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洋過海，乃懷陸根，我雖不往，一往情深。
"光宗耀祖"是中國入嚮往的主題思想，它有點封建，但在追遠尋根的意義上，卻又不無可取，至少有這種思想的人，它不忘本，也很念舊，自己發達了，不忘記使祖宗也跟著發達一下。糟糕的是，很多人在使祖宗發達時卻為了體面，硬替自己換了祖宗，例如竊國大盜蔣介石，高攀自己是周公之後，但其手下何應欽卻技高一籌，高攀自己是周武王之後，而周武王是周公哥哥，是老大，是嫡系，光耀起來，顯然我比你大。其實周武王、周公絕不會跟國民黨這兩個癟三沾親帶故，只是他們死後倒霉，被癟三抓住不放而已。
至於我李敖，對祖宗問題卻正常得多，不但正常，並且涉嫌低攀，且有扶弱抑強的味道，因為我把祖宗鎖定在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身上。我首先根據我家藏的《李氏宗譜》，聲言我是苗族之後；接著根據學理，又聲言我跟高山族同源。
關於我是苗族之後，已獲大陸學術界的認同，從苗學研究的書刊上，已經一再把我作為樣板。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伍新福、龍伯亞著的《苗族史·苗族遠祖量尤》等書已開苗族與蚩尤歷史的先河；而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龍伯亞寫序、田玉隆編注的《蚩尤研究資料選》，更是光揚此道不絕。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貴州大學執教的田玉隆（苗族）還托台灣的黃彼蘿、楊爾琳教授間接轉苗蚩之書來，認同之情，不可掩也。事緣我在大陸出版的《李敖文集》扉頁上，早題反詩如下：
落落何人報大仇？明珠豈肯做暗投？
信手翻盡千古案，我以我血薦蚩尤。
大陸本來是一片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天下的，忽然台灣傳來薦軒轅死對頭的妙詩，自然足為少數民族及被壓迫民族張目。而在海峽這邊，我也沒閒著，我排斥了高山族絕對南來的說法，而採取了高山族是苗族論的新說。在台灣大學教過我考古人類學導論的凌純聲教授，曾綜合日本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鹿野忠雄等教授的見解，益以己說，發表《古代閩越人與台灣土著族》論文。他的結論是：高山族"在古代與原來廣義的苗族為同一民族，居於中國大陸長江以南，……遠在紀元以前，……移居台灣，海上早有往來，自秦皇漢武三次遷沿海越民於內地，徹底實行海禁以後，台灣孤懸海外，乃與大陸隔絕"。凌純聲此說，是本諸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教授的發現。烏居龍藏在一九0三年到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發現高山族中的曹族與布農族，與苗族酷似，所以提出此說。凌純聲研究苗族多年，到台灣後，"入山工作，所至之處，見土著之民情風俗，與大陸上西南民族相若，大有；日地重遊之感。"這一印證，最引起我的注意。根據《李氏宗譜》，我的遠籍是雲南烏撒。五百年來，我的祖先由苗族一變為山東人，再變為東北人，變得與我們苗族老鄉高山族愈分愈遠，相逢如不相識。如今我東渡台灣，重來認同，大家自屬真台灣人無疑。那些假台灣人想搞小圈子嗎？那我就告訴你，台灣是屬於苗族的，而不屬於漢族的，你們這些來自閩粵的假貨，不管來了幾代或十幾代，不管是小蕃薯或大芋頭，都他媽的差得遠哪！
我這苗蚩之後，遠祖由雲南遷山東、祖父由山東遷東北、爸爸由東北遷北京，最後遷到台灣，我們這一支，除了大姊、二姊外，最後全都落籍台灣了。
我在十三歲一九四八年離開北京，南下天津和上海，那時大姊、二姊留在北京。大姊大我六歲，正念大一；二姊大我五歲，正念高三。這一分別，一別就是四十四年！一九九二年我請她們來台灣，那時我已五十六歲，大姊、二姊已經六十一、六十歲了。三年後一九九五年，二姊再來台灣，我請她書面回憶吾家舊事，不期她心靈手敏，憑她的好記憶，一寫就是六萬字。杜甫詩說"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我在台灣因"世亂"迄今未能"生還"大陸，但二姊卻能生臨台灣，為我寫下這六萬字，正可補充我回憶的不足，部分段落雖不全然寫的是我，但那一時代背景、家庭背景，卻正是我族類，正可襯出我在其中。二姊的六萬字最驚人的，是她那細膩的記憶。這種細膩，縱使跟你的記憶不合，你也難以駁倒她。首先，她在我生日上翻了案。我的生日舊說法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就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七至九點，但二姊卻獨持異議。二姊回憶：
從頭談起，我首先就懷疑敖弟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媽媽健在，當然輪不到我說大話，是非招罵不可的。可我又拗不過自己想將話說出來，因為從小我就有一個疑團，以為我們姊妹的生日都是陰曆二十幾，惟有敖弟和小八弟是初幾，因而他們兩個才是男孩。我一直記得敖弟的生日是三月初三，在這個問題上，我哪裡敢跟媽媽爭，但又無法解釋自己的概念是哪裡來的。可惜算命瞎子部只會胡謅，但凡有個真能掐會算的證明一下：一九三五年陰曆三月初三或三月二十三辰時生的男丁，到底哪一個命中注定有兩次牢獄之災，不就真相大白了嗎？
照二姊回憶，我的生日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兩種說法相差二十天，但都在四月。如二姊記憶屬實，則市井報刊描寫李敖的"金牛座"性格，就全部崩盤，我反而是"白羊座"的。
我是不信什麼星座的，但我的例子可以拆穿星座謬說，亦一快事。
我雖生在哈爾濱，但籍貫上卻是吉林省扶余縣。扶余老宅我沒去過，但二姊去過：
在我四歲前後，媽媽曾帶著大姊和我回過一次吉林老宅，一大堆人坐在門檻上拍照，包括兩位姑姑和大伯父家的子女，大概因為我們住在哈爾濱，相比之下，我們的穿著打扮沒有其他人那麼土氣。至少證明我們那時家境還不錯。據說人怕母也生過很多孩子，有一段時問她和奶奶婆媳二人爭著生，只是大們母生孩子存活率不太高，多數死於四六瘋，最後很理想地剩下一兒一女。
那個時代醫藥不發達，幾乎每家都有生兒夭折比例，而媽媽一人生八個，至今人人健在，確屬少見；而六個女兒中，至今人人控制老公，使老公一生不得情變婚變，御夫有術如此，亦屬罕見也。李家姑奶奶們的道行，此為一端。
從哈爾濱遷到北京後，二姊的回憶更完整了：
從住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開始，年齡允許我有了完整的記憶。我們住在靠近東口。出東口的橫馬路是南小街。東口拐角是個醬油店，兼賣菜和閂常調味品。外祖母常差我去買蔥姜、打醬油之類。醬油店對面有個南貨店。我從小愛吃零食，南貨店將鐵蠶豆、杏板兒、花生仁、瓜子、蘋果乾等等，用普通白紙包成立體三角形，真不知賺去我多少零用錢和壓歲錢！當然我的壓歲錢還是有一部分輸給外祖母。外祖母對打麻將十分著迷……她平時有牌友輪不到我們上場。打麻將絕大多數是她贏。逢到過年她的牌友忙於其他應酬，碰上她手癢而我們的壓歲錢又在口袋裡叮噹響的時候，也就湊合著讓我們給她解悶兒了。……偶然在三缺一的時候，李敖也湊數，最恨坐在李敖下家，他只會對對和，不停地碰。
二姊對外祖母的描述，尤其在老太大的偏心上，落墨尤多：
我們每天晚上吃的水果都是由外祖母分給，給多少是多少。但外祖母很偏心，大姊和三妹回家（指外祖母的房間）後，還會分到額外的。敖弟佔了是男孩的便宜，有時外祖母會暗暗塞水果到他的被窩裡。
老太太們的偏心性格是很普遍的。我看到外祖母一邊做活兒（用針線"衲"鞋底做布鞋）一邊聽收音機，收音機中說相聲的挖苦老太太，說："老太太動胸腔手術，可是開刀後找不到心，找了半天，原來心在胳肢窩（腋下）裡！"其心之偏也可想。外祖母一邊聽收音機一邊笑，但是笑歸笑，偏習難改也。
二姊又回憶到我的一件做偷竊共犯的故事：
