殉道氣魄。他從五十六歲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讀書,手不敢釋卷,筆不敢停揮。……

    日日如是,關門閉戶,著書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這種努力,是殉道者的努力,最令我們敬佩。

    顧炎武:《亭林先生遺書匯輯》

    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江蘇昆山人。

    顧炎武從小過繼給未婚守節的"堂嬸"王氏,王氏是中國的全套舊女性:未婚守節、斷指療姑、得貞孝牌坊,最後在明末清初時期,以"我雖婦人,然受國恩矣。沒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歲時候,絕食十五天而死。遺命顧炎武"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從此顧炎武自三十三歲到七十歲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繩俱在,無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來拒絕,最後終於完成了一個偉大的不合作主義者。

    顧炎武最恨一般知識分子的逃避現實。他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彫蟲篆刻,亦何益哉?"又說:"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這種沉痛與氣魄,真是古今罕有。

    顧炎武以"體國經野之心",去"登山臨水",每次用兩匹馬、兩匹驢馱著書,到處研究他的實學。他一生標榜"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在這兩方面,他都立下偉大的風範。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號二曲,別署"二曲土室病夫",陝西周至人。他小時候,父親為明朝殉難,沒錢繳學費,老師都不收他。他母親氣起來,說:"元師遂可以不學那?經書固在,亦何必師!"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終於自修成為大學者。

    他三十六歲,母親死了,他把母親和父親的一顆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喪後,四十一歲那年,徒步向河南出發,到襄城四周找他父親遺骨。當然找不到。但這種精神,感動了襄城的縣太爺張允中,縣太爺為他父親立了烈士祠,又在舊戰場上蓋了一座招魂塚,以安慰他。

    這時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偵皇帝已殉國二十六年了。也就是說,清朝已經統治二十六年了。對這個他所不贊成的政權,李顒始終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備車馬,接他去見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裝病。大官人叫人抬他的床,一起出發,李顒氣得不吃飯,相持了六天,最後逼得他要拿刀自殺,大官人才算死心,放棄送他去"召見"。

    李顒七十六歲時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義。

    金人瑞:《唱經堂才子書》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後,改名人瑞,法名聖歎,江蘇吳縣人。他小時候,家裡很窮,親友也少,十歲才唸書,又因為體弱多病,所以不能同小朋友們玩,就獨自一人,整天讀書。

    金人瑞從小讀書得間,常在書本中得到新義。長大後,王應奎說他"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這簡直說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說:

    聖歎無我與人相,與則輒如其人:如遇酒人則曼卿轟飲,遇詩人則摩詰沉吟,遇劍客則狼公舞躍,遇棋客則鳩摩布算,遇道士則鶴氣橫天,遇釋子則蓮花繞座,遇辯士則珠玉隨風,遇靜人則木訥終日,遇老人則為之婆婆,遇孩赤則啼笑宛然也。以故稱聖歎善者各舉一端,不與聖歎交者則同聲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這樣一位"穎敏絕世"的偉人,最後竟因向黑暗政府請願,以"搖動人心倡亂,殊干國法"罪名,被處死刑。死刑執行前,他遊戲人間,從容赴難,他的灑脫曠達,真是魔附神助了。

    顏元·李塨:《顏李叢書》

    顏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號習齋,河北博野人。他父親是朱家養子,他也生在朱家。十五歲結婚,但為了要學仙,不肯同房。十六歲"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十九歲朱家有訟案,他被捉進牢裡,在牢裡看書自修。出獄後做農夫、習武藝、學中醫、當教書匠,樣樣都來。由於父親失蹤,在祖母死時他代行父職,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喪禮(朱子家禮),弄出一場大病。這時別人告訴他,說他父親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這時他也覺悟到這種喪禮"有違性情",因此起了反動。後來他離開朱家,回鄉歸宗,萬里尋父。五十七歲時候,南遊河南,發現"人人禪子,家家虛文";乃對程朱之學更起反動,相信"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願做道統中的鄉願"了。