外祖母在世的時候，始終是我們李家的當家人。外祖母不識字，但聰明過人，當年住在哈爾濱就發生過這樣一個故事：曾有一次組織哈爾濱的中學校長到日本參觀，爸爸是其中之一。但臨走前爸爸的旅費突然在家裡失蹤。家裡的人怪來怪去未免心境不佳。外祖母找個算命先生問卜，算命先生說："是一男一女所為，錢還藏在家裡某處縫裡還沒轉走。"外祖母最懷疑是個女傭人幹的，但同夥男的是誰弄不清楚。於是外祖母安排大家晚上去看戲，同時讓六中一位校工監視家中動靜。散戲回家後校工報告說，通過一面鏡子看見女傭人在廁所裡鬼鬼祟祟幹點什麼。外祖母胸有成竹宣佈要搜查每一個人，裝模作樣最後搜到那個女傭人，她作賊心虛慌裡慌張，又遲遲不肯脫掉襪子，最後媽媽一把將她的襪子揪下來露出贓款。因為錢曾貼住她的腳底，媽媽拋掉外面一張扔給她，並趕她捲鋪蓋走路。外祖母成功地定計偵破疑案，事後分析案情還是都認為算命先生算得準。因為女傭人作案過程中，始終抱著完全不懂事的敖弟做掩護。只是算命先生好糊塗！只算準作案人的性別，可男性"嫌疑犯"的年齡誤差未免太大點兒了。
在二姊的回憶裡，包含了許多養生送死故事，最可看出我們那一世代的舊時信仰與風光。不論是燒紙還是拜祖宗牌位等，都屬於養生以外的送死範圍，中國的送死是大學問，二姊在這方面的描寫真是精采絕淪。我們對祖父祖母叫爺爺奶奶，奶奶一個人生了十二個小孩，六男六女，成雙成對。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雖都"壽祿不永"，但是還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十二個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爺爺奶奶老了後，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婦一起住，但奶奶卻說老二以外的兒子和媳婦最好。奶奶會對整年養她的老二和二媳婦有微同，卻對平時聊拔幾毛、只在年節生日送點小禮的其他兒子媳婦大加稱讚，這種是非不明，是舊時代老大大的一個特色。爸爸媽媽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媽媽老了以後，也有這種傾向，也變得抱怨"養生派"而偏心"送禮派"，誰說歷史不重演！按中國舊式家庭有三大戰：
婆媳之戰、姑嫂之戰、妯娌之戰。這三大戰，都跟媳婦有關。
媽媽是我們李家媳婦，當然無役不與。李家正趕上中國大家庭的解體時代，所以大戰的程度極輕，只限於背後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作為一個媳婦，媽媽對奶奶不錯，奶奶臨死前，纏綿病榻，每天給她擦身體的，就是這位二媳婦。奶奶去世前後，二姊有回憶如下：
奶奶婚後凡十年一直在懷孕生孩子。最年長的大爺和最年幼的老姑相差三十二歲。差了整整一一代人。奶奶生了六兒六女之後還是沒空手，帶著個子官癌去世。患病期間奶奶雖能忍痛沉默不語，但顯而易見是在活受罪。不但臥床不起骨瘦如柴，而且生褥瘡，自己也沒有能力排便。老姑每天戴上口罩為奶奶解決便秘的痛苦，入人都說奶奶的老姑娘很孝順。難熬的日子拖了很長時間。爺爺也常拄著拐棍兒走到奶奶房間門口問一句："你中不中？"終於有一天奶奶不再能說話，左邊面頰不斷地抽動，後來嘴也歪了，半邊臉愈腫愈大，眼睛痛苦地直視著直到嚥氣。從奶奶病情惡化開始，我差不多一直陪在她身邊。一方面我很喜歡和善的奶奶，另一方面也想陪陪老姑。老姑對我說："不用害怕，只要是親人，無論生病或去世看了都不會怕。"本來除去奶奶最後面部抽搐留給我的印象很揪心之外，對於奶奶死去我並不害怕，問題是喪事的發展讓我嚇破了膽。
奶奶去世是在晚上，爸爸讓我到隔兩條馬路的乾麵胡同通知五叔。等我回家之後看到奶奶已被穿戴就緒，停屍在爺爺房間的走廊裡。那是個挺可怕的鏡頭，身材瘦小的奶奶上身穿九件長長短短的袍子，下身套六條褲子，數字是規定的並有什麼講究吧！腳下穿一雙嶄新的方頭繡有花紋圖案的鞋，頭被卡在一個硬枕頭裡。壽衣壽材都是早已準備好的。最外面一件壽衣是個大紅長袍，好大好大，至少能裝進去五六個奶奶。上面繡滿了色彩反差極大的花卉，下擺部分則是太陽、雲層、海水之類的彩色刺繡。相信那件繡袍價格一定十分昂貴。奶奶的臉用一塊白色方布蓋著。頭頂有一個容器當中插三根筷子粗細的棒頭，頂部黏一大團棉花球，大概算是引路燈。我開始感到恐怖，停在那裡的是具僵硬的屍體，與和藹的奶奶完全聯繫不起來，隨後全家都穿上孝袍，在忙亂中接待前來祭弔的親眷與朋友。然後將奶奶入殮送到廟裡準備辦佛事，我眼前看不到令人生畏的場面，恐懼的心也就逐漸安定下來。萬沒想到奶奶過世的第七天，不知道誰出餿主怠說："死人七天要回望鄉台。"於是在奶奶的床上放一張小矮桌子，上面放盆洗臉水、梳子、鏡子、愛吃的點心。床卜還撤些砂子想留下奶奶的腳印。當晚將奶奶房間的窗門大仟，我整夜睜圓雙眼不敢睡眠，一直困擾地想：奶奶是如何從棺村裡爬出來呢？是走進門還是飄進窗？是平時的樣子還是半邊臉腫著？是否穿那件可怕的紅袍子？會不會也來看看我，奶則是人還是鬼？小時候看京戲濟公傳，其中關於陰陽兩界、關於無常鬼魂、關於死而復生等等可怕的傳說，都忽真忽假湧現在我眼前，總之，我完了。事後幾個月，我路走到一半會突然下決心仗膽子，回頭看看有沒有鬼影子跟著；常為自己規定若是靠左邊走，晚上就不會怕做夢。走兩步想想不對會遲回去重走，整天神魂顛倒。俗話說"福無以至，禍不單行"，上海人另有說法叫"運來推不開，倒霉一齊來"，看來都有幾分道理。
從二姊的回憶裡，十足看到中國喪禮中的恐怖面。喪禮開始，在世的活人變成死人，去世的死人變成鬼，生死線外，一片恐怖。嚇破膽的在世活人－二姊繼續寫道：
奶奶過世整整一百天，爺爺突然一反常態，不再大聲哎喲喊疼了，而且清醒地宣佈他快要死了。為了判斷爺爺預言將死是真有先見之明？還是詐死嚇唬人？特別從北房請來經歷豐富的外祖母前去看望爺爺，外祖母有把握他說："不行了，抬頭紋都開了！"但爺爺保持冷靜清醒，親自指揮爸爸媽媽在哪裡能找到他的壽衣，還聲明箱子沒有上鎖。那天晚上我和小六妹睡在正房西南角，也就是外祖母過去常住的那間住房。睡夢中被爸爸媽媽搬動箱子找東西的聲音吵醒。我聽到媽媽說："好像不能用帶子，會帶兒帶女。"等爸爸走出房間，我問媽媽發生了什麼事？媽媽只簡單他說："你爺爺要死了！"然後匆匆出房門。這一驚可非同小可，頭馬上脹得好大，我想："倒霉事又來了？"並且嚇得立即跳起來穿衣服，同時拚命搖動身邊的小六。我問小六："爺爺要死了，你害不害怕？"她糊里糊塗說"不害怕"，打算接著睡，我不由分說將她拎起來，幫她穿衣服，…一邊說："不害怕也得起來！"小六還是個孩子，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小六醒著能給我壯膽。
媽媽看到我魂兒又沒了，就派傭人小孟媽陪我去幹面胡同給五叔送信兒，媽媽是為了不想讓我看到爺爺臨終的場面再受刺激。街上靜悄悄，小孟媽走在我身旁。她個子十分矮小才被以"小孟"稱呼，實際上是位梳髻的小腳老太婆。我看著我們兩個人地上的影子，月亮從頭頂照下來，她地上的影子變得更加矮小，又是小腳，走起路來影子一躥一跳的；而昏暗的路燈又給她照個影子又長又大，上上下下一伸一展的，我不敢側過頭看她，心裡打鼓認為她準是鬼！好不容易盼到五叔家，本以為五叔能和我一起回內務部街，誰知五叔隔著大門說："你先回去吧！我就來。"我只好硬著頭皮伴著鬼怪影子往回走。拐進內務部街東口就聽見哭聲。爺爺已經死了。
最瞭解我的媽媽讓我不要去看已過世的爺爺，分給我一個任務就是在北房看著貓和狗。當時住北房的外祖母正忙於幫助料理爺爺的後事。貓和狗所以被關起來，是因為傳說這些小動物若是從死人身上跳過，死人會"詐屍"。貓狗都習慣於夜間安靜，突然被關起來還不算，門外面哭聲驚天動地，小動物如何不慌？陪著我的狗大聲狂叫，貓則抓窗撓門想衝出去。居然有渾死人遇上小動物跳過，會產生靜電而跳起來！居然我笨得信以為真！我真慌了手腳，真怕爺爺會穿著壽衣蹦來蹦去！
庸人自擾的麻煩事並未到此結束。爺爺死後大約是七期在廟裡放焰口。和尚們穿戴很正規，像唐僧的服裝差不多的"禮服"，排著隊邊走邊唱，領唱是位職位高的大和尚，其餘人只是伴唱。其中有個儀式是大和尚將撕成小塊的饅頭扔上揚下地撒了滿地，說是餵給路邊的餓鬼，以便超度亡人。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可是和尚慧眼四面八方一定看到不少餓鬼，否則也用不著浪費那麼多糧食。我當時就想，那麼多餓鬼，說不定我也撞到凡個。當天晚上回家，忘記又是誰發表謬論，說是人死前靈魂漂泊不定，不知該何去何從，一定要有人開開大門，死入的魂兒才會跟著出去。大家回憶分析了半天，一致認為："爺爺和奶奶的魂兒都是在我給五叔送信兒的時候，跟著我溜出大門的！"不知道今天的法律是否進步到可以制裁捏造聳人聽聞妖言惑眾的人，我認為該判他們重罪！為了那些混賬廢話，我所付出的精神折磨代價是無法衡量的。什麼叫兩個"魂兒"跟著我？我自己都魂不附體了，還顧得上別人的魂兒何去何從？天一黑我就緊緊跟在媽媽背後寸步不敢離開。已有眾多弟妹的我，晚上要和媽媽睡在一張床上，不能關燈，偏偏日偽時期經常停電，半夜只要一斷電，我馬上會像彈簧一樣跳起來點蠟燭。我眼前的世界在短短幾個月變得光怪陸離，荊天棘地。只要單獨一個在黑暗中，哪怕只有幾秒鐘，也會毛骨悚然魂飛魄散。有害怕經歷的人才懂得那是一種精神煎熬。我徹底垮了！
在驚魂動魄及失魂落魄後，最後改用離家住校的方式來救這鬼迷心竅的二姊了：
後來爸爸說："讓安琪去住校吧！換個環境也許能好，不然這個孩子會嚇死！"即使住校也得有人陪著，這次輪到大姊陪我注進貝滿女中高中部宿舍。我的怕鬼症漸漸有好轉，只是我又離不開大姊了，晚上她到哪裡我跟到哪裡。住校的伙食是比較差的。實際卜住校生多數是來自北京靠近郊區或農村的女孩兒，有錢人家的小姐們多半兒住得近，靠自行車走讀上學。我們吃不慣學校的伙食，每週回家要大吃幾頓。星期一再返校的時候，外祖母總是給我們炒很多愛吃的菜帶著。每趟都有大頭菜炒雞蛋肉絲。裡面放大量葷的，為了擺得起不得不炒鹹一些。有一次大姊吃得過鹹咳嗽不止，要請假回家住幾天治病。住校生不是周未是不准隨便回家住的，人姊被舍監批准後我也要求一同回去，理由當然是"我害怕"。舍監問我："你怕什麼？"我宣言不諱"怕鬼"。她又問我："怕不怕死？"我否定。舍監風趣地教我說："那好辦！鬼來了你就跟他打，頂多他把你打死，死了你也變成鬼就不害怕了。"爸爸的辦法非常有效，我疑神疑鬼的毛病終於治好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敢參加追悼會，怕看見死人，也怕棺材。我從小就下決心死後絕不睡棺材，總擔心睡在裡面若是活過來可怎麼辦？
在奶奶、爺爺走後，下一個輪到外祖母了：
爺爺奶奶過世後，我們的祖半隻剩下外祖母。外祖母身高咪斤七左右，而體重七十五公斤，非常非常胖，有一張照片我們幾個孩子圍在外祖母大肚皮的四周，就像圍一棵千年古樹一樣，坐在洋車裡真是將車填得撲撲滿！有時候拉洋個的會抱怨她太富態，說她一個頂兩個，要求給雙倍的錢。最意想不到的是外祖母死於肝硬化，死前因腹水人更"胖"得邪乎。若不是當初在爺爺去世的時候，不知道哪個有預見性的人建議將爺爺和外祖母的壽材掉個包，外祖母真可能到死也無法在棺村裡瞑目了。
外祖母重病期間曾一度單獨住在客廳東頭套間。套間內有一隻大衣櫃，是媽媽結婚時的陪嫁。木材質量非常好，櫃門上有個洞，是在占林老宅的時候土匪搶劫時用槍打的彈孔。大櫃由占林千里迢迢運到北京。櫃子右半邊是穿衣鏡。有一天我在客廳做功課，忽然看見鏡子裡的外祖母緊張而吃力地向我招下。我趕快進套問攙扶她起來，外祖母說她"上不來氣"，還說我"救了她一命"。從那個時候開始直到她去世，對我特別好，相反地反而冷淡三妹。想是因為她心疼三妹年紀尚小，怕她經不起死別的思念和痛苦吧！大約一九四八年年中，外祖母病危。我們很多人在北房守在她的病床旁邊。我忽然觸到外祖母的腳冰冷，立即問三姨是怎麼回事？三姨感到異常不妙，就連喊兩聲"媽"。神志恍惚的外祖母也忽然喊兩聲"媽"，就好像她去世前看到自己的母親。
又是死人！又是棺材！後兩年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竟變成風流雲散、風水失靈的住處。外祖母的壽材停在北房與正房之間的院子裡，除去放進去一些金銀首飾之外，棺村裡還放兩副外祖母生前喜歡並且常使用的麻將牌。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入殮，其他所有有空缺的地方都塞進去很多小包，塞得非常扎實，以便將外祖母擠住不致晃動。想必其中包的是防腐劑或乾燥劑吧？最後蓋匕棺蓋釘入木楔子，同時讓我們大聲喊："姥姥躲釘，向東躲；姥姥躲釘，向西躲！"其實往哪裡躲啊？棺村裡擠得水洩不通，即使是位活著的小伙子也動彈不得，何況是位死去的胖老太太！
外祖母的喪事辦得比爺爺奶奶都風光。出殯的時候用了一百二十八人抬槓。就連棺材罩都是專門訂繡的。外祖母只生三個女兒，照理該由長女生的長子李敖在靈樞前打幡兒。
但是大爺大娘教唆敖弟別管，理由是："你姓李，又不姓張！"
敖弟不知該聽誰的。大姊生氣他說："臭小子！有什麼了不起？"於是大姊為外祖母打幡兒完成出殯大禮。外祖母死於熱天，沒過幾天屍體腐爛腹水從棺材的一角微微往下滲漏，很臭很臭。因為做佛事我們都守在棺材旁邊。敖弟不知道怎麼想起來，用手蘸一點點臭水，再用舌頭舔嘗一下什麼味道！可怕可怕好噁心，難怪大姊要罵他："臭小子！"
外祖母的喪事辦得鋪張還不僅僅反映在出殯的陣式上。
在廟裡做佛字的時候，還紮了很多適用於陰間的紙入、紙馬陪葬。因為外祖母實在愛打牌，居然還別出心裁紮了一個麻將桌，尺寸和真的一樣大小，上面擺著全副紙麻將。每張都活龍活現印上中發白、餅條萬，一點兒都不含糊。桌旁有三把椅子，坐著二位紙太太。第四把椅子無疑是外祖母的寶座。
那天三嬸到廟裡參加弔唁，剛進廟門就碰見五叔，五叔一本正經地對她說："三嫂，快點兒，三缺一"二嬸目瞪口呆，驚疑為什麼在廟裡開起牌局來了？足見五叔多麼沒大沒小沒正經？更稀奇的是外祖母有座陰宅，門牌是地府十號。陰宅的大小雖然不是按真比例，但至少活人能進進出出。陰宅實在太罕見，引人注目，招來不少人看熱鬧。甚至有一個美國人也聞風趕至，估計那個美國人是個記者，背個大相機前來採訪難得一見的場面。他拍了陰宅、紙人、麻將桌以及花花綠綠的車轎之類，並讓我們這些穿孝袍的小輩們站一大排拍照。幾天後，他帶著印好的照片如約來訪問我家，附帶送我一個節拍器。那批珍貴的照片本來在大姊手中，"文革"期間作為四舊銷毀了。
二姊在紙上送死後，結論說：
我用大量篇幅描述三位祖輩過世，是因為那個年代，那種荒唐事，真的絕跡了。事實上，我也只寫下梗概而已。三位老人死後都葬在盛產水蜜桃的東北義園，而且都是鄰居，解放後曾通知我們遷墳，往哪裡遷？誰有錢去遷？死人也同樣不知去向了。
二姊清楚回憶的養生送死，也就是我依稀記得的養生送死，清楚與依稀之間，我和她同此記憶，她的行文，就是我的落筆。我們內務部街的家，自此也就發生了大變化：
隨著外祖母去世，家裡就好像樹倒猢猻散般地逐漸散開了。倒不是因為外祖母的死起那麼大作用，而是受局勢變化的影響。開始爸爸媽媽帶著大姊和敖弟以下的弟妹們搬到西城麻狀元胡同……時間並不太久，形勢又急轉直下，國民黨節節撤遲到了南京，全家決定遷居上海。爸爸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有長江一江之隔，退到上海也就"保險"了。……
那年大姊剛剛考進輔仁大學醫預系，考大學在當年很不容易，大姊又是個既能自立又有主見的人，她不願放棄學業去上海。我正讀高中三年級，爸爸媽媽替我權衡輕重，認為我應當跟著大姊留在北京，等高中畢業後再會上海不遲。但作為我本人根本不想留在北京，更具體說我很依戀媽媽。雖然也知道決定的事我無能力更改，但還是抱著僥倖的心理向媽媽提了我想走的願望。媽媽非常不滿意我，她說："你一定要走也隨便你，到上海高中畢不了業我可不管！"明顯媽媽不同意。我哭紅了眼睛口到學校，碰到教物理的孫念台先生，他注意到一向嘻嘻哈哈的我心事重重，就關心地問明情況。孫先生笑笑說："這有什麼可傷心的，到哪裡不一樣聽炮聲啊？"
我就這樣被留在北京。
留在北京、留在大陸，這一留，就是四十四年！一九四九年四月，自三姊以下，我們來了台灣，二姊寫道：
我們與家斷了聯繫。從一九四九年年底到一九七七年年中沓無消息二十九年。"生離死別"四個字不是形容詞，而是嚴酷的事實！二十九年後見到從美國去大陸尋親的三妹，當時我正因工燒傷，死裡逃生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三十三年後見到去北京訪問的四妹。三十六年後與媽媽在香港重逢。……四十三年後在美國見到六妹和七妹。口十四年後與敖弟、八弟在台灣重聚。那也是在各奔東西南北四十口年之後，媽媽與八個兒女外加兩位女婿的第一次大團圓。
至於北京的內務部街老宅：
我們家在那裡住了約十年。那裡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童年的歡笑、青春的驕做和未來的幻夢。那裡是我真正的家，離開那裡開始我就失去了家，失去了讓我無限留戀和思念的家。你有過突然與家斷絕音訊的經歷嗎？有過一·斷絕就是三四十年的遭遇嗎？只有失去家的人才懂得家的溫馨可愛，突然失去家才嘗到"生離"的真正滋味。
離開內務部街三十四年後，二姊舊地重遊了一次，她留下動人的描述：
一九八一年四妹第一次回北京的時候，我們曾懷著無限滋味在心頭重回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還是那兩扇套著一個小門的大紅門，只是已經嚴重褪色，估計從來沒有再漆過。門牌號已換成新的，可仍然看得到舊門牌甲囚十四號的痕跡。
因為住戶不止一家，一扇小門開著，我們也就徑直撞入。每走一步都那麼親切熟悉，但又那麼生疏遙遠。好像處處都比記憶中陳舊而且縮小了許多。大門洞的西南角地上那塊鐵板還在，下面應當蓋的是水表。我們小時候經常在鐵板上一義"丫子兒。我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寫法，連個聲音相同的字也找不到。我們幾個妹妹都喜歡玩兒，而且玩得很棒。而李敖是小子，只會彈球兒。因為玻璃球兒在那塊鐵皮上彈跳得特別高，我們經常在上面降擦，鐵板總是光溜溜十分乾淨。