    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他努力提倡實用主義,他的偉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生,號恕谷,河北蠡縣人。他是顏元的學生,也是"顏李學派"的傳人。

    戴震:《戴氏遺書》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是清朝乾隆時候舉人,做過四庫館的纂修,賜同進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學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緒言》(《緒言》和《孟子字義疏證》有很多重複,該是後者的初稿)。其他在聲韻方面、歷算方面、地理方面、經學方面,他都有淵博的論述,給中國的考證學,樹立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後來的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都是這一學風的傳人。

    戴震主張純粹用客觀的方法研究古書,由聲音文學以求訓佑、由訓詁以求義理,從實事求是、從細心做學問求真,他說:"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為真知也。"他認為宋儒的學問是不行的,他們只會"空言說理"、"輕憑臆解"、"譏訓估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沒有捷徑,還得從實學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對不近人情的理學,認為儒者"以理殺人"和酷吏"以法殺人"並無二致。這種思想,是前無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們敬佩。

    焦循:《焦氏叢書》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裡堂,江蘇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時候舉人,後來閉戶家居,研究經學、數學、天文學,很有成績。他在雕苑樓裡著書,足不進城者十多年,他的專心,由此可見。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開明的成分。例如他對性的問題,認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結果說過頭了。其實"性無他,食色而已。飲食男女,人與物同之"。又如他對訂婚,反對有強制性,因為一般習慣都從幼年訂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節或起糾紛,這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禮的(當然,焦循像一般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寫《貞女辨下》來"為議貞女者危之",一方面寫《李貞女詩》來歌頌守望門寡的女性)。又如他對異端的態度,主張包容,反對"執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說:"人異於己,亦必己異於人,互有是非,則相觀而各歸於善,是以我之善觀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之善觀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儉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義者,宜也。歸之於宜,何異之有!"這都是很開明的態度。

    嚴復:《侯官嚴氏叢刻》

    嚴復(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幾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時候,學的是中國老東西。十四歲考入福建馬江學堂學海軍,二十二歲在英國留學四年,二十六歲做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四十一歲中日甲午戰敗,他感於中國之弱,根本在思想學術上就不行,於是發憤譯介西方思潮,並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為西化與維新打下理論基礎。

    一八九六年,嚴復譯赫脊黎《天演論》,影響晚情思潮極大,又譯亞當·斯密的《原富》(一八九八∼一九○○);約翰·穆勒的《自繇論),後改名《群己權界論》(一八九九);斯賓塞的《群學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學》(一九○○∼一九二○);孟德斯鳩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會通詮)(一九○二);耶芳斯的《名學淺說)(一九○八)等。他的翻譯,事實上是把原作改寫或借題發揮,摻入己見,別具一格。

    嚴復後來任編輯局總纂。辛亥革命後,任北京大學校長。袁世凱稱帝,強挽他支持,成了"籌安六君子",他沒有勇於否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

    嚴復是中國近代化變局中的先知,但是時代走得比他快,結果他落後了,反倒成為保守派,這真是個人與時代的一幅諺

    康有為:《萬木草堂叢書》

    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思想家。他年輕時受廖平影響,努力研究《公羊傳》,以何休注為基礎,專求微言大義,進而有所發明,自成一家。

    康有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學偽經考》(一八九一),認為劉歆要幫助王莽篡漢,用孔子語氣偽造了經書,湮滅了孔子的微言大義。這書使人知道舊的學說全不可信。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認為經書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論而按自己的想法寫成的,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後,再托古改制。這書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維新派,是改良主義者。第三、《大同書)(一八九三),認為社會依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而演進,以"春秋"的三世說,說明"禮運"的小康即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據亂世,應先走改革路線以至小康,最後再到大同。

    康有為了生參與兩次政變,一次是戊戌政變(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復辟(一九一七),都是政治上的失敗者。他的晚年,顯得落伍而落寞,以辦《不忍》雜誌和寫毛筆字度過。他對書法極有功力,著有《廣藝舟雙楫》傳世。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復生,號壯飛,湖瀏例陽人。他的父親是清朝大官,最後做到湖北巡撫。他十三歲跟著父親到甘肅,二十歲跟著新疆巡撫劉錦棠到新疆,以後十年間,浪跡於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浙江各省,見聞很多。