而幾十年後重新看到的鐵板上，生滿了鐵銹。我們走到正房門口，自我介紹曾是三四十年前的者住戶，有根有據他講客廳裡那堵木板隔牆是我們住的時候修過的；裡面小間的地板可以掀開，可以下到地下室；對於我們的深知底細，能慧眼看穿密層結構，使主人驚疑之餘，無法抗拒地接待了我們。據介紹當時已住了七戶人家。就連原來的飯廳、浴室都被東砌一塊、西擋一塊地分割成各家的廚房，更顯得地方變窄小了。
院子的利用率也特別高，南家占塊地盤堆點什麼，北家搭個小篷放點什麼，幾乎沒留多少空地。有的人家亂糟糟的連被子都不疊起來。惟有爺爺住的一間顯得格外整潔。那位住戶年紀稍長，也是最老的住戶，據他講那所房子由原來的房東沈三爺賣給緒大太。緒太太是德國人，在緒先生早年德國留學的時候得了博士學位，並帶位洋太大回國。緒太太也是外祖母的麻將牌友，幾乎每次玩兒都輸錢。本來嘛，德國女人認識東西南北風就不容易了，還想贏精明的外祖母？那位老住戶搬進甲四十四號的時候，房東還是緒太太。後來緒先生到了台灣，緒太太賣掉房子，以外國人的身份來台灣找緒先生。那位老先生將爺爺的小院兒整理得舒適乾淨，主人種了很多花卉。四妹馬上聯想到："在那位老先生刨土種花兒的時候，會不會挖到爺爺的灌腸用具？"
天旋地轉多年後，媽媽在陳平景陪同下，也重返北京，一個人回到內務部街老宅。過去是一家十口離開，現在是一人舊地重遊，卻住進近十戶人家，睹物思情，為之淚下。二姊說得對，內務部街老宅"充滿了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不單是二姊，每一個離開它的人，都會如此。我從二姊的回憶裡，無異故國神遊、舊宅重歸，但以我的睿智，我真的不認為我此生會再做二姊四姊乃至媽媽她們做的事。－"重溫舊夢就是破壞舊夢"，這是我的名言，我當然深信不疑。一九九八年正是我離開北京足足五十年之日，我懷疑我會再舊夢重溫。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別半世紀後重返浙江，電約五十年前的青梅竹馬老情人在當年相聚的青青河畔一晤，他先到達，遠遠地看到一龍鍾老婦，滿面風霜。才幹而來，不是別人，來的正是秋水伊人也！這位朋友回來佔訴我，他當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拔腳想逃！我笑說："你真自找苦吃，；舊夢是那麼好重溫的！看來羅曼蒂克，其實胃口倒光，尤其是老情人，只宜來生再見，切忌白頭重逢啊。"－山水舊宅雖然比老情人禁得住折騰，但畢竟不看也罷，有道是"近鄉情怯"，怯心一起，就是提醒你不近為宜。我如今在台灣一住五十年，五十年問，一天也沒離開，原因之一，就是智足以知怯。"故國夢重歸"
比真重歸好得多，故鄉重返、故人再見，夢中的也比玩真的好得多，此中至理，惜多情如二姊四姊乃至媽媽者不知也！
前面夾敘夾議二姊的回憶，大都是寫吾家舊事－一般的舊事，二姊還有專寫我個人的部分，自然更值得敘議，以為光寵。其中最驚心動魄的是我小時候，不但有同女傭人一起偷竊的共犯記錄，並且還有同爸媽二姊大妹一同被抓到日本憲兵隊的被捕記錄。看二姊回憶：
一九口一年爸爸開始任太原禁煙局局長。正式任命前有一天晚上，我已躺在床上準備睡覺，媽媽坐在火爐邊烤火，爸爸在地上踱來踱去地對媽媽提起要去山西的事，還提到北京總局局長是劉六爺。一邊說一邊指指我，暗示媽媽別讓我知道。我不懂為何如此神秘。真正防範的也絕對不是我，只是怕我洩漏出去。我裝睡著了，但事後也確實沒敢說出去，直到爸爸去上任。正因為爸爸的神秘引起我的好奇，這件事我倒記住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禁煙局據說和販賣毒品有勾結，又聽說爸爸實際上是為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我不確切，也談不出所以然來，只能單純回憶我所記得和理解的事實。十分肯定一件事：抗戰勝利後，有一天爸爸媽媽在古書裡尋找一張證明，說是有關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證明。
古書是用大小不等的木盒裝著，十分整齊地排列放在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當中正房的走廊裡，木盒外面有各個朝代的名字。其中的書是用古書的線裝方法裝訂，紙張是雙頁疊起來的，證明就放在某雙頁的夾層裡，要對著光線逐頁尋找，我也參加尋找，因而印象很深。
二姊所指的大小木盒裝著的古書，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當時我也參加尋找過。最後找出來的是大約（一厘米見方的一塊絲布，上面用毛筆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大意是證明李季恆（璣衡）同志的抗日地下上作身份，下面由東北義勇軍領袖馬占山將軍簽發。多年以後在台灣，在爸爸死後，垂老的前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留下這樣的文件給我：
吳主席煥章致中央調統局郭副局長紫峻原函逕啟者：查李季恆同志，字璣衡，於九一八事變後，即與煥章商定潛入哈爾濱策動抗敵工作，組織黑龍江省青年抗敵會，並利用吉大同學數十人，散在各地中學，做抗敵王作。
二十五年春，敵人對東北知識階級大事殘殺，李同志逃來北平，初在中山中學教書，繼去南京，由煥章與吉林省黨委劉守光（劉黨委曾在哈與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忐商定，仍請車同忐在平負責工作。七七事變後，又商得煥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做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繼由東北四省抗敵協會付以委員名義，負責平津區抗敵工作，招致東北青年至後方求學，並掩護敵後工作人員活動，與後方工作人員在平眷屬贍護等。李同志初在偽組織內充任法部科員，後以下津工作被敵人嚴密監視，而後方之經濟上補給又時感不足，李同志遂轉任太原禁煙分局長，局面即較擴大，抗敵工作自易進行，被掩護之同志亦較多（河北省工作人員尹金壽、王敬之、王馨閣等數部工作人員，均在掩護之列）。當時李同志一面完成煥章付與之工作，一面利用職務上之便利，做禁煙禁毒之宣傳工作。後敵人偵知李同志行為可疑，遂假貪污為名，舉行二百餘人之大檢舉，幸李同志事前有所聞，將抗敵工作痕跡完全毀滅，使敵人無由發現。至所誣之貪污，雖經敵人半載之詳密調查，與酷烈刑訊，竟未發現絲毫污濁之處，即當時偽華北組織亦認李同志為潔白。故此冤獄，雖經半載之久，而對偽太原禁煙分局長之職，終未派人。李同志出獄後，認為太原抗敵、工作不能進行，遂托病辭職，輾轉傳遞消息，擬去後方服務，煥章以抗戰日亟，勉使仍在華北相機做抗敵工作，李同志遂閒居北平（二年），但仍繼續推動抗敵工作，直至敵人投降時為止。煥章除將李同志十數年來抗敵工作，逐項詳報中央外，相應將李同志在華北工作概況函達，敬希查照為荷。
此致
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郭
前東北四省抗敵協會常務理事
現任興安省政府主席吳煥章
查李季恆字譏衡（學名鼎彝），本人當年任東北四省抗敵瘦小可憐，我看若是給塊頭很大的運動員抓住，一下子就能捏死。實際上最後兩個超級塊頭根本不摔跤。手上打著幡兒，費九牛二虎之力將兩腳拖到中央，手臂往上舉起就掌聲不斷。真不懂那算什麼表演！
另一次也是看日本的什麼劇，演員臉上塗得粉白，五官都是畫出來的，不成比例，奇醜無比，唱法讓人感到不在人世間，或拖長音調無病呻吟，或拉著女人頭髮怪腔喊叫，看得我毛骨驚然。為了那次倒霉的演出我不知做過多少噩夢。
但真正的噩夢會變成現實，發生在我初一升初二的那個暑假。
噩夢就是爸爸的被捕：
一九四三年暑假過去了，開學前爸爸媽媽原打算送我、敖弟和六妹回北京。我非常興奮又有機會和爸爸一同乘火車，因為爸爸知識豐富，會談古說今，會講成語故事而且講得生動有趣。順便提一句，爸爸教書時有個綽號叫"李大下巴"，指他下巴大，也指他講課有吸引力。隨身帶的小包中有許多是我愛吃的，像山西無核小葡萄、花色餅乾、葡萄乾和糖果等，我準備在臥車裡好好享受一番。但離開太原之前就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爸爸與前來送行的下屬嚴肅地商量點什麼，但畢竟當時我只有十二歲，沒料到會有災難發生。火車離開太原後不久，就有個日本穿軍裝的人帶著幾個憲兵和翻譯與爸爸不斷交談，爸爸臉上沒有絲毫笑容，但卻非常冷靜。
記得爸爸還問："能否先將家眷送回北京？"看樣子是遭到拒絕。爸爸終於對媽媽說："我們要在下一站榆次下車。"外面正下大雨，我當時以為火車要出軌才讓大家下車。沒想到在滂沱的大雨中下車的，除兩個日本憲兵外，只有我們一家人。
我一下子長大似的明白不是好事。我們在泥濘昏暗的街道上艱難地向前走著。走在最前面的日本兵一隻手拿著個紙燈籠，另一隻牽著我的手；媽媽抱著六妹走在當中，另一個日本兵抱著敖弟走在爸爸旁邊，他們走在最後。途中爸爸對媽媽說："我做的事自己清楚，不必擔心……"但日本兵馬上哇哩哇啦喊了幾句，意思明顯是不讓爸爸媽媽交談。因為雨大大，不久燈籠也熄滅了，忽然拉著我的日本兵沒看清掉在水溝裡。媽媽聽到落水聲驚惶地喊："哎呀，安琪！，我回答說：
"不是我！"只不知為什麼眼淚隨著落下來，心中無限委屈。我當時的心境也像外界一樣漆黑一片。最後總算走到榆次日本憲兵隊。爸爸被安排一個人單獨住，媽媽帶我們三個孩子睡另一間，爸爸媽媽之間相互不許交談，實際上根本見不到面。
敖弟和六妹那個時候都小，依在媽媽身邊倒也不哭不鬧。第二天清早我走進院子裡，只不過是孩子，日本兵對我並不防範。幾個鬼子看守兵都不懂中文，爸爸媽媽對日文更是一竅不通，結果用上我這個"大翻譯"了。我學到的日文只是片語隻字，還會唱半支日文歌，逗得幾個鬼子兵讚聲不絕。爸爸看到機會喊我進他的房間，教我背誦六件事，說等有機會的時候轉告徐偉森叔叔。我也懂得事態嚴重不敢偷懶，努力默記在腦子裡。在我數次出入爸爸那間房間的時候，爸爸讓我反覆背誦給他聽直到無誤。記得六件事中有一條是"局長做的事自己有底，不會有問題，更不會牽連別人"。從鬼子兵口中我不知道怎麼聽明白當天下午會離開榆次，爸爸媽媽知道這一消息都稱讚我能幹。果然那天下午我們又被解送回太原。又進了太原的日本憲兵隊，聽說隊長叫長谷川，一個翻譯對媽媽說："太太可以帶小姐、少爺回家，沒有我們通知先不能回北京。局長有些事要留下來！"爸爸對媽媽說："你放心回去吧，我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家。"接著爸爸被帶走。堅強的媽媽眼圈紅紅的但不落淚，帶著我們三個沒成年的孩子走出日本憲兵隊，背後沒有人跟隨我們。媽媽喊來兩部洋車，但在緊要關頭敖弟和六妹都要跟媽媽，而不肯跟我坐一輛洋車。沒辦法只好四個人落在一輛車裡回到禁煙所。徐偉森叔叔以深沉而冷靜的態度，聽我背誦了爸爸的幾點囑托，並且邊聽邊點頭。事後媽媽多次誇獎我"真懂事"。接著就知道與爸爸同時被捕的還有鍾科長、信科長和於松濤秘書。以後的幾天，每天早上醒來都看見媽媽坐在床上發呆，紅腫的眼睛說明她痛苦悲傷無法安枕。不太久，媽媽被允許帶著我們三個孩子回北京。爸爸並沒有被判刑坐牢，而是囚禁在日本憲兵隊。
半年以後。
終於有一天雨過天晴，北京總局局長劉六爺的太太派人送來一封封住的信，上面寫著"李太太親啟"。溫茂林看到信像捧到聖旨一樣。馬上"教育"我們說："親啟的信就是秘信，只能自己看，誰也不能拆。"媽媽當時不在家，等得人好心焦。
劉太太也曾是爸爸的學生，最終媽媽回家謎底揭曉，信上只有幾個字：
據聞老師不日歸京。
寥寥幾個字使全家樂開了鍋、接著是朗盼、期盼、再期盼，總算盼到爸爸回家了。消瘦了很多很多，頭髮是被剃光後新長出來的短搓兒，面色蒼白，看上去格外讓人心酸。能從日本憲兵隊活著出來，等於通過了鬼門關死裡逃生……
二姊提到的"男僕溫茂林"是中國民間耿直、倔憨而又忠誠人物的代表，當然也是某些方面愚昧的代表，這由我六歲時得盲腸炎開刀那一次可概其餘。二姊回憶：
四姑嫁人後，南房的大間大部分時間空著，我們放學後自行車放在裡面。一度溫茂林住過。茂林眼中只有敖弟，不把我們放在限裡，憨直到不講理的程度。三不來兩眼瞪得老大，自以為是地指責別人或亂髮謬論。最可恨的是清早他要睡懶覺，門從裡面鎖著。我們上學怕遲到敲門的時候，從窗戶玻璃看到他有心慢騰騰地起來，將襪子正面甩了又甩，反過來再用力甩，然後像慢鏡頭一樣一點點地往腳上套，愈急得敲幾他就愈拖時間，令人哭笑不得。對小少爺李敖那可是忠心耿耿，當名醫關頌韜診斷敖弟患闌尾炎須動手術治療的時候，溫茂林向爸爸苦諫不能開刀。他說："動刀開膛還了得？"等爸爸信任關大夫的診冶方案，同意手術切除敖弟的闌尾時，茂林蹲在地上哭得死去活來，比任何人都動真情。說也奇怪，聽到開刀的李敖忽然說他肚子不痛了，就連診斷闌尾炎重要手段壓痛症狀也突然消失。專家關頌韜當然不會上小小的李敖的當。手術是在南池子東華醫院進行的，症狀已轉成腹膜炎，傷口不能馬上縫合，而是每天換紗布引出膿水，李敖很堅強，任憑換藥一聲不響，受到醫生不少稱讚。有一天我睡在李敖病床邊的一個小床上陪他，熟唾了一整夜。第二天李敖抱怨說："二姊說來陪我，可一直睡覺。"可見他痛得睡不著。我回家後溫茂林說若是他陪，他要瞪著眼看小少之一。孩子們都去買新鞋，他會挑選式樣八股價錢便宜的鞋，爸爸看了固然高興，但四妹罵他是"偽君子"，敖弟最要好的同學叫詹永傑，兩個孩子有八拜之交，敖弟屈居老二，過年的時候小兄弟倆都穿上緞子長袍黑馬褂，拜年的樣子四平八穩的，就像又回到巴金寫的"家春秋"的年代似的。與我們讀教會中學，習慣洋打扮的姊姊們，在穿戴方面顯得格格不入。
二姊又特寫我和詹永傑，說：
兩人判若兄弟常形影不離。我家曾在市場買來一隻獅子毛小叭狗兒，我們叫它"伯兒"。"伯兒"像馬戲團的小狗一樣會許多表演，後來"伯兒"有個體態龐大的男友，生下一條雜種大長毛狗並送給詹水傑。過舊歷年的時候，詹永傑牽著叫"伯兒"的後代來我家拜年。詹水傑白白胖胖、儀表不俗、舉止大方、彬彬有禮，十分討人喜愛。就連磕頭的樣子都四平八穩，一看就知道是受過正宗訓練。他和李敖是拜把子兄弟，兩個人學習成績也都數一數二。過年一樣穿上長袍馬褂，人人見了都誇讚這一對小哥倆。
詹永煤這名字現已簡化成詹永傑，分別四十年後跟我再度聯絡上，他送我"墨寶文房用品"一盒，內附手書：
李敖學兄把兄如晤
契闊四十五載
常思念
但願有朝一日
重相見
弟永傑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於北京
二姊又回憶到我的娛樂。她說："敖弟小時候也不像女孩喜歡跳繩、拍皮球、玩丫子兒，而他最愛戲裡的刀槍劍戟"，她說我：
從小在姊妹堆中長大，可絲毫沒有娘娘腔。喜歡舞京劇的道具大刀、扎槍之類，尤其喜歡和親戚一個叫大連的孩子相互對打亂砍。李敖口中發出鑼聲"蝶匡匡匡"，大連不斷用鼻子發出"得兒哼哼哼"的梆點聲應戰。有一夭半夜裡，我朦朦朧朧聽到"得兒哼哼哼"戰鬥聲，奇怪地想為什麼半夜二更敖弟和大連武打開場啦？好一會兒才清醒是外祖母在睡覺打呼嚕呢！
二姊又說：
敖弟比我膽子大很多，記得有一天客廳裡飛進一隻馬蜂，我嚇得亂叫，敖弟正赤腳坐在沙發上，他一聲沒響跳下來先用手掌打在窗戶上的馬蜂，當馬蜂被拍落在地上他又用腳丫踩，我好驚訝他膽子那麼大，到底是男孩子！
我家西面是男二中的操場，我們學騎自行車也多半是在那個操場上由敖弟的男傭人溫茂林教的，操場東頭是個土坡，坡上長著雜草，熱天我很喜歡在草堆裡捉螞炸，捉到就放在一個硬紙盒千里，盒子上面紮好多洞給螞蚱透空氣用。
有一天媽媽嫌我整天瘋在草堆裡不好好唸書，罵了我一頓讓我將螞蚱全放掉，我將盒蓋打開一條縫兒，看到裡面密密麻麻都是螞蚱，相互踩來踩去東咬西嚼的樣子，忽然手麻害怕起來不敢捉了，結果是敖弟自告奮勇將盒子拿到院子裡東驅西趕，好不容易將螞蚱撥走，剩下飛不動的便宜了貓。
敖弟不太喜歡大喊大叫，常是悶聲不響地調皮。有一夭他將兩個小青杏兒塞進自己的兩個鼻孔裡拿不出來，跑來找我幫忙，我真費了好大勁幾，在他鼻子上又是推又是捏的，才好不容易將青杏弄出來，另有一天我們捉迷藏，敖弟藏好後無論如何真的找不到他了，最後驚動得大人們慌了手腳，原來他躺在蓋著絲絨檯布的麻將桌下兩把椅子上，任憑大家聲嘶力竭地喊"小敖"，他就是不吭聲，誰也沒想到他藏到那麼刁鑽的地方。還有一次大人們在北海公園茶座喝茶，我們幾個孩子爬上一個小上坡，看到很多非常大的螞蚱，敖弟抓一隻放在自己手臂上看它爬，結果下臂腫起好大一片紅疙瘩。
敖弟和我有一段時間睡在一張大床上，一天不記得為什麼我們兩個人吵了一架，於是規定第幾根欄杆為界，誰也不許睡過界線，十夜睡夢中我發現有人踢我的腳，睜眼一看原來是敖弟，他說我的腳睡過了界。
清朝北京的雍和宮，本來是雍正沒當皇帝以前的住所，當時他是雍親王。他做皇帝後，把這地方賜給活佛章嘉呼土克圖，作為西藏喇嘛的廟，在這廟的溫度孫殿的樓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歡喜佛。二姊回憶：