    譚嗣同二十九歲時候,中國甲午戰爭打敗,他熱心救國運動,組學會、養人才、研究新政,非常活躍。三十三歲時候,參與戊戌政變,被西大後非法殘殺於北京菜市口,成為"戊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譚嗣同的思想,從舊學中加進佛學,又從佛學中加進西學,他死前兩年認識了康有為、梁啟超,受了他們極大的影響,思想的視野上更寬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學》,對人生的取向,有了融會貫通的結論。這種結論,使他在戊戌政變時可以不死卻甘願一死、可以逃亡卻寧願坐待,最後從容的,。我自橫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偉大心靈的一生。《仁學》出版於他死後,因為是禁書,所以刊行於日本。他的遺作,近年在大陸迭有發現,所以對瞭解他,有了進一步的幫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稱為墨子,或說是春秋時候宋人,或說是魯人。司馬遷說墨子和孔子是同時人,或者稍後;孫詒讓說墨子比孔子還早。

    墨子是熱心救世的人。班固說"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說墨子住的地方,煙囪還沒燻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來,動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一方面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偽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

    墨家的門徒很多,但他們過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群人物,他們比起儒家的門徒來,後來是沒落了。這種沒落,是中國真人的沒落。

    公孫龍:《公孫龍子》

    公孫龍(約前三二五∼約前二五○),戰國後期趙國人(《史記》中有兩位公孫龍,一位是孔丘學生,是春秋時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孫孔穿時代的思想家,是戰國時人)。他在公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國遊說,勸燕昭王別打仗;後來在趙國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見過趙惠王、鄒衍、孔穿。他是戰國時代的雄辯家,辯論比賽的結果,總是"孔穿不應"、"子高弗應",誰也贏不了他。雖然贏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莊子》說:"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尤)也。"

    公孫龍是中國思想中的彗星。中國思想,最薄弱的是邏輯,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氣壯而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結果把理推到一邊去了。這時候公孫龍出來,用邏輯方法,把一般的比喻,來了一番使人吃驚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響了。例如《論語》中談堅白,("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這種堅白觀念,到了公孫龍手裡,就發展出邏輯的討論。這種思想方法上的細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紀元前五世紀,希臘的季諾(Zeno)跟公孫龍有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孫龍的出色,也正在這裡。

    顏之推:《顏氏家訓》

    顏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後),琅琊(山東林沂)人。他的一生,歷經戰亂,他在湘東王蕭繹幕中服役的時候,為侯景所敗,做了俘虜,在囚送滲中,幾乎死掉。蕭繹被擁立成梁元帝時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圖書。後來西魏軍打江陵,圍城二十一天後城破,蕭繹認為自己完了,文化完了。乃盡燒圖書,蹈火自焚。顏之推又成了俘虜,最後留在北齊做官。北齊被北周所滅時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國奴"。飽更憂患的經歷,使他在老死以前,寫下一部望子成龍的名著,就是《顏氏家訓》。顏之推很看不起無用的知識分子,他說: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又說:

    吟嘯談學,諷永辭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見一斑。

    呂坤:《呻吟語》

    呂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簡,號新吾,河南寧陵人。他是明朝進士,做到山西巡撫等高官。

    呂坤關心世道人心,他認為"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歲時候,刊行了這部寫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書籍。

    《呻吟語》的意思是"病時疾痛語也"。他認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臨死前兩年,才決定把這部切身修養的著作,公之於世。

    《呻吟語》全書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養生、天地、世運、聖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十六部分。這書在呂坤生前印的,只是兩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語摘》;他死後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兩千零七十三條,可算集修養的大成。

    呂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書孫丕揚,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書。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從把在孔廟裡。在舊道德的修養上,呂坤的成績,的確可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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