有一年爸爸媽媽帶著我和敖弟去參觀雍和宮。……雍和宮裡有個六丈二尺高的佛像，這還不算埋在地下的部分，是由一一根整木材雕成的。因為佛像太高，在室內即使退到牆根兒也看不全它的臉，另外每逢過年，寺院裡的憎侶用各種顏色的細粉，耐心灑成寺院的立體結構模型，我已忘記是派什麼用處，只記得上程浩大而且細膩。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是去看歡喜佛。本來歡喜佛是不對外開放的，除非額外付錢，導遊僧帶我們到樓梯口，上樓之內忽然小盧問爸爸："小姐是不是也上去？"爸爸看我一眼口答說，"沒關係。"我當時真好好奇。為什麼要懷疑我不能看？為什麼不懷疑更小的敖弟？正因為好奇，上樓後我反而仔仔細細多看幾眼，令我失望的是，什麼破綻也沒看出來。試想封建保守色彩濃厚的中國，又是寺院中的佛像，即使內容露骨一些又會到什麼程度呢？與很多現代藝術、雕像、畫報、照片內容相比，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說不定也只是化緣的辦法之一而已。
這些歡喜佛和導遊的妖僧絕沒想到在四十年後，我竟寫"歡喜佛"一文研究它們，並且進而對既不智慧也不慈悲的黑暗西藏文物，大加撻伐。
二姊又記得當時年紀小，大家一起演戲的盛況。在內務部街南房那個大間，我們合組了一個"索羅門劇團"。在劇團中，我還單獨演出過，一次是演明末遺恨，演崇幀皇帝被李自成圍城後，大將跑去救他，而我就是那大將。此劇底本大概跟北京景山"明思宗殉國處"那棵樹有關。明思宗是十七世紀的明朝亡國之君崇幀。國家危難時，他雖然有台灣，可是他沒臉去逃了，他終於為亡國之君的最後殉國，做了一次好榜樣。這個件人皇帝雖然誤國失國，但他的從容一死，卻多少引起入門的同情與懷念－比起只會亡國不會殉國的蔣介石來，他真有帝王氣象了！
二姊回憶中，又透露了我的一件軼事：
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有一本紀念冊，裡面有許多同學在分子前畫的圖畫或寫的字留作紀念。不記得為什麼李敖會湊熱鬧用鉛筆在一頁上畫了條船，船上單槍匹馬地一個人撐著篙，船下還有波浪，另外還題了字，內容是：
二姊：
偉大驚人
愚弟小敖六月二日
有人看到李敖的落款感興趣地認為：現在的李敖好像從來不用謙虛的"愚弟"這種字眼兒，更何況落款還用"小敖"。大概因為與家失散的緣故，我珍藏著每件與親人有關的紀念品。那本封皮破爛的小紀念冊是我的珍藏品之一，相信是李敖最早的筆跡吧！
後來二姊把這本紀念冊寄給我，我看了這歪七扭八的四個大字，完全不記得了。"偉大驚人"，想是與二姊共勉的話，也許二姊從不敢以"偉大驚人"自居，那就全是愚弟自道了。二姊說得沒錯，那的確是殘留下來的李敖最早筆跡，那時我大概八九歲。二姊回憶：
兩岸消息封鎖的三十多年中，只偶然能在《參考消息》上透露點台灣的情況，曾有一條消息內容大意是"台灣當局迫害進步師生，李敖等被捕"，根據敖弟的古怪性格，我們也想到會不會指我們的弟弟？但敖弟去台灣的時候畢竟還小，只感到他怪僻的一面，看不到他鋒芒的一面，因而也無法肯定，直到一九七六年年中，三妹首次從美國到大陸尋找兩位姊姊，大姊和我才得知家中每個人的下落，也聽說了敖弟在風浪中爭鬥成長的事跡……
這些事跡，也許正是"偉大驚人"的發軔了。
二姊回憶大有白頭宮女談天寶的情致，但天寶一談，總高不開繁華舊事和苦難前塵。談苦難，最動人的一段是寫媽媽的小妹老姨：
老姨父李子卓解放前曾做過縣長，無論時間多短，反正他做過，肅反運動老姨父被劃為歷史反革命，被剝奪公民權，送往內蒙古勞動改造。老姨則在水電部設計院圖書館當管理員。老姨在哈爾濱讀書並住過多年，俄文有些底子，加上聰明能幹，衛作還是滿不錯的。老姨父前妻主的兒子李景生從小就不愛讀書，剛解放他就參了軍，在空軍某部隊從事軍事攝影。老姨一結婚，我們就認識景生二哥，他那個時候還是個毛頭小子，十分調皮。忘了哪一年二哥弄來一批子彈，有手槍彈和步槍彈，還送過我幾顆。二哥還說："上面有紅點兒的是炸子兒，打進身體會自動爆炸。"有一天，二哥和他的堂哥李景森一起玩兒危險遊戲。一個用鉗子鑷住子彈殼，另一個用釘子頂住彈頭平的一端，拿鉚頭往釘子上砸。結果真將彈頭砸出來響了。老姨嚇得要命，兄弟倆卻說："好響啊！"我想說的是二哥有槍彈由來已久。另外，老姨花費不少精神照看和教育二哥，為二哥的婚事也絞盡了腦汁。者姨寫給我的一封信中風趣他說，她花了多大力氣幫二哥找對象，親相來相去，設法安排約會，結果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折騰了半天，才好不容易"吹"了。總之，老姨這位繼母與前房兒子相處還挺融洽。有時候甚至說景生對她比親兒子庚辰對她還好些。
庚辰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
他個子像老姨一樣很高，外表神氣五官端正，在工作單位很吃香。有一回在一機部選十名小姐、一名男士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舞會，主要參加的是中央首腦人物，像周恩來也出席舞會，庚辰居然能以惟一的一名男士入選，說明他在單位相當紅。
老姨父改造期滿之後已經年邁，特別經過批准允許他回北京。但老姨父沒有選舉權，沒有醫療保險，也沒有退休工資，其實他根本就不是退休，只是刑滿釋放而已。老姨因為身體很差，不能繼續工作，但是開始水電部只同意她退職，退職拿一筆固定的退職金，然後包干一切，不能享受公費醫療。
看病自己付錢，對年老多病的人當然是嚴重的問題，老姨一度心情很壞，沒多久以後，老姨因患婦科疾病需手術治療。醫生得知她沒有醫療保障，又確實體弱多病，好心的醫生願意給她證明，讓她由退職改退休。這樣一來，老夫婦的晚年總算有一個退休金能維持基本生活。
不料，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文革"初期，就在紅衛兵上街掃四舊的第一天，老姨父有歷史上的瘡疤是首當其衝的對象，組織紅衛兵搜查老姨家的是庚辰的單位，那天正好下巧老姨的堂姊四姨由東北到北京探親，姊妹三人事先約好到三姨家相聚話家常。敏感的老姨覺著街上風聲不對，盡快結束閒談往家趕。可惜己為時過晚，紅衛兵沖人老姨家翻箱倒櫃，找到槍彈，"四舊和黃色照片"。有槍彈就有槍，交出槍枝來！翻到在哈爾濱買的模特兒照片，照片上的人物衣服穿得少了點兒，手臂大腿露得多了點兒，那就屬於腐朽沒落階級四舊的鐵證！老姨的結婚照片，就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黃色照片！要求交出剝削得來的金銀財寶！老姨父是歷史反革命，又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罪狀當然就更大了。於是兩個人都挨了打。紅衛兵並聲稱第二天還要去繼續掃四；日，要他們"老老實實交出罪證"。
老姨長期患神經衰弱，經常靠安眠藥入睡。在絕望中輕生服了大量安眠藥。老姨父也因禍從天而降，無路可尋，用頭撞在牆上準備一死了事。老姨住的是一個單位職工宿舍，鄰居很多，聽到鬧聲，鄰居進來干涉。二哥在部隊，規定部隊不介入文化革命。鄰居找到庚辰的工作單位，庚辰是黑五類子女，在單位也正沒好日子過。但他的單位還是允許他回家處理父母的問題。庚辰借了輛板車拖著他的父母去醫院。
當時的醫院也不再提"救死扶傷"、"人道主義"之類的口號，而是規定："凡是自殺的人，一律不搶救治療！"庚辰又求救於單位，由單位出面請醫院只看看兩個老人會死還是會活？
最後一位醫生對庚辰說："你爸爸死不了，你媽媽我們不知道！"半死不活的兩個老人沒人肯收，庚辰又拖著板車載著父母回家。然而大門緊閉，鄰居宣佈說老姨夫婦在家裡尋死覓活的，因而不許他們進院子回家！當時天上正下著雨，為了避雨，庚辰拖板車進一條小胡同，胡同的石子路將老姨父搖晃醒了，間明處境之後，老姨父問兒子："你媽死了沒有？"庚辰回答沒有。老姨父說："不能讓她活，她受不了！"怎麼辦呢，老姨父提出惟有的手段說要將老姨掐死。開始庚辰準備動手，但為了保護兒子不做"殺人犯"，老姨父說他自己動手。
他已是個老人，頭又撞傷剛從昏厥中醒來，腹內又空空，哪裡來的力氣掐人致死，他卡住老姨喉嚨的手軟弱無力，心也一定在流血。老姨的肚子作響，人在迷茫中還發出模模糊糊的掙扎聲，最後總算變成一股冤魂死去。
人死了當然送火葬場，但火葬場對突如其來的屍體來不及處理，不肯馬上收。又是庚辰的單位出面，總算說服了火葬場，沒有讓老姨橫死郊外。但規定凡屬"自殺"的人，一律不准許收骨灰。老姨就這樣不留痕跡地離開了人世。
老姨死後，又輪到老姨父：
還剩下老姨父有家不許回，怎麼辦？庚辰的單位通情達理，允許老姨父睡在門洞裡，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沒過多久為老姨父找條"出路"，以"逃亡地主"的身份遣送回東北雙城具，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雙城縣的農民並不知道老姨父這個"階級敵人"，也弄不清他有什麼血債，反正放在地主堆裡監督勞動就是了。老姨父年老，從來沒幹過地裡活兒，無法在農村靠勞動養活自己，更不用說還要常常挨批鬥。天氣漸冷他無法防饑防寒，於是求救於景生二哥。二哥得到隊部的允許，止準備寄衣物和錢給老姨父，想讓他起碼能維持生命，但太遲了，東西還沒寄就收到電報說老姨父上吊身亡。
事後景生和庚辰相互責怪，一個說是槍彈惹的禍，另一個說是在單位太招搖才惹紅衛兵掃四舊。其實慘死的人不勝枚舉，相互責怪有什麼用？更何況最該責備的並非這兩兄弟！
水電部設計院始終態度明朗，說老姨本人沒有任何問題，是該單位的退休職員，並為她平了反。反正人已死了，平反總比不平反好。至於老姨父是不是屬於"罪有應得，死有餘爭"，我就不清楚了。
清朝顧貞觀寫《金縷曲》詞給流放東北的吳兆騫，中有名句是："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意思是說，天涯海角之內，骨肉之親，能夠活著的、健在的、在一起的，又有幾家呢、人世亂離不可避免，連毛主席都太太、妹妹、弟弟被槍斃，長子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時被美軍炸死；次子毛岸青也瘋了。革命者的革命下場，第一家庭都淒慘如此，"依然骨肉"，都不能夠。依此類推，幾十年來的中國家庭，能免於毫髮無傷者又幾希？反革命者如老姨父，自然更在劫難逃，悲慘的是，他淪落到要掐死親人以救親人，如此反革命下場，亦屬奇聞。比起他們的遭遇來，我們其他家人的苦難，像六叔一輩子做"三關人物"（被日本人關、又被國民黨關、又被共產黨關），我半輩子做"二進宮"人物（兩次坐牢）等等，簡直都算不得什麼了。
在人世亂離中，有的死於敵人之手，有的死於親人之手，有的死於同志之手。二姊不但寫出自家的苦難，也寫出他家的苦難。她寫她的老師陳璉，就是死於同志之手的例子：
我們讀高中的時候有過兩次學潮。爸爸常對我們說："當學生的責任就是好好唸書，什麼黨呀團的都是窮學生於的！"
不談爸爸的觀點是否正確，我們總是會受到影響，從來不參加遊行。"反飢餓，反內戰"的遊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學校就聽說教語文的田先生和教歷史的陳璉先生被捕了，學生組織罷課，我立即參加，因為我喜歡陳璉先生，抓那麼好的老師太不公平……
解放後一次全校聯歡會在風雨操場舉行，這種不在大禮堂舉行的全校聚會，表面看似乎不那麼正式。但陳璉先生突然穿著解放軍的灰色棉軍裝出現在台上，引起全場沸騰般地歡迎！陳先生的樣子依舊羞答答，與軍裝那麼不協調。顯然那套軍裝對嬌小的她是太大了點，她舉手敬軍禮又那麼不習慣不自然，但是台下長久持續的歡呼聲和掌聲，說明她多受同學的歡迎和敬愛！陳先生用平靜的微笑等待台下能聽她講述自己被捕後的經歷。
與陳璉先生一同被捕的還有她的丈夫。因為她是陳佈雷的女兒，專門打電話到南京請示陳佈雷："他的女兒有叛逆行為怎麼辦？"陳佈雷回答："依法查辦！"就因為這句話不是求情，才更不敢動她，將她押送到南京開始在家被軟禁。她只有從國民黨的報紙上，推測局勢的實際變化情況，也意識到國民黨在南京撐不下去了。陳璉說自己始終沒屈服過，並對陳佈雷宣佈："你走你國民黨的路，我走我共產黨的路！"最後國民黨往台灣撤退的時候陳佈雷自殺，陳璉重獲自由參加了解放軍。
陳璉的丈夫解放後曾在報社工作，反右的時候被劃為右派。陳璉在華東局工作很多年，"文革"期間跳樓自殺身亡。
可歎陳璉先生本以為自己與父親走的是"幽明異路"，想不到最終竟然是父女"殊途同歸"！
不管怎麼反諷，還有陳佈雷、陳璉永不明白的外一章：陳佈雷的孫子、陳璉的侄子陳師孟，幾十年後，卻在台灣小島上數典忘祖夜郎自大的做了台獨黨的台北市副市長！這個投機分子早被我寫文章痛斥過、他的祖父與姑姑的故事也早被我寫文章評論過，二姊絕沒想到我們李家與他們陳家竟有這麼多的前緣與後話。這就是二姊回憶的可貴處，她行雲流水的寫別的，但總被我峰迴路轉的變成李敖回憶的相關章節。其實，成功的回憶錄絕不光寫自己，還要能襯出自己所處的舊家與時代，二姊幫我襯出了這些，並且填補了我早年的失憶。
如今我敢寫這本書，早年部分，正因有二姊為我打底，我才得以順利完槁。－二姊萬歲！
我從北京轉天津到上海時，已是一九四八年歲暮。我在上海念初一上，學校當時叫緝規中學，今已改名市東中學，老友陳平景、陳兆基都代我舊地重遊過、拍照過。緝規是聶緝規，他是曾國藩女兒曾紀芬的丈夫，曾國藩兒子曾紀澤在日記中罵他"紈挎習氣太重，除應酬外，乃無一長"，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十回也如此罵他，不過左宗棠卻提拔他，最後自江蘇巡撫做到浙江巡撫。我對緝規中學感情最淡。一來前後只三個月；二來上海是個市儈氣極重的地方，給我印象不佳。但有一個例外，就是書店。
我從小愛書，在北京念小學時候，最吸引我的有兩個畫面，一個是史家胡同一家商店的櫥窗，窗內有蒸氣火車模型，這是真正用蒸氣開動的玩具，我愛死它了。另一個是學校音樂教室後面的一個書櫥，櫥內是一排排整齊的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王雲五主編的《小學生文庫》。在日本鬼子統治北平時期，這些書是比照禁書鎖起來的，抗戰勝利後，不但櫥門打開了，我還做了圖書館長。從此"利用職權"，對這套"小學生文庫"，更為熟悉。這套書有五百本，約一千萬字，插圖達七千多張，作者達一百二十人，是我欣賞的第一套叢書。
由於對這套書的好感，從而對出版它的商務印書館也心嚮往之。北京琉璃廠本有商務印書館的分館，可是上海的總館，才是更吸引人的。由於老姨父做過上海附近嘉興縣的縣長，對上海熟悉，每在我問到上海的總館的時候，他就詳為解答，並且打趣說："看你這樣問東問西，我看你有一天得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才過癮呢。"說這話後半個世紀，我沒做成它的總經理，但它的總經理郝明義卻到我家來拜碼頭了。不過，台灣的商務印書館由於名稱上面被國民黨偽政府硬加上"台灣"兩字，倒有點像偽組織，比起真正的商務，可就遜色多了。走進上海商務印書館，是我生平最欣喜的經驗之一。另一欣喜的經驗是我十七歲在台中一中時，當年商務的正牌總經理王雲五寫了一幅字送我，字寫得又破又熟練，但他不是別人，就是《小學生文庫》的主編者啊！我三十一歲被國民黨迫害時，印《李敖告別文壇十書》，王雲五也親筆預約了一套，後來聽人說王雲五極力稱道李敖才幹，可是"不敢用他"，足見李敖之悍，真是人所共寒呢！除了《小學生文庫》以外，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平，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三九0號的總店。北平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號書店像河南中路二一一號的商務印書館，或是河南中路福州路口的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開明書店卻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號的書店都顯得屍居餘氣了。開明書店不單在北平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台北，在台灣光復後，它把觸鬚延伸過台灣海峽，使在台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台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台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連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台灣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也未能倖免，改名叫"台灣開明書店"。
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的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台，變得只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岳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只要人在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拋頭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上面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台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的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個左派的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右派的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台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號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的在中山北路一段七十七號開起店來，店面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倍感淒涼。因為去中山北路大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惟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徵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
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一九九二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七十七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七十七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慾，沒有絲毫精神食糧。
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裡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面，也開不成了麼？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檯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他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面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面，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面的是一同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他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口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只剩下台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店，自己搬到三樓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
在上海，除了對書店的深刻記憶外，跟王家楨吃飯那次，也使我記憶猶新。王家幀是我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張學良主持外交的。張學良垮後，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戰期中，他做國民參政員、做外交部顧問，已是閒職。抗戰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治委員兼東北生產管理局局長。抗戰時他在重慶，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北平，坐著新式福特汽車，國民黨大員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後方秘密討了個姨太太，而這姨太大卻是共產黨。他的最後投共，聽說跟這位姨太大有關。當時共產黨革命，多少女孩子，為了獻身國家與理想，甘心犧牲自己，而實際獻身給國民黨高幹以臥底者，比比皆是。這位王府姨太太下場還算好的，工曉波的母親，就是下場淒慘的一例：她嫁給憲兵高幹，最後被查出，伏屍法場。當年我被國民黨特務軟禁時，特務們看到王曉波來看我，就閒聊起他們見過王曉波的母親，說那位女士年輕漂亮，可惜犧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對書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陳，所見所聞，一片大難將至味道。早在抗戰勝利之後，我家的情況，在二姊筆下是這樣的：
勝利後家裡陸續來過爸爸一些老朋友，他們是曾去重慶內地"抗戰"榮歸的接收大員們。我記得的有興安省主席吳煥章、撫順煤礦張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孫棣坡及老姨父的妹人、後來仟中共政協委員的王家幀等等。爸爸參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經歷，就是由吳煥章出具證明的。很明顯爸爸思想上難以平衡。過去有些人學歷、資歷、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內地抗戰"做雄厚的本錢，榮回故里，個個都是耀武揚威的功臣。爸爸苦笑著。受一家十多口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選擇？曾有一度爸爸準備隨吳煥章去興安省任個職員。
興安省是閏民黨當時新劃分的東北九省之一。可那個時候是共產黨的勢力範圍，吳主席空有頭銜無法上任。張莘夫在去撫順上任後遭慘害，國共兩黨相互推卸責任。最後爸爸靠舅老爺孫律坡介紹，到東北營城子煤礦當總務處處長，總算勉強撐住過重的家庭負擔。因為只是個僱員，倒也過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營城煤礦的時候，認識了台灣人翁鎮，並且對他有所幫助。翁鎮感念爸爸，曾告訴他時局不好，可考慮去台灣，後來翁鎮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號六桂行"（後改為"台北市漢中街一三九號六桂行"）的地址，這是爸爸最早想來台灣的張本。可是一想到二二八時台灣人大殺外省人，就心有餘悸。所以從北平出來，沒有直來台灣，反倒先落腳上海。這一錯誤，大傷家中積蓄的元氣，最後匆促決定來台後，積蓄所剩無幾了。
我們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離開上海的，搭的是中興輪。中興輪本來還算豪華，可是現在已淪為難民船，有立腳處，就是難民。我們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上飄洋過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們全家八口逃到台灣後，爸爸死了，枯骨一壇；媽媽九十高壽，與我同在。當年的孩子們；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灣。
"與台灣共存亡"？沒有那麼嚴重；"歸骨於崑崙之西"？實在有夠麻煩。我曾以粗話自嘲："我來台灣時，雞巴還沒長毛；如今雞巴毛都快白了，人還活在台灣。"其實，何止活在台灣，我終將化為白毛老怪，死在台灣。陳寅恪"先為帝國之民，死為共產之鬼"，我則生為白山黑水之民，死為草山（陽明山）
濁水（濁水溪）之鬼，大陸雖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灣人（我六歲兒子、四歲女兒）的爸爸，難民不復返矣！